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时代的她们 7.3分
读书笔记 第1页
雪山上的彩虹

可以想象,我对新生活的全部勇气,恰恰来自那些对我灵魂的伤害。 by罗莎·卢森堡 黑暗隐喻着自由更完美的形态。 by泰蕾莎·奥尔顿, 内心的力量,终将使我们战胜黑暗,成为更好的自己。by杰奎琳·罗斯 生命从来都是它本来的样子,而不会依照某个人的意愿而改变。 ——赫苏·尤尼斯,2003年于伦敦被自己的父亲谋杀 她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演绎了自己的生命。 ——艾娃·阿诺德(著名摄影师)对玛丽莲·梦露的评价 她们的受难故事,也同样是她们反抗命运迫害的光荣历程。于我而言,她们并不是牺牲者,而是伟大的幸存者。尽管并未能等来属于自己的时代,但她们却教会了我们该如何在一个冰冷残酷的世界上,诠释生命的意义。 我试图沿着那些曾教会我独立思考,以及那些可以为我们勾勒出女权主义全新轮廓的杰出女性的生命轨迹,探讨女权主义的真实含义。一个人或许会支持女性为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所做的辩护,但当我们由问题的表面进一步去挖掘人性与历史的负面时,我们所可能触碰到的却往往是主流观念所不愿意面对的内容。我们需要利用女性自身的能力来讲述她们自己的故事,并以这样的方式吸引更多人介入更深入的讨论之中,从而还原这些故事的本质。 她们的故事提醒我们,作为早在启蒙运动中便被提及的“人类只要不懈地坚持理性,便足可以驱散愚昧”的美好愿景。 在本书中,我试图沿着那些曾教会我独立思考,以及那些可以为我们勾勒出女权主义全新轮廓的杰出女性的生命轨迹,探讨女权主义的真实含义。一个人或许会支持女性为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所做的辩护,但当我们由问题的表面进一步去挖掘人性与历史的负面时,我们所可能触碰到的却往往是主流观念所不愿意面对的内容。我们需要利用女性自身的能力来讲述她们自己的故事,并以这样的方式吸引更多人介入更深入的讨论之中,从而还原这些故事的本质。我们需要一种“无所畏惧’ ”的女权主义,即将那些最卑鄙、最令人不快的内容也包含到我们的讨论中来,而非一味地抗拒它们。

————— 对于女权主义者来说, 她们应当将自己在黑暗中遭遇和学会的一-切告诉这个世界,而非一-味地将自己的要求诉诸政治。事实上,当性别问题被放置在政治的语境下进行讨论时,它所起到的作用,仅仅是使本就混乱的“政治圆桌”变得更加混乱。所有问题都应当在它自己的语境下被讨论,因此,比起如何通过政治参与改变性别问题的现状,我更关心的问题是:当性别平等者通过政治参与及其他手段使自己的主张逐渐深入人心时,这种意识究竟会对现实社会中的个人话语与观念产生怎样有意或无意的限制?

————— 但当我试图寻找有关这个问题的线索时,我发现自己逐渐深入的是一个更加黑暗的境地:在我们的时代,女性所遭受的苦难,通常是隐性的、不可见的。基于此,我尝试遵循另外一条路径一通过 把握那些不为人们所熟知的女性的经历,来探讨现代女权主义运动的状况。我将第二部分视作一-个尽管悲观但至关重要的提醒,因为这一部分提供的案例告诉我们,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至今仍然未能摆脱“家族权威”统治的阴影。那些仍然屡屡发生的“ 荣誉杀人”事件,就好像是一道道刺眼的标记, 嘲笑着女权主义者们自鸣得意的,以及天生乐观者对女性“成果”,自由程度的错误估计。没有什么比那些可以在网络上迅速流传的“艳照”更有说服力了一而这类事件的受害者往往只能是女性。尽管我们坚信在现代社会中,女性至少可以维持“ 基本水准”之上的自由,但当矛盾真正产生时,这类事件却通常会包含某种“失控”的因子。当然,我们也绝不可以忽视,与这些“隐性伤害”相对的,那些对女性人格肆无忌惮的凌驾,仍然留存在我们的“文明”之中。 人们通常会将“荣誉杀人”事件归因于某种文化差异的结果,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置身事外。但在我看来,事实绝非如此。女性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而在这个问题上,西方文明并没有表现出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种优越性。女权运动的目的是为女性谋求平等和自由——尤其是在性关系中,但我们也要警惕这种倾向会演化成另外-种错误的极端。性关系中的纠纷,通常会被当作丑闻而被掩盖。可是当我们试图以解决为目的对这些问题进行关注和讨论时,我们又会遭遇另外的尴尬:大多数旁观者只会将这类事件当作某种低俗的消遣品。 “荣誉杀人”事件往往是现代社会中“激怒权威”最典型的例子。尽管文明产生的结果会对原本不受限制的“权威暴力”加以缓和,但一种来自欺骗的观点却会为滥用暴力提供有力的支撑——只是因为女性的愚昧和放荡,才使得这个世界如此不堪,于是任何“规训与劝诫”才变得必要且合理。

—————@ 这本书里出现的女性有一个共同点:她们都曾因自己“大胆”的行为而受到警告。她们的故事提醒我们,作为早在启蒙运动中便被提及的“人类只要不懈地坚持理性,便足可以驱散愚昧”的美好愿景,在今天依旧任重道远。可即便如此,我也不希望女权主义者出于自卫的考虑,同样选择极端的、非理性的方式来处理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比起在黑暗中摸索蜡烛想尽办法点燃它,以光明驱散黑暗,不惜为此撞得头破血流,真正学会如何面对黑暗或许是人们在身处黑暗之中时更好的办法。如果说我将要讲述的这些故事里有一些值得人们借鉴的经验,那便是我们需要想清楚,我们努力想要寻找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所在。

——— 1:本书将以三位深陷极端不公平境遇之中,却仍竭力创造自己生命价值的杰出女性的故事作为开始。尽管她们生前遭到了轻视与侮辱,各自的经历又迥乎不同, 但当我们回溯她们的经历时,相似的沉重感会让我们透不过气来——一 如生活曾加诸她们的苦难。而同时,她们的受难故事,也同样是她们反抗命运迫害的光荣历程。于我而言,她们并不是牺牲者,而是伟大的幸存者。尽管并未能等来属于自己的时代,但她们却教会了我们该如何在一个冰冷残酷的世界上,诠释生命的意义。她们同属于20世纪 那是一个繁荣与杀戮都在以空前的方式施展着自己力量的年代。在这本书里,死亡的阴影笼罩在那些充满活力与抗争精神的女性身上,并且至今仍未消散。 我将她们视作将言语与想象蚀刻在生命之外的艺术家。 我将她们视作将言语与想象蚀刻在生命之外的艺术家。她们中的一位一德国犹太 裔女画家夏洛特.萨洛蒙,在自己创造的王国里广为人知,但对于公众而言却十分陌生。1940年至1942年间,她以超乎想象的高效完成:了千余幅水粉画作。这些作品以空前的手法,将音乐与绘画完美结合。但更重要的,是萨洛蒙将自己生命的全部力量,完全倾泻在这些作品里。而我在最开始记述的人物罗莎.卢森堡,同样也是位艺术家。她擅长绘画与创作诗歌,而她的政治演说和相关文本却更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由于她的工作,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20世纪头十年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至于玛丽莲.梦露,这位饱受争议的女性,在我看来同样应当以一位完美演员的身份得到人们的瞩目和尊重。一颗如此璀璨的明星——她不仅仅承载了好莱坞的梦想,同时也代表了战后美国人对美好的诉求,但最终却以悲剧的方式香消玉殒。

——— 2:这三位杰出的女性同时也是这世界丑陋真相的揭发者。她们的遭遇提醒我们,在这世界上,横行的强权、腐败与享有特权的卑鄙阶层从未消失。但为何她们的经历是如此的悲惨?答案或许仅仅是,她们是女人。她们有理由成为女权主义的开拓者,并不是因为她们将自己看作女权主义者,而是由于我坚信,她们的经历与经验,对于今天的女权主义运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她们都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可这些痛苦却使她们更加坚定了自己生命的方向。她们将痛苦掩埋于内心深处,并努力寻找黑暗的藏身之所,为的是弄清究竟是什么在阻碍她们前进,同时为反击做好准备。她们吸引我的原因,是她们并没有犯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误:去坚信自觉的受难意识终能换来报偿,从而对苦难“听之任之”。即便是在暴力之下,她们也尽可能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于历史而言,她们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受害者,尽管她们的被害已成定局。

她们的遭遇提醒我们,在这世界上,横行的强权、腐败与享有特权的卑鄙阶层从未消失。但为何她们的经历是如此的悲惨?答案或许仅仅是,她们是女人。 2:她们都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可这些痛苦却使她们更加坚定了自己生命的方向。她们将痛苦掩埋于内心深处,并努力寻找黑暗的藏身之所,为的是弄清究竟是什么在阻碍她们前进,同时为反击做好准备。她们吸引我的原因,是她们并没有犯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误:去坚信自觉的受难意识终能换来报偿,从而对苦难“听之任之”。即便是在暴力之下,她们也尽可能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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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以卢森堡女士的故事作为开始。这个犹太女人出生在波兰, 正是在她的努力下,来自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们成为20世纪初最坚定的革命力量。她的身份多到令人惊讶:马克思主义实践者和传播者、教师、演说者;革命路线的设计者与雄辩家;抒情诗人和语言艺术家;翻译家和语言学家;画家和植物学家。而根据我最近的发现,她还是位狂热的“自行车骑士”(她的同伴通常是伊迪丝.卡维尔,一位护士兼社会学家。她们曾一道参加1902年在法国迪耶普举行的一次为期六天的骑行活动)。在1905年和稍后的1917年“十月革命 ”期间,由于自己所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做出的决议不断背离社会主义革命的初衷,她毅然毅然决然地成为自己同僚们最坚定的批评者。于是以反对德皇以及反战等理由,她被人迫害,开始频繁遭受牢狱之灾,并最终于1919年,在自己所支持的斯巴达克派起义失败后,死于政府追随者的一次谋杀。这些革命的镇压者所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于历史来说,这无疑是个关键时刻:那些因为他人错误决定而折戟沙场、蒙受屈辱的士兵只能在此向使他们成为被害者的罪魁祸首——出于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目的的罪恶战争投向匆匆一瞥,却无从讲出它的真实身份。而除了剥夺这些士兵的生命,这罪恶同样扼住了全世界工人的喉咙。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接受野蛮剥削”是卢森堡的名言,而在她死后,野蛮剥削者们进行了理所当然的庆祝。至于所谓的“自卫民团 ” 的所作所为,则导致了更深远的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说,卢森堡之死,为希特勒的上台铺平了道路。 至于所谓的“自卫民团”的所作所为,则导致了更深远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卢森堡之死,为希特勒的上台铺平了道路。(自语:此话怎讲?此言论第一次读到。) 4:“我并不是一个希望以鲁莽的手段,通过制造某种具有轰动性效果来达到目的的狂热分子,相反,我自己正在以冷静的状态,自信美好未来即将实现……我确信自己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成为我们同志之中最出色的演说者。” 5:卢森堡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一些我在生命中体验到的东西,将会以我自己的方式被阐释和表现......正因如此,我的灵魂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臻于成熟。凭借着观念的力量和强烈的自信,它将会冲破一切陈旧规则惯例的束缚。我想要像一声惊雷一样,以我的观点、信念和表达的力量,唤醒人们麻木的心灵。” 这番话或许可以用狂热、过激、缺乏情感来形容,但对于卢森堡而言,成为一名政治参与者的使命,必然是要使世界迎来新生,这显然需要无比的决绝。而接下来,她又在信里补充道:“可是该以怎样的方式、向怎样的人、在怎样的场合完成对他们的引导,我却仍不确定。”卢森堡的迟疑,来自那些看似与她同仇敌忾的同僚。她所呼吁的是一种新型的政治语言,那是一种我们至今仍在沿用却也时常被误解的观点:一 种政治理念,并不应以翦除异己方式实现全面的控制。她的这一观点对汉娜.阿伦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事实上,本书的名字《黑暗时代的她们》(Womenin Dark Times)正是源自后者的代表作《黑暗时代的人们》(Menin Dark Times)。阿伦特同样也曾详细地阐释极权的可怖之处,同时指出终极的自由作为一种资格之于人们的意义。而在那本书里,她写道:“没有逻辑,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将会使强权的运转呈现尽可能多的可能。这是因为对于所谓的逻辑之链而言、它的开端往往只是以假设作为前提和形式。”这同样解释了为何极权主义总会无比憎恨“新人”,恐惧之所以被需要,是因为极权者“唯恐人们在世界上建立起超出他们控制的联系,从而提高他们自己在世界上的声音”。 7:人性中,尤其是权力拥有者身上的卑鄙与下流,其实从未消失。 8:人们大都会将卢森堡之死归因于1918年斯巴达克派起义的失败一一卢森堡正是这一党派的成员。但我们同样不应忘记,她所遭受的牢狱之灾,多数是由于她的反战主张:第一次在1915年,由于煽动公众反对政府决议,她被囚禁一年。 而在刑满之后,无休止的非法拘留、“预防性监禁”成为政府阻止她活动的手段,并一直持续到 “一战,” 结束。事实上,对于斯巴达克派的起义,卢森堡持有的是谨慎支持的态度。她不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是面对一个屡战屡败、背负屈辱的德国,倘若没有一股新鲜的、充满正义的力量注入其中,那些复辟的、盲目的爱国主义必然会乘虚而入,导致整个国家陷入更加疯狂的境地 譬如对一个名叫希特勒的人的坚定支持。“这是个愚蠢的骗局,”她在自己服刑期间撰写的反战小册子《尤尼乌斯》中这样写道, “去相信我们可以像兔子那样,在暴风雨来临前躲起来,等到一切结束后还可以再继续以自己往常的步子走在老路_上。,”她预言,德国人不会从失败中学到任何有益的东西,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到了1930年,戈培尔有关“是犹太人让我们蒙受了‘一战’失利的屈辱’”的宣讲,还是得到了当时民众的广泛支持,与卢森堡生活的时代相比,他们的信念并没有太多改变。 9:夏洛特.萨洛蒙的意义,可以被她的后继者们公正地评价。这位犹太女画家对复调式绘画的预见和诠释,使她几乎凭一己之力将绘画艺术的发展引领到了一个全新的层面。她不朽的作品《人生?如戏?》(Life?or Theatre?)不仅是绘画史上的重要作品,同时也是对德裔犹太人在“二战”期间遭遇的苦难的一份忠实记录。她用一幅又一幅的水粉画,描绘了自己在这黑暗岁月里的境遇。而这部创作于她生命最后几年里的作品,直到她死后多年才得以结集问世。她是在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被杀害的,但或许,将她的作品全然归入大屠杀纪念中展出或许是个严重的错误。事实上,夏洛特卓越创造力的意义,要远胜于她作为一名“大屠杀死难者”的价值。《人生?如戏?》的配色是极艳丽的,这使得画面通常看起来很刺眼。而这种不同寻常的风格,似乎暗示了她所处的境遇——一面是压抑与禁锢,而于自己,夏洛特·萨洛蒙的才华却不容许半点儿压抑。这组矛盾的结果,最终通过这些非凡画作得以呈现。它们贯穿了绘画者在两次大战中的经历,将其间的疯狂与痛苦小心收纳,并以鲜艳的界限,诠释此时与彼时生命的痛楚和希望。 10: 夏洛特的创作是“不顾一切” 的(尤其是对纳粹所强调的“进步文艺规范”),这是来自评论者的观点。尽管她的追随者们几乎奉她如神明,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地位绝不夸张。《人生?如戏?》在表现形式上具,有混合性的内在处理,在第一页便以三色字体的“歌剧"命名,还出现了一组代替“演员表 的文字。而接下来的每一页,除了色彩明艳的图画,图画.上同时还出现了文字与乐谱,使欣赏者可以在欣赏画面的同时,“ 聆听”不自觉流入头脑中的旋律,从而使作品以一种“纸上歌剧”的形式被欣赏。她是在法国南部的里维埃拉完成这些作品的,尽管欧洲大陆此时正危机四伏,但那里当时还是在意大利人的“友好保护”之下。可仅仅在完成作品后不久,夏洛特便遭遇了被驱逐的命运。 10:根据一份可信的报道,夏洛特在作画时会面朝大海,嘴里哼着歌——这大概也是她的作品富于韵律感的一个原因。欣赏她的作品是一种多层面的体验。随着黑暗渐渐渗入她的生活,她在画布上的表达也随之发生改变。由于她富于表现力的手法,欣赏者不难像置身诗歌朗诵会或是音乐会上那样,体察作者心境的变化。这种将声音与画面结合的表现方式同时还具有独一无二的“紧迫感”一画布上的角色仿佛可以主动发声,央告人们来查看这里发生了些什么。对于欣赏者而言,他并非从《人生?如戏?》中听到或看到了一些什么,而是直接进入了夏洛特所表现的那个世界。存放这部作品的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历史博物馆通过现代技术,将夏洛特的杰作搬到了互联网上。人们通过访问这个网站,便可收获有关《人生?如戏?》的全方位视听体验。 11:夏洛特将绘画与音符融合的尝试,使她逃离了恐怖的深渊——这深渊既是来自他人的暴行,同时也来自自我。她的天赋使她可以驱散笼罩在自己生活之上的黑暗,同时揭露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共谋”。《人生?如戏?》始于1913年她的姨妈自杀的那个晚上,那同时也是“一战”前夕看似安宁的一天。但死亡往往孕育着全新的生命 在自己的姐姐离世之后,夏洛特的母亲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来到“一战” 前线,成了一名战地护士。而正是在那里,她遇见了萨洛蒙医生。两人迅速相爱,结婚,生下了夏洛特,而“夏洛特”这个名字,正是来自她不曾见面的姨妈。可这个美丽的名字,却暗示:了一个不祥的结局,而这个结局家人掩盖起来。但事实上,萨洛蒙家族总共有七人死于自杀,包括夏洛特的母亲——她于夏洛特八岁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夏洛特则被告知自己的母亲“死于流感”。根据记录,在这一时期,“没有人告诉过夏洛特自己家族这些死亡事件的真相”。 12:尽管尚无从知晓自己的“宿命” 但夏洛特还是为自由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在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便想象自己好像一只被束缚的飞蛾, “只有靠近烈火才能挣脱枷锁”。而当她在二十三岁时得知自己家族的秘密后,想到自己可能也难逃自杀的诅咒时,她决定要做些什么。务必保存好它们,”在完成自己的作品后,夏洛特将它们交给了自己的朋友莫迪斯医生,“ 这是我全部的生命。"当她坠入黑暗的深渊时,勉强用画笔描绘出那不可言说的可怖景象,使她成了那个时代的记录者。这是她谋求幸存”的方式——生命可以轻易被磨灭,可记忆却能永存。而在这一层面上,她又是个不折不扣的榜样。和罗莎.卢森堡,以及我们即将谈到的玛丽莲·梦露一样,夏洛特·萨洛蒙全力以赴,对抗这世界,以及自己内心最不安的情状。这恰恰也是我试图论证的关键部分——只有当我们对她们所遭受的苦难有所体会与认同时,这些杰出女性的意义才能真正被理解。你永远无法在一场战争中装聋作哑,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或者提高耳机音量——像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做的那样,去掩盖由远及近的隆隆炮声。 14:这似乎是一个关于世界的根本性问题:这世界本不像人们描述的那样危机四伏,而恐惧也不应当成为某类人的生存常态。而当我们将恐惧视作一种必要的本能时,它将会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上烙下印记,成为一种无法回避的集体认同。对于罗莎·卢森堡、夏洛特·萨洛蒙和玛丽莲·梦露来说,恐惧是她们的“亲密朋友”。由于时常与威胁相伴,她们有关恐惧的经验,更像是一种超自然的能力,或是一种特异的知识,使她们有足够的能力来忍耐可怕的黑暗。 14:“可是我们为何一再地谈论战胜恐惧的经验,而不去追究制造恐惧者的罪责呢?我们或许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一战”后的德国人,并没有反省自己挑起战争的责任,反而继续酝酿了下一场战争。从恐惧的角度来看,德国人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们并没有从自己的内心解决自己无法摆脱的恐惧,而是一味地希望可以将恐惧转嫁到别人身上。他们甚至不承认自己内心的恐惧——当一个人(经常地)或一个民族(反复地)否认现实,转嫁危机,显然是很可怕的事情。”(自语:这段话说的太好了,所有的恐惧来自于自己的内心,战胜恐惧的唯一出路就是战胜自己的内心,战胜恐惧的唯一办法就是放空自己。当你认为在这个世上已经没有什么好失去的时候,你将会从恐惧中走出来,假若你将恐惧转嫁到他人身上,你将会放大恐惧,也许你永远都无法从恐惧中走出来,这是我对恐惧的理解。) 14:当夏洛特抵达奥斯维辛时,她已经怀有五个月的身孕了。她的传记作者玛丽.洛文塔尔.菲尔斯蒂娜指出,在奥斯维辛,女性往往会先被处决(在奥斯维辛的幸存者中,仅有17%是女性,而通常来说女性忍耐极端条件的能力似乎更强),而孕妇的命运则要更加悲惨,根据目击者的报告,怀孕的女人们往往会被以提高待遇”的名义从队伍中率先被挑出来,随后就会被处决。“种族灭绝,”菲尔斯蒂娜这样写道,“ 总会将妇女和孩子放在‘优先’ 的位置。”这看似有些令人震惊,却道出了这样的事实:对于敌人来说,女人可以孕育生命的能力是他们最大的恐惧。 这种恐惧并非来自怀孕与出生的动作本身,不同于女性主义用来反驳弗洛伊德那声名狼藉、被看作对女性最严重的诽谤的“阳物崇拜”理论(没有比站在男性视角对女性进行“精神分析”更可耻的欺诈了)的“生殖嫉妒”;并非由于男性对自己那孕育他们生命的身体因亏欠而产生的憎恨;也并非由于受孕意味着所有女人只能,或必须成为母亲,或者是更有争议的观点:这违背了女性原始的自我认定。问题的关键在于新生命究竟可能意味着什么,在汉娜.阿伦特看来,那意味着不可预知的开端。他的诞生将否定某些人自以为的全知全能”,因为新生儿的未来不可被预知。极权恐怖的制造者——请允许我再次引用阿伦特的结论:“唯恐人们在世界上建立起超出他们控制的联系,从而提高他们自己在世界上的声音。”——不可预知的背后,很可能就是不可掌控的新联系。这一观点在当代也继续得到 了支持,在关于奥巴马2012年总统选举的评论中,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写道:“以多种方式来控制女性,是极权主义者的一大特征。”(她指的是在选举期间被提及的一项正在个别州酝酿施行的法案,该法案涉及违反有关生育权的相关内容。) 由此而言,新生命的意义在于给极权者的幻梦提供长期而有效的警告 并没有什么卑鄙的力量可以掌控一切。1936年,十九岁的夏洛特被录取,成为柏林艺术学院唯一的一 名犹太裔学生。对于招生委员会而言,将她招入学校,似乎意味着某种信任一 -认为她不会对纯正的雅利安血统造成威胁。这是由于他们认为,如果给这个天赋异禀的女孩艺术.上的许诺,她便会很好地控制自己的“私生活”。纳粹十分担心杂婚的后果,但他们对夏洛特却是放心的。这显然是可笑的 似乎极权者有办法对女性的性欲进行控制( 它的基础来源于一种错误的性学观点)。但在这荒唐观点的背后,隐藏的是对女性身体——那不可控制之物——加以控制的企图,这种企图深植于极权者的逻辑之中。简言之,女性的威胁性在于你永远不知道她可能会带来什么,这显然是莫大的威胁。 16:现代社会对完美的诉求(一切完好,没有瑕疵,没有界限,没有阴影)消除了普遍意义上的掠夺与侵犯,却更使女性本身成为那些亟须隐匿起来的邪恶企图的理想藏身之所。当世界权力的重心于 二战” 后穿越大西洋转移到美国,与权力相伴的压制与强暴也如影随形地来到了新大陆。在其中,似乎没有人比玛丽莲.梦露承受了更多的痛苦。就像这一时期的美国本身一样,梦露的故事也被深深地烙上了“美国梦”的印记 然而,她的美国梦;” 同样也不过是幻梦一场。 17: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将梦露看作美国对于战争的一种回应、一件可供炫耀的“商品同时”她还是冷战中一件时隐时现“武器”。梦露一生中最重要的的时刻之一,是她于1954年造访美国驻韩国军事基地进行慰问演出时发生的“ 不愉快”(她随后自称并没有遇到什么令人不快的事情)。1959年, 苏联领导人对美国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访问。而正是在这次“友好访问” 中,赫鲁晓夫主动提出想 见见梦露,” 因为对于苏联人民来说,美国是“可口可乐和梦露的国度”。梦露自己对于这些的看法显得很犀利。在她生前最后一次采访中,她指出:“我从没把自己当作一件商品, 可显然,有人是这样认为的。 18:在银幕上的梦露展现了美国社会的完美,但她自己却并不相信这一点。由于某些言论,她后来成为政府怀疑的对象。在1960年5月,时值冷战最严峻的时期,一架美国中情局的U2飞机被苏联击落。几周之后,当第二架飞机再次于同样的空域被发现非法侵入时,梦露特意向- -名空军副官致电询问原因,他回复她那并不是-次可耻的间谍行为,而仅仅是一次海洋勘察。“”我不知道,我不信任我们自己。”梦露对此这样回应。这个在语法上违背逻辑的句子(“我”显然是包含在“我们”之中的概念,那么它又怎样才能对“我们”产生怀疑呢?),显然表达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观点,引人深思。

————— 19:“氢弹是我的噩梦,你的噩梦是什么呢?”在1962年的一次采访中,梦露曾这样反问道。这些言论和故事都理所当然地被隐瞒起来,使得梦露的政治活动更像是一段隐藏起来的影像,被尘封在银幕背后,被她自己演绎的、为人们所期待的光鲜亮丽掩盖。这对于女权运动或许同样也是一条可借鉴的经验:女人的名誉,往往是由于反复的陈词滥调、 “刻板印象”才被塑造成她们被期望的样子。 19:据我推测,梦露的政治活动经历之所以会被隐藏,是由于她对所谓“美国梦”的态度并不坚定。而她所坚持的“ 人道主义’却又是那样易碎和危险,这最终使她只能被一些狂热者“热情相待”。即便是作为一位明星,梦露的经历也太过近似于她所演绎的故事的反面。那些对她的执着有所了解的人们显然知道,她最关注的观众,是那些工人、穷困潦倒者,以及那些将银幕上的她视作全部生活意义而借以逃避现实的自闭者。她的母亲曾经是位电影剪辑师,而梦露自己在孩童时代便已经被雷电华电影公司(RKO)看中。她是底层中的幸运儿,却并不满足于自己的幸运。用亚伯拉罕.林肯的传记作者、诗人,同时也是梦露生命晚期的挚友卡尔.桑德伯格(CarlSandburg)的说法,“ 关于她的一些民主的东西 ”,始终充满她的生活。在1960年,梦露曾给自己的朋友、《纽约时报》的 高级编辑莱斯特·马克尔(Lester Markel)写信,对美国政府关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政治态度提出了抗议:“莱斯特,我从小便被告知民主的意义,可当古巴人民为了实现民主,在驱逐独裁者巴蒂斯塔的斗争中付出了如此多的鲜血时,我那宣称热爱民主的祖国却对此漠不关心。” ——— 20: 民主是一种彻底的变革,它意味着对既得利益者颇具威胁的全部清算。在罗莎.卢森堡看来,对待民主的态度是判断一个政权的存在是否合理的试金石。当列宁和托洛茨基决定放弃民主道路的时候,她写道:“剔除民主要比假装社会中仍存在的顽疾已被治愈更加糟糕,因为它从根本上使得社会的‘自愈能力’失去了空间——因为这一能力要依赖人们自由发挥自己的价值。”梦露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在战后,她用尽全力为民主奔走呼告。她早已看清,美国根本不像它自己宣称的那样,是民主自由最坚定的拥护者( 美国人的对外政策至今仍在试图证明这一点)。中情局的第一项海外任务 ,就是在1953年推翻了伊朗的民选总统穆罕穆德·摩萨台(Mossadegh)(这刚好是梦露的第一部电影《绅士爱美人》(Gentlemen Prefer Blondes)上映的年份),扶植之前独裁的伊朗国王继续执政,从而使伊朗成为依附于美国的傀儡国家。事实上,当有关社会主义的事件发生时,美国也往往会摒弃所谓的“普世价值”,站到民主的对立面。 (自语:仔细思考梦露写的这段话,找时间一定要读她的传记,她在我脑海里已经不仅仅是个影星,她有自己的思想,有她自己的政治观点,又有她自己的内心痛苦,我知道越是喜欢思考,喜欢反思的人,她的内心和精神一定极其孤独,她的丈夫阿瑟·米勒,也是一位作家,不知道他早否完全理解过梦露,现在我深刻体会到被人理解也是一种幸福,以前看过梦露和阿瑟·米勒的照片,看到他俩的笑脸,感觉他们在一起的时光一定非常幸福。) ———— 22:本书所探讨的女性没有一个曾落入因遭到侵犯而放弃自信“自我力量”的圈套之中。面对灾难,她们往往有额外并且更出色的想法。罗莎.卢森堡以批判权威而闻名(“一 个守夜人的国家”是她对社会主义革命后俄国的称呼)。但她并不渴望(“ 渴望"[6]是她最喜欢的德文词语之一)以极端的形式实践自己的革命理想,比如通过激烈的罢工行动- -她说那就像是汹涌的巨浪,即便可以掀翻敌人,之后力量也必然会分裂成各自为战的激流, 化作泡沫,消失在地球深处(她从未像这样用如此诗意的语言解释革命理论)。梦露同样觉得自己是在不同的领域之间游移。她的私人信件和日记显示了她作为一个女人,在自己的私密空间排解由于虚饰的外表而带来的痛苦的努力。而这也仅仅是诸多显示她不只是在对抗生命中阴暗的部分,同时也是在与自己其他内在认知相抗衡例子中的一个。“恐惧、好奇、对外界的疑惑、意外感,以及对传统权威的无奈妥协”作为梦露对自我的洞察,作为生命中不可割舍的部分,同样影响着她的生活轨迹。而这种“对传统权威的无奈妥协”则通常是作为诈欺的来源存在的。它所引发的结果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但就像是梦露“利用生命中未经历过的经验”的写真拍摄工作,生活也同样不可预知(这倒使梦露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坚定地将表演作为自己的信仰,因为银幕上的一切对于梦露而言是可控的)。于是,一旦认清了改变的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即便再多约定俗成的理由,也无法阻挡那些不被相信和期待的生活规则被废止。质询是格外重要的武器,否则,我们只能继续在受蒙蔽的世界里,使心灵蒙尘。 ———— 23:只是梦露所提供的经验,所代表的是一片不易进入的领域。自我剖析难免会使人部分地怀疑自我。“我感觉,”梦露曾写道,我所经历的,似乎都离我很近,可那些经历这一切的人,似乎又不是我。”罗莎.卢森堡则认为,生活“不在我之中,也不在我所在之处...…而是在某个遥远的地方,穿透了屋顶”。两人这样的共鸣,在外人看起来煞是诡异,但解释起来也很容易:当我们深入自己的内心时,我们往往更容易迷失,更容易丢失自我。对于萨洛蒙而言,去救赎自己家族“自杀诅咒”的唯一途径, 就是放弃自我,去成为“ 其他人”。但她却坚定地执着于自我,用尽力量为自我的存在创造出空间。那是一条苛刻又奇异的道路,伴随着对生物意义上“利己” 的自我的背叛。但她对自我的维持其实是意义重大的。尽管这并不能使她避开两次大战留给欧洲人的普遍创伤。大多数人只能像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所写的那样,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欧洲降下“遗忘之幕”,将死去的“‘异类’抛诸脑后” 才能排解这痛苦。而他接下来的论证表明,这为避免痛苦而执行的遗忘,会成为某种形式下的温床,酝酿着下一次的种族歧视、宗教暴力和移民战争的爆发。 —————— 23: 尽管涉足这只有通过直面痛苦和剖析自我才能抵达的绝对领域,往往意味着进一步的受难,但这种行为本身却更是一种责任。在我所书写的这三位女性中, 没有一位曾将她们所承受的暴力侵犯看作特例,而去抱怨运气和命运。在这一点上,梦露是最为明确的一个。“每个人是潜在的施暴者,"1955年,她于自己的私人笔记里写道,“我自己也是。”这不同于我们所习惯的以“无罪推定”作为标志的理性批判,而其中的原因,或许就像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 )在自己的短篇故事集《任性女孩与邪恶女人》(Wayward Girlsand Wicked Women)序言中所说,“女性是极少为难自己的 。女人往往也不会冷酷地去为难——以恶意揣测所有人。但现实却需要人们更加冷静地看待他人。 ———— 24:在我的这本书里,你可以找到许多有关女性的赞美,却鲜少能看到那些日渐被女权主义者戏言化的理念:女性确实比男性要更出色。这是由于我所描述的这些女人,她们存在的意义是建立在与世界的邪恶以及因为邪恶而被施加在自己身上的黑暗进行抗争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坚韧是不需要被拿来比较和炫耀的。在1907年,当罗莎.卢森堡漫步在伦敦街头时,她突然感到十分困惑。在给自己的密友克拉拉. 蔡特金(Clara Zetkin)的信中,她写道,“我已深知,我的处境将势必让我自己迷失方向,可我为何还要将自己抛进这危险的深渊之中呢?”“那深渊处似乎有光,在诱使我跳进这不见底的旋涡之中。”所以这些杰出女性的经验所提供的,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悖论:她们对这世界的不公正的控诉,并不是出于对自己无能进行粉饰的考量。她们——像大多数女人一样,只是部分地对自我的精神状况进行宣告。她们对自我无意识的清算是一种本能,并不会阻碍她们敏感的幻想。 ———— 25: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最开始介绍的三位女性的经历中或许还有幸运的成分,因为她们或多或少在客观.上拥有了表达的余地。但这种余地并不常有。男权社会的残酷行为,往往是以一至少部分地是以——扼杀女性全部的精神自由为目的。由近亲施加的性暴力往往是手段之一- ,正如精神学家克里斯托弗。博拉斯(Christopher Bollas)描述的那样,这种罪恶如同用暴力侵入孩子的世界,她无力反抗,并且对自己的力量产生怀疑,以致迷失自我。在被送进集中营之前,夏洛特.萨洛蒙经历了一段十分不堪的经历:在不得不逃难到外祖母家,外祖母又自杀身亡后,她的外祖父就开始纠缠她,要求和 她睡同一张床,甚至还伴随着一些其他卑鄙的要求。所以当纳粹将她驱逐出境时,她坦言自己不过是从一种隐秘的被侵犯状态,转向了一种可披露的、集体性的磨难——进入了一种“裸露的生活”。这个短语启发了后来的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Agamben),他将它用在了描述20世纪屡屡被侵犯的独立人格之上。而夏洛特自己进一步的补充,则进一步深化了“裸露的生活”作为女权主义现象论据的意义:“ 我宁愿在集中营中度过十个夜晚,也不愿与外祖父相处一个晚上。”她的传记作者菲尔斯蒂娜指出,通过夏洛特的绘画,记录下的是具有颠覆性的、有关纳粹驱逐在法国的德国侨民的历史事实 —— 在尚未得到明确的指令之前,女性侨民们便已先行被 “ 妥善处置”。同其他的大约9000名女性犹太平民一道,1940年6月至7月间,夏洛特被送到了居尔——这里是“二战”时期法国最大,同时也是最荒凉的女性集中营所在地。汉娜.阿伦特此时同样被关押在这里。关于这里,法国导演,同样也是“二战”幸存者的路易斯.阿拉贡(Louis Ara-gon)毫不避讳自己的厌恶。“居尔(Gurs),这个词的发音本身就很蠢,像是堵在嗓子眼里的呜咽声。”其他幸存者则回忆,在来到这里时,拘押他们的卡车开得飞快,“生怕我们会跳车逃走。”但这里和奥斯维辛一样,是夏洛特自己那份倔强的生命记录《人生?如戏?》里不曾被叙述的段落。尽管她所画的自己被羁押在有轨列车中的画面似乎是在暗示这段经历,但这段经历从未被正面描述。 ————— 26:从逻辑结构的角度考虑,或许是时候把我们的目光从这些杰出女性——我更愿意将她们称作“明星”身上移开,去关注普通的女性“所获得的自由”与每况愈下的时代精神状况之间的平衡”了。所谓“ 荣誉谋杀”的发生,通常是由于女性被认为触犯了“ 家族法令”女性被谋杀,是为了诠释女性性权利只能被男性族长掌握的“ 原始正义”。针对这样的状况,女性主义者大多认为,只要革除了这种愚蠢的观念,相关的犯罪便不会再发生。但这种观点显然是片面的,因为这种特定观念在女性所受到的诸多侵犯中仅仅是一个特定的表现。为什么英国警方对“荣誉谋杀”如此热心,却对普遍发生的家庭暴力态度冷漠呢?这里同样隐藏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因素。当托尼.朱特探讨欧洲人在战后将死去的‘‘‘异类’抛诸脑后”时,他同样指出,这种遗忘也为今天困扰欧洲大陆的种族、宗教纠纷早早地埋下了伏笔。以穆斯林为例,他们总会被描述成拖曳着无法被理解的文化习俗背景来到欧洲的鬼魂,搅乱这原本安宁的大陆。1945年之后,欧洲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稳定”。这多少要归功于希特勒和斯大林,因为他们“炸平了 人口中心,在那时就奠定了新的、不那么复杂的欧洲新局面”。而在今天的德国,“荣誉谋杀”事件依旧像是给全体土耳其移民抹黑的道具一这或许也是试图抹杀过去的一种途径(穆斯林世界就好像自始至终都隐藏着污秽的罪恶,他们的受难也就此隐迹)。从这方面上说,女权主义者是需要有足够警惕的,否则她们很容易被当作所谓西方力量”用来进行非法攻击、加深移民政策的不公平性以及抹杀历史的道具——2003年, 西方打着从塔利班手中解救妇女的幌子入侵伊拉克就是很明显的例子。“最重要的问题是 ,”艾曼.易卜拉欣(Eman lbrahim )弓|用约旦裔英国女作家法迪亚.法齐尔(Fadia Faqir)在她关于女权问题的文章中写过的话,“西方人及西方媒体究竟有什么资格以所谓正义的方式,为他们国境以外的受难者提供所谓的保护?” ——————@ 27:如果再深入一些,我们不难看到,“荣誉谋杀”在伊斯兰国家并非完全不受限制,将它们发生的原因完全归结到宗教身_上也是不恰当的。任何看过戏剧《马尔菲公爵夫人》的观众,都会记得公爵夫人被自己的兄长掐死的悲惨命运。她的死看似是由于私下与管家结婚,丧失了贵族高贵的血统,实则更重要的原因,是公爵夫人的儿子们即便是母亲改嫁,也可以拥有家族财产的继承权,而通过这样邪恶的方式,公爵夫人的哥哥才可以将全部财产攥在手里(这又验证女性另外一个被攻击的理由,即她的生育能力可能带来不确定的未来)。无论发生在哪里,荣誉谋杀事件总包含着某种暧昧的特权,揭示女性是如何僭越既定的性秩序,从而为男权的暴力“ 接管局面”提供充足理由。这种秩序当然是建立在想象之.上的,但在我们的时代,关于性生活的道德规范仍然具有很大的力量。事实上,这种基于荣誉施加的暴力在欧洲移民者之间非常普遍,甚至比阿拉伯世界本身的发生率还要高——所以,如果把有关“ 荣誉谋杀”发生的原理单纯地归纳成是异文化原始落后的原因显然不够合理。在现代社会中,女性很容易沦为堕落行为的替罪羊,她们也由此陷入现代社会特有的“道德”与愚昧”之间矛盾的陷阱之中。在伊斯坦布尔,一位父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女儿。在接受土耳其女记者爱莎.奥诺尔(AyseOnal)采访时,他宣称自己已:经苦口婆心地告诉自己的女儿,“她的身体承载了家族的荣誉”,但自己那可悲的女儿却“从未领悟到她成为那样一个女孩是多么可耻的事情”。就像是那“麦当娜与娼妓使人堕落”的陈词滥调,处于荣誉与耻辱之间的女性,几乎得不到片刻自由呼吸的机会。 —————— 28:在这样的境况下,那些关于对抗这种愚蠢的逻辑,甚至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女性的经历,显然是值得铭记和探讨的。女人们当然清楚,她们的每一次“抛头露面”,在公众面前宣讲自己的主张都是相当冒险的事情。而在荣誉谋杀”的事件中,公开发表自己的想法很容易使矛盾激化,招致杀身之祸。但那还不是最可悲的事情——这些女孩的抗争,很容易被公众更关注的“花边新闻”、有关隐私的流言蜚语所掩盖,使得这些事件真正的意义无人知晓。另一个关于话语可置人于死地的原因,是我们的世界正在由一个充斥着秘密和谎言的地方,逐渐转变成一个由暴力定义的所在。“罪与罚”因此没有缓冲之地,即便是无辜之人,“莫须有” 的罪过也使得惩罚可以随心所欲。瑞典籍库尔德女孩法蒂玛.萨西达( FadimeSahindal)曾在1998年与自己的非库尔德人男友一同在瑞典的电视节目中亮相,三年后她又参加了一个由瑞典国会组织的女权主义研讨班。她在2002年被自己的父亲谋杀,而在那之前,她已经深知自己的行为触怒了自己的家庭。她的公开表达具有求救的意味,但同时,她也希望自己的话语能够唤醒那些仍在黑暗中沉默着、默默承受着一切的女人。由此,对于女权主义者而言,即便她们从未对自己的存在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她们无疑是有一个长远的谱系的。就像法蒂玛的举动 以公开的方式宣示自己所承受的一切,将一切由黑暗之中带到光天化日之下,从而使流言蜚语和恶意诽谤不攻自破,显然是勇敢、明智且必要的行为,同时由这样的行为,她定义了自己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的存在。我们很难评价她的行为的对错,因为她最终还是遭到了毒手,但她践行了自己的格言:“我要发出声音,我要露出脸庞。” ————@ 29: 她并不是唯一一 个遭遇这样命运的女孩。但在“荣誉谋杀”事件之中,女孩们通常是很难主动说出真相的,甚至她们的姐妹和母亲在亲眼目睹死亡发生后,也会刻意地保持沉默。她们有时甚至会与暴力构成同谋关系,即便她们自己往往也是受害者。而“荣誉谋杀”事件中最可悲的部分,当属受害人母亲的主动参与。即便没有受到所谓家族权威的胁迫,她们也往往会选择“管教”自己的女儿们,遵循自己那残暴无理的丈夫的意见。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分担了男性权威在事件中的主导地位。男性仍然是施加暴力的主角。但这启发我们,需要打破固有的观念来看待类似的问题,不能以固有的性别观念来判断无辜与有罪。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窥探到事情真正的面目,为一个美好的未来储备可能。这种固有的观念,至少在潜在意义上是长期存在的,毕竟倘若没有所谓的父权权威,女权主义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正如我在这本书中所书写的案例,这些身处黑暗中却仍要坚持发声的女人,选择的是一种特定的语言来揭露世界和人心的异常。就像2001年因逃婚被父亲杀死在英国的女孩赫苏.尤尼斯(HeshuYones)在死前给父亲的信中写的那样,“我并不想成为那个你想要或者是期盼的孩子。失望只会诞生于期望之中。也许你期盼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我,可我也无比希望能有一个与你不一样的父亲。生命从来都是它本来的样子 而不会依照某个人的意原而改变。” ——————— 30:最后,我将关注那些以卓越的创造力赋予人们勇气,并将自己的成就书写进历史,进而开启历史全新篇章的杰出女性。她们都是伟大的艺术家,—位是雕刻家兼影像艺术家,一位是电影制片人,最后一位则是画家。她们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记录者,同时也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些女性一样,是这世界那可悲且愚蠢的“性别壁垒”的挑战者与拆除者。当欧洲社会加紧了对移民群体的控制时,让这些少数群体说出他们的故事,使他们有能力反抗加诸自己的不公与屈辱,无疑是充满善意的行为。因此, 对于在立陶宛出生的雕刻家兼影像艺术家艾斯特.莎莱夫-格尔兹来说,去记录那些处于欧洲城市:法国的马赛、奥贝维里埃,英国的布罗姆维奇中的移民与边缘人的生活状况,是她独特的方式——用以完成一 项超越种族与国界的民主表达。“最重要的事情是,” 她对她的一位采访者说,那些使人与人彼此隔离的东西,往往只会在人们苛求所谓的历史界限时才会被触及。”(这是一句断言,同时也是一种辩解。 )“ 我曾住在一座被 历史标记出的城市整整六年,它叫作柏林,而这名字也正是我居住在那里的原因。”她在英国中西部的城市间穿梭来完成她的作品,但那些来自信念坚定的漂泊者的声音,早已传遍全世界。 ————@ 31:对于以色列电影制片人耶尔.芭塔娜来说,“回归”是一件切实却同时也令人不安的事情。在我们于这一部分讨论的三位艺术家之中,她或许是对于在20世纪动荡不安的欧洲历史最有发言权的一位。在她的三部曲作品《注定不安的欧洲》(AndEurope Will Be Stunned)之中,她借一个相信世界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随后却陷入深深的痛苦与自责中的波兰年轻左翼激进分子之口,表达了一个绝无可能却充满历史意义的请求:让犹太裔的波兰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历史通过她的镜头铺陈延展,使银幕前的每一个人都随着光影一道,追索那无声的“二战”记忆。一个波兰老妪,每当盖着遇难犹太人留下的被子入眠时,总会被噩梦惊醒,梦里反复着这样的场景:“一到夜深,你(犹太人)就会消失不见,” 一个年轻对着空旷的广场高喊,“ 而她(被中人)将会整夜噩梦,不再有安宁。”芭塔娜明白这不过是一个以危险和悲剧为素材的不礼貌的玩笑,但她也意识到其中隐藏的一个主题,这个课题也成为她的一本著作的核心:女性应当成为个人或是公共历史的承担者与记录者,去将那些心灵无法承受,或者被认为无法承受的内容保留下来,使历史保持完整。从而避免人们滑向他们更愿意身处的境地:假装那些残忍与不堪从未降临。 ————@ 31:我最后一位书写的对象是泰蕾莎.z奥尔顿。她拥有一条惊人的人生道:在过去十年里,她通过自己的创作颠覆了整个世界。她最初是以“帆布画”成名,作品往往很绚烂,同时隐含着对某种“黏性元素”的引导。而这种绚烂往往会极致到近乎腐烂的地步,使她的作品从诱人变得令人厌恶。这似乎是暴力的某种隐喻- 隐含了--种普遍的、迷人的禁锢。而她最近的作品则更像是对自己早期作品的回应。她的画作开始以时间为单位,呈现出近乎摄影作品的细节感。以这种方式,她宣告观赏者可以想象自己身处云端,从而掌握大地的全部细节。同时作为创作者的她,也将这种感受连同画作本身,升格成有关人类残忍的现代性转变的记录(关于水土流失以及工厂与核电站对自然造成的破坏)。而深层次地,作为一种想象力的迁移,她的表达概括了人类的心智所面临的危机:如同支离破碎的世界一样,人原本拥有的与自然联结的灵性,正在随着自己对世界的掠夺与破坏一-道消亡殆尽。“人类给自己制造的麻烦,永远要超出人类那自负的控制力之外。” ———— 32:深入挖掘历史和现实,并从中保留必要的部分,是人类必然要践行的工作。我始终深信,女性所拥有的品质,使她们无比适合这项工作。而杰出的奥尔顿女士恰好可以证明这一-点。“深入挖掘”并不只是个比喻。仅仅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只有以这样的方式,我们才能知晓我们究竟对我们脚下的大地那不为人知的阴暗处做了些什么。向森林深处倾泄垃圾与连根拔除一个社群的罪恶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就像罗莎.卢森堡所说的,资本主义“洗劫了整个世界”,“加剧失控",“从不顾及未来的后果”。而奥尔顿的阐释,也为我的这部作品做了一个完美的收尾。这不是所谓的多愁善感,因为奥尔顿并没有急切地去呼吁什么,也并没有以地球的‘ 监护人”和一个,女人的身份给出怎样的建议。但她和艾斯特.莎莱夫-格尔兹与耶尔.芭塔娜一样告诉我们,生而为人,我们必须要为自己看到的一切,肩负起相应的责任。 ————— 34;“我的信念,”罗莎.卢森堡在自己十几岁时曾写道,“是人们可以在一种正确的社会制度的保障下,纯洁而友善地彼此相爱。”“但为了争取它和捍卫它,我或许需要先学会如何憎恨。”“爱,”病危之时,她在给友人的信里这样写,“ 或许曾经是(也许现在也是)一种比起进行实际的传播,更应在象征层面探讨的东西。”因为,她接下来又写道,“这世界可被改造的空间实在太过有限。”于是卢森堡的政治和情绪轨迹,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提醒我们她虽然决绝,虽然冷酷,但她从未将自己的憎恨施加在不必要的地方。“ 我认为所有人都必须学会如何憎恨,"1962年,在临终前的一次访谈中, 梦露这样说,‘“因为如果人们不学着如何憎恨,他们也不会知道如何去爱,他们的生活也就只能在模棱两可中度过。”(此时刚好是阿瑟.米勒编剧、克拉克.盖博与梦露主演的作品《乱点鸳鸯谱》上 映期间,片中盖博的角色刚好是一个“不知道如何去憎恨”的好好先生)在我的这本书里,这些女性的经历所提供的内容,也许既不美好也不纯洁,但却是关于这个世界最为真切的事实,以及有关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样一个不美好的世界的经验。或许总有那么一天,女性主义者们可以真正明了自己的身份,可以学会如何以一个女性的身份去谈论彼此的愉悦与悲伤。而我希望届时,这本书可以成为对那样美好未来的礼赞。 ——————— 39:没有归属感,反倒成了卢森堡思想力量的源泉。这种感受使她可以不受束缚,即便被囚禁也依然可以借由思想力量,实现精神上的自由。同时,这份不安也是她不断深入思考和寻找自我的原因。 “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自己的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不向往任何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的国家是全世界。"by弗吉尼亚·伍尔芙 39:没有归属感,反倒成了卢森堡思想力量的源泉。这种感受使她可以不受束缚,即便被囚禁也依然可以借由思想力量,实现精神上的自由。同时,这份不安也是她不断深入思考和寻找自我的原因。我们不难从那些出自她手的信件、革命宣传册以及报刊文章中理清她的思想轨迹(即使是在服刑期间,她仍然笔耕不辍)。“她内心热烈的革命激情熔化了束缚她的枷锁,而她的钢铁意志必然可以让她挣脱那罪恶的牢笼。” 她的挚友、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克拉拉.蔡特金这样写道,“(集聚了)关于外部世界的思考与担忧,使得那囚禁她的斗室也显得无比宽阔。” 作为一名革命理论家,卢森堡展示了一个被压迫的人,尤其是一个被压迫的女人,可以酝酿怎样卓越而远大的理想图景。“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自己的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不向往任何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的国家是全世界。"1938年,在面对甚嚣尘上的法西斯主义时,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写下了这样的名言。而对于卢森堡和伍尔芙这样两位杰出的女性,即使时空隔开了她们,但民族主义依然是她们共同的苦难根源。“ 英国人的法律不接纳我们,并让我们确信,他们一定会长久地拒绝我们。伍尔芙如是说,“他们视我们女人是国家的耻辱。”尽管卢森堡并没有活到希特勒的时代,但我们完全有理由将伍尔芙视作她的继承者,因为卢森堡所看重,并隐约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有所表现的精神诉求,在伍尔芙身上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实践对女性地位的强调,并将这种对女性地位的强调与反抗民族极端主义联系在一起。 ———@ 40: 当然,卢森堡最终还是以其革命活动而闻名的。由于她的努力,20世纪初的十个年头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这些成就至今仍有回音,振聋发聩。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没有2011年相继发生在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政治浪潮,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罗莎.卢森堡是处在怎样的动荡之下提出这些卓越的思想成果的。当我们看到这些在今天仍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聚集到街头,以理智或不理智的方式要求着本应属于自己的权利时,他们好像正走在卢森堡和她的同伴们当年走过的那条老路上,等待着这个女人从过去的时光中复活,来为他们指明方向。“一个月之前,一周之前,三天之前,”埃及作家阿达夫.索埃弗(Ahdaf Soueif)在《开罗,我的城市,我们的革命》(Cairo,My City,Our Revolution)之中这样写道,我无法告诉你这里将会发生什么。”而当时同样身在开罗的谷歌高管瓦伊尔.高尼姆(WaelGhonim)则表示,“(暴动行为)完全是出自于自发自愿的。”这似乎是往昔动荡岁月的翻版——尽管我们中的大多数都不曾体验过那段时光。对于罗莎.卢森堡而言,那段时光意味着某种脆弱但决绝的紧迫感。她深知,无论是在个人生命中还是在公共空间里面,任何变化都只有在自发的条件下才能成立。卢森堡时常用自己的私人体验来类比政治理论,这表现了她作为一个女性始终坚持的人道主义,以及这背后的坚强意志。在这一点上,性别刻板印象的荒谬之处被体现得尤为明显。无疑,卢森堡不仅有着卓越的才华,而且具有越挫越勇的顽强性格。更重要的是,她的政治远见可以穿透当时笼罩在社会上的阴霾,看清事物的本质。她把自己体验到的阴霾称作是灵魂的擦伤”,正如我在本书最开始引用的格言,“ 你可以想象,”她在1898年给约吉谢斯的信里写道,“ 我对新生活的全部勇气,恰恰来自那些对我灵魂的伤害。” ——————@ 41: 2011年,那些在开罗或者其他地方通过激烈方式进行的请愿事实.上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回应,尤其是其中日益被明确和亟待解决的女性权益问题仍然无法得到解决。到了2013年7月,政府力量再一次掌握了权力,第二次革命的尝试最终成为这次革命的终结。而在这一次骚乱中,更是发生了无辜妇女在解放广场被当众强奸的恶性事件。这几乎会成为每次暴乱的主题。在2011年12月,海茵德.芭达维(Hend Badawi)在参与对临时政府的抗议时遭到了强暴。之后,她大声斥责了到医院来探望她的陆军元帅、当时埃及政府的实际权力拥有者坦达维(Tantawi):“ 我不需要您的探望,我不是那些忠诚于您的暴徒!”而现今,这个勇敢的女孩正在整个家族的“冷暴力” 侵扰之下,努力完成自己的学业,并试图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芭达维的革命之路也许就此画上了句号,但作为先行者的卢森堡,在与她相仿的年纪时,就已经将革命信念深植于内心,并通过实践,使之成为生命的核心意义:“ 我将通过参与有关这个社会的革命,修补我内心中需要变革的部分。” —————@ 44:用汉娜·阿伦特的话说,此时的她“正保留着自己的波兰犹太人身份,生活在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国家,以及一个自己即将鄙夷的政党之中”。而男权主义世界对女性,尤其是那些所谓“出风头”的女性的厌恶已经达到了气急败坏的程度。 45:她在书中指责战争减少了劳动人口时这样写道 这使得“老年人、女人和残疾人”都不得不担负起重体力劳动的责任。这使我们不得不联想,她或许是在为“日后的自己”发声——这三个词在若干年后,都将指向她自己。卢森堡是从不屈服的,当1914年她因煽动反战游行而遭逮捕,并被执行“庭外审判”时,她抗议道:“当一桩可怕的暴行发生在眼前,任何人都是有罪的。而我这样一个女人却因为说出了真相而被审判,简直毫无道理。”用当时的检察官的话说,她是对自己的无家可归”感到骄傲。她无法,更不愿在这样的黑夜中隐藏自己的光芒。而她微妙的处境,包括她“局外人”的身份,都为她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思考革命的出路问题,尤其是将一种新型的话语置于政治环境中提供了条件。这正是我希望证明并长期以来坚信的:女性的身份以及女权主义本身, 最重要、最独特的任务,是向社会提供一种不可替代的政治眼光。正是在罗莎.卢森堡的身上,我发现了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 ——————— 45: 什么是政治思想?革命者究竟该被允许在怎样的范围内思考?也许卢森堡的生平和著作会证实,女性的特质(同时参考过往的经验),往往能克制或驱动她们在那样的时刻,更好地扮演自己的角色。那些经由卢森堡思考的提议,通常会达成某种极限:“近乎于夸张”的或“触及界限”的 在她给约吉谢斯的信里,这两个短语也被看成自己的口号。“我们正处在一个狂乱的时刻,” 1906年, 她同样是在一 封写于华沙监狱(她的这一次入狱是由于推翻独裁政府的计划暴露)给考茨基夫妇的信里提到, “‘一切存在都应当灭亡’。”(引自歌德的《浮士德》)但同样,革命的危险之处,在于没有人知道,推翻一切之后,会有什么幸存下来。可在卢森堡眼中,这种危险却同样是“激动人心之物”。“革命是高尚的,”在来自1906年的信件里还有这样一句话, ‘一切都将随之重新洗牌。” ————@ 46:卢森堡说当一个人身处苦难中时,“务必要保证人格的完整性,这要比任何事情都重要”。“而这,”她又强调,“要依赖于保持坚定、纯洁和乐观,正确的乐观是抗衡一切的武器,因为咆哮是恐惧和软弱的表现。” 但对于卢森堡来说,群体中的“坚定”往往很容易变成顽固的盲从,进而成为一种使人误入歧途的品质。所以在同一封信里,她承认这种保持人格完整的“ 处方”,只有在人“孤身一人”时才会有效。然而能量和热忱终究是关键。她向自己的密友克拉拉. 蔡特金致意:“那个瘦小脆弱的罗莎,已经拥有了充沛的能量,足以应付一切挑战。”“热忱连同批判性思维,是我们成为自己的路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做出了这样的总结。卢森堡或许可以作为“因信称义”的代表,因为她的渴望与勇气成就了她一生的非凡与卓越,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她的信仰之上(尽管信仰总会在现实世界中显得“不合时宜”)。我斗胆说,大概从没有一个人,会像卢森堡这样游走于刀锋之上,只为享受革命信仰带来的荣耀。 —————— 47:在卢森堡遇害两年后,蔡特金访问苏联归来。在列宁的建议下,她决定要整理卢森堡的遗作,并尝试出版它们。尽管卢森堡有一-些“错误”,但在列宁眼中,她依旧是出色的“革命之鹰”。蔡特金原本被叮嘱要销毁她最著名的手稿《论俄国革命》(无法确定这份指令是来自列宁本人,还是其他苏共政治局成员),可这篇文章最终还是出版了。这份手稿,卢森堡写于自己的单人牢房,而她始终将牢狱生涯看成独自思考革命或是个人问题的好机会。而她那些从监狱中寄出的信件同样非常有名。[1921年她的《狱中书简》第一次由索菲亚.李卜克内西(Sophie Liebknecht)整理出版。]尽管是一篇包含了无比的勇气和相当程度质疑的文章,但《论俄国革命》无疑是后人介入卢森堡内心,尤其是她的革命理论的重要通道。这篇文章直到1922年才由她的私人律师保罗.利维, (PaulLevi) (有人认为他们之间曾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整理出版。利维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出版这篇文章一在此前不久,“喀琅施塔得起义"标志了人们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第一次奋起反抗(在布尔什维克看来,这次事件无疑是一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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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事实上,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时机选择是大加赞赏的。她对革命事业的热爱,与她对战争的憎恶是相伴而生的。在《论俄国革命》的开篇,她写道,“俄国革命是世界大战中最重大的事件 ,“它的爆发,它史无前例的激进主义,它持久的影响,很好地驳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官方起初十分卖力地从思想上为德帝国主义征服战争进行粉饰的谎言:德国刺刀担负着推翻俄国沙皇制度和解放受它压迫的各族人民的使命。” 通常来说,卢森堡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是她发觉自己所在的政党最终背叛了革命的初衷,开始倒向支持战争的一方势力之时。这显然使她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根据蔡特金的记录,她与卢森堡在那段时间里都曾认真地计划过自杀。显然,为了避免成为战争中“必然的受害者”以及自身的其他利益,是时候让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了。作为对德国社民党背叛革命路线的回应,卢森堡以她惯有的犀利反讽,通过对《共产党宣言》结尾部分的“改编”,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全世界的工人会在和平时期团结起来——但当战争爆发,他们每个人都恨不得要撕破对方的喉咙!”俄国革命最终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并且揭露了社民党对于这样一场帝国主 义战争虚伪的和谈条约。这同时也拷问了德国乃至整个以“ 现代化”“文明”“先进”自居的欧洲大陆,在革命问题上是否需要向他们眼中“落后的俄国”学习。正因为如此,“ 讲真话的卢森堡”才会成为众多愚蠢的沙文主义者攻击的对象,其中尤以那些来自社民党同僚的攻击为甚。由于卢森堡从不掩饰对俄国人的革命路线的赞赏,以及由此阐发的对于社民党自身的批判,她让自己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之中。对于自己那些狂热的昔日同志基于民族主义而宣扬的“ 勿忘逝者之耻",希望借此煽动民众好战情绪的行为,卢森堡则毫不留情地将其斥责为一种“ 杀戮教唆”。 48:这同样是属于她的思想特质,同时也是她一种独特的贡献:她对革命的热爱并未经由批判性的调和而变得模棱两可,反而更加直接而富于激情。在《论俄国革命》中,她提出的两个主要的争议焦点分别是布尔什维克有关给农民进行土地分配的方式(她担心过于简单的配给制度会导致新一轮的土地私有化危机) ,以及革命后俄国的民族自决。她痛恨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即使是对于之前处于极端受压迫出境的俄国人,他们可能由于解除了 枷锁而 滋生的自豪感同样也是危险的。就像她自己亲眼见证的,这种民族情绪只能导致国民的盲目自信,最终导致严重的排外性危机,甚至是战争的再度爆发。但贯穿这一危机的,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其基础的,始终还是民主与自由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卢森堡对平民的“善意”也有所彰显:她认为这种关联性,是由于平民的心智很容易被革命的“继承者”所利用(这不啻她的又一次伟大预言)。她曾在自己于1905年关于大罢工的文章里劝告列宁:“革命中不应有任何权威者存在。”更著名,同时也更早一些的事情,是她曾在1904年指责列宁,正在“为守夜人的国度培养一群无脑的好人”。而当她的《论俄国革命》得到了人们的认可时,列宁“社会主义革命需要同时在人们的心灵层面着手改造”的论断,其中的深意才被人们真正理解。但由于抓住了革命的时机,同时也很出色地领导了革命,列宁还是赢得了卢森堡长久的青睐。她的批评建议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 (他们时常会面,并建立起了一段深厚的革命友情)。但在革命问题上,她却从不给自己的朋友留任何情面。在她看来,列宁的某些方面是“完全错误”尤其是那些“命令、工厂监工的独裁暴力、严酷的处罚、恐怖统治”的革命手段。后来的评论者认为,这种争论,也许只有在这一时期的苏俄政府才行得通,而绝不能发生在当时的德国,因为当时德国并没有一位像列宁这样有力的领导人,以及一个足够理智的政党,可以确保革命在适度的范围内进行。卢森堡也深知这一点。她从未拥有任何权力 她只是自己的领导者。但这并不妨碍她谈论权力以及权力的后果。正如女权主义者需要注意的,权威往往会陷入对自己的盲目相信之中。但卢森堡却并未陷入这样的困境,正如她的第一位传记作家彼得.奈德尔( Peter Nettl)所写,“ 她从未因自利的目的而追逐过权力”。 —————@ 50:筹办和进行国民代表大会,始终是布尔什维克所醉心的一部重头戏。但随着俄国革命成功伴随的权力获得,人们开始对它并没有那么热衷了。而民主的冒险性在于,它往往会导致一-种“多人合作的错误结果”。对于列宁,十月革命后的选举,那些“农民选民”统统都回归到了民粹派[3]和克伦斯基(Narodnik andKerensky)的阵营,而那些非布尔什维克分子及公民大会的支持者也进一步表明,民主在革命之后是受到限制的。而西方的议会民主制由于人为地制造了一个权力中心,同样有悖于工人委员会参与政治的初衷。卢森堡承认议会制的价值,但她同样认为这种权力的让渡对于民主是一种损失和背叛,甚至隐藏着令民主流产的危机。她援引托洛茨基的话,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即使是有关民主实践的偶像崇拜也是不被允许的,”而她接着又补充,于是社会主义 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偶像崇拜也同样是荒谬的。”对于卢森堡来说,民主的关键在于思想的自由(这便是偶像必须被禁止的原因)。在1907年一场斯大林在场的公开演讲中,她描述了一种对《共产党宣言》的盲目崇拜:将其视为一种形而上学的伟大思想。而在某些时刻,她认为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像是重病在床的老人,害怕一丁点新鲜的微风都会带来致命的危害” 她始终坚持,在不平等漫延的时刻,普遍民主不过是个幌子。那样的处境中并没有民主或社会主义的半点存在。她那不可妥协的政治目标也强调了这一点: 托洛茨基和列宁找到的纠正办法,即取消一切民主制,却比这一办法应当制止的坏事更坏。因为它堵塞了唯一能够纠正社会机构一切天生缺陷的生机勃勃的源泉本身。对于实现民主的目的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始终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的、不受限制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 53:“毁坏个人性的目的是为了毁灭自发性,从而使人无法创造属于他自己的产物,从而只能将自己作为资源贡献出来。” ————@ 55:在1904年写给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亚历山大·波特列索夫(Alex andr Potresov)的信中,她写道:“如果我们坚定不屈的革命理想,在实践中必须和列宁式目光短浅的理论观点相结合,而不是在灵活且宽广的心智下被实践,是令人惋惜的。” 55:唯一的革命之路,是建立心智上真正的民主自由,从而使一切观点都被定义成“不完美的”与“待完善的”。这便使得革命观点的易错性可以成为革命者的一种自觉。任何所谓完美的革命都是容易崩溃的,就像雅各·拉康(Jacques Lacan)的观点:“知者易迷失!”——展开来说,就是“任何自以为永远正确的男人或女人其实恰恰正走在错误的路径上”,或者“没有错误经验的引导,人寸步难行”。 55:革命者应当抱有怎样的远见呢?不夸张地说,卢森堡的远见,是可以延伸至无穷远的。1917年,英国天文学家沃克利(Walkley)宣称自己发现了宇宙的中心。而这个有关宇宙是个球体(一个巨大的土豆团子或冰激凌球)的主意一 “当然是愚蠢的”“完全白痴的小资产阶级妄想”,在写给露易莎的信里,卢森堡如此评论道,“我们丝毫不能背离宇宙的无穷性来探讨问题 (她在监狱中的思想深度总是令人惊叹的)。而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还存在着来自地缘政治学角度的局限。这也是促使卢森堡关注这一问题的原因,就像资本本身,仿佛从不会停止流动。我们可以把她看成最早提出全球化”[或者是按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Harvey)的提法,“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家。她未完的遗作《政治经济学入门》,是基于她在1907年至1914年间在社会民主党学校中做的演讲整理而成的。作品有一章的标题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瓦解:从古代德国和印加到印度、俄国和南非”。她卓越的思考引领了一个时代—— 地球上的每一部分,甚至宇宙的每一组成之间都是彼此关联的。而打破彼此之间的限制,将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公民。道德观念与地缘认知,在她的思考中始终构成一个形影不离的整体。 —————@ 57:不公平的肇因大致有三种:基于精英意识与统治的不公平、继承性的不公平,以及由于征服战争带来的理所当然的压迫。 57: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卢森堡的观点则更为激进,在她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旧秩序不仅是自利的,更是盲目的,资本本身的日益猖獗恰恰预示旧秩序已经正在走向彻底的毁灭。尽管旧秩序的力量当时还十分强大,并一-再地在自己身边兴风作浪,但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卢森堡也没有对这一观点有 丝毫动摇。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同时也是卢森堡忠实的支持者、评论者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acs),曾准确地引用希腊悲剧的典故来评价卢森堡的工作:她的书写,将资本主义垂死挣扎描述成了“可怕的死亡之舞,成为俄狄浦斯步向自我毁灭的坚定步伐”。出于对资本主出于对资本主义必定,甚至已经开始走向毁灭的坚定信仰,她也许从未成为马克思的女儿”,即使有人认为这是她最大的错误(这就像是一种迷信,或是像一个强迫症患者在曰常生活中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评论者认为卢森堡或许低估了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 那所谓总会让资本主义在危急时刻“悬崖勒马”的力量,就像我们前不久经历的“ 次贷危机”那样。事实上,这正是卢森堡早年间围绕“修正主义”与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 )争论的焦点。这也是1898年她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契机,她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或“狂乱”(按照她自己的说法),才是这一社会制度真正意义上的“不朽”。换句话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将永远处于危机状态,直到灭亡。然而,卢森堡的批评者们都找错了重点。卢森堡的观点,始终是基于认识与真实的考量,同时也是对那些处于“自由审查”压力之下真正在生活中挣扎的人,以及那些反抗令人陷入虚无中的资本主义生活的人进行考察而后得出的结论。恰恰是由于无比精确和充满恶意的精明,资本主义在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无法隐藏自己的丑陋(那时常显露的丑陋面目,同时也展现了其持久的非人性力量)。以马克思的观点,从普遍的角度上说,人们之所以会走上革命之路, 往往是由于实际力量与生产关系的不协调,而人心往往具有揭露超负荷不公平的能力。打个简单的比方,这就好像是那股席卷了日渐枯萎紧缩的欧洲大陆的狂热力量——有些时候,人们会突然发觉自己在旧秩序下受够了。 ————— 59:巨大灾难之后,往往会产生全新的局面( 灾难往往不只是灾难,失败也不只是失败)。前文曾提到,卢森堡将罢工看成一-种积蓄已久的力量爆发,并“溢出”到政治领域之中的状况。1902年,马提尼克岛.上的皮里火山发生大爆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浓烟围绕着山峰久久不散,岛上尸横遍野,蒸汽与烟雾弥漫的火海包围了岛.上的每- -个人。”“在消失城市的废墟_上,卢森堡在当时见报的评论中写道,“一个无人知晓、素未谋面的客人已经抵达- 那还是人类自己。”正所谓天怒人怨。在卢森堡看来,这场灾难很像是地球对这世界上粗鲁野蛮的人类的报复(她的话语引发了阿伦特的共鸣,启发后者发现政治生活的真正核心)。她十分鄙视政治家们一面在灾难发生时争相在公众面前表达自己的怜悯,一面却热衷于宣扬君权式权威,不惜以流血战争手段镇压反对者的行为:皮里火山,你这伟大的巨人!你可以肆意大笑;你可以尽情鄙视你脚下这些面容亲切的谋杀犯,佯装哭泣的食肉者!”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伴随着201 1年埃及骚乱而来的,是在日本发生的毁灭性大地震。(自语:对人为的灾难她俩是这么理解的?这样的思考方式同我极其相似,每当一次次突发事件发生时,网络都是谴责当事人没有人性,是畜牲等等,我总喜欢从事件的背后找原因,是什么原因使他变成这样的人,是什么原因让他用这么极端的方式行事?我很少正气凛然地谴责这些极端分子,并不是我赞同他们,我是想存在他们背后的原因不解决的话,还会有一个个极端的人出现,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减少这些极端分了用极端方式行事。) ———————— 59: 人类有关政治的认识显然是:无止境的—— 在这个问题上,卢森堡的追随者贝尔托.布莱希特日后也提供了一些证据。在卢森堡看来,那火山时时发出咆哮,嘲笑着人类的意志,但“那地球的领主们,却凭借他们的智慧,始终坚定信念,不曾动摇”。历史中总不乏被欺骗者。卢森堡谈论了傲慢,而傲慢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霸权形式,给人们带来的是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束缚。出于同样的原因,奴隶制最大的罪恶便在于“将奴隶们排除在精神生活的大门之外”。卢森堡在1907年的一篇文章里,以一个承诺作为结尾:“在社会主义社会,知识是共有的财产。任何努力工作的人,都可以获得知识。”而那些所谓的领主,就像党派政治中的独裁者与他的拥护者们一样,以为知识是他们的私有物品一这 显然是个致命错误。 (注释:指布莱希特著名的“陌生化理论”,即“把一个事件或人物陌生化,首先意味着简单地剥去这一事件或人物性格中那些理所当然、众所周知和显而易见的东西,从而制造出对它的惊愕和新奇感。”——译者注<自语:这个理论很有意思,值得好好想想。>) ————— 61:但卢森堡从不相信这一点。正如她在1899年写给约吉谢斯的那封著名信件里所写的:“一些我在生命中体验到的东西,将会以我自己的方式被阐释和表现。正因如此,我的灵魂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臻于成熟。凭借着观念的力量和强烈的自信,它将会冲破一切陈规旧俗的束缚。我想要像一声惊雷一样,以我的观点、信念和表达的力量,唤醒人们麻木的心灵。” 62:卢森堡曾在自己最著名的宣讲中这样阐释道:“自由,就是被允许以不同的方式思考。” 在卢森堡看来,“思考是人们在世界上自由行动的另一种方式” 62:但原文确实只有简单的“思考”一词(对于阿伦特而言,行动与思考并不是对立的概念,而是实现自由的两大支柱)。对于卢森堡而言,思考是永远可以随心所欲的行为,因为它不受任何资质上的束缚。以思考的名义,任何人都可以抵达任何地方。 62:在我看来,这种思考得到的随心所欲的自由,既是她遭到忌恨的来由,却也同时是她对今天的女权主义运动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因。她超越了人类思想的限制, 以超出世俗政治本身认可的方式驾驭了它。在拉康著名的话语理论中,他将歇斯底里者的话语看作需要单独分析的一类,因为对于歇斯底里者而言,他们思维中有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薄膜几乎透明,以至于接近临界。我并无意苟同那些将卢森堡称为歇斯底里者 ’的恶毒咒骂——她短暂的生命时光里还经受过比这更恶劣的侮辱。事实上,拉康对 “歇斯底里” 的诠释更像是一种称颂:他将歇斯底里者的话语所体现的特质,体现为一种更接近于灵魂真实的纯粹。但这种特质对于卢森堡来说,又掺杂进了她那由于个人身份决定的怪异:一个波兰裔犹太女人,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意味着她要责无旁贷地将政治思考当成一种任务,寻找事情的真相,以卓绝的工作,解放她在1917年给露易莎.考茨基的信里所描述的那有力的、不可见的、烈焰般的力量”。卢森堡甚至认为,所谓的“政治气候’”往往是在毫无征兆的状态下变化的。“一个称职的船长,应当有能力凭借水面最细微的变化为他的船队指引方向,但却无法知晓何时狂风暴雨将至。”在1917年2月从伏龙克要塞监狱给玛蒂尔德.乌尔姆的信里,她这样写道。高尔基的《在底层》,是她最喜欢的戏剧。她曾在柏林看过两次,并且给蔡特金写信说,只要资金允许,她还会继续看下去(高尔基也曾赞美她是一只在革命浪潮中努力发出自己声音的“风暴鸟”)。 —————

63:倘若你正在与革命相关的心灵相接触,你怎样能在这无法掌控,甚至是无法自我参透的心灵背景下,提前知晓革命的动向呢?“没有什么比人心更加善变了,"1917年, 她给乌尔姆写信道,“尤其是大众的心理,就像是塔拉塔,那永恒之海,其深处永远千变万化...他们总会进入与预期不尽相同的状态。”而于此十三年前,她在布雷斯劳监狱里给自己的朋友亨丽特.霍尔斯特(Henriette Holst)写信道,“亲爱的亨丽特:别相信,” ——她罕有地展现了自己的忧郁,别相信通常状态下的我,我在每个时刻都可能发生变化,而生活也恰好是由这些时刻组成。 而革命局势与革命者的心里其宜也是与比相似的。 ——————@ 64:卢森堡认为, 任何无法触及人灵魂最深处的革命都是失败的。1898年,她写信给罗伯特.赛德尔(Robert Seidel),询问他是否知道“ 是什么让我在这些日子里不得安宁”。答案是人民 她接下来自答道:“当他们书写时,他们总会忘记最重要的,是要深入自己的内心。”我以此起誓,”她又继续写,永远不会忘记,只要一提起笔... ...就要去挖掘灵魂深处的自己。 她曾谈论党媒的语言:“很传统,很呆板,全是陈词滥调。”但她的讨论并未停止于此。事实上,她和约吉谢斯的情感关系,正是以这种对内心的探求和自我解剖为核心的。说白了,卢森堡是个开导者——约吉谢斯的内心相对而言是空乏的。这并非有关性别的陈词滥调。由于写作能力的不足,用艾廷格的话说,约吉谢斯更把卢森堡当成“一支笔”。她是傀儡,而他是主人。作为一个善于鼓动人心的杰出组织者,约吉谢斯成为波兰社会主义革命的灵魂人物。尽管卢森堡可以为他提供帮助,但他始终也没能介入德国社会主义者的圈子。这一切并没有被完全公开。约吉谢斯似乎对卢森堡的陪伴不感兴趣,并且并不愿意让旁人觉得自己已经和卢森堡同居(这看上去像是对她的保护,但绝非如此)。他并不愿意接纳一段婚姻,即使卢森堡曾希望或早或晚,可以有一个孩子。当过了生育年纪后,她还曾考虑收养一个孩子,却都被约吉谢斯拒绝了(我们只是从卢森堡的信件中得知这些,因为约吉谢斯的信并没能被保存下来)。用今天的话来说,约吉谢斯先生大概是陷入了一种“承诺恐惧”。而遗憾的是,她还不曾拥有现代女性的观念,让她明白如果离开这个懦弱的男人,她的生活或许会更愉快。她并不是唯一一个拥有卓越的革命观念,却不得不将自己的个人生活与一个男人捆绑在一起的人,即使这段关系已经十分不平等 有类似经历的女性还有艾琳娜.马克思,一位同样在革命中鼓舞人心,并且生前与卢森堡有过不少联系的杰出女性。1899年,卢森堡给约吉谢斯写信道:“我身上所有的自发性都在慢慢消失,我变成了一个只会‘ 等待’你的决定的女人。”而这个男人无休止的命令,给卢森堡留下了一个“ 孤独且挥之不去的自我。每当我想到自己,不安、疲惫、筋疲力尽、躁动不安便会一同造访”。一个可以由此推断的事实是:倘若约吉谢斯更加彻底地参与到与卢森堡的共同生活之中,我们大概无法看到这些离奇并充满空虚感的介于彼此共享与否之间生活的描述。 (自语:她俩都是非常杰出的女性,是女同胞中佼佼者。不过任何强势的女人都有她们懦弱的一面,就如艾琳娜.马克思,她是他们三姊妹当中是最强势的一个,最后在婚姻上,身边的早就看清她丈夫的“虚伪”,她丈夫一直在利用她,因为她是马克思的女儿,身边的亲人,包括恩格斯都极力戏说她离开她丈夫爱德华·艾威林,可她……是什么把她的双眼蒙蔽?是她没看清?还是她不愿承认自己看错人?对她的懦弱我始终没有明白。如果……卢森堡和艾琳娜.马克思还真有点像,她们在女性当中真的是我们的骄傲,无论学识,还是能力,无论勇气,还是刚强的性格,可是她俩偏偏在对待男人都同样的懦弱,都同样的看不清,到底是什么蒙住了她们的双眼?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卢森堡却从中走出来了,记得曾经读马克思女儿那本书,卢森堡还极力戏说过艾琳娜.马克思,可惜艾琳娜.马克思这位伟大的女性选择了自杀。) —————@ 65:她曾再三抱怨约吉谢斯在给她的信里只谈论党内事务和他们的“伟大事业”,而忽略了那些心灵上的交流。她目光所及之处,皆是“事务”(这是他们所在党党媒的名字,其中大部分内容是由卢森堡执笔的)。如果可以在生活中“与拥有人格之人、真正的灵魂、独立的个体相伴”,再冗杂的事务,她也可以处理得游刃有余。但从这位约吉谢斯身上,她看不到“任何东西,只是完完全全的一片空白”。每每当她遭遇到“无比纷乱的思想,以及通过对外物的观测得到的诸多观感”时,从他身上只能得到与预期“完全相反”的“帮助”(她曾不止一次希求从他身上得到更多的启发)。当她在前往苏黎世探望他并“没有留下争吵阴影地”归来后,她发觉这个被自己信任的男人已经全然“无视”她以及她的“内心生活”(这封信还异乎寻常地表明,约吉谢斯曾对卢森堡有过同样的指责)。但卢森堡也绝非总是慈悲的。在约吉谢斯照顾自己濒死的哥哥,情绪陷入低谷时,她却毫无同情心地指责他是在“愚蠢地进行弱智的情感自杀”。 ———— 66:显然,约吉谢斯是仅为了政治信念而生活的人,而这个信念几乎毁掉了一个人生活里最好的部分。于是,对于她的下一任爱人克斯特亚.蔡特金,她谨慎地提出了警告。对于卢森堡来说,她所致力的,无非是让人们可以“像鸟儿一样飞翔”,获得更多的幸福。“于我而言,变得快乐像是一种被诅咒的渴望。它酝酿着,日复一日,带着如鸽子一般愚蠢的顽固,为了我那微薄的幸福而与命运争执不下。”这里没有任何隐喻。1917年,她写信给索尼亚.李卜克内西( SonjaLiebknecht):“ 有时我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一只人形鸟,或是其他野兽。 ”“没有任何人,”在给约吉谢斯写得最深刻的一封信里,她写道,“可以如我们这般,拥有如此多快乐的可能。” 可那被她看作幸福构成的充要条件—— 内心灵动、思想自由,于他而言却是不可理解的。对于她来说,所有的关系、友谊都必须遵循“我可以认不出你的样貌,但我必须了解你的心”这样的信条(这被她写进了1 898年给赛德尔夫妇的信里)。 ————— 67:但旁人奋斗的终极目标,始终是权力(约吉谢斯征服世界的手段,大概是在镜中想象自己的征服,或者拒绝真实的内心生活)。“你对私人与政治生活里的权力崇拜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她1899年写信给他道,“而我,作为一个例子,仅仅对‘做’这个词表示信任。”作为一个“承诺恐惧者 ,还是用今天的话说,约吉谢斯或许还是个“控制狂”。。他需要她的成就,却也对这成就无比憎恨。“你的狂妄自大和疑心重重,使得我的成功与正在获得的公众认同,成为我们之间关系的毒药。”在搬去柏林两年前,她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和预言。但她在许多方面,在他们十五年共同生活的历程中,她还是努力介入了他的生活。她服从于他,或者至少表明了她愿意做的;而在创作上, 她的灵感、事实的检验以及编辑工作,也是依赖于他的——尽管她感觉最美好的时刻之一,是当她每每收到他改动过的文章,都几乎大吃一惊”。 她也偶尔会占到上风。“我试图上我们之间的问题占据我头脑的一小部分。当我回过神来,我正打算把你攥在我的利爪之中。我攥得有点紧,以至于你不得不尖叫。你会明白……我十倍好于你,所以我有权这样做。直到你变得温柔,我才会停止对你的威吓。学着在精神层面屈服一点吧……你必须屈服,因为我将使你体验到爱的力量。” ——————————— 67: 我们不难把她经历的情感旋涡,与日后对列宁主义批判联系在一起。约吉谢斯是她的指导者,在两人整个通信的过程中,他所扮演的,始终是一-个“十分令人不快的角色”,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贴切的形容:“老师对待他宠物般的学生”(艾廷格在翻译这一部分时使用了 波兰语的直译,即“ 男校长”一词,从而使这一论断与日后她对列宁更强烈的直接批判有了联系)。约吉谢斯甚至是充满暴力气息的人。当卢森堡开始与克斯特亚. 蔡特金交往时,他甚至扬言要杀了卢森堡。这并非只是一-次威胁,有一次,他尾随了卢森堡,并朝她亮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手枪。在分手之后,他还一直坚持要保留两人曾共同居住公寓的钥匙。约吉谢斯这一系列过分的举动,像极了极端的权力在“守夜人国家”的所作所为。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卢森堡身上,激情——例如在政治领域,对于自由而言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神护佑的,是那些不带有激情的自由人。”她在给自己最后一个情人汉斯.迪芬巴赫(HansDiefenbach)的信里这样写道。这封信也是为一次运动提供的“遥控指挥”,由于此时的她已身陷囹圄, “因为那意味着,他们从不会对他人的幸福与自由虎视眈眈。”事实上,她又指出,“这其实与激情没有关系。我有足够的激情引燃一片草原,却也可以始终保持自由的圣洁,并对他人给予单纯的祝福。”“你必须让我以我喜欢的方式,做我喜欢的事,”在她与约吉谢斯分手前夕的信里,她指出,“ 我过的是井然有序的生活,我必须活得像我自己。”真正的激情是不考虑回报的。就像是民主,它从不承认控制或是主宰。它使人人得其所。‘“当我离开了列奥.约吉谢 斯,我仿佛得到了重生。 —————————— 68: 在此时,我需要澄清,关于为何我认为大多数看待卢森堡的政治与私人生活之间联系的观点都是误解。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提到,这些信件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展示了一个女人在革命的不屈意志。比如,就像他们2011年出版她的信件时导读文章所用的题目,卢森堡是“ 感性且充满笑容的”。当然,没有什么会比卢森堡信件中的那些文字更富感性,而她的笑容和她其他的东西一样,都是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笑容,”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这样写道,“可以使人们找到一个不需要出卖灵魂,就可以自由生活的地方。”这同样可以作为女权主义的一大信条。让我们想想马提尼克岛上那鄙视、嘲笑“ 哭泣的食肉者”的皮里火山。当法兰克福的检察官以她“必然要危害社会”为由决定在1914年“预防囚禁”她时,她表示:“我相信你,你可以逃跑;但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却不会。他将坚持自己的作为,并嘲笑你的审判。 在这点上,吉莉安.罗斯(Gillian Rose)有关卢森堡将反讽的玩笑升格成了一种新型政治艺术的论断显然是正确的。但我并不接受艾廷格有关罗莎.卢森堡强硬的政治理念与活动是在弥补她私人生活的不幸这一观点。我并不认为她的私人生活是失败的。我无法苟同彼得.奈德尔将她与约吉谢斯分手后的生活看作失落的时光”。但我也并不认同艾德丽安.里奇的看法 ——女人“应当以工作作为她们的生活重心,无所谓伴侣的去留”。我们并不需要在爱人与事业之间做出选择。重点并非是私人与公共生活的孰轻孰重,而是如何将它们有机结合在一起。正是借此,卢森堡在那黑暗年代所醉心的事物——像马提尼克,像革命,最终将她的灵魂带到了政治的表面。 ————— 69: “为什么,”卢森堡在1907年写给克斯特亚. 蔡特金的信里说(她此时正在伦敦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我要再一次投身到充满危险与恐怖,并且我已确信自己势必将会迷失的状况之中?”如果政治对她是一种时刻的折磨,那它同样也是一种冲动。她对有关约吉谢斯痴迷政治事业的申斥,同样也适用于她自己。这种自觉是不同寻常的。而正是这种不同,使卢森堡调动了自我内心全部的手段,来确保自己处在一种平衡的状态。在给蔡特金的同一封信里,她描述了“一种模糊的渴望”,“深深地”使某个地方活跃起来,一种对“尖锐和弦”的渴望, 驱使她“投入”到伦敦黑夜的旋涡之中。伦敦的夜晚,永远有多到让人惊讶的醉汉,和看起来“丑得吓人或有伤风化” 的、正在尖声叫卖的卖花姑娘。这或许也是卢森堡对后来弗吉尼亚.伍尔芙创作的《街道的困扰》(Street Haunting)和朱娜.巴恩斯的《夜林》(Nightwood )的启发(我们总有多种称呼来针对“守夜人”)。有一个带有安慰性质的传说,人一旦打开了内心的大门,就会被光明淹没。但事实恰恰相反——冒险行为的重点,正是在于你永远无从知晓每一条路通向何处。卢森堡所遭到的诱惑,正是来自生活里不可控制的部分。我认为这大概并非巧合——这渴望不安的灵魂,命中注定般地遭遇了无从预料的革命。当我们从最深刻的洞察入手,介入她的“两种生活”时,我们会发觉,她所寻求的,其实是同一种渴望。 —————@ 72:因为我们的内心,总有一部分内容在“主动逃逸”。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里有一-个重要的论点:所有的梦境,终将不可避免地堕入未知的深渊。而把握真实的唯一-机会,是让自己的心灵肆意漂泊,去往它想去的地方。弗洛伊德曾表示, 对于那些我们想要通过解析得出结论的梦中思想,并不能得出其本真的样子,更无法得到一个确切的终点。它们必然会在这样一个充斥着我们纵横交错思想的世界里偏转方向,离开我们既定的解释。 ”我们似乎也可以将这一理论套用在革命或是大罢工之上。卢森堡的版本是这样的:“它们就像是让整个帝国起落不定的惊涛骇浪,最终却会分割成一条条细微的溪流;像是从地下喷薄而出的新鲜泉水,最终却必然要走向枯涸。” 而艾赫达芙,苏维夫(Ahdaf Souief)则写道: “革命就像是处在泛滥期的尼罗河:人们拼命想用堵塞和阻抑来遏制它的漫延。那开始于一年前1月25日的革命,已经渗透到了各个角落。它在某些空间内十分猖獗,以平稳的方式在人们彼此间流动,从而产生深远的影响。没有人可以从它的影响中幸免。” ——————— 73: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来说,其中一条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原则,是使病人可以自由联想,说出脑中那些奇异且不可预知的真实。但这也决定了精神分析只能针对病患施用。因为这些内容很容易扰乱一个正常人的思维秩序。但弗洛伊德的工作表明,人心不可理解的本质,使其自由变得十分必要。克里斯托弗.博拉斯曾说:“自由联想这一手段,颠覆了精神分析师自身的权力意识。 ”(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和苏维夫的“人们拼命想用堵塞和阻抑来遏制它的漫延”来作比较。)而这种新的思考方法,解放了“传递的可能,使之趋向无穷”。这接近于卢森堡对露易莎.考茨基的观察:无穷(与“一颗严整的实心球”相对)。伴随革命而来的,是“揭开盖子’的冒险。但这世界必须容许分崩离析的可能,因为也许只有这样,它才可以重获新生。卢森堡的第一次惊讶,大概是在她发现大多数受难的国民为战争投上了赞同票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想要走得更远,“所有这一切都将要土崩瓦解”。弗洛伊德的写作大致是和卢森堡同时期的。而在无意识之外,卢森堡完成了自己的壮举——在我看来,她揭开的是约束私人与政治生活的双重“伦理盖子”。 ——————@ 73:卢森堡与列宁的争论同样发生在这一时期。奈德尔在自己关于卢森堡的传记里这样写道:“和那个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探索人们所面临的道德与政治灾难深层次原因的罗莎.卢森堡不同,列宁只关注问题的规模,对于卢森堡,他也仅仅注意到她卓越的力量可以肩负更重大的使命。”比起粗浅的野心,卢森堡提供的是一种“去情色化”的革命,而这实际上是一种“无尽的革命欲望” 绝非巧合的是,女权主义的精神分析者最近认为,尽管女性往往会压抑自己的性欲,但女性的性欲其实也是无尽的(这同样是不必去考虑所谓规模的事情)。 ——————— 74: 作为一个超越了极限的杰出人物,还有一个十字路口在等待着卢森堡。当她藏在老农的破马车里离开波兰时,她便开始了自己反复穿梭在各个国家之间的生命历程。当她随后来到德国,她“带着成捆的家信,一份把她写成波兰人的来自党的证明,以及一份结婚证书,将她的国籍从俄国改写成德国”。可究竟哪里才是她的归所呢?“可预见的是”,艾廷格写道,“ 在波兰社会党看来,卢森堡的犹太身份,必然将使她无法正视波兰人们真正的需求与愿望。而在1970年,卢森堡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研讨会上,同样的问题再一次被提及。”1910年,波兰民族主义报纸《独立意志》(IndependentThought)甚至称她的腿疾是犹太人血统卑劣的标志。 ——————— 74:然而在伍尔芙看来,这种无归属或许是一笔无形的资产, 尤其是对于一个女人而言。而在阿伦特笔下,卢森堡是来自“一种普遍的人性和真正的、几乎幼稚的对社会差别和种族差别的轻视,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世界。“卢森堡的国际化视野,其中的一个方面,”奈德尔写道,“是更热衷于外来文化。”“我确实看到国际化的趋势正在加强,卢森堡在1904年写信给亨丽特.罗兰.霍尔特斯,“而这本身,也将成为克服人们偏执与愚昧的一种手段。”在她生命的末期,在布雷斯劳监狱里,她翻译了俄国作家弗拉基米尔.柯罗连科的自传《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AHistory of My Contemporary)。在译者序中,她写道:“身负三种民族主义的侵扰,这天生的矛盾,使得柯罗连科选择逃向普世的人道主义。歌德的“兴趣普遍主义”是卢森堡的理想。这里有一个值得探讨的类比,就是将此与精神分析联系起来。对于无意识者,国界是没有意义的。弗洛伊德从来都不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他的观念里也没有任何欧洲中心论的影子,所以他的普遍主义,其实也是一门被后来将精神分析学称为是“德国的”并且——或者,是'“犹太人的”学问。民族主义给精神分析学的进展带来了巨大的阴影,而革命理论的发展和传播同样也往往会受它的蒙蔽。于是,弗洛伊德曾对自己取得成就的原因做过一个著名的总结:因为他是个犹太人,而犹太人往往生活在偏见里,自然不难归纳偏见产生的原因。 ———————— 75:对民族自觉的反对,是卢森堡与列宁(但并非是只与他一个人)争论的焦点。而这同样可以用精神分析与革命理论之间的对应来理解。波兰社会党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使得卢森堡和约吉谢斯不得不选择退出,并在波兰和立陶宛王国另立门户,于1893年建立了社会民主党。“整个民族成为一个共同的政体,"1908年时她总结,“根本没有可能。”尽管曾为犹太社会主义政党的党媒提供过一篇文章,但卢森堡从未与他们建立过联系。而这份名为《同盟》(Bund)的报刊,所致力的是犹太民族作为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定,同时也得到了约吉谢斯的支持。这也是他们之间政治观念分歧的一个例子。卢森堡并不愿意将犹太民族作为一个特定的族群来看待。“通过强调犹太人的受难,你期望得到什么呢?”在她1917年写给乌尔姆那封颇具争议的信里,她写道,“ 那些在普图马约橡胶园里贫苦的受难者、那些在自己家园生活却成为外来的欧洲人捕猎游戏道具的黑人,我反倒觉得他们离我更近我并没有为‘犹太人’这个词在心里留下一个特定的空间。我在自己的家里,却不妨碍我感知世界其他地方的乌云、鸟儿,以及人们的泪水。”(自语:感觉卢森堡在民族意识上比他们走得更完,看得更宇宙化,像他们走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如果我们的内心狭隘了,看问题的角度就必然会狭隘。) ———— 76: 可无所谓怀抱怎样的观点,她终究还是成了反犹主义者攻击的对象。甚至在自己的党内,她也饱受这种攻击的侵扰。在1901年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 ,沃尔夫冈.海涅(WolfgangHeine)宣称,那些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当然包括卢森堡),就像是“在我们的客厅到处吐口水”的不速之客(这也让我们想起阿德勒的告诫“ 不要让这个女人在我们的汤里吐口水”)。回顾她的一生,德国政治家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指责她和她外来性的主张使马克思主义蒙上了一种神秘主义色彩。这种“秘密社团”或“不传之秘”的比喻,成了反犹主义者又一种经典的说辞。到了1919年,诺斯克担任防务大臣,负责镇压斯巴达克派的起义。如果说他的反犹主义倾向不曾对他关于逮捕和杀害卢森堡的命令产生影响,显然有些说不通。 ———————— 76: 然而,如果我们断言卢森堡对自己的犹太身份并不看重,似乎又是有些片面的结论。她拒绝将德雷福斯事件视作一起单纯的“ 犹太事件”,而是将它看作一次犹太人以社会主义与军国主义、教权主义的对抗。而这尚且不是全部,她的信件里总会出现很多意第绪语的表达,尽管她曾不止一次使用“犹太佬”这样带有污蔑性的称呼。而根据洛瑞,卡索尔(Rory Castle)最近的发现,她曾在1910年的文章里谈论过反犹主义。在她看来,反犹主义是“继大屠杀之后,最能体现人类政治观点的落后与文化里无法革除的原始印记的标签”。如果说她确实曾主动为自己的犹太性申辩,那么她的犹太性却也是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回归。尽管她和她的家人曾努力试图融入非犹太世界,他们却都不曾遗弃自己的犹太身份。她的父亲爱德华是扎莫什奇当地改良犹太社区的领导成员,同时在各项事务_上都很活跃。我们或许可以将她的犹太性回归看成一种“被给予”。正像阿伦特曾将此放入她与哥舒姆.舒勒姆的著名对话之中,这其实是她生命里“显而易见的事实”之一。在那本《尤尼乌斯》小册子里,她还曾将社会主义的反战倾向,比作“摩西引领犹太人走出荒漠”的壮举(她又一次对马克思进行了改写)。 —————— 77: 她同样表现出了不凡的预见能力。在她于“一战”期间写给索菲亚.李卜克内西的信里说,俄国国内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德国的大屠杀或许即将开始。而在《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的序文里,她指出:“在东欧,人们往往会把犹太人作为恶的典型来对待,这也是人们偏爱的话题,但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他们是否可以始终扮演自己故事里那个无辜却受害的 角色呢?”《尤尼乌斯》小册子则是以一句有关战争、残忍的副歌歌词作结:“ 德意志高于一切! " 只是这句歌词究竟有多残酷,她还不能完全知晓。每每当这个旋律响起,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的士兵与工人们就要蹒跚着“ 跨过自己的坟墓,在每一只带来死亡的胳膊上打下方便前进的抓钩”。在卢森堡看来,民族主义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暴力。 战争教给她的一件事情,是看透“爱国心”可以变得多么面目可憎。而在阿伦特的书写里,她的世界主义与深深的犹太身份认同( 多数离开波兰政党的非民族主义者大多也是犹太人)是自相矛盾的。在阿伦特眼中,这种包容的、无边界的理念成就了她一个真正的欧洲人的身份,并且始终在“世界上其他的多种命运”之上热情投入,直到生命尽头。这同样意味着,她具有看透战争的一切虚伪掩饰的能力。“令所有民族都只在耻辱发生在他者身上时才承认耻辱的存在,是资产阶级的伪善的一种扭曲形式。”在《尤尼乌斯》小册子里,她给出了这样的结论。 —————@ 78: 如果说自由,就是自由地去思考“额外之物”,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对于自由,还有这样的隐藏性障碍:人究竟愿意给怎样的人自由思考的权力(而不是以污名化作为对他们进行翦除的暗示)?所以无论会带着她走多远(直到极限),卢森堡的普遍主义,其实是她足够坦率的另一个侧面。于是因此,她又一 次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一个急匆匆要去做要紧事的人,”她在斯巴达克派的《红旗报》(DieRote Fahne)上撰文道, “势必将因不假思索地踩死一只虫子而犯罪。” 我大概并不比一只瓢虫更重要, 她在1917年于监狱中写道,“而伴随着我自身的无意义,我感到无比快乐。”她将1891年那场所谓“依照《圣经》”降下的大饥荒,直接归结为沙皇政策的后果。她引用了一位向官方提供证词的牧师的话: 最近的三年,歉收始终在悄悄逼近,不幸之事也格外频繁地降临在农民们的头上。这都是害虫作祟的结果,草蜢吃光了谷物,爬虫附着在上面,而瓢虫则负责“打扫战场”。这收获对田地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而种子还未及发芽,就已经在地下焦渴而死。谷仓空了,面包也无从寻找。动物们的叹息和失败,牛缓慢地走,羊死于口渴和饲料匮乏……无数的农舍和树木为频发的火灾而苦恼。一道火墙和浓重的烟雾包围了我们……用先知西番雅的话来说,“我将摧毁大地上的一切,主如是说,人、牲畜、野兽、鱼和鸟无一能幸免。” 有多少野兽葬身火海,又有多少海鱼在浅滩奄奄一息! 麋鹿在林丛中奔命,浣熊和松鼠则难逃一死。天堂也变得贫瘠,坚硬如矿石;雨露不再降下,只有干旱与山火在大地上肆虐。果树枯萎,那花与草也不能幸免。覆盆莓不再成熟,而原本遍及山野的黑莓、蓝莓、蔓越莓:已难觅踪影;沼泽与湿地已然干涸.....苍翠的森林、新鲜的空气、散发清香令;人心旷神怡的冷杉...这一切都去了哪里呢?这一-切都已经不在了! —————@ 79:在这充满剥削与原始盲目性的世界上,倘若它那充斥在人与自然间的微观的残忍真正展现在一个人面前,那么他恐怕很难不去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能仅仅关注人类自己:“我们的‘嗜血罗莎’,几乎是在工作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蔡特金写道,“只是为了能让一只毛虫改变主意,让它以全新的方式获取食物,而不再以错误的方式。”“而以泛神论的观点看,(她)承认这世间所有生物体的统一。” ———@ 80:1917年11月的一天,卢森堡正在布雷斯劳监狱的院子里散步。她注意到负载军需供应的不再是马匹,而是水牛。而仅仅在布雷斯劳监狱,就有一-百多头这样的水牛。野生的水牛来自罗马尼亚,它们“习惯了自己的自由”,而此时却不得不“在得知战败的消息之前,就要忍受失败的可怕后果”。由于不堪其辱,很多水牛用不了多久就暴毙而亡。当她看到一个士兵为水牛的惨死而苦恼时,这种同情心大大吸引了卢森堡的注意。“ 当我注视着这野兽般的恶棍,而他也看向我时,我便忍不住要流泪,可这泪水其实本应来自他自己那缺失的悲悯之心。”扭转这种多愁善感的还是身份认同。卢森堡并没有如旁观者一般,不时为悲惨景象付出哀号与悲叹作为回应,而是将自己置于这些恶棍同等的位置。她无从预知自己两年后被人用棍子狠命殴打,致死后又被抛尸河中的恐怖命运,但在监狱里,她从未失去自己的钢铁意志。这士兵在院子里大摇大摆,自顾自地吹着口哨,惬意地复制着当时流行的旋律,“而一幅不可思议的战争全景图也随之出现在我的眼前。” ————— 80: 1916年2月,当卢森堡从巴尔尼姆街的女子监狱获释时(这次只被关押了几个月),千余位支持她的女性当面向她表达了敬意。她们因为她而聚集在一起,此刻则簇拥着她回家 那里早已被她们用礼物填满。“ 精心栽培还附赠了花盆的花朵、各种亲手制作的点心、罐头食品、水果蛋糕、茶包、肥皂、可可、沙丁鱼和最好的蔬菜一应有尽有,就像在熟食店( 真正可靠的生活,是一切都经过烘烤之后,封装进罐头,由女人们保管)。”当你看到这些支持我的女人的时候,”她写信给蔡特金, “对你来说这大概是难得由衷的快乐。而在同一天的晚宴上,这些女人中的代表告诉卢森堡,示威游行活动已经被“完全自发 地准备妥当。她们热爱她,因为她“敢于与党的领导人针锋相对”,同时因为这样的原因,那些党内的高层人士其实更希望看见卢森堡一直被关在监狱里,而非平安出狱。这些女人早已将卢森堡的声音与观点视作完全正确的言论,而卢森堡自己则感到遗憾,因为这似乎成了她能量的源泉。但她到底还是一个被淹没者。她思索着,写信给蔡特金,想要以“令人蒙羞的号叫”寻找解脱,但最后慰藉她的,是考虑到自己不过是“人们悬挂、标记因个人挣扎而衍生的普遍意志的一根木杆”。 ———@ 81: 卢森堡与女权主义的关联是复杂的。这并非由于她作为一个女人,尤其是一个犹太女人的独特身份。正如奈德尔提到的,对于女性问题,她想要的,既不是要求特权”,也非“ 承认弱势”——好像不管怎样, 女性本身就意味着不公正的存在。尽管自身遭遇了如此多的歧视,但卢森堡依旧是个男女平等主义者。“你打算来参加妇女大会吗?”她1911年给露易莎写信,“我可是个男女平等主义者!”她最好的朋友克拉拉.蔡特金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妇女运动的领袖,同时还是,《平等报》(Gleichheit)的编辑。1911年第一次国际妇女节,正是来自她的背后策划。“你打算何时给我寄一封信,详细探讨一下妇女运动的事情呢?“1911年卢森堡给克拉拉写信道。而除了是生活上的知己,无论是关于战争,还是修正主义,两人在党内所有的主要事务上永远都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真正的战友。于是她们自然也成了那些“更希望看见卢森堡一直被关在监狱里,而非平安出狱”的厌女症患者的攻击目标。在1919年卡尔.考茨基写给倍倍尔的信里,他指出:“这两个女人,正打算发动威胁到党内所有主要的攻击。(这好像是说,即便是在革命斗争最核心的地方,女人反倒成了最可怕的敌人)。1918年,卢森堡恳请克拉拉在《红旗报》上为女性写些什么。“这(问题)已经变得愈加严重,但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了解究竟为何会这样。”而随后,当事态愈加紧急,她开始央求克拉拉创办一份双周、每周,甚至是每日发行的妇女报刊。“ 每一天的流逝都是一种罪过。 ————@ 82:于是,人们通常以为卢森堡对女性问题的看法是滞后的,尤其与她激进的革命观念相比。然而这显然是种误读。事实上,自1902年到1914年,她对女性问题的探讨贯穿她整个政治生命最活跃的时期。期望实现女性权利全部解放,是她离开波兰社会党最主要的原因。她将女性政治权利的匮乏看作“ 死去过去的残余物”,将保守派的主张看成“披着神权主义外衣的王权的复辟”。她很清楚,对于她的反对者而言,女性解放无疑是兼具了“惊骇”与“厌恶”的事情—— 她自己便亲历过不止一次由于女性的过多质询,而使男权主义者们产生本能的厌恶。但这种伸张,对于她而言又是一次“大胆且宏伟的冒险”。它势必将带来“一股强劲而清新的风”,“ 清理干净当下令人窒息的陈腐空气、庸俗的家族生活,使它准确无误地实现自我擦除—— 甚至在政党成员、工人、领袖之间也同样如此” (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久病在床的老人害怕任何一丝凉爽的风”)。也许是尽管渴望家庭生活,却从未真正置身其中的缘故,她认定所谓“ 资产阶级女人”将拥有的特权必定是个陷阱:“ 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女人,她的世界不过是一间房子,而对于无产阶级女性,她们拥有的则是广阔的全世界。”资产阶级女性是“社会躯干的寄生虫身.上的寄生者”。无独有偶,在1911年问世的《妇女与劳动》(Womenand Labour)这一论著里,英国女权主义者奥莉芙.施赖纳(Olive Schreiner)同样使用了寄生虫”这个比喻,来形容资产阶级女性的生存状态( 她们的地位将比工人身份的女人更加低下,甚至还不如平民阶层的女性)。 ————@ 83:卢森堡并不认为女性解放运动需要依赖合适的时机。在她看来,女性在由男性主导的现实政治中赢得平等地位是必然的事情。女性的压抑是“桎梏中人们的遭际的一个分支”。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解放斗争要为阶级斗争让位——人人都应当是自由的。这同样也是今天的“ 后女权主义”需要注意的根本性问题, 万事皆相关,这句格言同样体现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之中——如果忽视这世界肆虐的不公与邪恶,女性解放运动显然就是一纸空谈。 ————— 83: 最关键的,是卢森堡坚信女性的政治参与,将为其带来一种道德上的推进,一种不同以往的印记与心灵品格。她在她1907年的“致国际社会主义妇女大会的信”里写道,只有女性才能恢复社会主义的道德模范地位。在这封信最后,她希望社会党国际局(International Socialist Bureau)可以重视克拉拉的女权运动报纸《平等报》——尽管这提议始终也没能实现。她坚持,国际社会主义的实现,并不能以一种“纯机械化的方式来完成”。 —————— 84:女性平等的实现也就因此成了卢森堡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正如我们在她给她的女性朋友的信件里,以及在这一章的叙述中所看到的,这释放了她最饱满的生命激情。与此同时,她也触发了她最旺盛的生命力,生发了有关生命意义与目的的思考与反馈:她向玛蒂尔德.乌尔姆论证如何成为自己;给索菲亚.李卜克内西讲述“水牛的故事”;告诉露易莎.考茨基真正的生命应当“ 穿透屋顶”,飞向无穷, 和亨丽特.罗兰.霍尔斯特探讨灵魂本身无尽的可变性。似乎她的使命,就是和这些女人探讨没有答案的问题——似乎这些讨论,也只是她为了自己的思考搭建的临时空间。 ——————— 84:当卢森堡在1919年被杀害时,整个欧洲局势已经岌岌可危。这片大陆即将成为那些被她所厌恶并努力想要击败的罪恶的牺牲品,正义无反顾地走向一个无比黑暗的未来。我们通过回溯历史才得知这些真相,但在我们这样做之前,我们需要记住,在她的时代,并没有一个如她一般的先驱,为她照亮通往真相的道路。她思维的清晰是空前的,而她所仰赖的基础又是如此脆弱——那基础仅仅是自由与内心的不可知之间的联系(“ 我并不知道成为人的方法,我只知道想要拥有一个完整的人格,往往需要孤身一人”)。正如我们常常见到的,一个厚颜无耻地拥有了过多身份和与外物联结的人,往往不会走得太远。对于那些信仰卢森堡的女性,她们或多或少会在生命中或是思想上制造一些令人吃惊的内容,而她们中的每一个,大概都直接或间接地从卢森堡的著作中汲取了养分。卢森堡是对这世界不公最杰出的讽刺者,我在这里要举出最后一个例子,而这个例子同样与今天的女权主义运动有关:她曾在自己1912年的演讲“女性的狂暴与阶级斗争 ”中,质询为何音乐厅里的“用双腿为老板赚取利润”的舞女就是优秀的劳工,而靠着双腿不停奔波,操持家务的广大妇女就不是呢?我们或许可以猜测,她在这里谈论的是钢管舞。靠着“女人的双腿”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意象,卢森堡用自己的语言,谴责了那当时再普遍不过的“下流的牟利方式”,展现了那在兴奋与厌恶的战栗中,自愿担当为世界贪婪所献祭的“贡品 ’的悲哀。如果她的表达“野蛮而疯狂”,那也正是她所坚持的 她正是希望将这野蛮与疯狂”的现代世界的真相揭露给毫不知情的人们看。而这和我们道貌岸然的所谓文明世界相比,显然是不得体的。于是对于我们来说,如果真的要向这样的世界宣战,卢森堡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承担的,是自己会一点点变得疯狂的风险。 ————— 87:我的梦正浮在蓝色的水面上。是何种力量驱使你忍受如此多的痛苦与折磨,不断塑造、打碎、再重塑自己?是谁给你这样做的权力? by夏洛特.萨洛蒙,《人生?如戏?》 了解自我最糟糕的一面仿佛,或正相当于打通了人性“监狱”的一面围墙。 by玛里恩.米尔纳(MarionMilner),《无法作画》(On Not Being Ableto Paint)

——————— 88:今天的我们,或许可以将“卢森堡之死”看成一个关于未来依旧丑陋的恶兆。从这个角度看,卢森堡没能看见当今世界的混乱状态或许还是件好事。乍一看,这样的现实似乎戳穿了她的“过于乐观”和有关美好未来的“谎言”。然而事实上,如果你曾仔细研读过她的作品,不难发觉她其实总是可以敏锐地捕捉到历史每一刻的运行方式,甚至是以无懈可击的逻辑,推演出历史可能的最糟状况。她毕竟曾亲眼目睹了191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有关军需品法案所投的赞成票,这等于是在纵容大屠杀惨剧的发生。作为一个曾经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她只能眼睁睁看着这部在盲目的“爱国心”驱使之下,最终导致全世界工人互相残杀的法案通过,却无力改变什么。同时她也知道,自己一生都会被笼罩在“政治意识落后与文化野蛮的鲜明烙印”之下,同时也是“人类文明最大的阻力之一”的反犹主义阴影中。我们尚且无法得 知,有关她在1918年写下的犹太人的替罪羊命运终将“走到尽头”的冷酷预言是否会成真,但这一切都没能冷却她对自己生命炽热的依恋。“ 我仿佛能听见,(面包师)那吱嘎作响的门,在不停地说 我就是生活,生活多美好 也许我发红却满是幸福的面颊和插在口袋里的双手让我看起来有些奇怪,但那又怎样呢?什么都难不倒我! ”1917年,她在监狱里写下这样的文字,而此时战争也正处于最残酷的阶段。 ——@ 89:就在这一年,德国犹太裔女画家夏洛特.萨洛蒙出生了。即使切实体验了卢森堡最深切恐惧,甚至经历过比这些恐惧更甚的命运,这位女画家却始终不肯放弃自己对生命本身的热忱,这正是我希望在这一章里展示的。在“二战”期间,她发现自己的七位家庭成员 包括自己的母亲,同样都是死于“罪恶的”自杀。而随后,那个告诉她这一系列悲惨真相的“恶毒外祖父”,开始催促她以同样的方式结束生命。可是这个坚强的女孩在发现了所有真相后宣称“我将替他们继续活下去”。于是她便踏上了自己的“求生之旅”。尽管她最终死在了奥斯维辛,但她对于我而言却是个不朽的幸存者。她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最终建造了一条可以穿越恐惧的完美走廊,在私人与政治语境下同时践行了自己“活下去” 的宣言。从这一点上看,她可以被视为卢森堡的继承者。1917年,卢森堡在监狱里写信给自己的情人汉斯,迪,芬巴赫说:“ 我就像是路德(Luther),要与自己内心的魔鬼抗衡,而我的武器来自我的墨水池。”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探寻另一个以创造力对抗生命里残酷景致的女人的生命轨迹,同时也将发掘这景致深处的意义。 ——— 89:她的作品《人生?如戏?》是在1941年到1943年之间完成的。它由超过七百幅彩色水粉画构成( 如果加上那些未加入最终版本,未标记页码的画作,总数将超过一千三百幅)。这些画作.上还包括了独特的音乐与语言“伴奏”, 被题写在透明纸上,附着于画作表面。通过这样的独特方式,画布上的每个角色都被作者赋予了她想象中的声音,从而实现多重的观看体验。萨洛蒙在作品的第一页写道:“ 作者试图实现的,是自己的全然退场,而让每个人物自己发声、说话或是歌唱。”“我成了我的母亲,我的外祖母,”她接下来又写道,“事实上我演遍了所有的角色,我走过他们走过的路,成为他们所有人。。”她自己这段奇异的表述, 由内而外地阐明了整个故事的书写方式。这是属于她自己的故事,可她却放弃了“我”,同时还不止一次在作品里安排其他视角,从而坚持让这个故事“不被讲述”“不被窥视”,“通过她自己的眼睛”。在这里我们好像又可以“听见 弗洛伊德用来描述无意识的经典理论“另一个场景” 的回音。此前我们已经叙述过卢森堡“不在此处”,而是在远离此地,屋顶之外”的奇异生活。而与卢森堡相似,“ 成为其他的事物或其他人”的状况同样出现在萨洛蒙身上。她忍受着,甚至以此为核心,创造了属于她自己的独特美学。她时常会成为另一-个拥有不屈意志的女人一主 动离散甚至是放弃自我,是她自始至终信赖的能力。 —————— 90:萨洛蒙在得知自己的家族史之后,才开始着手创造这种独特美学。在1940年的一封信里,她写明自己唯一的选择,是“放弃自己的内心”,然后在两年之内实现另一种方式的重生。而这个两年期限意味着,她需要每天完成三到四幅水粉画,才能完成整部作品。而她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某些绝望在此时已经昭然若揭,只是她依旧可以用轻描淡写的方式加以表达。与她的使命相比,眼前的暴力和痛苦同样无法避免,并且显得格外丑陋。事实上,我们并不应该把《人生?如戏?》解读成一次为了对抗恐怖才完成的“自我救赎”(在最终的版本里,她放弃了一幅画着一个落水获救女人的作品)。尽管如此,通过她绘画的笔触,通过她在画纸上谱写的乐曲,通过她写下的故事,萨洛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如何在战争岁月里保全自己人格的独特思路。她在作品最开始的地方这样写道:“战争正不知在何处肆虐,而我坐在海边,注视着人心深处。”(自语:这两年她要放弃自己的内心,这两年她要成为她们,用她们的思想思考,用她们眼睛来看这个世界,用她们的内心来书写,来创作。直到两年后回归自我,回到自己的内心,成为真正的我,这个时候的我已经变得非常强大,任何人都无法左右我,摆布我,只有自我的人格独立,才能战胜一切,才能在这个世上顽强地活下去,虽然很艰难,但在这两年内先成为她们,才能完成自我救赎,找到真正的那个自我,萨洛蒙是这样吗?你的绘画,你的创作看起来是把她们留在这个世上,事实你成为她们的终极目标就是成为你自己。) —————— 91: 《人生?如戏?》是一个人以自己的生命体验,对法西斯主义疯狂的“致命游戏”的回应。“一个人是否是因他人而活?”1947年,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自己的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 Doctor Faustus)里借人物之口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而在这部作品里,他展示了一位音乐家不朽的一生——在希特勒的统治之下,他在“二战”最后的岁月里坚持着自己的艺术生命。而托马斯.曼的问题,在纳粹统治的岁月里讨论起来或许更具现实意义。当意识形态凌驾于生命与自由之上一-用托马斯.曼自己的话说, “德意志,”一切都是伟大的德意志,除此之外我们看不见任何其他的东西时,标榜自由与生命力的音乐与文学,究竟应当如何存在?托马斯.曼无意借用“ 在盖世太保的地窖里的精神体验”这种耸人听闻的题材来表现自己的思考,也没有以选择在《浮士德博士》里被描述的那种充斥着“慷慨激昂的德意志播音员满怀激情地颂扬着‘我们与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间的神圣战争’的地狱”为主题来完成自己的创作。倘若这个世界真的让你不敢去渴望什么,那只能是因为它切实地对你的内心进行了有效的威慑,它使你活在了其他人的死亡之中。 ———— 92:我们关注萨洛蒙的原因其实再明显不过。或许杀戮是为了生存,但由于她勇敢却痛苦的还击,杀人者只能永远背负死者的灵魂,甚至只有这样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换句话说,她证明了人所做的一切,在生命里接纳的一切,无论是付出还是拥有,无论是否留下什么样的印记,都被用来维持我们自己的生命,使之不至于枯竭干涸。而即便你收获的遗赠与“ 死亡”有关——大概没有人比萨洛蒙得到的一切更适合来诠释这个词——你仍可以将这些逝去的魂灵收集起来,去描绘,去叙述,去歌唱这些曾在你的生命中经过的人。萨洛蒙的心灵与画纸因此而变得充实丰满。然而经过了修建和重新安排,整部作品呈现出的却是一种混乱。这些颜色、声音、语词彼此覆盖,在每一寸空间里相互挤压。而她自己则是这样一个混乱空间的制造者。这从本质上确认了她与纳粹的对立,因为纳粹的核心理论“生存空间",按照字面的理解正是“为生存而获取空间”一无差别杀戮正是其手段,但我们却往往将此忽略。我将在本书中讨论两位画家- 除萨洛蒙之外,另一位主人公是现代艺术家特蕾莎.奥尔顿,她的努力使得我们可以近距离地考察绘画艺术如何以色彩、空间、躯体以及界限,表达最私密的细节,并以此来对抗某个历史角落里的种种不堪。 ———— 91:我们关注萨洛蒙的原因其实再明显不过。或许杀戮是为了生存,但由于她勇敢却痛苦的还击,杀人者只能永远背负死者的灵魂,甚至只有这样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换句话说,她证明了人所做的一切,在生命里接纳的一切,无论是付出还是拥有,无论是否留下什么样的印记, 都被用来维持我们自己的生命,使之不至于枯竭干涸。而即便你收获的遗赠与“死亡”有关 大概没有人比萨洛蒙得到的一切更适合来诠释这个词 你仍可以将这些逝去的魂灵收集起来,去描绘 去叙述,去歌唱这些曾在你的生命中经过的人。萨洛蒙的心灵与画纸因此而变得充实丰满。然而经过了修建和重新安排,整部作品呈现出的却是一种混乱。这些颜色、声音、语词彼此覆盖,在每一寸空间里相互挤压。而她自己则是这样一个混乱空间的制造者。这从本质上确认了她与纳粹的对立,因为纳粹的核心理论“生存空间",按照字面的理解正是“为生存而获取空间”无差别杀戮正是其手段,但我们却往往将此忽略。我将在本书中讨论两位画家一除萨洛蒙之外,另一-位主人公是现代艺术家特蕾莎.奥尔顿,她的努力使得我们可以近距离地考察绘画艺术如何以色彩、空间、躯体以及界限,表达最私密的细节,并以此来对抗某个历史角落里的种种不堪。 (注释:纳粹扩张理论中的术语,认为国家是一种有生命的机体,要有能满足它生长和发展的“生存空间”,这个“生存空间”就是能不断扩大的领土和殖民地,从而以“进步”为名,美化其侵略企图。——译者注) —————— 93:一个女孩坐在海边,她正在作画。突然,一段旋律闯进了她的脑海。她开始哼唱,并注意到这旋律与她即将要在画纸上呈现的内容有多么地吻合。一个文本此时也光顾了她的大脑,她开始唱自己的旋律,配上自己偶然得到的那些言语,一遍又一遍大声地唱,直到这一幅画完成。 94:尽管作品是“画”和‘写 成的,但仅仅说“阅读”这些作品并不恰当,因为那更像是一种生命体验。当你的目光投射到这些画面上时,你便很难再将自己对它们的印象从大脑中驱散。无论从怎样的角度,这部作品都演绎了非凡的包容性与实验性,同时以绝对的陌生感,标记了自己独一无二的价值。《人生?如戏?》无疑是一出宏伟的视觉诗性交响乐,但我们无法从和谐与否的角度对它进行考察。同样的不确定性也出现在作品的主题上。在萨洛蒙安排的曲调之下,人与事物在作品中的关系并不能被确定。你无法判断当画中的一个人物讲话时,聆听者究竟是谁,它们是否存在于同一个空间之内。萨洛蒙在作品中为这一问问题提供了一个视觉化的形式:当聆听者在紧闭的门后面时,他不断反复听到的,其实是自己的喃喃自语,因为他始终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况之下。音乐的表现同样呈现出古怪的单调,就好像每个出场人物都拥有自己既定的曲调。每个人物都从自己的生活中抽离出来,被描绘、转换成可反复出现的模样。这就意味着,他们在画面上的存在,同样也为画面上的“声音”提供了某种支撑。萨洛蒙的做法符合克里斯托弗.博拉斯的理论:倘若仅仅是片面地介入某个人的生活,一个感受者对他的全部印象,则都可以以一段持久、单调的旋律来概括。 ———— 96:除了引用这些古典作品,她还在作品里提及了一些德国民间流行的小调,甚至还包括纳粹的一些行军曲,像《德意志高于一切》,就被她当作了自己与外祖父母一同生活的20世纪20年代末的背景音乐,尽管古怪,却带有无比精确的历史性。和大多数德裔犹太人在20世纪最开始所经历的那些事情一样,萨洛蒙的家庭起先并不怀疑自己与这个国家的从属关系。他们自认为自己的德国人身份是无可动摇的,于是并不十分惧怕那些狂热的爱国者一他们甚至会因为彼此“无可置疑”的身份而欢聚一堂,直到后者将枪口对准他们。(自语:许多音乐背景,许多绘画意在暗示其不可逃脱的宿命。) ——————— 98:然而在《人生?如戏?》中,音乐这种伟大的救赎力量却是以一种衰退的姿态被呈现在人们面前。1933年那场诡异的音乐会,可以被看作真相逐渐显露的最初时刻。萨洛蒙的作品本身拥有一种令人难忘的统一,就好像是一件单独的洗涤物,不可避免被全体浸染,却仍可以避开整体本身而独立存在。它精确地容纳了无比多的声音。幻灯片似的画面贯穿作品始终,文字则如涂鸦般遍布其间。而作品左右页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得作品相对于已完成的作品更像一份手稿。这既是一本自传,同时也是萨洛蒙以碎片化、痕迹化的表述,讲述的一个本就破碎的故事。由此,题名《人生?如戏?》本身,其实便隐含了这样的双重含义。书名里的两个问号提供了一种具有破坏性的观点,即乍看上去好像是一次邀请,读者需要在“人生”和“戏剧”之间做出选择,但更真实的状态,是在命运中,这二者始终兼而有之,从未分离。而抛开这个题目,在生活与艺术之间,我们并不应该去做选择——在某个特定时刻,它们都将处于威胁之下,而非凡的创造,是唯一可以让生活与这致死力量抗衡的方式。 ————— 98:当我们梳理清这部复杂作品的脉络,我们会发觉,萨洛蒙早已看出,有关世界 她自己的世界,将以被杜撰的完美方式重生的说辞,必然是不成立的。在纳粹德国的统治下,完美往往意味着死亡。它预示着自由的灭绝。音乐领域因此遭到格外多的限制。在写给托马斯.曼八十岁生日的纪念文章里,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 )指出,音乐所遭受到的“凌辱”,是政治介入艺术最鲜明的体现。这种介入往往以社会性的不协调为表象,竭力虚构一种错误的和谐: 以全体意志来指导艺术创造的意义,在于不允许任何一个听众逃脱片刻,任何一个音符的发声都需要得到许可。这样的指导意见会让人联想起救赎,但对作品的机械性强制掩盖了任何救赎的可能。由此,救赎和死亡必然将在一个模棱两可的状态下,成为一种模糊的综合体。 ——————— 99:正如卡门并不自带“圣礼光环”,我们才能自由呼吸,从另一方面说,瓦格纳(Wagner)的世界,更多呈现的是一种“自我包围”。不间断的自我陶醉和允许驻留,正印证了作曲家和他所塑造的角色都陷入了各式各样的激情中,从而表现出自我愉悦的状态,并反射到自己身上:“所谓爱,爱的不过是与自己相似之物,事实上它只爱自己,也就是说,爱根本不曾存在。”(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瓦格纳常常会把乱伦作为自己作品的主题了。)而错误的和谐- 无论是音乐还是生活中,都是只为自己留存空间的状态。在这一-点上,萨洛蒙,恰恰是那个最鲜明的反例- 无论是音乐还是视觉上,她都为其他角色留足了空间。她乐此不疲地将自己,交付给自己世界中的其他人。因而《人生?如戏?》可以看成对法西斯主义伦理最坚定的反驳。只有当世界承认,每个个体的自由都与他者的自由不可分割,他者的存在得到确认,人们才能获得名副其实的自由(如果他者不再存在,你也必然无从生还)。 —————————

99:萨洛蒙所为之奋斗的,是一种允许表达不同声音的艺术形式。即便不同音符、不同画面的组合不够和谐,也可以在同一个空间内存在。在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里,天赋异禀却在劫难逃的音乐家阿德里安.莱韦屈恩(Adrian Leverkuhn)的钢琴老师,同样也希望可以捍卫这种不和谐。他告诉自己的学生,在所有其他定义之前,音乐首先是一种复调与对应的技艺,“第一-个音以及之后的其他音:和弦正是这种多音演唱的结果;这意味着复调的成立,意味着原本独立的声音彼此交织....还兼顾了彼此本身”。 我们或许可以说,不和谐,其实是一种对异己的尊重。声音必须要彼此兼顾,但这却从不会被看作理所当然,即便是自由之战得胜之时。无论是在战时还是战后写作,托马斯.曼都展示出了萨洛蒙将不会看到的某种情状。他也同样告诉我们,打败了法西斯,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由此烟消云散。在战争结束时,莱韦屈恩的朋友们懒散地围坐在一起,轻蔑地谈论着自由年代里德国民主的前景。他们坚持, 那必然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窘况。自由观念的散播,必然是以限制自己对立观念的自由为手段,这也就“否定了它自己”。重复战争时的思维方式,必然会使世界走向毁灭,而这群懒散的人也道出了战争所导致的最致命的主题:如果只能以他者的损失来成全自己的自由,那这种自由也毫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他者倘若存活,你自己就必然要死去。 ————@ 100:“一个人究竟怎样才能抵达自由之境?一个人究竟怎样才能破茧而出,羽化成蝶?”(在他看来,这是人生中唯一值得探讨的问题。) 101:那是在1936年,十九岁的萨洛蒙以犹太人的身份考入柏林国立美术学院(State Art Academy of Berlin)。她面对主考官时,曾有这样一场对话(萨洛蒙在前): “你们也接纳犹太人吗?” “你肯定不是犹太人吧?" “我当然是。” “哦,那这并不重要。”(在德语中,这句话的表述带有不确定的语气,与“无所谓”有几分类似。) ———— 102: 由于尚未进入彻底反犹的阶段,柏林国立美术学院当时还被允许招收1.5%的犹太学生,但萨洛蒙却是唯一个被接纳的犹太人。随着反犹情绪日渐高涨,这所学校刚刚以各种理由解雇、开除了百余名纳粹眼中的“犹太人”(包括与犹太人结婚的非犹太人士)。而根据招生委员会的记录,接纳萨洛蒙的原因,是因为她“心智未开”,并不会对雅利安男孩带来诱惑,影响他们优良的,血统。我们已经粗略地了解,正像菲尔斯蒂娜首先表述的:“大屠杀会把女人和孩子放在优先的位置。 这是灭绝行为的中心所在,诠释了纳粹对犹太女人的憎恨和恐惧。但在萨洛蒙开始自己的艺术生涯时,那句我当然是 ”显然掷地有声,十分重要。正是因此,她才使自己的身份得到了永恒的认同。后来,当她寄居在“美丽黎明”旅馆时,她毫不犹豫地向当局表明了自己的犹太身份。当旅馆主人善意地提醒她纳粹势力即将控制这片区域时,她回答道:“ 我尊重法律。并且,当我成为犹太人的那一刻,我便确信这是我唯一可能的身份。”当我们回看这段历史时,汉娜.阿伦特将提供一个有力的注脚:“ 直到经过了多年的深思熟虑,我才能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是谁?一个犹太人。’因为现实的迫害,这个答案反倒更加明晰坚定。” ———— 104:追寻作者的生平,来比较- -个艺术家以艺术的方式来为自由而战,与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如何表达自我的自由联想、揭露自我的无意识世界从而与外界进行抗争之间的不同,是十分有趣的事。”安娜,弗洛伊德 (AnnaFreud)在给米尔纳的作品所作的序中这样写道。精神分析学的名词“自由联想”一使思想毫无保留地从心底倾泻而出,由此也具备了政治色彩。有些奇怪的是,纳粹明令禁止人们以批判性思维引导自己的思想,却对这种最深刻、最复杂的自我清算熟视无睹 (这种思考是以“额外的方式进入到自由世界之中”,用阿伦特的话来说)。对于米尔纳和萨洛蒙而言,艺术自由所面临的问题、始终与极权主义捆绑在一起。米尔纳就曾写道:“ 的确,从革命的角度来说,创造性思维并不是无所不能的手段,但不同事物相互之间自由影响的结果,当它们以平等的权力确认自我的不同并相互面对时,是否也意味着它们至少有权力成为自己呢?”要知道,战时的人们,正处在自由与生活“都必须德国化,除了德意志再无其他”的状况之下。纳粹全力以赴想要夺取人们心中的“圣地”一一这恰恰也是一种“革命思维”。 ————— 105:“为了可以‘理解’他者,一个人需要在某种情况下学会换位思考。”米尔纳指出。认为一个人在为他人着想时,也需要承担某种风险的想法是错误的。当你放弃自我,去置身他者之中时,你会获得超越自身局限的声音和力量。 ————— 105:但这并不是可以轻易实现的状态。不难发觉,所谓的精神分析,提供的往往是独一无二的、会使人置身于复杂甚至痛苦之中的任务。精神力量这种内在的后坐力”或许可以为萨洛蒙的哭喊“我为你们所有人而活”提供解释-——当你在精神上成为其他人时,你所承担的风险不仅仅是失去自我,还有可能是他者无法被阻抑的介入,原本牢不可破的精神界限变得可渗透。而无论怎样,作为一种使灵魂抽离的方式,你都要承担失去自我的危险。米尔纳所提倡的“不同事物相互之间自由影响的结果,当它们以平等的权力确认自我的不同并相互面对时,是否也意味着它们至少有权力成为自己呢?”的提议,其实也无法解决这一困境,而陷入某种刻板化的质疑(人怎样才能变成客体)。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不 只是针对纳粹,对于任何政治力量或精神理念,彼此尊重都是最困难的事。差异往往是一种威胁。在与《无法作画》同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里,汉娜.阿伦特书写了人类思想中完全无法忍受任何细微”差异的“黑暗背景”:“平等要求我必须以‘ 绝对平均’的方式来看待一-切,因为任何的差异都是冲突的前兆......以一切必须呈现出残酷的形式。”而认为这种要求是无罪的,本身就是一种误导。它同样隐含了一种可怕的潜质。米尔纳将这种情绪的反对力量看作“十分巨大的"。 —————— 108: 在这幅画旁边的一-页,画的是她在观看一场于犹太教堂前进行的反犹集会(这两幅画中萨洛蒙都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的。这同样可以看作一-种以绘画的方式呈现的,可怕的 “悬浮式关注’”的隐喻)。这并不是萨洛蒙第一次尝试把自己个人的苦恼与犹太人的群体政治悲剧捆绑在一起。伴随着他们一家从德国逃离,她外祖母的精神也随即崩溃。这是战争所造成的,同时也是自我控制之下的“强大力量”、支撑她生存的敏锐智慧分崩离析的结果:“由于激烈的战争,那始终追逐着她、贯穿她生命始终的可怕痛苦重新进入她的生命意识里。 事实上,德语中的“记挂"一词并不像 “回忆",是由意识本身主动决定的。战争迫使她的外祖母不得不记起那扰乱她过去的死亡,包括她两个女儿的自杀。《人生?如戏?》最有力的地方之一,就是在同一页(正面和背面),同时呈现两种悲剧。在其中并没有偏重之分,反而呈现出一种密不可分的联结。这种密不可分迫使我需要提醒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历史博物馆,他们的储存方式很可能对作品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而在两种同样可憎的悲剧之间,你无权做出选择。“我无法再过这样的生活,我无法再回到这样的时代,”萨洛蒙解释道《人生?如戏?》的真实意义,其实是“生活与时代")。她所恳求的疯狂,同样也作用于她私人的记忆中,可以与丑陋政治现实的罪恶行径等量齐观。 ———————— 117:作者尝试要逃离她自己的命运。”我们已经可以隐约感觉到这种气息,而在伦理和美学的层面上,这种努力,是值得人们以之为信仰的。在每个阶段,萨洛蒙都在试图打破界限,无论是在自己与他者、公共与私人领域,还是两次大战之间。她的表达也往往如入无人之境。历史分析将会证实,她的思想中,早早地就将“一战”’ 视作 “一战”的结果,或是一次重复,而非当时纳粹分子极力鼓吹的“救赎”我们如何去确定这一切呢?一具超越本身的躯体或许就很具说服力。当萨洛蒙的母亲 ——外祖母的小女儿自杀身亡后, 悲痛迅速传遍她(外祖母)的身体。这超出了她个人的痛苦范畴,是整个世界的痛苦。”通过绘画,她将自己的身体缩写成一个暗色的污点,而她母亲的姐姐,两姐妹中率先自杀的弗兰齐斯卡(Franziska)在先前的画面里,四肢伸展地躺在地上,面孔看起来好似覆盖了整个地球。在治愈这个世界以前,没有人能够治好沃夫森。类似地,米尔纳称颜色表达上的障碍,就好似对无尽的痛苦产生的阻力。她写道,“稍后人们就会清楚,投射到颜色之中的经验,作为一种危险的前兆,往往是与对恐惧的信仰相关联的。它最终会成为一种无尽的折磨,投入到痛苦之海。”这恐惧是合法的,毕竟信仰之于世界,大抵上都是种模糊不清的赋予,而任何将其明晰化的尝试,都会使信仰者陷于疯狂。 ————— 118:战争机器对人类价值的摧毁,可以通过它对每一个人的践踏、对自我价值的粉碎,以及“发觉一种对他人的苦难与死亡常见的漠不关心已深植入人们内心”来衡量。这使得人间的恐怖,令地狱中的魔鬼十分着迷。他津津有味地注视这一切, 在虚构的叙事里指出自己的出场,而嘲讽和无尽的痛苦则是他的盟友。在蔡特布罗姆身上,“ 承认”是一种道德优势。它使得战败的民族“得以在智识层面从头开始”。, 简而言之,当他们与这种破坏愈加熟悉,他们就越想了解,这一切为何,以及是怎样发生的。当然“他们”并不包括所有人。托马斯.曼同样描述了那些将战后民主的前景称作“糟糕的笑话”的德国人(自由是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因为它不得不时常否定自己)。 ———————— 118: 对他者的冷漠是法西斯主义带来的阴影。它的前提与结果都是经验性的( 你不会对你熟识的人挥刀相向),但也是政治性的。毕竟,它也在证明,他者的自由,对于你自己而言始终是个威胁。在这个问题上,萨洛蒙的批判是不留情面的。在她对自己画作的评述中,她表示最糟糕的,莫过于人们对自己以外的事物和情感熟视无睹。她也并未对自己的家人进行豁免。在她母亲的结婚宴会上,“一切仿佛丝毫不受正在激烈进行的战事影响”(这再一次成为一-战悲剧的起点)。随后,在她逃往法国前,她参加了一场“德裔犹太人”(这个短语也被她用作章节标题)的晚宴。她以此写道:“ 每个人都好像是一支鹅毛笔,只全神贯注于自己的观察与记录,而无意与任何他者发生关系。”类似于这种聚会的社交生活,通常以快活的名义,担当着衡量人们道德健康水准的任务。而这之后,她又举例描述了自己外祖父的迟钝,“他对付每个人都会讲同样的说辞,所以每个人其实都没有和他人交流的必要”。在这种状态下,她的选择,大概只有同样成为一个天生的瞎子,或者拿起画笔,投身到这个世界黑暗的核心中去。 ———————— 119: 这一章的讨论已经接近尾声,但我突然意识到,我在前面的叙述中至少是部分地带给了读者一个错误印象,它会妨碍我们真正了解夏洛特.萨洛蒙留给我们的东西 ——我似乎让她的形象显得过于光鲜了。而在我看来,‘“完美”对于女性本身而言,具有致命的两面性:它既是一种被投射在女性身.上的男性幻想,同时也是女性自身会对自己提出的“过分要求”。使萨洛蒙成为一个无可指摘的道德模范,其实是极不公平的,同时也是个错误。这同样也是有关她的议题里十分紧迫的一个。随着一封被她的继母宝拉发现的、原本被认为遗失的信件所披露的内容证实,萨洛蒙对于自己外祖父的死负有重大嫌疑——当这个老人死于混合了酒精、安眠药和巴比妥类药物的饮料时,萨洛蒙正坐在他的身边。就在最近,格里塞尔达.波洛克声称,萨洛蒙一直保守着一 个秘密:她的母亲和姨妈其实长期遭受她外祖父的性虐待(这加速了她们的自杀)。尽管人们纷纷对事情的真相表示关心,但我却更关心这一“事实”的其他方面。从根本上说,无论真相的关键词是“谋杀”还是“性虐”,抑或是二者兼有之(我们显然已经无从得知),萨洛蒙始终都无意让自己显得无辜。倘若人们将她的全部努力,只看作她对自己和家族的命运的反抗与报复,那么她的意义,也将在死后被误读(任何受害人都不会成为凶手,任何对苦难的承受都一定是伟大的行为)。这是对她内心生活复杂性的侵犯和掠夺。 ——————— 120:萨洛蒙 —— 作为夏洛特,或许是一个很好的憎恨者,她最终也因此幸存。在生命的末期,她感激给她提供住处的美国人奥蒂莉.摩尔,因为后者给了她机会‘ 在这样的时代更完整地了解人性,学会如何爱,如何恨,以及如何鄙视其他人”。作为一个犹太人,她在作品中所描绘的“爱与恨”,是一条红线,将人们从蓝色的世界_上隔离开。爱恨并不是一件事物下的两个选项,它们彼此联合,并鄙视着那些既不爱也不恨的人。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种心灵性的诡计多端。“ 地狱的嘲讽”,所谓鄙视,是情感的真正对立。而为了真正充分的情感体验,爱与恨的经验其实都需要足够丰富。在我们即将看到的、背负着“完美”诅咒的女人玛丽莲.梦露身上,我们不难发觉,爱与恨其实是一回事。而同样地,在卢森堡看来,一个理想的世界,人人相爱,但良知是前提:“为了为之斗争并捍卫,我需要学会如何去恨。”对于萨洛:蒙, 唯一-可以同时在故事内外描绘她的内心之路的途径,是去体会她所具备的内在愤怒。“我恨他们所有人!”当她外祖父的朋友当着他的面恭喜自己的朋友,他的外孙女多么出色地化解了外祖母自杀这桩丑事——“ 多么不可思议....她在照片里看起来依旧很健康”,“ 我想把他们全踢下楼去!” ————— 123:我们究竟可以承受多少自我认知呢?在米尔纳看来,这种认知等同于寻找心魔,尽管困难,却是通往自由的赌桌上最大的筹码,“像是监狱围墙的倒塌”。让我们回想卢森堡以纸笔与自己的心魔进行的抗争,以及“她的心将融化束缚她的锁链和螺钉,她的钢铁意志将使监牢的墙壁不堪一击,从而让外部世界的丰富重新在她狭小的监禁空间中(汇聚)。 ”(克拉拉.蔡特金)这也是为何我拒绝将《人生?如戏?》看成一部回忆录,因为它讨论的并不是记忆,而是生而为人,我们究竟要承受多少和怎样的苦难。在外祖父告知她关于家族自杀的诅咒时,萨洛蒙悲伤地说,“我竟全然不知。”那些助她度过苦难的经验 其实都是周围的人不曾设想她是否可以承受,便全然加之于她的。 ————@ 126:在我看来,夏洛特·萨洛蒙正是这一尝试上的先行者。她并未只宣告自己的责任,而是以她努力调和的音符、野性混乱的色彩,以及使世界变得抽象无形的线条,实践了自己所呼吁的经验。以绘画对抗恐怖,她实现了伦理、美学和精神层面的全部释放。这世界想要改变,一些内容就必然要让渡、弱化、完全消失。“她并未像她的先辈那样选择自我了断”,而是“为了对生活持久而热烈的爱,主动拥抱了死亡”。在战争之中,她完成了这部作品,从而超越,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深深融入了周围的黑暗,同时也提供给我们有关创造一个全新世界所需要的内容的一线启迪。而我们仍可以从她的观点里挖掘更多启示。 ———————

123:我们究竟可以承受多少自我认知呢?在米尔纳看来,这种认知等同于寻找心魔,尽管困难,却是通往自由的赌桌上最大的筹码,“像是监狱围墙的倒塌”。让我们回想卢森堡以纸笔与自己的心魔进行的抗争,以及“她的心将融化束缚她的锁链和螺钉,她的钢铁意志将使监牢的墙壁不堪一击,从而让外部世界的丰富重新在她狭小的监禁空间中(汇聚)。 ”(克拉拉.蔡特金)这也是为何我拒绝将《人生?如戏?》看成一部回忆录,因为它讨论的并不是记忆,而是生而为人,我们究竟要承受多少和怎样的苦难。在外祖父告知她关于家族自杀的诅咒时,萨洛蒙悲伤地说,“我竟全然不知。”那些助她度过苦难的经验 其实都是周围的人不曾设想她是否可以承受,便全然加之于她的。 127:我们将要横穿一片可怕的海峡,那里波涛汹涌,可我无所畏惧。我不像那些男人一样,担心自己的失败会有损男子气概。 ——玛丽莲·梦露与诺曼·罗斯滕的谈话,收录在《玛丽莲:一个极端私人的故事》 129:梦露自己深知“看见”与“观看”的区别:“男人们看不见我,他们只会把眼睛盯在我的肉体上。” 129:事实上,“美丽”作为一种陷阱,是社会施加给女性的特殊暴力,这在女权主义领域是很值得探讨的话题。 148:梦露尝试进行的是一种自我教育。尽管从一开始就被定位成美丽肤浅的“花瓶”,但梦露自己却尝试要看透事物表面之下更深层的内容。在1955年左右的黑皮笔记中,她告诫自己最好要“认清现实(或者是尽可能减少幻想)——从现在开始练习”。而这种自我审查同样也是政治性的。事实上,她身边也充满了这样的时常将揭穿“ 民族自欺”当作自己任务的人士。她的朋友诺曼,罗斯滕就曾把20世纪50年代定义为一个“民族范畴上的胆怯”、“强壮的公民被卑劣的谎言蛊惑”的年代。她当然也曾与麦卡锡主义有过纠葛,毕竟她的前夫阿瑟.米勒曾被美国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传讯,而她则要前去为他做证。事实上,她身边也充满了这样的时常将揭穿“ 民族自欺”当作自己任务的人士。她的朋友诺曼,罗斯滕就曾把20世纪50年代定义为一个“民族范畴上的胆怯”、“强壮的公民被卑劣的谎言蛊惑”的年代。她当然也曾与麦卡锡主义有过纠葛,毕竟她的前夫阿瑟.米勒曾被美国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传讯,而她则要前去为他做证。那时调查小组的主席沃尔特(Walter)曾要求和梦露合影,同时以提供给阿瑟.米勒一部分“便利条件”作为交换,但遭到:了后者的拒绝。梦露与阿瑟.米勒此时尚未结婚,但米勒的这一举动既确定了二人的关系,同时也迫使调查小组不得不让步。我很清楚他们为何要传唤我,阿瑟.米勒后来向导演理查德.艾尔(Richard Eyre)解释,“是因为我和梦露订了婚。如果我没有,那他们恐怕也不会想到我。他们很久以前就注意过作家领域,却并没有接触过我。但当我因为成为梦露可能的丈夫而变得有名,审查我显然就会制造更广泛的公众关注。当我去了华盛顿准备接受讯问时,我的律师收到了一张来自调查小组主席的纸条,上面说如果可以安排自己和梦露合张影,他甚至可以取消这场审讯。这种事情实在让人无法评论,荒谬得令人窒息。” ——————— 161:“天赋是在隐秘中发源的。”梦露在自己最后一次采访里对理查德,梅里曼说道( 她引用的是歌德的话)。“而名望,并不是我赖以生存的东西。”阅读梦露留下来的片段随笔、信件、日记和诗歌我们会意识到,尽管经受了无尽的磨难,但梦露是拥有另一重生命的。这隐秘的自我受困于她面对独处时也丝毫不松懈的自我约束。而早在1943年她就写道,“不去尝试、合理说明并且保护自己的真实感受,( 此时她年仅十七岁,刚刚经历第一次婚姻失败)会让生活变得很痛苦。可是到最后,这尝试会使接纳真实的自我变得无比艰难。” 而在她尝试对自己进行精神分析、尝试阅读弗洛伊德之前,她已经自发地意识到了弗洛伊德的名言“认识你自己 ”的重要性[在1962年8月的一次采访中,她特意关照当:时的记者阿兰.莱维( AlanLevy)要在自己说的“认识你自己”下面加上下划线,以示强调]。“你试着表现真实,同时你感觉自己正处在疯狂边缘。但那并不是真正的疯狂,那只是真实的你自己正呼之欲出的表现。这是很艰难的事。”她随后对另一位记者乔治.贝尔蒙特谈到:“因为如果你不是以真实作为起点,你就无法知道自己应该在什么地方停止尝试。”对于梦露而言,精神生活就像是表演,也是工作的一-种。“ 无论发生了什么,如果我把我的精神世界忘记了,我都会努力做好自己,无论发生之事有多痛苦, 我也会努力分析来由(只有无意识者才会想要忘记一切,我只能尽力记住所有)。“1955年,她把这段话写进了自己的笔记本,尽管其中带有些许分析说明的成分。随后她又补充,“戒律- 务必注意,我的肉体,我肉体的每一部分都只属于我。”她声明自己应当同时拥有身心的自主权,这显然已经具有了超前的女权主义特征,即使她自己并未看到这些内容在后来又被进一步强调。“我始终保有一份骄傲,那便是我是我自己。她同样是在最后一次采访里提到。而工作则是自由的一种形式。“ 在我的工作里,我不再听从‘她们’,而是尽可能接下所有我期望的工作,充实地生活。“她们”指的是那些曾让自己在童年时感到无比羞耻的人物。她对于自己性欲的羞愧,再一-次毫无保留地体现在这些笔记里。但她在想象的精神世界里的投入,无论她有多憎恨现实,恰恰正是因为她的憎恨,则清楚地成了现实“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她著名的举动,拿着一把小刀,对准照片里自己美丽的脸庞,于我而言并不意味着一种虚荣,而表明她的想象投入已经接近完成,那将一并且 只能使她,再度回归想象本身。“(为自己设置的目标)努力工作,在舞台上我不再会受到责难。” “不去尝试、合理说明并且保护自己的真实感受,( 此时她年仅十七岁,刚刚经历第一次婚姻失败)会让生活变得很痛苦。可是到最后,这尝试会使接纳真实的自我变得无比艰难。”——(自语:太喜欢这段话,事实上很多事从小到大我就是这么做,假若我连尝试都不去尝试一下,就放弃,就认命,我会感觉很痛苦,我宁可接纳那个真实的自我,也不愿意活在虚假的自我中,许多事你连努力一下都不去努力,就选择放弃和认输,我感觉这个内心活动会更加痛苦,假若你努力过了,失败了,这个时候你内心会好过点,首先你已经看到那个真实的我。) —————— 163:她有大段时间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对失败的恐惧——在生命最后,所有的作品《濒于崩溃》的制片人哈维.温斯顿(Harvey Weinstein)也曾谈论她身上这种“完全原始的恐惧”]一但同样 也是对某种完全未知的东西的恐惧: 我爱那条河一它从未摆 脱束缚 以任何方式 它很平静 寂寞得如此孤独 除非未知之物降下雷鸣 遥远的鼓声此刻出席 但由于尖叫的穿透 和未知之物的耳语 锐利的声响与突然的安静 让那呻吟超越了悲伤—— 可怖凌驾于恐惧之上 ——————— 164:对于梦露来说,受难并不意味着失败,而是一种实现自我纾解的跳板,或其他东西: 以释放自己深金色的光芒为由—— 你必须要接受这受难的命运 当你覆盖了那些 使你变得强壮而赤裸的 离散的死亡时 你就必然要永远活着 因为死亡一你正注视着它 目光直接而曲折 随风而散 —————— 165:生者注视着死亡,目光随风,直接而曲折。梦露穿透了她内心矛盾的屏障(生者注视着死亡,同样可以看成她对劳拉.穆尔维所说的“电影镜头下隐藏的死亡”的回应,同时也是一-种扼杀,冻结了她曾抱怨过的谄媚)。在同一页她还写到自己梦见被李.斯特拉斯伯格按在手术台上:“最和蔼的手术师把我开膛破肚。” 这句话后来被美国女歌手圣文森,又名安妮.克拉克(st Vincent,Annie Clark)用作歌词。她出色地捕捉到了这句话中隐藏的渴望,与同样多的胁迫与威吓(这在她的歌词“请把我开膛破肚”中有充分体现)。梦露并不羞于表达自己内心的狂暴:“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暴力的一面,我自己就是暴力 的。 ” 这大概也是对曾困扰她的清纯无瑕的神话的一-种 反讽。对于令人失望的斯特拉斯伯格和阿瑟.米勒,我们只能说他们大概只在梦露的生命中发现了一--些不值一提的碎屑。梦露充分调动了自己的无意识。她并没有去尝试克服这-部分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也没有人能真正完成这一任务。但她并没有沦为无意识的“ 猎物”。出于这一-原因, 我认为无意识并无益于标注她以及其他女人的自我,无论是当她们征服或是屈从于这个恶魔的时候 ——虽说她们只能在这中间做出选择(这种过分严苛的措辞似乎有违梦露的本意)。就像卢森堡和萨洛蒙的故事一样,梦露也以无比的勇气尝试了自我清算。她选择让黑暗时刻伴于自己左右。她的成功与失败,就意义而言,其实不相上下。 ————— 173:但梦露所缔造的艺术,却绝不会因此止步。尽管她曾对所谓的标准产生过担忧,但那绝不能阻止完美如她的演艺生涯。她还是告诉了我们那么多各式各样的真相,有关男人,在性别与政治的双重意义下。用那个她帮助过的黑人女歌手艾拉.菲茨杰拉德的话说,她是一个超脱于她的那个时代的女人。因而,我们需要同时接纳她的笃定与绝望- 她的非凡,以及她用自己的生命经验告诉我们的一-切,这二者其实不可分割。为了达成这样的感觉,- -个很好的起点或许是像她的电影《娱乐至上》(There's NoBusiness Like Show Business )中所说的,“ 在你得到你不想得到的东西之后”。这部电影也是好莱坞影片中,罕见的有关他们自己贪得无厌的欲求的自我承认。多说一句,虽说有着最严格的版权保护制度的福克斯公司,至今仍坚持认为自己拥有对梦露的所有权,但如今你却可以毫不费力地在互联网上找到她主演的这部电影。 —————— 180: 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叙述了三位伟大女性的生平经历。她们未能等来本该属于自己的时代,便已然身故。其中两位——罗莎.卢森堡和夏洛特.萨洛蒙,都死于谋杀(事实上,根据传记作者洛伊丝.班纳的结论,玛丽莲.梦露也同样死于他人之手)。尽管她们“看似不朽” ,直到今天仍会被我们谈论,但我得出结论的是,由于她们非正常死亡的命运,她们的生命已经丧失了原有的意义。而即便是女性地位得到空前提升的当下,那些依旧生活在卑微之中,甚至时常受到死亡威胁的女人的悲惨命运,仍然在告诉我们,我们的女权运动在真正意义上其实并没有取得太多进展。“荣誉谋杀”这类事件本身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关于“女性遭受暴力的极限模型”(法迪亚.法齐尔,约旦裔英国女作家)。这也是在这一章里, 我们为何会如此关注来自公众的声音,以及为何要记下那些直接或间接被卷入“荣誉犯罪事件中的女性的勇气与命运”人们在面对“极限”时的观点和做法,代表了她们对这种罪恶可以容忍的最大限度。而事实也证明了,并非所有人都怀有一颗同情与正义之心。在案件的庭审过程中,辩方曾反驳了一份来自死者自己的证词——莎菲莉亚生前曾提交一份关于重新置户的紧急申请,在那份申请中,她写明了自己想要离家的原因,是由于受到父母的虐待。这间接证明了莎菲莉亚已经感到自己正处于危险之中。但当这份证据在法庭上被举出时,辩方却称“这仅仅是年轻女孩为了远离父母管束而耍的花招”,并就此提出了否决。 —————— 181:根据最新的统计结果,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周就会有两个女人被男人杀害。尽管这些案件并不能全部归类到“ 荣誉谋杀 ”之下,但它们几乎都发生在亲密关系之中——“亲密关系同时也是危险关系”也越发成为人们的共识。希区柯克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认为是电视把谋杀带进每个人的家里:“有电视的地方,人们才知道世上有杀戮”。我没有对这期间各类报纸对阿梅德家族在沃灵顿的私人住所曝光的次数进行过统计,但次数应该不少,这些媒体人士就好像对他们家的安全负有责任一样兢兢业业。“莎菲莉亚事件”本身带来的启示是,我们不应当忽视那些隐藏在日常生活之下的丑陋罪恶。就像我始终在强调的那样,一些罪 恶正在以常态化、“ 理所应当”的面目,介入到女性的生活之中,而这恰恰是我们需要时刻警惕的。不过关于我要在本章中谈论“荣誉谋杀”是怎样与卢森堡和萨洛蒙 ——一个是卓越的预言家,另一个则生在欧洲最黑暗的时刻一产生关联的, 其实还有其他原因。事实上,这种关联性意味着我们不应将“ 荣誉谋杀”仅仅看成愚蠢而残忍的落后文明产物,就将其与西方文明,尤其是西方女性在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众多遭遇割裂开来。就像是萨洛蒙的传记作者菲尔斯蒂娜那个令人恐惧的强调——种族灭绝 “是将女人和孩子放在前面的艺术”。所以我们可以轻率地将“荣誉谋杀”仅仅看成针对女性的所有暴力中最极端的一种形式吗?在这里,我们必须牢记莉拉.阿布-利赫德(Lila Abu-Lighod)的警告, 那就是“ 荣誉谋杀”对于评论者而言,往往会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似乎它总会营造出恰到好处的恐怖,这种恐怖反倒使人感到莫名其妙的心安。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概括:这些掌握着话语权的西方评论者,似乎已经完成了一桩完美犯罪——而他或者她,却并不会因此受到惩罚。 —————— 182: 在这一章中,我们会去看看以“荣誉谋杀”为名的那些最具代表性的恶行,同时探讨在这样一个家长制色彩依旧浓重的世界上生存,我们可以从这些例子中学到些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从英国的切斯特穿越到土耳其,去充分体验我们时代不同背景下的不同文化。我希望借此证明,“荣誉谋杀”并不是一-种西方人可以掉以轻心的“地方病”。从某种意义_上说,它具有一-定普世性 它会在这个不平等观念不断加深、善变且容易错位的世界的各个角落永远存在。 ———————— 182: 就在莎菲莉亚被杀害的2003年,“荣誉谋杀”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正式进入了英国的司法体系 这一定义是伴随涉嫌谋杀自己十六岁女儿赫苏.尤尼斯(Heshu Yones)的阿卜杜拉.尤尼斯选择伏罪而确立的。尽管该事件曾几经波折,但基本事实是很清楚的。1991年,尤尼斯一家从萨达姆.侯赛因统治的伊拉克逃走。赫苏的父亲做起了库尔德爱国联盟在伦敦的志愿者。赫苏在西伦敦的威廉,莫里斯学院读书时,曾多次向老师表示自己对强迫婚姻的恐惧,但都遭到了无视。当她的父母发现了她与一个信基督教的黎巴嫩男孩的亲密关系时,她不得不从家中逃走一正 是学校的老师以那个男孩让他们的学生(赫苏.尤尼斯)在课业上分心为由,向她的父母揭发了这两个孩子的关系。事实,上,女孩早早就被安排好嫁给自己在库尔德斯坦(另- -种说法是巴基斯坦)的表兄,还要经受令人屈辱的“童贞检查”。当她被追回来时,她的父亲怒不可遏,威胁要杀了她,还好她的母亲和兄弟进行了阻拦。他们回到了英国,不久她的兄弟们发现了女孩反复表达自己想要逃走的私人信件。她因此被囚禁在房间里,最终被她的父亲“伤害致死”一她的父亲随后割了自己的喉咙,然后跳下了自家的阳台。 ————— 184:“ 荣誉谋杀”这类犯罪最大的问题在于其中有太多的不可理解。兄弟怎么会杀死自己的姐妹,父母又是怎样地丧失人性,才会对自己的孩子痛下杀手?但很多时候,问题本身就隐藏了自己的解答:它是无解的,而它的不可理解与它的非人性因素紧密相连。它们的发生提供的是一种边界,让我们见识到人类理性之外的世界,人们对某些行为的判断法则已经超越了人性界限。这些事件通常是悄无声息的,没有什么故事好讲,没有什么声音会被听见,也没有什么复杂的心灵需要被理解。但事实是,我们有太多内容需要从这些死去的女人身上了解——关于她们的家庭和她们自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一章里, 我会把矛头指向那些所谓的质疑者,考察他们为何会认为莎菲莉亚在说谎。 ———@ 185: 失望只会诞生于期望之中。 “也许你期盼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我,可我无比希望能有一个与你不一样的父亲。”(着重号来自她的原文)抛开后来的恐怖事件,这封信恐怕可以出自任何一个青春期孩子的手笔:“ 生活从来都是它本来的样子,而不会依照某个人的意愿而改变;而对于旁观者,它只是人们乐意看见的样子。”但显然,如果她的父亲接受了她的观点,以平等的眼光看待这世界的千变万化,他就不会或者说他就不会觉得自己应该去杀死自己的女儿。 —————— 185: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意义重大的开头:这个父亲在自己工作的地方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上面说他女儿的行为就像妓女一样堕落。对女儿、母亲、姐妹的诽谤,通常都是来自于这样的流言蜚语。这些话有时候听起来有理有据,有时候就根本是无稽之谈。用约旦裔女作家法迪亚. 法齐尔有关“荣誉”的论断来说,那些被怀疑有堕落行为的女人,“通常都要以命抵罪”(不过通常的情况还是要温和一点,这些女人更普遍的命运是被丈夫“ 打入冷宫”,未出嫁的女孩们大概会孤独终生)。2008年的一份题为“社群犯罪:英国的‘荣誉暴力'”的报告中,所谓的“社群凝聚力”被作为问题的核心加以讨论。这份报告来自于2007年成立的英国奇维塔斯(Civitas)智库,成员詹姆斯.布兰登(James Br andon)与萨拉姆.哈菲兹(Salam Hafez)一起描述了这种所谓的荣誉是怎样使“ 社群共同的认知凌驾于人类基本的认知之上,操纵人们的行为”。“社群认知”的错误往往显而易见,但由于这种操纵力太过具有影响力,即使它杜撰出来的故事“非常离奇”,人们也会去相信。如果一个女人被旁人“想象失节”,她就会受到众人的“审判”,这种审判通常是自发的,无关程序正义。因此荣誉暴力其实是社会权力幻想的堕落产物,一种因言语而起,因无法终止的传播而只得诉诸暴力实现终结的残忍行为。 —————— “谣言来自于黑暗中的耳语。” “然后就会变成人脑中的一颗子弹。” “荣誉是让人们停止谈话的东西。” “耳语会传遍所有地方。” “不要误以为沉默就意味着一切正常,” 内部法庭进行的 “荣誉与暴力犯罪”研讨会上呼吁, “那恰恰是荣誉作为一种暴力的结果”。 谋杀并不会因人们的谈论而停止。 它的最终目的, 正是使那个被谋杀的对象 彻底从人们的话语中消失。 没有什么,哪怕是他所做出的牺牲(原文如此), 都无法阻止流言蜚语... 亲手毁掉自己的家庭没有任何意义, 更何况起因是谣言这样简单、传统的娱乐形式。 他想要以谋杀制止关于他的流言蜚语, “但杀人之后情况更糟, 仿佛每个人都在谈论他。” ”纳夫扎特以自己的方式捍卫“荣誉”, 但却让它彻底破碎。 和他的女儿一样, 他也成了流言的牺牲者。 事实上,“杀人灭口”对于阻止流言传播, 从来都无法奏效。 由于语言具有强大的力量, 它也成了人们恐惧的来源。 它会成为无辜者潜在的受害缘由, 也会成为社群一个看似长期而稳定的共同体—— 永久诋毁其中某个家庭的手段。 186: “谣言来自于黑暗中的耳语。”法迪亚.法齐尔在她的作品《我的名字叫萨拉玛》(My Name Is Salma)中这样写道,‘ 然后就会变成人脑中的一颗子弹。”她的这本小说讲述的是一个来自黎凡特小村子的女孩,在诞下一个私生子后逃到英国的故事。而在英国谢菲尔德女子救助中心“阿夏娜”工作的萨娜.布哈里( Sana Bukhari)则表示:荣誉是让人们停止谈话的东西。”或者用在西伦敦哈默史密斯的家庭暴力调停项目工作人员穆罕穆德.巴里拉(Mohamed Baleela)的话来说,“耳语会传遍所有地方。”这无疑是个反讽,女人们总会被看成谣言的发起者,但这种情况下,她们已经被吓得不敢说话了。“不要误以为沉默就意味着一切正常,”雅思维达.桑茜拉(JasvindaSanghera)在2012 年2月伦敦道蒂街内部法庭进行的“ 荣誉与暴力犯罪”研讨会上呼吁,“那恰恰是荣誉作为一种暴力的结果”。 —————— 187: 谋杀并不会因人们的谈论而停止。它的最终目的,正是使那个被谋杀的对象彻底从人们的话语中消失。在一些——确切地说是很 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中,杀人凶手都会以自己的行径为荣,坐牢——如果他的归宿是监狱,更是件值得庆祝的事,因为那意味着他的荣耀又多了一个特殊身份的加持(这类犯罪里,荣誉是起因,也是结果)。但一个“不荣誉的”女人身上的气息是可恨的,她那不洁的吸引力会在她死后沾染到凶手身上。土耳其女人爱莎.欧瓦(Ayse Onal)是一位积极的新闻工作者,她也是少数从男性角度,发现男人们也会对荣誉犯罪产生正常犯罪感的研究者(她的新书名为《荣誉谋杀:被杀的男人的故事》。她曾采访过一个名为纳夫扎特的服刑男子,当妻子告诉他自己的女儿未婚先孕后,他亲手杀死了她们母女两个人。“在纳夫扎特身上不难看出,没有什么,哪怕是他所做出的牺牲(原文如此),都无法阻止流言蜚语...亲手毁掉自己的家庭没有任何意义,更何况起因是谣言这样简单、传统的娱乐形式。”欧瓦在自己的采访最后这样总结。他想要以谋杀制止关于他的流言蜚语,“但杀人之后情况更糟,仿佛每个人都在谈论他。”纳夫扎特以自己的方式捍卫“荣誉”,但却让它彻底破碎。和他的女儿一样,他也成了流言的牺牲者。事实上,“杀人灭口”对于阻止流言传播,从来都无法奏效。 ————— 187: 由于语言具有强大的力量,它也成了人们恐惧的来源。它会成为无辜者潜在的受害缘由,也会成为社群一个看似 ,长期而稳定的共同体- ——永久诋毁其中某个家庭的手段。在2004年,在巴基斯坦裔英国作家纳迪姆.阿斯拉姆(Nadeem Aslam)的小说《失落情人的地图》(Mapsfor Lost Lovers)中,作者借叙述者之口表示,“当街上的两个人停下脚步,开始谈论的时候,他们的舌头就像剪刀上的两片刀片一样相互配合,把旁人的名誉剪成碎片。”这本小说中所讲述的一个故事,正是发生在英国北方一个无名小镇上的巴基斯坦社群里的荣誉谋杀事件。评判、暗示、轻蔑、讽刺,这些内容都存在于貌似和睦的邻里生活中,在阿斯拉姆另一种被催生出的想象里,充满了“破碎的玻璃”。人群里没有安全可言。群体所提供的看似是社会存在或集体意识的内容,实则常常以一种公开展示的方式,由内而外默默地撕裂了自己的初衷。就此而言,女性的意义早已被绑架,成为这样一个社群的凝聚力的保证。而事实是,她们不时会被这种机制吞噬,话语和流言是她们的枷锁,也是她们生命最大的威胁。 ———— 188:谣言对于生命和死亡都是麻烦事。桑茜拉的姐姐萝比娜的死几乎是自愿的,她拒绝离开自己滥用暴力的丈夫,因为她知道如果自己那样做,会给她的父母带来什么:“如果我离开巴德维,他们就会死于因我而产生的羞耻。”她这样告诉桑茜拉。而在桑茜拉逃离之后,人们也是在疏离了她的妈妈很久之后,才再次与她交谈。这种驱逐造成的是一种社会身份的死亡。尽管如此,她的妈妈最深切的渴望,还是自己可以重新回到这流言四起的是非之地,和其他人一起唾骂自己那个成为“逃亡者”的女儿。 —————— 189:但这些故事里,最令人不安的地方,是母亲被牵扯进管教女儿的过程之中,甚至偶尔还会亲手杀死她们。为了给自己死去的姐姐做证,阿丽莎描述了她们的母亲怎样把塑料袋塞进姐姐嘴里,同时还怂恿自己的丈夫:“就在这里解决她”。当莎菲莉亚吞下漂白剂,想要以此避免包办婚姻时,她们的妈妈,在阿丽莎看来,摆出了一张“事不关己”的冷漠面孔。“看起来她好像是在想,莎菲莉亚最好是能自己死掉,这样会省掉很多麻烦。”莎菲莉亚因为漂白剂而生了重病,不得不紧急送往医院,她的体重骤降到了5英石2]。而在法庭_上,这位因家族荣誉而变得无比残忍的母亲在案情逐渐明朗后,开始把矛头指向自己的丈夫,并宣称自己是无辜的。但这只会加剧人们对她残忍犯罪的深刻印象。她显然更乐于看到自己不听话的孩子陷入痛苦的挣扎之中,并将其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惩罚。 ————— 190:她说:“我所受到的伤害,是因为你从没给过我自由,只是想让我重复你的命运。”但她母亲的回应更令人痛心:“我并没有给你那样自由的自由,你没看出来吗?” ———— 190:法蒂玛·萨西达的母亲艾莉芙·萨西达曾出庭为自己丈夫做证。和莎菲莉亚的母亲一样,最开始她义无反顾地支持自己的丈夫。莎菲莉亚的母亲虽然后来更改了自己的证词,但显然那并不是基于自己活着的女儿的幸福,或死去的女儿的真相做出的考虑。在莎菲莉亚的遭遇里,我们可以把这位母亲的行为,看成对自己丈夫的不容置疑,是屈服于一种精神 与肉体双重控制的表现。但那意味着我们就要把她看成具提线木偶。这些事件促使我们反思一个看似不可能理清的问题,它直抵本书的核心部分:如何看待女人一直承受迫害的,但又非唯一的受害者身份?从莎菲莉亚的母亲身上,我们或许应当考虑:将女人看成无力反抗的存在,她们只能屈从于男权的控制;或是像这些故事里,把她们看成邪恶的、公然蔑视一切理解可能的“代理人”,究竟哪一个更接近于真相呢? —————— 191:然而,如果说荣誉谋杀是一种隐秘、代表扭曲的爱与亲密的行为,它同样也会作用于公众,在某些街区上演着相似的剧情。荣誉犯罪也许与对女性的性占有相关,但它更重要的意义,还是在于揭示了女性权力的缺失,以及公共话语下的乏力。 —————— 194:她是在向危险示好,而后她又违反了驱逐的约定,回到乌普萨拉去看望自己已经来到那里的母亲和姐妹,而正是那个晚上,她被杀了。这都成为她死亡的理由,但其中还是有矛盾的地方,她是以“保护自己为目的而成为公众人物的”(成为公众人物本身便含有少量的羞耻感),最终却因此而彻底激怒了自己的敌人。但如果说这个事件过于强烈,那是因为她最终也被其他人想象中的社会责任感所绑架。她为那些仍生活在黑暗里的同胞女人发声。这也成为驱使许多女人投身到荣誉谋杀研究之中的一种理由。像《以荣誉为名的谋杀》的作者拉娜.胡塞尼(Rana Husseini),就把这当成是自己主要的研究课题。这同样也是一次私人领域中的冒险,她想要让这一领域的所有单一实例都成为独立的“ 新闻”(她的作品有一个无可置疑的小标题“一个女人与难以置信的犯罪进行斗争的真实故事")。对于任何冒险进入这一领域的新闻从业者来说,对这类事件的投入可以看作一种奉献,是对逝者的纪念和代其进行的抗争。更简单地说,报道它们,是因为它们应当被记下来。在这一点上,萨西达的自我表达就成了一种爱与分享的表现:“ 我发出声音,而且不会为自己的脸打上马赛克。” —————— 194:一种理解诸如此类犯罪的方式,是去考察那些纵容这些犯罪的说辞。关于荣誉,在库尔德语里有两种表达:阿拉伯词语“sharaf”, 指的是一种“男子气概”和自我价值;以及来源于希腊语的“namus",特指女性的纯洁与礼仪得体。而这种区分本身便隐藏着危险:如果他失去了对家里女人的行为控制,男人的“sharaf”就会招致不可挽回的破坏。他的荣誉也就不可避免地与潜在的耻辱发生联结。对于这两个方面,研究者詹姆斯.布兰登和萨拉姆.哈菲兹又增加了一个来自阿拉伯语的词“I'rid",表明女性的贞洁是与生俱来的,而一旦破坏就不可能再得到修复(与它相同的词是印度语中的“maryada", 乌尔都语与普什图语中的“ghairat")。 因此,荣誉虽然在女人名下,但却是男人的财产。“女人不可能拥有荣誉,”人类学家萨拉.海利(Sha-la Haeri)在讨论巴基斯坦语中的荣誉“izzat”时表示。“她们自己就是荣誉本身。”荣誉是基本的东西,就像面包一样。爱莎.欧瓦曾采访一个由于杀死自己怀孕的姐姐而入狱的男人,他表示,他的生命里“荣誉、尊严才是日常的食粮”。但布兰登和哈菲兹也发现,这里面也有一些难以捉摸并且持续不断的威胁,“一种依赖于社群观念的无形资产”。男人把自己的荣誉捆绑在女人身上,依赖于女人的性本能,这本身无疑是一种冒险。1996年,拉玛.阿布巫达在她那篇在阿拉伯世界引起轩然大波的有关荣誉谋杀的批评文章里写道:“在阿拉伯文化里,谈论或标榜自己姐妹的贞操对于男人们而言,是社会交际的一方面。”吉迪恩.克莱采尔(Gideon Kressel)则认为,“ 在阿拉伯一穆 斯林文化中,父系群体的荣誉,和自己女儿的性器官紧密相连。(词语“Irid” 则概括了这两个方面。)阿布巫达同时也指出,男人们公开定下协议,避免自己的朋友和自己的姐妹相互“接触”,但私底下又以“友情”的名义,默许了这种接触。女人必须放弃婚前的性行为,“ 还有任何可能导致性行为的举动,还有任何牵强地与性行为加以关联的动作。”女权主义者指出,长期以来,对女性身体理想化的要求,隐含着一-种露骨的憎恨(正如梦露的遭遇所体现的),因为理想化意味着人们随时准备着对“堕落者”和“失败者”加以践踏。在“荣誉”方面,这种裂痕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正面临的是一种恶毒的禁断,就像是西绪弗斯众所周知的任务[3]。你的每-根骨头都背负着家族的荣誉,每一分钟都不可以松懈。 因为作为女人一你是唯一携带毁灭种子的家族成员。 ———— 196:即便女人们生而纯洁,但自打她们降生,便一定会成为被审判的对象。爱莎.欧瓦的另一位受访者穆罕穆德.麦兹拉(Mehmet Mezra)教导他的女儿——他最后还是杀了她——家族的荣誉就在“你的身体里”,但她却无法理,解做一个女孩是“ 耻辱的”这样基本的事实。该怎样理解这自相矛盾的训诫呢?一个人的荣誉是怎样跑到了“耻辱的东西”里面呢?在欧瓦的另一-个事例里,一个父亲在女儿出生时砍倒了一棵树(这是表达有关即将到来的危险的一种简单方式)。而在他八个儿子出生时,他给他们每个人都种了一棵树。在《古兰经》里,一个脸色发黑的异教徒因为生了个女儿而感到羞耻,只得把她藏起来:“他应当忍受屈辱留她一命,还是把她埋到土里呢?”欧瓦写道,在今天,“土耳其的村庄里,人们仍然把诞下女孩这件事看成厄运的象征。” ———————— 197:一个女人因为结束了她糟糕的婚姻而回到了娘家,紧接着就被家人杀死了,对此欧瓦写道:“扎赫拉(这个女人的名字)是洁净的,她一到家,就把夫家打扫得干干净净,尽到了一个媳妇的本分。然后,她却被以不洁的名义,由于那些她被强加却不得不忍耐的东西遭到‘净化’,失去了生命。”一个鼓励自己的儿子杀死自己女儿的母亲,在女儿死后把家里的墙刷得雪白,来表明自家的荣誉已经被洗刷干净。一个死在整个家族的灾难降临之前的父亲断言,“我的女儿是无比洁净的”(他的话来自于自己儿子的转述。他因为捍卫自己的女儿而被自己的儿子杀害)。(自语:说是奇怪的民族,奇怪的道德观念,我只能稍稍庆幸自己没有活在这样一民族。在那里杀死自己的亲人好像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 198:这样的体系是天衣无缝的,女人无从反抗,更无从逃脱。但就其逻辑性而言,它在自身内部便具有自我颠覆的空间。 200:事实上,在由英国出版方敲定的最初的版本中,这个女人的脸全部被面纱覆盖。沙法克则对此表示了不满,但最后那个女人故作忧虑的眼神,依旧是出版方擅自做的决定。她自己完成的那些照片,以强有力的方式表明了一个作者成为她自己的角色的愿望,出色地表明了自己的主张:如果我们不深入那些犯了罪的男人的内心 或身体,我们就什么也得不到。“小说家的责任,”玛姬.吉(Maggie Gee)在研讨会上表示,“ 是为公众提供一-幅关于谋杀犯可靠的心理画像。”在荣誉犯罪中,小说家被提供的,是最具挑战性,甚至是有些不正当的机遇:人们无法在虚构之外,体会到暴力犯罪者的心思。但从这个层面上说,荣誉谋杀也提供给小说家一个最典型、最普遍、最具发挥余地的任务。玛姬.吉指出,除非你想要完全变成你想要成为的那个人,否则你无法成为一个作家。 ——————— 214:荣誉犯罪潜在的伤害包括:亵渎生命权、自由,以及女性身体自身完整性的权利;它所采取的措施往往以折磨、反人性、有辱人格的方式实现;奴役性的禁令;以性别歧视为前提性自由的丧失、性虐待及性剥削;隐私权;以及女性修改这种差别对待的权利。 214:1996 年她写信给挪威国会成员,生动地概括了自己的经历:“当一个男人被施加暴力,人们称之为遭受折磨;而一个女人所遭受的暴力,却被称为文化。”更强有力的观点,来自于柏林的一-个女权主义激进分子塞拉恩.艾茨(Seyran Ates),她曾多次组织针对荣誉犯罪事件的游行活动。她认为,“ 多元文化论”促使对女性被奴役的境况愈发严重。 但这又导致了一个新问题,即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是否应该将一种文化中对不同性别的观念对立起来进行考察,在放弃中立立场的同时,揭露其中孕育的潜在暴力(考 察一种文化的任务因此变成了揭露它是怎样压迫其中的女性);或者一-并抛弃掉荣誉谋杀这- -概念(那意味着你要坚信,女性受到的压迫与文化本身并无关联)。至少从逻辑;.上看,二者并没有办法共存。不只威坎一个人认为,荣誉谋杀存在它自己的“残酷逻辑”,因而它必须以特殊的眼光被看待。但另一方面,拉娜.胡塞尼却认为,荣誉犯罪中对女性的侵犯,是凌驾于任何文化意义之上的一它的 “犯罪性控制”则又是另- -回事。而这种模式,部分地存在于所有文化之中。基于此,她坚持认为,“ 荣誉犯罪”必然是一种错误: 因荣誉而犯罪不过是以下的情况:它也是完全而简单的犯罪。在我看来,无论人们怎样虚构它的根源,它都无关环境、文化或是宗教。它是控制欲的产物——一种对人身自由的有力控制,以及对女性表达和性自由的剥夺。 而在这方面,畸形的法律设计客观上为她的观点提供了支持。在英国的法律里,作为一种对挑衅行为的辩护,它宣称由于突然或临时的失控而激发一个家庭要为捍卫自身荣誉而采取行动是可被理解的普遍行为(这个观点常被用在对谋杀行为的减刑辩护中)。被胡塞尼当作反对目标的约旦《刑法典》的第340条,以豁免或减少罚金的方式,对男性杀死或伤害自己被怀疑有不轨行为女性亲属的行为给予了肯定和纵容。而在第98条中,该法典又提供了一种可被减刑的状况,即一个人被认定是在“盛怒之下”所实施的犯罪。这类似于西方法律中对“激情犯罪”的处理。“这难道不是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悖论吗?”法学教授伊恩·里德-艾利奥特(Ian Leader-Elliott)质疑道,“进步的法律约束了丈夫对妻子的控制,却也让他对她的控制变成了合法行为,就连谋杀本身也因为这‘进步’,而拥有了一个体面的理由。” 以文化差异为由,容许对女性施加暴力的多元文化论,以及那些女性暴力事件本身,都是普遍,甚至是普世的一种现象。然而在目前,这个问题的危害,首先它是已经被利用,更精确地说是被滥用,成为一种对移民文化的取悦和迎合(在英国,对多元文化论的反驳完全无法成为一种进步的呼吁)。而其次,尽管男人自己也是荣誉谋杀的目标,但这类事件无疑助长了一些男人的幻想,好像无论何时何地,他们永远都是女人的主人。 ————— 223:对于这本书,拉娜.胡塞尼专门写了文章进行批驳,并最终迫使出版方兰登书屋停止了本书的销售。而在柏林,哈图恩.苏茹苏事件却成为一个国家清除民族记忆的关键。一个自由而文明的德国,一种理想化的“德意志男子气概”,可以轻易与旧日的遭遇擦肩而过。土耳其人的罪恶残忍,与德国人无关,是土耳其人在以荣誉犯罪的手段,将一个秘密的世界隐藏起来。而今天,当我们穿越欧洲时,极右势力利用“ 文化恐惧”的观点,将穆斯林作为目标,实则是反犹文化的一个变种——潘卡.米谢拉的一 篇文章正是以此句话命名。在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深层次上,对穆斯林的憎恨其实与文化无关,就像人们经常会默认的观点:无论如何,荣誉谋杀与恐怖主义都紧密相关。(自语:警惕自己!事实上我的思维中也残留此观点,这是我没有意识到的,虽然平时看起来极其模糊,但是它一直在那。) 224:“国家不过是在利用少数族裔社区中女性权利的需求,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同时为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举措制造合法性。” ————— 229: 这最终会不会成为一-种进步的叙事呢?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开始讲述这类事件,这应当被看作一种标志。 实际上,欧瓦和胡塞尼的工作都使得她们生活在相对危险的状态下。2007年,欧瓦就曾卷入到土耳其政府暗杀记者赫兰特.丁克(HrantDink)以及三位土耳其基督徒出版人的事件中(1994年, 她曾因将政府与组织犯罪联系在一起而遭到枪击)。2004年,在欧洲理事会的敦促下,土耳其宣布将对犯荣誉谋杀罪的当事人判处无期徒刑。但这只是整个故事的一部分。在巴基斯坦,一项新的女性保护法案将强奸罪纳入刑法典范畴,从而使审判脱离伊斯兰教教法。但根据亚洲人权委员会的统计,从这项法案通过的2006年算起,它并没有对女性屡屡受到暴力侵犯的现实起到多少改变作用。塔里克.阿莉(Tariq Ali)在2008年被自己表兄杀死的案例便是一个极典型的例证。另外的事例是2011年发生在莫达兰,麦(Mukhtaran Mai)身上的论奸事件 她的哥哥因被怀疑与敌对部落的妇女有染,当地村委会却下令对她.施以暴行(这虽然不是典型的荣誉犯罪,但也与其有关。哥哥的通奸行为却令妹妹蒙羞,还招致了如此厄运)。胡塞尼并没能在关于约旦刑法第340条的抗争中取得胜利,尽管她的努力促进了许多民众的觉醒,开始对荣誉犯罪有所关注。在英国,有关允许受害人通过诉诸民事法庭取得保护的强迫婚姻( 民事保护)法案,在2008年11月开始生效,尽管人们还无法确信这类的受害人是否有条件自己寻求法律庇护。问题显然已经进入更深刻、更黑暗的有关心理;性意识的范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爱还是理性,都很难在其中把握方向。 ——— 230:在我即将结束对这些悲惨故事进行解读之时,我必须强调,那些选择站出来的女孩才是真正的英雄。“没有人真的想杀死自己的姐妹。”哀悼死者并不太迟,但我们更需要的是可以讲述自己经历的幸存者。萨西达的姐姐,桑哈尔.萨西达( Songhul Sahindal) ,曾违抗家族之命站上了证人席,讲述了自己看到的事实。她最终遭到了驱逐,她的证词也被污蔑成是“疯女人的鬼故事”。而芭娜兹,马赫莫德的妹妹贝克哈尔则是英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在荣誉谋杀事件审判中,出庭担任检方证人,讲明自己的父亲和兄弟所作所为的女孩。她默默记录下自己看到的一切,最终替自己的姐姐讲出了她的遭遇(你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当时对她的采访)。而在自己死去的姐姐和犯下罪行的父母之间左右为难的梅丽莎.阿梅德,最终冒着无比巨大的阻力和风险一来自 自己家族剩余成员的怒火,以及我们猜测的,来自自己始终相信自己父母清白的兄弟姐妹的直接威胁,讲出了事实的真相。她们的未来不会为公众所知,但她们每一位的抗争,都是女性在这场相差悬殊的战斗中不曾放弃的证据。她们展现了女人们平稳沉静的声音,究竟可以蕴藏怎样的力量。通过追随她们,或者仅仅是去记住她们生活在怎样的水深火热之中,我们都将把这一痛苦的课题放在心灵最首要的位置,并紧紧把握接下来将要发生的现实。 ————— 236:我所描述的女性“明星”,都在凭借自己的创造力,唤醒我们原本赋予能量却黯淡无光的内心世界,使它直接面对外部世界的璀璨。同时还在说服我们,相信每个人的内心都不乏同伴与关怀,它们可能只是暂时隐藏,并且至少,它们会和这世界的障碍物一样多,从而使得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想法,不再是所谓痴人说梦。 236:她们,以及那些我在前一章提及的、大胆说出了荣誉犯罪真相的女人,都是这黑夜的守望者。任何黑暗都无法阻止她们,并且即使在这暗无天日之境中,它也仍要为她们的自由腾出足够的空间。而无论是守望还是抗争,她们作为女性作家、演说家、艺术家以及反对者的价值与才能,都在将一切变得更清晰的同时,寄予在这两方面之中。而接下来我将介绍的三位艺术家,则是用相同的执念,令人们将视线投到那些被忽视、被抗拒,或者从未得见的领域。我坦言,她们中的每一位自觉肩负起对“不可说的领域”的重任及其所付出的努力,都使我感到震撼和感动。作为艺术家,她们身上所承载的意义其实要比我们原本以为的,更加接近于伟大的卢森堡、萨洛蒙和玛丽莲.梦露。卢森堡的诗与画是她革命热忱的背景;视觉艺术是梦露的专属领域, 这无须多言;而萨洛蒙则是通过赋予自己的故事以色彩和形态,以喷薄而出的、令人窒息的一张张画作,使自己得到救赎。 ————— 237:艺术通常会被看成反叛的一种形式。而在这样的语境之中,女性艺术家便有了一种全新的意义。正如杰梅茵. 格里尔( Germaine Greer)对泰蕾莎.奥尔顿- 我这本书里介绍的最后一-位艺术家,同时也是本书第二段题词的作者 所描述的那样,她越发变得不为人知,是因为她太过专注于绘画这一已经被其他评论家视为濒于死亡的艺术形式。但她却通过让自己的作品在一-种几近淫乱的风格下,揭示这世界正一步步走向毁灭的危机。绘画本身就是她的全部,同时也是她对曾经繁茂的世界的哀悼,是她标记自己与这越发焦渴、贫乏的时代格格不入的手段。1987年,她入围了透纳奖1的短名单,标志着她已被主流艺术界正式接纳。而到了1988年,她被温蒂.贝克特(WendyBeckett)编选进《当代女性艺术家》之中,尽管贝克特自己十分慎重地处理,了自己作品中有关性别的暗指,但奥尔顿仍因以一个女性艺术家的身份突出重围,得到主流艺术界认可,可以罕有地与男性艺术家们一起角逐大奖的经历值得人们为她庆贺。而在这一命题下,女性艺术史有了自己坚实的传统,这在杰梅茵.格里尔自己,以及格丽泽尔达.波洛克看来,同样是十分重要的。波洛克曾描述过一个“假想的女性主义者博物馆”,那是一个保有爱与记忆的女性主义者的理想之地。因而,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我希望可以描述这三位女性艺术家在这座“博物馆”中的位置。而将这样--座“博物馆”抛除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外是不够明智的。我选择与这三位艺术家——同出场的杰出女性,来自世界各地 卢森堡、萨洛蒙、梦露、阿丽莎和莎菲莉亚、法蒂玛.萨西达、赫苏.尤尼斯- 她们从电影银幕到海滨、从祭坛到法庭,以各式各样的不同出场,突破自己的极限,以及这个充满残酷与敌意的世界对她们的囚禁。 —————— 238: 艾斯特.莎莱夫格尔兹和耶尔.芭塔娜目前在国际上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她们的个人展览遍布各个大陆——两人都 曾在纽约、以色列和伦敦进行过展出,而格尔兹在柏林、斯德哥尔摩、马赛和阿姆斯特丹举行个展的同时,芭塔娜也把自己的作品展示给在澳大利亚、华沙和维也纳的人们(这份清单并不完整)。但她们中的任何- -位,还都未及“家喻户晓”的高度。她们都处于官方艺术的边缘,即使格尔兹的很;多作品都来自欧洲的美术馆和博物馆的委托,例如巴黎市政厅(2005年)、格林尼治公园皇后屋(2007年)。 从1986年她与柯亨.格尔兹合作创作“反法西斯纪念碑”开始,格尔兹便尝试使用与寻常模具并不匹配的造型来完成其作品 照字面意思讲的“匹配”问题,在格尔兹的手中被表现成了二十米高、拥有七层台阶的一座纪念碑,她还邀请汉堡当地的市民在纪念碑铅制的表面写下自己的名字和所想。这种现代艺术表现形式的生命力在于,无论被邀请的市民有着怎样的身份和政治观点,他们都在这段尚未完成的历史上标注了自己的位置。“长远来看,”艺术家对此表示,“ 这意味着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对自身所遭受的不公宣战。” ——— 238:格尔兹的艺术生涯,从目前来看,正越来越多地集中以演讲的形式呈现。无论是收集奥斯维辛受害者的证据,并在第一时间直接讲出来;还是通过展览场所的巨型屏幕,以随意自然的方式,讲述多半来自城市移民者时常被公众忽略的那些故事,她都在以少有的方式,让自己的观众直面那些自己可能不曾面对过的面孔。她作品的特写镜头,提供的往往是一种讽刺,一种现代性的扭曲一而 “特写”在好莱坞却往往被用作掩盖丑陋。格尔兹致力于表现完整的、通常充满了痛苦的,至今仍对未来有所作用的“欧洲遗产”,包括“二战’的创伤,以及贯穿本书始终的有关移民问题的表现。民主同样也是我们的主题,而从卢森堡到解放广场,我们仍有理由认为,民主正处于危机之中。我们这个看似人人都可以被倾听,被允许在公共空间表达自己意愿、维护自身权利的年代,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作为一-名当代艺术家,由于对这些现代社会中,本不被注意的“背景故事”怀有的巨大热情,她尝试为它们提供了全新的视听传播途径,从而加剧它们对固有观念的挑战。 ——————— 239:在我看来,卢森堡身上一个重要的特质,是她看起来似乎与所有事情都保有一点点距离。按照她的说法,这意味着“超越极限”,同时一些粗暴的内容也徘徊在其中。对于本书中的女性而言,如果她们没有勇敢讲出自己的要求,没有以越界的方式诉说自己的苦衷,她们恐怕也不会引起这么多的关注。流言蜚语往往意味着这样一个时刻:一个默默承受内在损伤的、失去停顿与爆发能力的世界最终形成。它意味着一种在公共与私人领域内在混合的甚嚣尘上(小报记者自然是潜在头条新闻的嗅探犬,这意味着他们的鼻子必须时时冲着地面)。但女权主义者却一直在辩称,两性间对亲昵行为的区别是虚假的,同时也是不受约束的。而来自外部世界的暴力与政治力量,更让每一人几乎都无法免于被侵扰。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说,女权主义者们往往会让来自这个不平等世界的流言蜚语被更多人所熟知。在这件事情上,她们颇为内行。 ——————— 240:耶尔.芭塔娜的作品吸引我,并最终占据了这本书最后一部分几页篇幅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她可以凭借一个艺术家的身份演绎这些主题,同时也招致了流言蜚语;还在于她提供了一条全新的路径..... .《...注定不安的欧洲》(...And Europe Will Be Stunned)是她最重要作品的标题。尽管她不是波兰人,但这部作品还是代表波兰参加了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在这一方面,“二战”中尘封的往事,波兰人对犹太人的驱逐,作为一-桩丑闻在波兰仅能得到勉强的确认。但在“集体无意识”的约定之下,却是无法擦掉的真实痕迹。这就是她的三部曲作品噩梦般的缘起。当她要求在自己作品的开始,植入一幕开放式的场面——犹太人被遣返回波兰时,她充分体会到了其中的残忍......欧洲将注定不安)。从这里来看,她不仅仅是一位继承了卢森堡灵魂的电影工作者,同时也是格尔兹在艺术上的“血亲”。她们都在讲述那些需要但却不希望被讲述的故事。除此之外,格尔兹还十分看重演讲的尊严。通过集合奥斯维辛的幸存者,他们所尝试的回忆与讲述,凝固与停止,她无限近距离地讲述了这一切,并最终使一-切重返静默。而耶尔.芭塔娜大概更“ 残忍”。她更会直接处理人类的愧疚之心,会直接拷问一整个民族的自欺欺人。但本质上,她们二者的原则是相通的:同样是对如托妮.莫里森曾阐释的,那些不可言说的思想的一次清算。 因此,在这最后三份研究报告中,我们将会依循的是三位彼此不尽相同的女性艺术家与她们作品的踪迹。但她们对于我而言,都充分展现了女性主义的必要性——通过揭露历史,以及心灵表面之下更加强烈且致命的隐秘,让我们可以走得更远,从而寻见光明。 ——————— 241:我总是对幸存者们“赖以生存”的一切感兴趣。同时我也对受迫害情结无能为力。 ——艾斯特·莎莱夫-格尔兹,“成就我的,是你的影像吗?”个展, 汉诺威,史普格尔博物馆,2002 此刻是承认无知与从头开始的最佳时刻。心怀矛盾与谦卑是很好的事情,但从政治上讲,我们还没有找到任何成全如此状态的办法。独裁者依旧存活于世,不过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艾斯特·莎莱夫-格尔兹“非透明、不可分割的天使们”个展, —————— 256:尽管萨洛蒙是一位“前奥斯维辛”画家一最高的艺术形 式被.上升中的纳粹势力把控,但那并不意味着她的一切应当被存放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而对于以色列这个从小便被带到这里生活的国度,格尔兹认为:“它的教育体系认为记忆的责任就只是反复讲出犹太人遭到迫害的历史,从古埃及到大屠杀。”但世人往往会选择与她相反的观点。而为了摆脱这种固有的意识形态,伴随着撕裂的声响,她的作品的核心理念便得以浮现。“我总能在一-个地方令人惊奇地找到两张面孔,而真正让我感兴趣的也是人本身,他们的言语,他们的沉默,以及他们的生命和他们抵抗与接纳自己历史的方式。”她这样总结。但仅仅举出这样一句话是具有欺骗性的。格尔兹所描述的其实是一种激情,一种对国家权威进行拒斥的有效方式(“记忆的责任就只是反复讲出犹太人遭到迫害的历史”)。 —— 257: 如果说格尔兹激活了过去,那么她的作品也因此成了新焦点与注意力的需求。而在这一方面,加上自己始终无法摆脱的来自固有观念的重重阻碍,在艺术领域之外,她致力于创造一个全新的社群,“ 想象社群”。在“成就我的,是你的影像吗?”中,包含了一组肖像,由来自波兰罗兹市、在奥斯维辛和距汉诺威不远的伯根-贝尔森集中营经历了“二战”的波兰犹太裔妇女伊莎贝尔.巧可(Isabelle Cho-ko),与当时正住在那里的德国女演员、反纳粹主义者夏洛特.福克斯(Charlotte Fuchs)共同演绎。在“二战’ 期间,每当有人在楼梯上大喊“ 希特勒万岁!”时,夏洛特.福克斯坚持让自己房间的广紧闭着。无论何时有人问她的丈夫为什么不加入纳粹,她的丈夫都会半开玩笑地回答,“那是其他更正派的德国人才轮得到的事!”仅仅是因为他知名演员的身份,他就不得不选择逃离(他最终在战争的最后时刻被德国士兵杀害,而他的妻子直到三年后才得到消息)。他们的大儿子出生在战争爆发后一个月。而每当夏洛特给他喂奶,这个男孩却“ 都会吐出来,一边尖叫着摇晃自己的脑袋”。我们所见证的,是比《声音机器》里的婴儿更加丑陋之物。每一个女人都通过电视_上的图像谈论自己,并且倾听他人一一伊莎贝拉.巧可,当她第一次缓慢而充满迟疑地讲出自己的故事时,其实同样也完成了对福克斯夫妇不成功抗争的见证。他们从未见面,或是出现在同一个空间内。和解也并非是目的所在。相反,这个作品的精妙,在于变化往往发生在两个同时发生原本却并无交集的故事,一旦被讲述和听到,意义才会显现。当你听到一个人在讲述她的故事,一些情感会驱使你感觉某些事情也发生在你自己身上,因为它们确实发生在讲故事的人身上。“你想要讲一个怎样的故事?”是格尔兹通常的开场白,似乎被要求来讲一个故事,意味着是在给她的冒险故事里的每个参与者一个许可去打开自己的心门,让原本紧闭的并不知情的历史之门敞开,去接纳那些无知觉的存在。 —— 258:在这一项目.上,格尔兹意在实现尽可能完整的艺术风格,与参与者自身微妙、谨慎与自我意识的融合。她的足迹是小心翼翼的。她并不像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 anzmann)在他长达八个小时的电影《浩劫》(Shoah,1985)中那样,坚持——说强迫也不为过——要求幸存的理发师亚伯拉罕.邦巴(Abraham Bomba)说出自己的遭遇:“你必须这样做,你知道”(尽管朗兹曼后来道了歉)。在格尔兹最具影响力的展览作品《在聆听与讲述之间:最后的目击者,奥斯维辛1945-2005》 中,装置被安放在巴黎市政厅博物馆中。这次展览在2005年举行,是格尔兹为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解放六十周年而创作的作品。参观者可以坐在呈蛇形环状排列的坐席前,聆听格尔兹邀请来的六十位幸存者,讲述他们被拘押前前后后的故事。和其他作品类似,格尔兹依旧选择了那些鲜少讨论自己某段经历的讲述者。当你看到他们的面孔和总是优雅得体、富于思想的举止时,便很容易与悲伤一起,在心头涌起一股类似仪式感或场面感的情绪。也许他们知道,这些故事恐怕不会再被其他人倾听(只有一位老者选择收回自己的证言,因为他从没和人讲过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家人)。整个录音过程在展览上被完整呈现,没有经过任何的剪辑和加工。每段录音的时长都相当于一部电影,从两小时到九小时不等。“我决定要创造一种受害人与旁观者面对面的状况。”格尔兹这样表示。而在展览空间的墙壁上,三块巨大的屏幕播放的是同一段视频,但其间有七秒的时间间隔,而通过慢放视频,讲述者沉默与发声之间的空隙便很容易被捕捉。“通过制造不同的时空感,我们可以超越语言的逻辑,从而获得一种纯粹的肉体经验。” 她曾解释道,她想要的,是“通过他们的沉默”来描写这些见证者,去捕捉问题与答案之间“记忆浮现的逃亡时刻,而这既被期待遗忘,又具有强烈专注的特征甚至可以在他们脸上就读到,因为过去已经在当下彰显。”沉默不是空白,更不是指控的失败,用迪迪-于贝曼的话说,是“演说的事件”。一种完全被填满的演说,满到即将溢出,同时也是可以被有意识抓住和领会的,但它始终是太过丰富了。安妮卡.维克(AnnikaWik)将这种时间延迟的视频,看作记下故事离开人自己的时刻。当然我们还没有办法确定,身体与故事之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她把自己放在了无意识与意识、情感、生活之间。而在提出了大屠杀是否可以或应当被谈及这样的问题之后,格尔兹显然是想要创造一-个空间,使介入者始终处于可以体味人类的声音,以及语词的乏力无能。 ——— 260: 格尔兹提供给她的参与者与观众的内容,可以被理解成是一种释放一一民主的诉求以寻常的方式被展现。通过深入个人的私密空间,格尔兹同样也打造,了一个公共领域,她的工作一度被称为是“国家的”,“为公益事业提供了- -种路径”。“造成人们大声分享某一个时刻阻碍的,正是我们称之为民主的东西。这种“通行的压力”也充斥在她的作品之中:“原本表述清晰的人、人群、区域和时刻变得并不清晰,不仅仅是对演说本身的限制的示范,同样也是一个社群注视下的倾听与讲述的局限。”观众加布里埃尔.扎拉加(Gabriella Zerega)在看过她的作品后给她写信,表示感觉自己“既不会再陷入强制遗忘的圈套,也不会被湮没在极度恐惧的过去里窒息;取而代之的是生命本身可以自我展现与再度创造‘鲜活的记忆’”究竟怎样才能在这样一个无可救药并且拒绝被洗净的世界,执行一个可以保全自我的选项呢?“面对那些不可原谅的状况,你的作品提供了许多全新的观点: ,如果无路可退,陷入无尽的重复,选择遗忘,或者更糟地,可以以复仇的心态面对这一切。”扎拉加继续说道。你要怎样消除一段仅仅浮在表面, 充满强制力与愤怒,并且时刻处在自我清除的危险之中的历史呢?在复仇与遗忘、重复与否认之间,格尔兹以倾听、观看与记录的方式,提供了有关20世纪的欧洲最黑暗的那段历史的观看之道。 —————— 261:最重要的是她作品的参与者,被提供了一个思考时代复发性主题的契机。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Ranciere),曾几次在自己作品里满怀:热情地谈到格尔兹。他描述她的作品“为那些值得被留心的思想呼唤关注”。我们所看到的,是思想对自己的反思。因而格尔兹提供的映像,在作品的核心之处,抓住了多数静默、痛苦、意味深长的瞬间。这也使他抓住了未来,使我们和她的观众一起,共同参与到对责任的分担之中。和阿伦特一样,批判性思想也成为市民、政治生活的共同契约。就像卢森堡,因为被塞进斗室之中,悲叹自己在囚禁的状态下失去了思考的权利(这也许不是最值得抱怨的事情):热忱,加上批判性思维,除此之外我们对自己还需要有什么期待呢?”她这样断言。这些女人要求的便是这样的权利。在她们各自不同的方式中,每一种其实都是在向固有的世界,要求剥离出第二条路径,来搜寻自己用以精神的资源,与驻足思考的可能。格尔兹曾将此描述成是一种真实,“ 真实在其他人理解力中的表现”,这同样也是她所坚持的,每个人都应拥有的财富。她依赖的正是思考可以提供的时间与空间。“ 我完全知道,在那样的事件里,没有人是以相同的方式活下来,没有人经历过相同的事。面对敌人,你必须高昂头颅,这会成为微薄的抵抗。”“演说自己的故事,是我们每个人得到支持的方式。我们没有得到其他东西。”一位奥斯维辛幸存者如此表示。而在这里,没有什么会比我们用筛选受害者的方式来杜撰历史更显怪异:“我总是对幸存者们‘赖以生存’的一切感兴趣。同时我也对受迫害情结无能为力。”尽管同情往往被看成女人的基本情绪,但格尔兹却将受迫害情结当成一种陷阱。这同时也将挫败我们对政治活动参与的热情,冻结了历史,使它不再驱使人们在盲目中前行。 —————— 262:如果说一位母亲因为纳粹的威胁而躲进森林里的情节令人难以忘怀,那是因为它使我们想到了夏洛特,想到了她为声音所创造的联结与努力(她把自己的作品描述成是带有声音的画作)。而恰巧,格尔兹和夏洛特的作品里都有音乐的参与。横跨了两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人生?如戏?》这部作品的核心价值。而作品里曾出现的音乐大师达布罗恩正是“一战”的幸存者。他的作品本身,以及夏洛特经由他,实现的同样都是为死者发声的义务(当他身处在战场时,某一刻的绝望让他感觉自己成了一具尸体)。而在作品里出现的那个“战争哑巴”阿尔弗雷德.沃夫森,正是以达布罗恩为原型。他只有在听到自己同志们的喊叫时,才能重新恢复歌喉。萨洛蒙的“音乐色块”——她在作品里安排了“三原色的“音乐色块”,也就因此成了反抗本身,以及一种治愈的手段,让死者的过去关照生者的当下。这同时也是她对纳粹施加给犹太人的“消音手段”的回击。而她的继母宝拉.林德伯格,当她1933年在莱比锡的圣托马斯教堂举行的最后一次犹太人公开集会上演唱时,唱诗班的男孩竟被要求戴上纳粹的臂章。在我看来,她的作品里音乐的部分提供了一个独特的问题视域。无论身体上,还是感觉上,这种切身的感受,这种历史性的创伤,究竟在怎样的状况下,才能让我们从悲痛中讲述故事,并再一次心平气和地谈论它呢? ————— 263:在恪守对于声音和言语的承诺的同时,格尔兹同时也给出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其他描述,体现了一个新阶段的状况。她惯用的标题《在倾听与讲述之间》——在关于萨米族女 人自我的讲述与聆听,以及奥斯维辛幸存者的证据中都曾出现,体现的实际上是她给参与者和观众提出的道德要求。“倾听”这一动作是深深嵌入到她的整个作品之中的,它唤起我们敏锐的知觉,其意义不只在于说出的内容,还在于如何以最佳的方式进行倾听一无论对于他人还是对于自己。这就是为何不止一个评论者曾指出,她的美学实质上是“中间性的”。这种观点对于泰蕾莎.奥尔顿,本书的最后一位人物同样也至关重要。该怎样谈论命运、家园、遗产这些痛苦的语词呢?当它们被讲出,又会怎样被归复呢? (证词永远不会终结自我。)格尔兹同样也在反叛一种似是而非的禁言令。她曾这样定义自己时常用来进行展览的博物馆:“当你走进博物馆,看到所有的画,它们都默不作声。而与它们面对面时,我自己也是个哑巴。这就是我让语言介入到我的作品里来的一个原因。差不多是迫不得已。”“我在话语之间工作,与对他人的控制相抗衡,那些试图控制话语的人,其野心也正是整个世界。 ——————— 263: 她显露了女性主义在其他方面的遗产。其核心在于世界是充满伤害的,甚至是致命的,尤其对于那些总在轻信语言的女人而言,她们太容易被奴役了。就像伍尔芙在《三枚金币》里写到的那样,“如果言语像它理应的那样有意义,那么你就该接受它的意义,去做它要求你做的事。”格尔兹深知,要想让未来依旧有美好的可能,从根本上要依赖于我们怎样使用言语:“回答不是问题的终止,它甚至是问题不共戴天的仇敌。”没有什么是既定的。所以任何声称世界的一切安排都是早已注定的声音,都可以被忽略掉。像揣测言语含义这样的方式来讲述问题的答案,则是暴力与毁灭历史企图的一种方式。 ———————— 264:让我们再来谈谈自由。“ 我告诉我的学生,成为一个艺术家的秘密,在于让事物穿过你,而非去切断事物。你绝不应告诉对象应该去做什么。”而当格尔兹介入到一个视觉影像中时,她看到自己在试图让“光线变得自由”(相似的表达在奥尔顿的事迹中也有所呈现)。通往自由,作为一-种美学与历史性共同的原则,也是她的艺术作品基本的推动力。她曾引用自己的作品《描述劳动》来做出回应,“怎样才能把自由嵌入到图像里?”然而,当她越以引导他人的声音为手段构筑作品,她就越能以自觉不自觉的状态让艺术介入到人们的身体之中。“当最终的素材被束紧,经由一丝不苟的编辑,它们就会呈现出如最开始一般的不可预知。”(这和艾娃.阿诺德对梦露的评价“ 她可以体验自己无法预知之事”很相近。)她对自己接下来将会听到的内容毫不知情:“ 我从不曾想象自己接下来会听到些什么。”她放弃了自己作为创作者的权威,并且让渡了自己的权力。这使得她可以对差异有足够的尊重,使她可以发现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 我是我,他们是他们”,她曾在谈论自己作品时这样说,“而我愿意让我的作品最终成就他们。”这正是倾听对她的意义。她违反了自己空间的圣洁- 用她的话来说是“败坏”。这使得她的作品看上去有些令人晕眩,就好像你会从你自以为自己所在的地方,甚至是身份上被抛离。没有什么是已知的,或是可以被预设的:“我自己抛出了石头,我自己把它追回来。” ——————— 264:最重要的是,正像我们之前多次在本书中看到的,这是-种全新的认知:当我将其称为对女性的认知时,它既非空有其表,也非刻意的夸大。由于令语词自由的诉求,它再一次对语言本身造成了威胁。“但无论我们控制这些语言的尝试有多努力,它们依旧还是会我行我素一自发、 富于直觉、感人至深。那通常会带给人惊喜,却也是格外易碎的东西。它从不以抵达什么地方为目的,却总是在自己的路上。”格尔兹这样写道。让我们再次回顾卢森堡。她的自发性同样也是其富于生命力的政治生命的核心。在她的梦境里,没有守夜.人,没有流氓地痞,也没有独裁者。这正是她的政治艺术。“此刻是承认无知与从头开始的最佳时刻。心怀矛盾与谦卑是很好的事情,但从政治上讲,我们还没有找到任何成全如此状态的办法。独裁者依旧存活于世,不过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 步’”。格尔兹写道。 ——————@ 170:据李.斯特拉斯伯格回忆,梦露曾在演员工作室里尝试朗读尤金.奥尼尔( Eugene O'Neill)的名剧《安娜.克里斯蒂》(Anna Christie)中女主角的部分台词,她的演绎要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出色有力。这是值得注意的,因为:这个角色恰恰也揭示了美国男权那些令人不快的真相。和她想要出演的毛姆《雨》中的角色,以及《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格露莘卡一样,安娜.克里斯蒂也一度沦为妓女,当她回去见她住在波士顿浅滩驳船上生活的爱尔兰裔父亲克里斯.克里斯托夫森时,她爱上了水手马特.伯克。后者曾因轮机故障落水,在女孩的营救下才死里逃生。而伯克也爱上了她,是因为她是个“真正体面的女孩”,而不是他在码头间穿梭时求欢的那些妓女。正在她打算违抗父命嫁给这个水手时,两个男人为她的未来争得不可开交,而她的一席话则激怒了两个人:“你们这样争吵,好像我必须属于你们之间的一个人。可我不属于任何人,我只属于我自己,明白吗?我只;做我愿意的事,不管谁都无权干涉我的生活!我从没祈求过你们谁来养活我。”“体面?谁告诉你我是那样的女孩?”而当她对这两个男人说出了实情时,伤心的伯克甚至威胁要杀了她——他说这世上不会有哪个女人,会像她这样堕落不堪。他因此改变了自己对她的看法。而为了让他明白自己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个“体面女孩”,她改变了自己在生活中的面目(她也同样指出了他的堕落,因为他一边在妓院寻花问柳,一边又在痛恨妓女)。盖博出演了这部剧的荧幕版本,它显然是一出普通的戏剧,女人竭力捍卫自己自由的权力,令男人感到了意外和冒犯(剧中关于有罪与无罪的讨论也很容易与梦露所经历的一切建立起联系)。她在生命最后如此希望出演的两部作品,《雨》和《安娜·克里斯蒂》,角色同样都是妓女,我认为绝非偶然。她想要扮演这样的女人,因为她们可以告诉世界、告诉男人们以真相。 —————@ 271: 当我向她提问时,格尔兹毫不怀疑女性身份是罗拉独特的认知产生的重要原因。而这个项目本身,正是需要她与那些她原本被规定是“不共戴天的仇敌”的人共处。这个可被视为未来象征的年轻女孩渴望穿越边界,来到她不被欢迎来到的地方,一她自己也是,在精神与地理双重意义上,真正深入到她自己的社群之中。她生命里的重要时刻,一是炸弹投进贝鲁特;一是抚养她长大的亚裔保姆被抛出包厢之外,而她相对富裕的家庭成员们却得以在避难所里安然无恙。这些充满暴戾的声音在她的记忆里反复出现。她母亲甚至表示,面对炮弹与爆炸的巨响,女孩甚至渴望能回到母亲的腹中。她的母亲同样很伟大,在女孩一出生时,她便带着女孩离开了家,无视家族的盛怒,只为能躲避早已为她安排好的姻亲。对此我们可以回溯到开头提到的作品《声音机器》,工厂的噪音回荡在孕育着孩子的“妈妈工人”身边,以及夏洛特.福克斯在“成就我的,是你的影像吗?”里那个当汉诺威遭到空袭时受到惊吓,不断摇晃脑袋、吐奶的可怜男孩。这些噪声会去哪里?在罗拉看来,它们永远不会停止:“ 我觉得我必须永远记住这些噪音,炸弹的声音、爆炸的声音,它们是我与母亲的联系( 就像格尔兹的母亲记忆里的“缺位”一样)。我们可以感受炮弹作为一种威胁,但在街上刺耳的政治喧哗之下,它其实是一种倔强的陪伴。我们需要认识这个世界- 切切实实的整个世界,包括流浪与刺耳,就像格尔兹对我们发出的邀请。但往往是女人,才有决心这样去做。“ 我们不得不,”她简单地表示(尽管“我们”,并非特指),“ 作为一个女人,我们必须抵达那里。” ————— 273: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我住在以色列。身边的人,尤其是和我妈妈同辈的,都在谈论要回到波兰,可那显然有点不切实际。 ——格尔兹与杰奎琳·罗斯谈论耶尔·芭塔娜,2013年 ————— 275:而对于这样一个问题, 芭塔娜给出的回答是惊人的。...... 注定不安的欧洲》以一个年轻人站在几乎被废弃的体育场里开场,他大声疾呼,犹太人应当回到他的国家:“我们想要让300万犹太人回到波兰,我们想和你们再一次团聚!”而在现实生活中,演绎这一-部分的演员斯拉沃米尔.谢拉科沃斯基( Slawomir Sierakowski)正是个不折不扣的激进分子,同时还是波兰“ 新左翼”的领袖。电影中这段慷慨激昂的演说,正是他和其他组织内成员的手笔。和格尔兹一样,芭塔娜的作品同样将我们带回到欧洲最黑暗的岁月,而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彰显她对未来的诉求:“我们需要你们!我们请求您回来!”谢拉科沃斯基呼喊道。“回来,然后一起成为欧洲人。”《一份政治想象的食谱》正是以波兰犹太复兴委员会(JRMIP)的著名宣言作为起始。这个机构正是芭塔娜的三部曲的背后投资方,他们把自己定义成“一个呼吁330万犹太人回到他们的故土的政治组织”。有数千人签署声明表示支持他们。2012年5月,在德国柏林,他们进行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 277: 在本书里,耶尔.芭塔娜的工作,实际上将我们的讨论推到了最远的边界:女人知道如何去发掘历史深层次的内容,使之在迫切被遗忘的现状下,得以重构与讲述- 一这从某种意义。 上,也是在构筑自己的家园。用最简单的话来解释,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女性并没有太多理由,去相信世界性的、易碎的,有关平衡的谎言。一个叫里福科的女人出演了全部三部作品。在完结篇《暗;杀》(Assassination)里,她是一-个波兰犹太裔的逃亡者。她背负着来自每个人的、历史身份的重负,回到了波兰。她是来给那些前来为被暗杀一正是电影标题所指的那场“暗杀’ 的谢拉科沃斯基哀悼的善良的人提出忠告的(这场追悼在电影里是极度悲伤和宏伟:堂皇的高潮部分)。“我是回归的幽灵。”她这样宣布,“回归到回归自己。”而当她直视镜头,说出这些话时,需要回归自我的仿佛是我们自己一而她则是观众。毫不保留地,她说出了人们在内心隐秘的赌注:“我在这里,就是为了戳穿你们在遗忘之后重新获得的扭曲的身份。”对于明眼人来说,她的身份是很为人熟知的:“我无处不在。”无须过多介绍,也正是谢拉科沃斯基在影片开头;慷慨激昂的演说,赋予了她戳穿自己的权力:“你觉得那个睡在里福科被子下的老女人不想见你吗?她忘了你吗?你错了,她每晚都会梦到你,梦到胆战心惊。”这是个值得讨论的想象:流放和杀害犹太人,却让波兰人的每个夜晚,都像是在和那些犹太人同床共枕。 ———————@ 278:芭塔娜发明了一种新语言,用来描述私密的精神历程。而在其中,他们可以找到那些他们所极力尝试过,精神与身体上都曾努力抗拒的角色。这就是为什么她的作品看起来总是让人难以接受,看起来却又那么迫切。在这里,基,于理解彼此而进行尝试治愈与和解,不再是一种礼貌而文明的恳求,并且或多;或少需要保证完整的距离。正如我们在萨洛蒙的画作中看到的,精神的重负所带来的是出乎本能的、锥心的刺痛感。在蔑视所有的国家界线、所有依赖道德与伦理实现的区分的情况下,芭塔娜决 定向自己的敌人们喊话,来确认他们所拥有之物,让不同的大陆与离散的人群重新归于统一,去触摸、感受、嗅探他们所憎恶的一切,从而真正实现内里的沟通无间。“ 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深知,我们无法一个人过活,”谢拉科沃斯基宣称,“我们需要他人,而在世界上,不会有人比我们和你们更亲近了!“(”亲近的他人”本就是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因为那些人本就是你不亲近,也不想亲近的“ 他人”。)而在整个犹太裔波兰人所遭受的历史前提下,这种提议就更值得注意了。“这种鸿沟仍然是两个社群彼此分离的原因。而这也是他们各自历史常识里最根深蒂固的认知。”艾娃.霍夫曼(Eva Hoffman)在她有关波兰人与犹太人的研究专著的结尾写道。这本书名为《斯戴欧》(shtetl),是犹太人小村(尤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东欧地区的犹太人聚居区)的专有名词。事实上,尽管曾朝夕相处,但我们仍然无法确信,犹太人与波兰人是否已经对彼此有充分的了解。所以在书的开头,她便写道,这两个族群实际上是“生活在有实际意义的了解水平之下”。在艾娃看来,他们“在真实范围内接纳的道德生活准则下,在并没有办法彼此分享”的那个世界里彼此之间无法得到正确的理解。 ————— 283:2010年,芭塔娜获得久负盛名的威尔士国际艺术奖。该奖组委会表示她“将人类的境况与自身命运紧密相连”。尽管组委会并没有刻意参照汉娜.阿伦特的作品《人的境况》这一-书名,但她们之间的联系仍然是十分紧密的。依然和格尔兹类似,芭塔娜的作品里也有- -条精心设计的中心线,串联起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来书写那些无家可归者、无国籍者与普通难民。- -个“入口”在《一份政治想象的食谱》里,被以标题“指导性想象”加以概括。“想象一个政权,”在这个标题下,文章的作者这样邀请我们,“从而可以让这些原本令人不安的概念诸如‘ 难民’、‘ 非法居留者’、‘移民(或外国)务工者’可以从中立的角度被看待,同时也可以暂时把它们从政治词典中移出来。”(该文章的作者是以色列摄影师兼作家阿里拉.阿邹雷与阿迪.阿菲亚。)这样一个政体,在组建开始,就会遵循阿伦特政治哲学理论的基础,在组织原则.上就以关心“所有被统治者的领域”为目的。在本书里,阿伦特始终是我们的同行者。1943年,当最黑暗的时刻隐约浮现,她写了一篇颇有知名度的短文一《我们难民》,创造了这样一-个富有创造力的说法:“ 如果要以讲真话为开始, 那么我们都只是犹太人。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揭露自己的身份,使自己处在没有任何特定法律,或是政治约定:的保护的人类命运之下。我几乎无法想象会有一种如此危险的态度。”而当艺术导演兼作家尤莉.卡尔森(JuliCarson)宣称自己在作品线条上为《一份政治想象的食谱》做出的贡献时,她同时也表示,阿伦特实际上是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在这样的境况下,个体关于讲真话这件事,究竟负有怎样的责任呢?”(在书里,阿伦特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灵魂人物的角色,她意味着这些文章些微的终结。)而那些无论是恶名昭著的,还是被隐藏的事实,总是需要被讲出来的。犹太人被谋杀了,我们可以把阿伦特的话看作一种讲述, 因为她的话讲出了真相:“ 我无法想象一种更,危险的态度。”难免之所以会被憎恨,是因为他们表现的是人类的一种原始状 态。但恰恰是这个原因,当他们背井离乡,他们所代表的,阿伦特相信,是一种对族群先锋的意义。而作为整个世界;的孤儿,犹太人所呈现的、令整个世界感到恐惧的,也正是这个世界不愿意听见的真相。他们自己甚至都不愿意听见。“我们被告知要遗忘,于是我们遗忘的速度超乎任何人的想象,”阿伦特表示,“经过了如此多的厄运,我们想要知道更多,同时也需要一把枪。” 我们当然不应该去怀疑,犹太人是否有能力去否认其他人。“我们不会称呼其他人是无国籍者,因为世界上大多数无国籍者都是犹太人。”而随后阿伦特又补充,补充的内容刚好与芭塔娜的思考相照应:“我不知道会有怎样的记忆与思考,驻留在我们每一夜的梦里。”通过重构萨洛蒙的故事,作为前奥斯维辛的家族悲剧,并将其与黑暗的未来联系起来,阿伦特在这篇文章里也花费了很大篇幅,来描述新美利坚对犹太人的接纳是多么令人兴奋一她自 己也是理论上的一员,而随后又是怎样令人绝望,一度让她有了自杀的倾向。 ———————— 293:芭塔娜无疑有资格跻身到伟大女性的行列中,和卢森堡——她由于反对一战而被囚禁及弗吉尼亚·伍尔芙——她揭露了政治与个人领域由于战争同时带来的惨痛代价(关于这方面,除了《三枚金币》,《达洛维夫人》和《雅各的房间》同样也是重要的作品)同列。 —————— 295:当十九岁的卢森堡藏在老农民的旧马车里离开华沙时,她可能并不知道正在等着她的是什么,或者作为一-位革命思想家和活动家,她可以创造些什么。但她显然对所谓的国家归属感感到焦躁,以至于想要时时处于颠沛流离之中。这种不安也成了她生活中唯一笃定的东西,即使她承诺自己要在某个地方停留,或者是被囚禁,她也不曾放弃离开的念头(于是每当她被囚禁,她的政治想象与言论便会愈加大胆)。在我看来,卢森堡向我们每个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革命的思想可以走多远?它应该为自己设定怎样的限制?在她的故事里,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是与所谓国家与革命有关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可以超脱伦理的约束与个人常常怀有的国家排外主义,超脱所谓国家的界限,她的思想甚至可以深入宇宙。 ————————— 295: 当我在这本书里列举这些女性思想家时,将她们组合在一起的感觉似乎 是有些神秘的。我不知道她们之间有多少可说或不可说的联系,使她们可以被结合在一起。卢森堡终生都在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今天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一所谓“安全网络”的轻易坍塌、贫穷与富有之间不断加剧的差距、金融贪腐以及经济信仰的普遍缺失,使得社会主义再次成了一种合理的回归选项。我们不应当因此对国家性批判感到惊奇,或是对我们正在驶向一一个全新的、几乎无法想象的未来感到诧异。我们应当带上对社会主义的呼吁,同时也尝试自发地去唤醒它。另一个阅读《一份政治想象的食谱》的入口,是它的一个标题“节目”,它预示着这本政治小册子的开场:“ 这些节目,是基于社会主义思想在当下社会发展背景下的发展而做的框架呈现。当然它并不是一份“教条与终极真理的古抄本”。“ 我们相信资本主义并不是全部,”这另一个解读的角度表明,“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要戳破资本主义的谎言一我们无从选择, 唯有建成伟大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芭塔娜,正是以狂躁的方式践行自己的任务。但她提供的内容却是理智的一让每一次名副其实的革命都得到应有的关注。如果没有那些令人刺痛的历史讲述,这一切努力都毫无疑义。我们必须离开所谓的自我,去成为真正的自己。 ——————@ 296:因此在最后,我们也许要问:芭塔娜打开了我们心灵的窗户,那么她究竟放了些怎样的内容在我们心里,来迫使我们去接受呢?最著名的观点来自英国精神分析学家D.W.温尼科特,他的工作横跨了两次世界大战。在他看来,母婴之间的过渡空间,正是那种逐渐放弃自己无所不能想法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即普遍意义上的“中间地带”)。而这样-一个幻灭的空间,同样也被温尼科特看成创造力的唯一起点与文化的萌芽所在。在孩子的生活里,这种空间的最初标志,是当她紧握不放的玩具被夺走,她不得不忍受残酷的分离。这种失去是成人的基础;她并不会多愁善感——那会使她在精神上感到痛苦, 却也可能会激发她们的创造力(二者不可分离)。温尼科特在实验中坚持从不去过问孩子,她紧紧抓住的东西究竟是不是真实的,这样做会威胁到她的自由。他基于“二战”的背景,提出了关于民主的请求。他也描述了一-种精神病患,他们在未来只能不断寻找自己的过去,因为只有这种重复的寻找,才能让他们接受事实,并对丑陋的历史本身做出回应,找出他们究竟是谁。这与芭塔娜的观点联系紧密:“ 我们的请求并不只是为了犹太人。我们接纳一切在故土流浪的异乡人一无论他们是遭 到迫害还是被驱逐。我们的运动中不含有任何歧视。我们不会询问你的生平,不会检查你的居留证件,更不会质疑你的难民身份。”我们不应去追问:这可能吗?应当去问:现在是否时机成熟。仅仅通过被创造的一切,芭塔娜的工作提醒我们,那些被深深植入我们内心的历史,有必要被再一次勘察和拷问。 而在未来,我们究竟怎样才能停止在被发明出的“历史”中的挣扎,才能和其他所有人一起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呢? —————— 299:风景总被人看成没有生气的。但实际上它们的形态,是激烈斗争之后的结果……“出局”对于任何事物来说都是一种不利的境遇,当然也包括女人。(风景)已死,它们被认为没有生命,它们是沉默的受害者。而我的努力,是发明一种方法——比如绘画,来让沉默者发声。 ——泰蕾莎对肯特(Kent)说,《对泰蕾莎·奥尔顿的采访》, 《闪光艺术》,127,1987年4月 ———— 338:《黑暗时代的她们》是一部很出色也很重要的作品。作者杰奎琳·罗斯女士出众的人类学研究功底使得她对女权主义的讨论超出了狭隘的“性别问题”范畴,而真正将其作为一个“人类问题”来看待。在我看来,《黑暗时代的她们》中所探讨的问题可以完整地表达成“在这样一个并不公平的世界,女性该以怎样的姿态演绎自己与生俱来的卓越?”——而当我们尝试将这个问句中的“女性”一词替换成任何其他人群的名称,不难发觉,作为一个框架,它拷问的甚至是全部的人类社会——关于在我们所拥有“秩序”与所谓“文明”时,个体的命运该如何被讲述,其意义又该怎样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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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时代的她们》的全部笔记 1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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