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生涯 8.5分
读书笔记 全书
动物园放假了

译本序

在实际生活里不能满足欲望的人,死了心作退一步想,创造出文艺来,起一种替代品的功能,借幻想来过瘾。

一、读书

他毕生追求高尚情趣,醉心于把芝麻大的事情搞得轰轰烈烈。

她娇滴滴、胖乎乎,活泼诙谐,但愤世嫉俗,绝对否定一切。否定一切的狷傲和拒绝一切的自私占据了她的整个身心。

这个纯洁得像白雪的女人在读阿道夫·贝洛写的《火姑娘》时,险些儿没笑死过去。她津津乐道地大讲新婚之夜的逸事。

在饭桌上,他以手势和动作表达思想,妻子管他叫“我的寄宿生”。

我父亲一死,安娜-玛丽和我,我们突然从共同的噩梦中苏醒过来。

她要别人分担她的义务,又为失去特权而恼火。这个日见衰老而愤世嫉俗的女人有一个自欺欺人的幻觉:她自以为是不可缺少的。

让-巴蒂斯特之死是我一生中的大事:他的死给我母亲套上了锁链,却给了我自由。

世上没有好父亲,这是规律。请不要责备男人,而要谴责腐朽的父子关系:生孩子,何乐不为;养孩子,岂有此理!

我生活在背负安客塞斯们的埃涅阿斯们中间,从苦海的此岸到彼岸,孤苦伶仃,所有憎恨一辈子无形地骑在儿子身上的传种者。

一个矮小的军官,诚实无邪的眼睛,圆圆的秃顶脑袋,浓浓的胡须。

在我出生前后他曾有所悟,一时浮想联翩,留下这些记载。

就算他爱过我,抱过我,用他明亮的眼睛(现在已经腐烂了)饱含爱意地看过我,但谁也记不得了,真是空爱了一场。对我来说,父亲连一个影子都不是,连一个目光都不是。

命令与服从,其实是一码事。连最专横的人都是以另一个人的名义,以一个神圣的无用之辈——他的父亲——的名义下达命令的,把自己遭受的无形的挨打受骂传给他的后代。我一生中从不下达命令。这是因为我没有受到权势的腐蚀:人们没有教会我服从。

教士正以五雷轰顶来威胁对上帝不热忱的信徒。

他给我做按手礼,我脑袋上感到他手心热乎乎的。他称呼我是他小小的宝贝,颤悠悠的嗓音柔情绵绵,泪水模糊了他那冷冰冰的双眼。在我身上他欣赏的是他自己的慷慨大度。

画面阴暗、潮湿,只有他的大胡子 放出白光,犹如绕下巴围着一圈光轮。我不知道他说些什么:我过于战战兢兢地聆听,反而什么也没有听进去。

我们很容易在走出缆索铁道的乘客中认出他来:高高的身材,迈着小步舞领舞的步伐;他在更远的地方先看见我们,早已拉开架势,听任某个无形的照相师的摆布。

调情,很快消除的误会,敦厚的戏弄和善意的责怪,多情导致的气恼,柔情绵绵的故弄玄虚和痴情。我们竟然设想有东西阻碍我们相爱,以便享受排除障碍的快乐。

他表现出雨果所推崇的糊涂和溺爱,要是别人只给我面包,他一定给我加上果酱。

老夫人和少夫人并不修行,但别人对宗教的笃信造成一种气氛,使她们也在音乐声中恍若出世。

我自欺欺人地装作受苦的样子,以便增添我的荣誉。

我这块土壤不宜生产邪恶。

我脸色红润,满头金黄的鬈发,面颊滚圆,平和的目光充满了对现存秩序的敬重;鼓鼓的嘴巴装出不可一世的样子:我知道我的价值。

夏尔用陶醉来攻克焦虑。在山顶树梢上,在海波水浪中,在点点繁星之间,在我幼小的生命的发源地,他寻找着归宿。他拥抱大自然,接受大自然的一切,包括为他挖好的坟墓。这可不是真理,而是他的死神通过我的口给他的启示。

孩子和老人往往是携手合作的:孩子传达神谕,老人解释神谕。本性露真情,经验传真知:成年人只有闭嘴的份儿。倘若没有孩子,他们便去找一只鬈毛狗。狗懂得爱,狗比人更温柔、更忠诚,狗的感情细腻,有一种从不出差错的本能,能知善知美、识别好坏。他行之有理,过分喜欢孩子和畜牲,其实是厌恶人类。

我小丑般的言行披着慷慨大度的外衣。

安排我吃饭、睡觉,按时令变化为我增减衣衫,都是这些拘泥虚礼的人们生活中的佳时良辰和必尽的义务。他们必须爱我,

我没有权利,因为爱浸透了我整个身心;我没有义务,因为我出于爱才慷慨给与。唯一的职责是讨人喜欢;一切都是为了装点门面。

我对自己的神通没法不得意忘形。善良的穷人不知道他们的职责就是为我们提供慷慨施舍的机会。

因为这种爱会使他们的生活更加美丽。

卡尔和妈咪,连在一起叫,声音比罗密欧和朱丽叶还好听,比菲勒蒙和包喀斯还悦耳。这不是没有用心的。她想用这四个浑然一体的亲切的音节来显示家里人的和睦。

无论在火车里德国检票员向他检票时,或在咖啡馆里德国跑堂对他有所怠慢时,夏尔·施韦泽的爱国怒火便涌上心头,脸气得通红。两位夫人赶紧把我推到他的脚跟前,我用央求的深情望着他。

德国人出这种洋相反倒使我倾向于宽恕他们,因为他们是劣等人类。

人们常说,没有胡须的亲吻就像没有盐的鸡蛋,我补充一句,就像没有恶的善,就像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四年间我的生活。

在我看来,至少要有一个成人赞赏我的产品,我的所作所为才有价值。大人们一概微笑着品尝,神情狡黠,十分默契。

文化浸透了我,我以文化的光辉反射着家庭,如同傍晚池塘反射着白日的炎热。

外祖父平时笨手笨脚,连扣手套也要我母亲代办,但摆弄起这些文物来却灵巧得好似祭司。

她在靠窗口的安乐椅里坐定,戴上圆框眼睛,疲乏而安乐地叹口气,垂下眼皮,脸上浮现出一种美滋滋的、机灵的微笑。母亲默不作声,也请我不要说话。于是乎,我想到了弥撒、死亡、睡觉,我沉浸在神圣的静穆中。她把女儿叫过去,用指头点着一行字,两位夫人交换一个会意的眼色。

他因无忧无虑而挥霍无度,因为爱出风头而慷慨解囊,结果到了风烛残年时,他得了八旬老人的吝啬病。

出版商不肯失去任何机会训练年轻读者的智慧。我好像感到有人在向一个孩子发问。

他们自鸣得意地披露自己的良心问题,这种良心上的冲突是假的,事先早已解决好了的。他们的过错,一旦自己承认之后,便无足轻重了。

对贺拉斯,我好不容易克制住自己没朝他的画像上吐唾沫,瞧他那副德行。

我揣测到在冠冕堂皇的构思里藏着一团毛茸茸的肉体。

我喜欢这种一知半解,故事里有许多地方不理解,这就使我感到迷迷惘惘。我莫名其妙,精疲力尽,领略着似懂非懂、模棱两可所激起的快感。

上帝的创造物和人类伟大的作品是一脉相承的。彩虹在雾气腾腾的瀑布中闪烁,在福楼拜作品的字里行间闪闪发光,也在伦勃朗透明阴影的画幅上莹莹发亮,这道彩虹就是灵魂。

每当我由母亲领着去卢森堡公园,只是把我不值钱的外表借给低处罢了,而我享天福的圣身并没有离开高处。我在那里呼吸到纯文学稀薄的空气,天地万物层层铺展在我的脚下。万物个个谦恭地恳求有个名字。

如此喜欢高楼顶部的小房间,总怀着一点野心吧,总有点虚荣心吧,总想对我矮小的个子有个补偿吧,不,不见得:亦并非要把自己高高置于人类之上,而是想在太空中遨游,生活在事物空灵的幻影中间。

至于那些不愿意或不善于销声匿迹、隐姓埋名的作家,他尽量原谅他们,但有一个条件:他们必须是已故的。

夏尔·施韦泽颇为自豪地享受着人们对他的敬重:敬重他的高龄,敬重他的修养,敬重他的俊美,敬重他的德行,这位路德教徒情不自禁地认为他家福星高照。在饭桌上,他有时静心默想,回顾一生是自鸣得意,感慨万端地悟出:“我的孩子们,一生清白而毋庸自责是多么美好啊!”他热情奔放,道貌岸然,高傲自尊,追求时尚。其实这一切掩盖着一种畏缩不前的个性。

要想称得上天才,必须吃得苦中苦,必须谦虚地、坚定地经受千锤百炼。

从俄国第一次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年间,在马拉梅死了十五年之后,正当达尼埃尔·德·丰塔南发现《地粮》的时候,一个十九世纪的人向他的外孙灌输路易-菲利普时代流行的思想。

我想起他们的苦恼时总怀着一种兴奋的同情:每当他们感到苦恼时,很快就会为苦尽甘来而高兴的。

为什么要颂扬他们的伟大呢?他们只是尽职而已。

他一张口,就按价值排列作家,这种表面上的等级编排掩盖不住功利主义的偏爱。

他用死去的作家来谋生:在崇拜他们的幌子下,他把他们穿在他的锁链里。

外祖父热心鼓励我的放肆:所有的孩子都是有灵感的。孩子根本用不着羡慕诗人,因为诗人们都是十足的天真孩子。

夏尔·施韦泽把着我的笔,决定在我的信中留下好几个书写错误。

我急功近利,不辞劳苦,代价很大,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装点门面。我一推开书房的门,就仿佛投身到暮气沉沉的老人怀里。真心诚意吗?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怎么能确定真才实学和哗众取宠之间难以察觉的和游移不定的界限呢?

即使离开众人的时候,我也在演出。我被人看见,也看见自己,看见自己在念书,就像听见自己在说话。

我满嘴是声音铿锵的姓名,心里充满了崇高的情操。

这些小伙伴的著作往往是我的转经筒。与此同时,我实实在在地经历了恐惧和欢乐。我的目光在跟文字打交道,品尝着每个字,确定着每个字的内涵。久而久之,这种演戏似的学问培养了我的才智。

这是一些小小的舞台,金色流苏的红色封面好似幕布,照在侧面的阳光宛如成排的脚灯。每当我打开这些方方正正的盒子,便忘了一切。我是在念书吗?不是,简直是陶醉:我消失了,继而出现的是手持标枪的土著人,荆棘丛林,一个头戴白盔的探险者。我显圣了,用灿烂的光轮照亮了阿乌达美丽而忧郁的双颊和费莱阿斯·福格的颊髯。在这些五光十色的舞台上出现了十全十美的幸福,没有主子和颈圈的幸福。

但很快,恶就在善的面前俯首帖耳地投降了。只有坏人才死,也死几个很次要的好人,算是为故事所付出的代价。尽管敌人诡计多端,不遗余力,到头来仍然是善的事业得益。每当秩序恢复,随之而来的就是晋升。这些画报书籍培育了我内心深处的幻影:乐观主义。

即使我腐化堕落,放荡不羁,出没妓院,也不会忘记真正的我应该留在圣殿里。

是我,是我一个人勾搭浓妆艳抹的淫荡女人,欺骗了“高巴龙”。我,先知先觉的神童,小预言家,纯文学的埃利亚桑,骨子里则下流至极。

可他是外祖父,他只能好不伤心地宽大为怀。

在我的空中孤岛上,我是首屈一指的,无与伦比的。但一旦把我置身于庶民之中,我就一落千丈,降为最后一名。

他带我去见校长,并向他吹嘘我的聪明才智。我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智力大大超过了年龄。校长是个通情达理、有求必应的人。

他以正派人接近鸡奸者时那种既害怕又厌恶的心情对我们说:“每当我向他问好时,他就用拇指在我的手心里画共济会的三角。”

我待在巴罗先生身旁无所事事,感到十分高雅。

当他们把我抱住怀里的时候,我虽感到有点厌恶,却满乐意克服这点厌恶情绪。我也有纯朴平淡的乐事:跑跑,跳跳,吃糕点,抱吻我母亲细嫩喷香的皮肤,但我更重视跟成年人混在一起时所感到的那种费劲的快乐。

当巴罗先生附身对着我的时候,他的呼吸使我感到既难受又美滋滋的。我做出巴结他的样子,吸着这位德行齐全者令人不快的气味。

“狗屁”,这是多么丑恶的字眼啊!这是麇集在下等词汇中的脏脏字眼。一个有教养的孩子不能与之打交道;这个短小而粗鲁的字眼像蛆虫那样面目可憎,看一眼就够叫人恶心的了。我绝不肯念出声来,哪怕轻声念也不行。这个被钉在墙上的蟑螂,我不愿意它跳到我嘴里,化成黑色肉酱,咕噜咕噜地钻到我喉咙底下去。

准是有人头脑里盘旋着这个错乱的、罪恶的想法。念了亵渎神明的标语不就足以成为渎圣者的同谋吗?我好像觉得有个疯子在嘲笑我的礼貌,嘲笑我对别人的尊敬,嘲笑我的热忱,嘲笑我每天早晨脱帽问候“您好,老师!”时所感到的快乐。同时又觉得这个疯子便是我自己。

第二天我恢复了对巴罗先生的尊敬,对他的硬领和蝴蝶领结肃然起敬。但当他附身看我的作业本时,我把头转过去,屏住了呼吸。

教我们的那些可怜的姑娘,首要的义务,是给我们这些神童平均分配赞美词和好分数。

她有时中止听写,深深叹几口气,以便减轻一点心头的重压。她对我说,她厌倦死了,她的生活孤独得可怕,要是有个丈夫,她愿意牺牲一切,什么样的丈夫都行。

我满以为工资是与功绩相称的,那么既然人们对我说她值得称赞,为什么付给她的钱那么少呢?只要有个职业,人们便是可敬的、自豪的,人们为劳动而感到幸福。那么她既然有机会一天工作八小时,为什么谈起自己的生活时直诉苦?事实上,世界不是一切皆有秩序,而是表面的秩序掩盖着不可容忍的混乱。

夏尔·施韦泽后来给我请了一些比较得体的教师,太得体了,以致我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

我的为人,我的性格,我的名字都是成年人决定的。我学会通过他们的眼睛来观察自己。即使他们不在我眼前,他们依然在看着我,我每跑一步,每跳一下,都遵循着他们用目光所规定的模范孩子的标准。在我漂亮而清澈的小脑袋里,在我的心灵深处,我的思想在转动,但无一不受到他们的牵制。

我在虚伪中越陷越深。

我瞥见在他乱蓬蓬的胡子里藏着赤裸裸的粉红双唇,颇令人难堪。

我是一个做假的孩子,我感到我的动作已变成了丰功伟绩。我小丑般地博取成年人的欢心。我真挚而急切地听凭他们摆布。

我笑了,很不好意思自己有那么大的威力,居然能在这位郁郁寡欢的人心田里点燃起爱的火焰。

人们让我相信,我们生下来就是为了演滑稽剧,互相引逗发笑。

一言以蔽之,我陪成年人排练台词。我只是他们不和或和好的偶然因素。我为他们体现家庭的团结和原有的矛盾,他们运用我非凡的童年使他们各得其所。我突然发现我无足轻重,为自己如此不合情理地出现在这个有秩序的世界上感到羞耻。

地产和房产给年轻的继承人照出他自己稳定的形象。他走在他的砾石路上,触到他的阳台的菱形窗玻璃,仿佛实实在在地接触到他自己,他把财产的稳定不动变成他灵魂的长存不朽。我不是任何人的主人,没有任何属于我的东西。

穷苦人家的孩子不问自己是谁,他的身体受到贫困和疾病的折磨,得不到合理解释的境遇反倒证明他的存在是有理由的,因为饥饿和随时可能死亡的危险确立了他生存的权利:他为不死而活着。我只是尽消耗食物的义务而已。我生活着,因为我已经开始生活了。

在他们询问的眼光下,我感到我变成了一件东西,一盆花。

要是我也有突出的面貌,有悬崖峭壁般的率直品行,我愿意奉献一切。

他的缺席奇迹般地美化了他。

夏尔·施韦泽认定世间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必要的,以便掩饰内心的焦虑。

我躲进了家庭喜剧里,在里面转圈、奔跑,从一场骗局转到另一场骗局。我闭眼不看自己不争气的躯体,闭口不谈软弱无力的知心话。我转啊转,如同陀螺转到一个障碍物上,停住了。

一个被宠爱的孩子是不忧愁的。但他像国王一样无聊,像狗一样无聊。我是一棵树,风攀住我的枝杈,轻轻摇曳着。我有时感到蹉跎的时光抚摸着我,但更经常的是,我感到时光停滞不动。然而,这种厌倦却被称为幸福。

我是备受宠爱的孩子,天赋很高,常常感到家庭仪式这种所谓不可缺少的东西是生造出来的,因而我的无用感就更加明显了。我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人,因此应该消失。我始终处于即将消亡前昙花一现的黯淡状态。我被判了死罪,随时都可以对我执行死刑。

信赖和忧虑使我的灵魂成为播种宗教信仰的理想土壤。

基督教普及到每个人,人们希望在教士的目光中,在半明半暗的教堂里,看到基督教的信念闪闪发光,从而使他们的灵魂受到照耀,而谁也不需要对之身体力行。上流社会相信上帝,为的是不理会上帝。看来,宗教是多么宽宏大量啊!

在我们的环境中,在我的家庭里,宗教信仰只不过是为了享受法国甜蜜的自由时所用的冠冕堂皇的修饰词罢了。

夏尔·施韦泽的喜剧演员气质太重了,他需要上帝这样一个伟大的观赏者。

他私下里少不了一有机会就对天主教教义嘲笑一番。这些瞎话帮了我的忙,因为我本来就比较倾向于超脱人世间的财富。何况我也没有任何财富,这种一无所有使我感到惬意,我不用费劲就能从中发现自己的使命,因为神秘主义适用于流亡异乡的人,也适用于多余的孩子。

外祖父一劳永逸地使我对圣洁失去兴致,通过他的眼睛我看到,圣人们醉心于他们疯疯癫癫的行为,这使我恶心。他们对躯体残忍的蔑视使我害怕。

我外祖母听着这些故事,装出很生气的样子。但她脸上挂着宽容的微笑。我母亲谨慎地抱着不介入的态度。

外祖父母对宗教的冷漠把我引向不信宗教。

他们的道服和独身使我敬而远之。

至于我本人,我倒不讨厌教士。他们对我讲话的时候,总是和颜悦色,笑逐颜开,一脸聪明、慈祥的神情,他们有着无限深情的目光。

以后好多年,在公开场合我跟万能的上帝还保持着联系,但在私下里,我已停止和他打交道了。我正在掩盖我的重罪,突然上帝看到了我,我感到脑子里和手上都有上帝的目光,弄得我在浴室里团团转。但愤怒拯救了我,上帝如此粗鲁和冒失使我怒火万丈。我辱骂神明,向外祖父那样嘟囔:“什么上帝,去你妈的,真是活见鬼!”从此上帝再也不看我了。

今天当人们跟我谈起上帝时,我毫无遗憾地打诨,用一个老风流重逢一个迟暮的美人作比喻:“五十年前,如果没有那场误会,如果没有那次误解,如果不发生那起使我们分离的意外事情,我们之间也许会发生点什么关系。”

捉弄人的或好意的故弄玄虚,意想不到的礼物,戏剧性的新发现,接着是拥抱亲吻,凡此种种成了我们生活的基调。

我亲切地望着我的环形鬈发串串沿着塞在我脖子上的白围巾滚落下来,掉在地板上,怪诞地躺着,失去了光泽。我理了发,凯旋而归。我漂亮的鬓角鬈发原先一直在我的耳边翩翩起舞。她不得不承认事实,甚至外祖父也为此惊讶得目瞪口呆。

到十二岁那年,我强烈地感觉出来了。我很不自在,经常发现我家的朋友们向我投以忧虑或困惑的目光。

我们有十个孩子在一起玩,好像十只猫装在同一个袋子里,好不热闹。

孩子们玩得开心极了,可谓欣喜若狂,只有我例外。我深信这出戏的成败掌握在我的手里。出于对共同事业的忠诚,我千方百计演得讨人喜欢。我认为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我,但我太做作了。大家普遍认为贝纳尔演得最好,他不怎么过事渲染。

皮卡尔夫人每次来看望我们,必提起这件事。我母亲带着得意的责怪口吻道:“喔,布朗什!请您快别这么说,您要把他宠坏的。”我既喜欢又鄙视这个苍老肥胖的老女人。

他们需要的是有奇才的儿童,我却显示出高尚的品行。我的不幸在于这些夫人没有亲人在前线,在她们恪守中庸之道的心灵上,英豪是没有地位的。

我用脸部肌肉运动来刹住羞愧迅速外露。为了不丢脸,我赶紧采取卑躬屈膝的态度,干脆抛弃讨人喜欢的手段,以便忘记我曾用过乃至滥用过这种手段。失败使我看清我的奴性,于是乎我使自己变得面目可憎,为的是不让奴性发展,为的是与人们断绝关系,并使人们抛弃我。

为避开荣誉和丢脸,我企图躲进孤独的个性中去。但我没有个性,在自己身上只发现令人吃惊的呆板。在我眼前,一只水母撞到在鱼缸的玻璃上,有气无力地蜷缩成环状,一点一点地消失在黑暗之中。

既然没哟一个人把我当回事儿,既然谁都不要我,那么我就自命不凡地要成为天下不可缺少的人。

我是一个不买票的旅行者。这就是自尊:无耻之徒的辩护词。欺骗自己,哪怕一分钟也好。

母亲的温床使我变得懦怯,外祖父的宠爱使我自命不凡。

家庭喜剧只使我表面上激动,骨子里却冷若冰霜,不以为然。我对成套的喜剧形式反感至极,憎恶幸福的昏厥,憎恶懒散,憎恶自己过分受抚摸、过分受宠爱的躯体,我在反对自己时找到自己,我立意自尊和残忍。

宽宏大量,如同它的反面:吝啬和种族主义,只不过是为了医治我们内心的创伤而分泌的香膏,到头来使我们中毒而死。

为了逃脱被人弃之不顾的命运,我为自己选择了资产阶级最不可救药的孤独。

我成了英雄,把我的媚态一扫而净。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取悦于人,而是使人折服。我杜撰了一个艰难困苦和难以忍受的天地。

我作为现场秩序的捍卫者,把我存在的理由建立在连续不断的混乱之上,把邪恶闷死在我的怀里。邪恶消亡我亦消亡,邪恶再生我又再生。我暗中行侠仗义,外表上却不露声色。我依然奴颜婢膝和极力巴结,要丢开已养成的德行是多么不容易啊。

不,不好,经过考虑,我还是让她重新昏迷不醒,哪怕她对自己被救稍微做出一点点贡献,我的功劳就等于减少了。

他们假想的丰功伟绩安抚着法国人的自尊心。

他表现出十足的法国聪明才智。

爱开玩笑和喜欢摆军人威风,这些战败者不可容忍的缺点吸引了我。

我将用史诗般的理想主义来补偿我本人没有遭受过的侮辱,补偿我本人没有忍受过的耻辱,补偿早已归还给我们的两省的失陷。

幕间休息时,层层楼座的观众给他们提供了社会的形象,人们把包厢里袒胸露臂的女人和活着的贵族指给他们看。

这个世纪以它粗俗的举止与以往的世纪形成鲜明的对照,而新艺术,即庶民艺术,以下等人的举止出现,使道貌岸然的人感到愤慨,这是娘儿们和孩子们的娱乐。

在我们的头顶上分,一束白光穿过大厅,白光中灰尘在欢蹦乱跳,烟雾在翩翩起舞,空中鸣响着一架钢琴的声音,紫色是梨在墙上闪闪发亮,消毒剂的气味直冲我的嗓子眼。

我终于集中注意力望着银幕,看见也一片白垩般的荧光,蜜蜜实实的光线好似暴雨蒙住了闪烁的风景。我很喜欢这种大雨,喜欢这种在墙上发生的忐忑不安。钢琴师弹起了《芬格尔洞》序曲,观众都懂得罪犯块出现了。

人们揉着眼睛,个个头昏眼花的样子,士兵是这样,本区的女用人也是这样。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头嚼着烟草,披散着头发的女工大声笑着,所有这些人都不属于我们的阶层,幸亏在这片黑压压的人头中不时出现令人欣慰的高筒礼帽,这才使人放下心来。

他们对剧院中划分等级的繁文缛节兴致颇浓。

我看见过各种各样的人群聚集,但这样毫无掩饰,这样摩肩擦背不分彼此,这样如梦初醒的状态,这样暗自意识到做人的危险,后来只有一九四〇年在D区十二号才重新感受到。

我母亲索性大着胆子带我去通俗喜剧院,但这些地方的金碧辉煌很令我扫兴。滑稽歌舞剧院,硬是保留着原先庄严隆重的气派。我很厌烦这种不伦不类的繁文缛节,这种发霉过时的排场,这一套讲究必然使剧中人物更加远离观众。

当人们给我一粒英国糖果时,当一位妇女在我身边抹指甲油时,当我在外省旅馆厕所里闻到某种消毒剂的气味时,当夜间乘火车我仰望着车厢顶上的紫色照明灯时,我仿佛在眼里,在鼻中,在舌上重新感受到这些早已消失的放映室里的灯火和香味。

既然无法接近神道,我便崇拜起魔法来:电影。我实在喜欢电影。从黑白两色,我可想象出黑白本身所包含的其他五光十色。我为看到了平日人们不愿让人看见的事物而欣喜若狂。更使我喜欢的是,我的英雄们自始至终一声不吭。我与他们通过音乐来沟通思想,音乐是他们内心世界的声音。

我受到了感染,这位在银幕上哭泣的年轻寡妇虽然不是我,但她和我,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灵魂:肖邦的葬礼进行曲足以使她的眼泪湿润我的眼睛。

当宫殿里还是一派宁静的时候,阴森森的和弦已经预示凶手快出场了。这些骑士、火枪手、警察,他们是多么幸福啊,音乐预告他们前程似锦,他们主宰着局势。

我兴奋至极,终于找到了梦寐以求的世界,达到了极乐的境地。但灯光一旦复明,我感到扫兴透了。他们消失了,他们的世界也随之覆灭。我从骨子里感到他们确实胜利了,但这是他们的胜利,不是我的胜利。走到街上,我又感到自己是多余的人。

我发现了公爵,从马上跳将下来,不出声地向他撇嘴,示意他是GZZ。我是不可战胜的,打败了所有的人。但像我夜间编的故事一样,我总是迟迟不让自己凯旋,因为害怕随之而来的消沉。

她爱上了我,这是由音乐一语道破的。

我是懊丧的流浪者,寻找着正义,活像一个无所事事的孩子,茫然无所适从,寻思着生活的意义,在音乐的旋律中徘徊于外祖父的工作室里。

我领略着伤感的乐趣和怨恨的刺激,终于对胜利来得太容易而厌烦了。

我创造不出真正的前途,所谓前途,只不过是推迟了的今天而已。

他生活的目的就是服从上面的意志,并为上面的胜利而献身。没有一点忧虑,因为他一出现就负有正当使命。他的前途在向他召唤,照亮着他的道路。

马塞尔·杜诺,这个铁掌拳击家,每星期都使我惊讶不已。

在这些活生生的英雄面前,我失去了神童的智慧,失去了渊博的知识,失去了强健的体魄,失去了舞剑的灵巧。面前这帮孩子是我真正的审判者。我既非奇迹,也非怪物,一个引不起任何人兴趣的矮小瘦弱的人而已。

二、写作

他喜欢舞文弄墨雕词琢句,不喜欢吟哦咏诵,而他那不争气的语音语调却处处使他露怯。一有空,他便挥笔成章,很乐意为我们家和学校增添光彩,每逢佳日良辰写些应时作品。

这个习惯使外祖父和外孙之间结成了一条新的纽带,两人犹如印第安人或蒙马特区为妓女拉客的人,用妇女不懂的语言狼狈为奸。

我写作纯粹是装腔作势,搞虚礼俗套,冒充大人的样子。

看到我细小而潦草的字像萤火虫似的在黯淡无光的物体上闪烁爬行时,我兴奋得无以复加:想象的事物成了现实。

资产阶级没有明显可见的敌人,于是乎乐于疑神疑鬼,风声鹤唳,有意寻找某种忧虑,聊以解闷儿。

母亲诚惶诚恐。

故事无非以疑问告终,让人寻味,但已足够说明阴间是存在的,这比直言阴间存在更令人生畏。

说谎人在炮制谎言中发现了自己的真相。我在写作中诞生,在这之前只不过是迷惑人的游戏。对我来说,写作即存在;我摆脱了成年人,我的存在只为了写作。我领略了喜悦,我是属于大家的孩子,却和自己在私下幽会。

但是人家把我挖了出来。我已到了习俗认为资产阶级子弟应该显示志向的年龄。

他对我的涂鸦尽管仍然一无所知,可是当着请来吃饭的德国学生,他把手按在我的头顶上,不失时机地用直接教学法向他们传授发文短语:“他有文学头脑。”

在他思想深处这个很少有人问津的冷沙漠里,我相信他对我、对家庭、对自己是心中有数的。

这次相遇使他根深蒂固地蔑视职业作家。在他看来,职业作家是微不足道的魔术师,开始索取一个金路易让人赏目,末了乞讨几个苏让人看屁股。母亲听后心惊肉跳,但没有吭声。

一天晚上,他宣布要跟我进行男子之间的谈话,让娘儿们退席。他把我抱在膝上,郑重其事地跟我交谈。我从事写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应当面对现实,头脑清醒,文学不能糊口啊。我知道有些著名作家是饿死的吗?我知道有些作家为了糊口而出卖灵魂吗?

当他跟西蒙诺先生或他的儿子们谈话,当他在餐桌上一语不发,用手指点作料瓶架或面包篮,让两个女人伺候,我赞赏他的权威,尤其是食指的动作更叫我肃然起敬,他有意不把食指伸得很明显,只是半屈着在空中比画一下。

他向我预言我的稿纸将浸透泪水,或将使我神经错乱,我的资产阶级中庸之道可能使我败下阵来了。

至于二十世纪永垂不朽的呻吟,让别人去发泄吧。我甘心情愿永不叱咤风云,在文学领域满足于施展侍从的特长,温文尔雅,兢兢业业。

与所有耽于幻想的人一样,我把幻想的破灭混淆为真理的发现。

我的焦虑和我假想的激情只是我的天才施展的诡计,旨在每天把我引向课桌。

我伤感地观看着眼前的文物:写字垫板、钢琴、挂钟将通过我未来的苦差而永垂不朽。我观察着。这是一种令人失望和悲伤的游戏。

读者一定以为我珍视我的幸福。糟糕的是,我并未从中体验到快乐。

他们的健美使我沮丧,我明白我属劣等,必须公开承认自己属劣等,然后收剑入鞘,回到芸芸众生中来,重新跟大作家们为伍。他们个子矮小,我不怕。他们小时候,体格不健全,至少在这一点上我像他们。一个贵族让人对伏尔泰饱以老拳,我也许会挨某个上尉的鞭打,而此人小时候在公园里假充好汉。

在夏尔·施韦泽的工作室里,在那些不成套的、破旧的、散线的著作中间,天才成了世界上最不值钱的东西。

生活对我来说,是等到晚年能主持实用语言学院一年一度的庆典,除此之外,我已一无所求了。

夏尔措辞委婉,恰到好处,让我相信我并没有什么天才。然而,可望而不可即的英雄主义却成了我激情唯一的目标。这是指引内心贫乏着的火焰,内心贫乏和感到自己无用,促使我抓住英雄主义舍不得放下。

事实上,我活像从失恋中解脱出来的斯万,他感叹万分地说:“真想不到我为了一个对我不合适的女人而糟蹋了一生。”

我确实不具备写作的天才,我读死书,是一个死用功的学生;我写的书充满辛劳和汗水。对那些贵族派来说我的书臭气冲鼻。我常常跟自己作对,也就是跟大家作对(你沾沾自喜,别人乐意喜欢你;你攻击你周围的某个人,其他的人哈哈大笑;但倘若你解剖你自己的灵魂,所有的人就会嗷嗷叫。),从聚精会神、全力以赴开始,以高血压、动脉硬化告终。

我久久羡慕拉塞佩德街的看门人。

轻而易举成才的并不存在。我们这行的人无一例外,个个服苦役,人人刺花纹。

我不再相信了,感到人生多余,除非专门满足某种期待而出世。那时候我的自尊和我的孤独达到了顶点,我真想,要么一死了之,要么全世界都在盼望我。

我尝到了无能为力的痛苦。刚一坐下,我的脑袋就乱做一团。我重新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心里火烧火燎。

我的计谋失败了,因为我满脑子是英雄史诗,我的剑虽则断了,我虽则重归庶民行列,但夜里经常做令人焦虑的梦。

人群好似独雁、孤儿、寡妇,由于心目中的人不在而显得黯然寂寞。我喃喃自语:“这里独缺一人,此人就是狄更斯!”泪水湿润了我的眼睛。

人们需要他们!当他们还未发表第一本书,当他们还未开始写作,当他们还未出世,在巴黎,在纽约,在莫斯科,人们已经焦急不安地,或如痴如醉地等待他们了。

我闭口不谈他的吝啬和贪财。我有意混淆写作艺术和行侠仗义。

我看得出他们需要我援救。我竭力在自己心灵深处发现这种普遍的等待。发掘我生命的源泉,寻找我存在的理由。管他呢,反正这种自欺欺人的感悟够我受用的了。我是人们望眼欲穿的对象,尚未脱颖而出罢了,乐得再隐姓埋名一阵子。

帕达扬愚笨,但根本写不出堂吉诃德;塞万提斯也会打架,但让他单枪匹马打败二十个大兵却办不到。

我为只能当塞万提斯而感到羞愧。为阻止自己泄露真情,我在自己的头脑里和在自己的言语中实行恐怖统治,追踪具有英雄气概的字眼和行为,驱逐游侠骑士。

光有勇气和天资是不行的,还得有七头蛇和龙,而我有从未见过。

这个无冲突的社会使作家失业,我再一次感到窒息。

世界受邪恶蹂躏,惟一的解救是自灭于人间,像落水者在海底仰望星空一样瞻仰不可能实现的理念。学士圣人以天下为己任,扭转乾坤拯救人类。大大小小的世俗猛士们可以尽情互相残杀或苟且偷生,反正有作家和艺术家替他们思考美与善。

我在很长时间里把艺术作品看做超验的成果,以为每个作品的产生都有益于世人。我发掘出这种极端的信仰后,摄为己有,装潢我平庸的天职。先前,仇恨和刻薄跟我无缘,跟外祖父缘分也不深,而这时我已兼收并蓄,福楼拜、龚古尔、戈蒂耶的旧怨积恨使我中毒了。他们对人抽象的恨以爱的幌子灌输到我身上,使我感染上新的自负。

写作就是给诗神的绶带锦上添花。

我接受圣人拯救百姓这个可恶的神话,因为归根结底百姓就是我自己。我自称是受百姓拥护的救星,其实私下里为我自己得救。

我想象不出我的离群索居会有尽头。

写作成了我的黑活儿,毫无归宿,因此写作本身成了目的:我为写作而写作。

存在,就是对语言的无数规律运用自如,就是能够命名;写作,就是把新的生灵刻画在语言里,或者按我始终不渝的幻觉,把活生生的东西禁锢在字里行间;如果我巧妙地搭配词语,事物就落入了符号的网里,我便掌握住事物。我预感到我未来的作用:我给事物命名。

我要使我的著作放射耀眼的光芒;当人类消失,图书馆沦为废墟,我的书仍旧存在。

我对这种默默无闻的状况感到心满意足,希望延续下去,使之成为一种功德。

母亲受了外祖父的哄骗,不断给我描绘未来的幸福;为了诱惑我,她把自己所缺的一切一股脑儿地加进我未来的生活:安宁,闲适,和谐。

多么孤单啊!二十亿人躺着安睡,惟有我,孑然一身为他们站岗放哨。

我读过缪塞,知道“绝望之声是最美的歌”,所以才决定设下绝望的陷阱来捕捉美。

我不能忍受一个躯体天天顶着同一个脑袋,不能让自己老关在同一个骨架里。

我被选中,纯系天命,并非因为我有奇才;一切全仗我持之以恒,吃苦耐劳。

失去情人,为一个女性而受到无法医治的创伤,但不是由于她的过错:这使我拒绝一切其他女人的追求。

某些作家受嘲弄,吃败仗,一辈子蒙受耻辱,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等到他们断了最后一口气,荣华才覆盖尸体,这就是我的未来。

郁郁寡欢的日子,我看到自己躺在一张铁床上,奄奄一息,受人憎恨,绝望得不堪回首。

我向她微微一笑,微笑中夹杂着骄傲和忧伤,她不胜惊讶地回我一笑。

等到死才获得荣耀,或荣耀先降临然后把我置于死地,总之,写作的欲望包含着对生活的绝望。

一个美貌的人儿给他恢复了连他自己都遗忘的荣耀,这叫做新生。再往深处一想,其实这意味着死亡。伯爵夫人仿佛对他说:“我已经不把您当做一个人,您只是您作品的象征。”一个吻手礼把他置于死地:离圣彼得堡一千俄里的地方,一个旅行者在出生五十年之后被焚,荣耀把他烧死,他只剩下火光闪闪的一系列著作。

我把死亡和荣耀相提并论,从而把死亡作为我的归宿。我急于死,有时死亡的可怖给我的热情泼冷水,但为时甚短,我神圣的喜悦不断再生,等待着火化的时刻。

我发现在文字领域内赠与者可能变成他自己的赠与物,即纯粹的物。我可以把我的絮絮叨叨和意识铸进铅字里,用不可磨灭的文字代替我生命的嘈杂,用风格代替我的血肉,用千古永生代替我的蹉跎岁月,作为语言的沉淀出现在圣灵面前。

我不为写作的乐趣而写作,而为了用文字雕琢光荣的躯体。为了再生,必须写作。

我的骨头就是皮革和硬纸,我的肉是羊皮纸,散发出糨糊味和蘑菇味;安置在六十公斤纸里,我感到怡然自得。我再生了,以物质不容置疑的长存证实我的存在。

我的知觉已化为齑粉,那再好也没有,反正有别人的知觉负担我,人家阅读我,我跳入他们的眼帘;人家谈论我,我蹦入他们的嘴中。我无处可寻,但活着。总之处处有我在。我寄生在人类身上。

这种悲怆突然在我好几个朋友身上发作了,表现出惊恐或狂怒,而我却鼾声如雷,高枕无忧。

死于荣誉,这种死庇护这我不出事故。

我预先把自己放在死者的地位,因为只有死者才享受永垂不朽。

为了抹煞死亡的野蛮性,我把死亡当做目的,把生命当做了解死亡的惟一手段。

尼赞二十岁的时候就用一种绝望的急切心情观察女人、汽车以及世上一切财富:必须马上看到一切,占有一切。我也观察,但虔诚多于觊觎。我来到世上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清账。我是一个过分安分的孩子,胆怯、懦弱,不敢正视自由开放的生存和没有上帝保佑的生存;我望而生畏,连连后退,硬要自己相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这种作弊的做法免得我受自爱的诱惑。

难道我比较谦虚嘛?不是,而是更为狡猾。我让后来者替我爱自己。那些还未出世的男男女女将来有一天会觉得我可爱,就是说认为我有某种魅力吧,我是他们幸福的源泉。我有更多的心眼,更会用心计。我用未来人的眼睛看待我的一生。

某个伟人的死亡对后代人永远不会构成意外打击,时间为他的死亡确定了某种特色。

你忍不住要根据他本人当时无法预料的结果和掌握不住的情况来评价他的行为,你情不自禁地要对他本人忽视而后来证明很重要的事件给以特别的重视。这就是海市蜃楼,未来比现在更符合实际。

在阿拉的沙龙里有一个年轻的律师。当时没有一个客人注意到他已把脑袋夹在腋下,鲜血淋淋,看不出血弄脏了地毯,而我们则清楚地看到鲜血淋淋的人头。

人们在一些短篇小说中描述一些平平常常的男孩子所干的平平常常的事情。其毒汁恰恰在于文章作者从来不提及卢梭、巴赫、莫里哀的名字,却巧妙地处处暗示孩子们未来的伟大,漫不经心通过某个细节提到他们的著作或他们最出名的行为,精心设计着故事。作者在乱哄哄的日常生活里埋下神奇的伏笔,预示着会使一切改观的未来。

信仰即使根深蒂固,也从来不是自在圆通的。对信仰必须不断坚持,或至少阻止自己去破坏它。

如果有人潜入我四通八达的脑袋,他会发现里面装着几个半身塑像,一张错误百出的乘法表和比例法,三十二个省名,一朵名叫罗萨罗萨罗萨姆罗塞罗塞罗萨的玫瑰花,几处历史古迹和几部文学巨著。孤女已无影无踪,骑士已销声匿迹。英雄、烈士、圣人等字样已无迹可寻,不再被提及了。

我被德国人抓住,出色地反诘他们。我在将军慈父般的眼睛里看不到孤儿寡妇们对我倾倒的目光。

写作是一项长期的、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这种默默无闻的效忠使我反感。我气急败坏,因为我喜欢战前的英雄主义:孤胆而无偿。他们使每个人都能做出英雄行为,勇敢和牺牲变成日常的德行。

战犯威廉二世孤零零,受尽嘲讽和欺凌,我亲眼看到他被世人唾弃却不失其高傲,而这本应是我笔下的英雄们的处境。

在炎热的太阳下,英雄主义始终表现为萍水相逢,见义勇为,我对纽约的神往来源与此。

我没说十句话至少要加一句:“但没关系,”语气间带着忍耐而讽刺的味道。

我们习惯于用史诗般的风格讲述不断发生的日常生活琐事。

我对自己的能耐感到骄傲。

我见过千万张脸都遗忘了,但这张猪油般的脸,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对肉欲一无所知,但是他的情欲如此露骨,连我也看出来了。通过她,我嗅出男性,害怕男性,讨厌男性。这件意外的小事加深了我们的联系,我拉着母亲的手,趾高气扬地迈着小步快速走着。

时至今日,每当看到某个一本正经的孩子对受保护的母亲说话,样子郑重其事,温情脉脉,我便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喜欢这种甜蜜而孤僻的友情。

我时时刻刻受着比较,总有人比我回答得好,回答得快,我那些假想的优越感化为乌有了。由于我太受宠爱,我不肯否定自己;虽然由衷地佩服同学们,但不羡慕他们。

等到讲不出别的论据,她便泄露我在胎里待满了十个月才出世,因此比别的孩子成熟,好似烘炉里的面包,烤的世界较长,格外金黄松脆。奥利维埃先生专心听着,心软了下来。这主要多亏她的妩媚,而不是我的长处。他是一个瘦骨嶙峋的高个儿,秃头脑袋光得十分彻底,一双深凹的眼睛,蜡黄的皮肤,长长的鹰钩鼻下长着几根红棕色的毛。

我们在先贤祠广场又跑又叫,这是最幸福的时刻:我脱下了家庭喜剧的伪装。我丝毫没有想到出风头,只是一股劲地应声嬉笑,重复那些口令和俏皮话。我不表现自己,而是顺从别人,仿效伙伴们的神情举止。总之,我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跟他们打成一片。

相比之下,我以前那种奢求荣耀的梦想是多么乏味和丧气啊。

他漂亮、脆弱和温存。我不厌其烦地欣赏他梳成贞德式的黑色长发,但主要因为我们俩有着共同的骄傲。我们无书不读,躲在学校风雨操场的一角谈论文学,也就是无数次津津有味地列举我们所摸过的著作。有一天,他古怪地瞧着我,推心置腹地对我说他想写作。

这是一个胖胖的、怕冷的男孩,活像只小鸡。他的好名声一直传到我们母亲的耳朵里。

请看我们不公正的程度吧。他也是包饭生,我们却喜欢他。

他是这位不幸母亲的温暖和欢乐。

贝纳尔跟我们若即若离,他总是戴着一块羊毛大围巾,和蔼可亲地向我们微笑,但很少说话。他好似被置身于玻璃柜里,隔着玻璃窗向我打招呼致意。

我们看他十全十美到了无个性的程度而对他十分感激。他跟我们聊天的时候,语言浅显,很合我们的口味,让人高兴。我们从未见过他发火,也没有过度兴奋。上课的时候,他从不举手,但要是问到他,他言必有理,既不犹豫,也不卖力,恰如其分地吐出真言。他使我们这帮得天独厚的孩子惊讶不已。

我们热爱自己的死者,低声谈论他,这是一种带伤感的乐事。我们设想着母亲的眼泪,感受到自己的珍贵。

想到这一层,当时我是否感到恐怖呢?是否隐约看到邪恶呢?是否觉得上帝不存在呢?是否猜到世道艰难呢?我认为是的。

我已经喜爱上尼赞的外貌所体现的善良,以致喜爱上他本人了。

他嘴里吐出的不是真知灼见,而是愤世的、轻率的客观言论。

成人在我身上所寄托的重任,我虽不去想它了,但继续存在,并侵蚀了我的身心。九岁那年,哪怕在最放纵胡闹的时候,我还能自我检点。十岁上,我已经忘形了。

永存从遥远的将来驱散我嘴中的甜腻,消除我心头的忧与乐,但挽救了最无所作为的时刻 。永存给我赖以生活的耐心。我等待着。我泰然自若地生活在刻不容缓的时间列车上。我好似奉命射出的箭,穿破时间,直飞目的。

他首先感受到的是某种喜悦:“我终于出了点事儿!”我深知他的激进主义:他已做好最坏的准备。他爱他的生活,以致没有别的向往。我欣赏这种顺应不测的意志。这类事故向他们揭示,地球并非为了他们而存在。

我总是责备自己,不肯怨天尤人,这不是因为天性朴实,而是要靠自己安身立命。这种自命不凡并不排斥谦卑。我很乐意认为自己可能犯错误,因为我的失败证明我走在通向尽善的捷径上。

有些人带着恐惧的心理,还有些人带着遗憾的心情。至于我,在接受使命之前,在漫不经心中长大成人:将来要跻身显要,我根本不在乎。

我对他的希望和不安一概无动于衷。我当时关注的问题是永垂不朽。好好干已经不够,必须一个小时比一个小时干得更好。我只有一条原则:向上攀登。这种实实在在的进步,虽然微小和平常,却给了我感到自己往上升的幻觉。

我不能接受从外部获得的存在,不能接受通过惰性保持的存在,不能接受内心活动受前人活动的制约的说法。我是未来的人们所期待对象,每时每刻都是我的不断再生,我希望看到自己内心的情感迸发出火花。过去对我没有作用,相反,是我自己从死灰中再生,用不断的创新把自己从虚无中解脱出来。

我让过去向现在低头,让现在向未来屈服。

昨天我干得不好,那是昨天的事;而今天我已经预感到明天我对自己严厉的批评。

我从不积怨,出于好意承认一切。我善于做自我批评,条件是出于我自愿,不由别人强加。

他说话带刺。

我乐于承认一无是处。我对自己头脑清醒感到欣喜。我的正直和毫无隐讳的坦白相反更加激怒申诉人。

他们不放过我的任何小毛病,经常揪我的辫子。

我不断脱颖新生,听到旧壳一一脱落的声响。

文人的惟一使命的救世,他活在世上的惟一目的是吃得苦中苦,使后人对他顶礼膜拜。只要他们世代活下去,我就能长存在他们中间,无名无姓,不可捉摸,但始终存在,如同我身上存在亿万我不认识的死者,我使亿万死者免于遭受灭顶之灾。

我野草似的生长在天主教教义的沃土上。我的根吸取其养分,从而制造自己的液汁。

我通过写作向死神、向带着面具的宗教请求把我从偶然中解脱出来。我想用我的著作解救自己。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具有“天才”的幸运儿。我赤手空拳,身无分文,惟一感兴趣的事是用劳动和信念拯救自己。我全心全意投身于使我彻底获救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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