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源 8.2分
读书笔记 第五章 千里之行
沉意

第五章 千里之行(如何解释历史。本章条理性不太明显)

本章将要探讨的是一个更深层的过程:怎样将大量的材料综合起来,以及用宏大故事所呈现的轮廓去构造什么。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历史学家不仅知道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的变化,而且也知道其中的连续性,他们力图解释这些事情。不过,他们还知道曾经走过这条道路的人们,知道其他历史学家的叙述和主张。对这些都必须给出态度:同意、推翻或忽略。创造一个故事的过程不仅仅是把一块砖放到另一块砖上面,直到一座建筑物出现;它需要确定所描述的事件的原因和结果,处理其他历史学家已经说过的内容,并指出这个故事意味着什么。

历史事件的动因:伟人与群众?

在“政治史”故事中,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它又意味着什么?在“政治”故事当中,变化是通过人的能干或无能来实现的(一个无能的查理一世,一个起初有能力的克伦威尔),它受到意识形态力量的影响(君主制对共和制),并受制于某种偶然性(当战争意外失利的时候)。政治史叙述“伟大的事件”,评判“伟人”(或者其反面,“真正可怕的人”)。否认某些男人和女人可以被称作“伟大”。历史原因的“伟人”论取决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导致事件发生的是掌握权力的个人所做的或好或坏的决定。

战役的胜利也许是经验丰富的指挥官的胜利,但它也是那些勇于战斗和不惧死亡的人的胜利,鼓舞人们去战斗的观念的胜利,支持那些部队的经济制度的胜利,为他们提供武器的生产基地的胜利。无论如何,单独一次战役就改变了事件进程,这种情况多久会出现一次呢?英国内战包括多次战役和各种冲突,所以也许该问的问题是:人们将战争继续下去的愿望有多强烈?

过去发生的事情无疑要受到人们所做决定的影响——甚至支配。但是人们想要做什么与这些想法所产生的实际后果,常常不是一回事。这里时间尺度是一个因素:1517年,当马丁·路德把他的九十五条论点钉在维滕贝格教堂的大门上的时候,他当然是想抗议天主教会内部的某些行为(在他之前,许多人其实已经采用过同样的公开方式)。但要说路德打算改变欧洲的宗教形态,或者在清教与天主教之间掀起无数的宗教战争,这就不一定了。不能让路德独自为后来发生的事情负责:因为他的九十五条论点有一群支持者,他们的选择(以及那些选择的无法预见的后果)也会对事件产生影响。而且,那些选择和后果是在社会结构、经济变迁和文化观念的背景下上演的。

马克思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关于英国内战的经典叙述,讲述了一个崛起的“中等阶层”(自由民、商人、地位比贵族低的有钱人)反抗旧精英(贵族、地主、国王)的阶级冲突。在这个宏大故事中,战争变成了“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整体(另一个“宏大叙事”)中的一部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变的重要而长期的过程——前者依靠传统和等级制来运行,后者则是用工资取代了义务,追逐个人利益胜过了传统的保守主义。

马克思思想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已在历史学家的观念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它事实上已经被视为理所当然了:这一洞见就是,社会和经济环境影响着人们对他们自己、他们的生活及其周围世界进行思考进而采取行动的方式。这并不是在暗示他们完全受到这些环境的控制。马克思本人写道: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他们不是在自己选择的情境之下,而是直接在碰巧遇见、给定,以及从过去流传下来的情境之下创造历史。

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影响,使社会史学家能够研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察觉到的行为模式:他们的家庭结构、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举止、对于周围社会空间的安排并赋予其意义的方式。对这些领域的考察可以将历史学家引向不同的旅程和不同的问题:婚姻模式为何发生变化?性别感受如何影响社会行为?许多关于17世纪英国社会的著作根本没有提到内战——对它们来说,它是另一个故事的一部分,并未对它们所关注的变迁产生特别的影响。从这些分析中锻造出了一种不同的“宏大叙事”,它声称要识别出延续几个世纪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这类故事暗示着,15 世纪农民的生活与 18 世纪农民的生活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巨大差别,尽管政治机构和统治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经济环境,语言、思维和行为方式

文化史学家接受了马克思的观点——经济环境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而且改变了它的侧重点:认为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影响着他们与社会和经济的关系。可以通过研究特定时期的艺术和文学来了解人们的思维方式。但也可以通过分析在文献资料中发现的语言和行为来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加以探讨。

历史学家戴维·昂德道恩就对内战做了这样的分析,他考察了英国社会各个部分看待自我的不同方式(其中有些因地理位置而有所不同),以及他们对周围世界的想法和恐惧。

观念史

社会是稳定的还是危险的,是和谐的还是破碎的,这个问题影响了不同的思想领域。昂德道恩发现,在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存在着关于“权利”、“责任”和“习俗”的冲突,人们对于世界如何运行的看法不同,他们为这些看法而斗争。

总体而言,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英国社会是不稳定的:“世界被颠倒过来了”。不能把“秩序”的观念划分为单独的隔间,贴上“政治的”、“宗教的”和“文化的”标签;它们是联在一起的。因此,(在昂德道恩的评判之下)内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两种不同文化——两种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不同观念——之间的斗争。

他的分析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即如何将关于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想法熔为一炉。历史学所能做出的一大贡献是推动人们去思考事物为何以及如何随时间而变化。昂德道恩的叙述在这一点上是引人注意的,因为它并不把社会视为静态的或稳定的,而宁愿强调它的破碎和分裂,试图抽取出那些在17世纪竞争得特别激烈的要素。

历史学家如何创造更大的故事

以欧洲人在美洲的殖民为例,我们可以指出导致这一过程的因素——同样是宗教冲突、经济力量、意识形态动机,但必须意识到在创造“一个”殖民故事的时候,我们是在综合成千上万的也许不符合我们整体框架的个人叙述(比如说伯德特)。综合总是意味着让某些事物保持缄默。近年来,历史学家(大概还包括整个社会)对综合而成的“宏大叙事”产生了怀疑,因为这些故事往往会忽视任何特殊情形的复杂性。我们确实不像过去那样相信被附加于这些宏大叙事之上的意义了。19世纪末历史往往被视为一种“进步”的叙述,19世纪这一观点几乎到达了顶峰。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军备竞赛,面对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人类束手无策的疾病、周围世界的化学污染等等,20世纪末已经不那么相信“进步”了。这并不是说相反的观点——事物是每况愈下的——就是正确的,这将是另一个“宏大叙事”。但要注意的是,在处理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时,我们对讲述伟大故事的人们产生了怀疑,我们希望更多地关注真实故事中的细节。

模式

历史学家试图从这些复杂的事件系列中归纳出模式;有时是很简单的模式,比如关于“重要”人物的叙事,有时则是关于意识形态、经济和文化的非常复杂的模式。过去无疑有许多模式有待发现,但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已经存在的模式,在多大程度上是历史学家提炼出来的模式,还不清楚(本书最后一章将对此做进一步的讨论)。过去的人们对于生活如何运行,有自己的模式,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不是。但这些模式——家庭、性别、政治秩序——又是区域性的、独特的。在从这些模式中提取意义时,历史学家势必要选择在他们看来是重要的东西。

小结:历史中的个人,由无数个体构成的对历史的影响

伯德特提供了一个17世纪英国和美洲背景下的迷人的个案研究。他的信仰和环境促使他穿越重洋,又引领他回到家乡。作为一个传教士——偏偏还是一个激进的清教传教士,他无疑为现代早期世界中冲突和紧张的混合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但不管他的信仰指向何方,他回国后是站在国王一边的。如果伯德特可以暂时代表这里未曾探讨的千百万其他人——以及缺乏详细证据的更多的人,那么我们可以形成一种想法。没有乔治·伯德特,就不会有内战。这并非因为他是一个“伟人”,而恰恰因为他不是。没有伯德特相反的决定,没有他以如此个人化的方式去演完的复杂故事,就不会有冲突存在。历史如马克思所说,是由人们在自己无法选择的环境中创造的。但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影响着那些环境。“环境”、“历史”和“人们”并非是全然不同的事物。

我所喜爱的模式是无意图的后果: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发生之事都是人们试图实现特定目标的结果,可他们永不具备足以预见其后果的洞察力。人们出于与当下相关的原因,在与当下相关的环境中行事。但他们的所做所为激起了波浪,超出其自身并向外扩展,又与无数其他人所激起的波浪相互作用。在这些相互碰撞的波浪所构成的模式中,历史就在某处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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