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 8.9分
读书笔记 “争”之争
璩白秋弋瞳
然而王夫之所开的药方也未必恰对症候。“正人”不与争锋,使小人“自敝”,代价若何?王氏的“非对抗”(不相激,不启衅,守义俟命)的原则,其实践意义是大可怀疑的。可以确信的是,到启祯朝,“交争”之势已无可改变,虽然争亦亡不争亦亡,其间得失仍有事后不可轻论的。且“不争”之说仍嫌笼统。“争”也有种种。陈垣论明清之交法门纷争,说“纷争在法门为不幸,而在考史者视之,则可见法门之盛。嘉隆以前,法门阒寂,求纷争而不得”(《明季滇黔佛教考》卷2第48页,中华书局,1962)。至于王氏本人的史论,其锋锐犀利,也正是明人作风,在王氏,不消说出诸“不容已”——不也可据此理解明代士人之争?
引自 第一章 易代之际士人经验反省

此论谬也。这是把“思想之争”和“人心之争”混作一谈。王氏所言“守义俟命”自然是从儒家原则出发的建议,在纷乱时事中显得有些迂腐。然而合理的反驳不是矮子里面拔高子、企图从世人乱象中截取一点积极的“法门之盛”的说法。陈垣说“法门之盛”,是针对于明前中期中央集权逐渐强化的政治态势而言,其潜台词是晚明的政治对舆论体系的失控。这一失控是有明一代构建的专制集权政治体系崩溃的结果,而这一体系崩溃在基层社会的动因之一正在于王夫之所言的“士民相激”。因此,不管是陈垣,还是上文所提到的黄宗羲、钱谦益、吴伟业、万斯同,以及之后仅从君臣关系分析明代“戾气”的无数学者,都不过是在这个因果链条中看到了浮在最上面的表象,都是“政论”而非“史论”,因此不足以与王夫之相抗。作者发现了王夫之立论之殊,却没有认清殊在何处,因此遗憾地说出了“‘不争’之说仍嫌笼统。‘争’也有种种”的说法。不是王夫之没理清楚,是作者没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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