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源 8.2分
读书笔记 第三章 “事实是怎样的”
沉沼

第三章 “事实是怎样的”:真相、档案和对旧事物的热爱(现代的历史学是怎样的)

19世纪德国的利奥波德·冯·兰克经常被称为现代历史编纂之父。他呼吁人们关注 “证据”,要求历史学家能够也应该写出“科学的”和“客观的”历史——如果他们坚持不懈地回到文献档案中去的话。他的历史哲学被浓缩在一句广为引用的名言中:“仅仅说出事实是怎样的。

本章讨论三个问题:真相的问题,如何利用历史文献的问题,以及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区别”问题。

 1、争夺真相衍生出历史编纂需求

捍卫历史“真相”的最初驱动力(就像在早期基督教时代一样)来自宗教冲突。这一点看起来可能有些奇怪,从最无所不在的偏见——信仰中发展出了用于获取客观真相的手段。但是在审视16和17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文化,它们认为事实“真相”与宗教“真相”被捆绑在一个无法逃避的统一体中。问题不仅在于关于过去的真相,而且在于关于上帝的真相。

新教和天主教都用历史来支持它们相互对立的对于权威性的诉求。在新教一方,历史被当作特殊的派别武器,用来证明它的信条具有更长的历史,或者用来贬损罗马教会。天主教拥有更可靠的过去,对历史的处理方式也更具建设性,它试图回到自己的过去去寻找合法性证据来进一步巩固其信仰。双方作者都把文献作为证据的一个来源。

他们的方法相对比较简单:关键就是大量搜集可用于防御敌人攻击的证据。更复杂的是分析古文物学家提供的文献。(类似于考古学家、考据学家)古文物学家创造出了经由保留下来的文献和资料研究过去的手段。

 2、文献

历史研究与语言学结合

最初的对文献的使用仍然来自宗教。1439年洛伦佐·瓦拉撰写《君士坦丁伪赠礼考证》而闻名于世。他聚焦于这份文献的语言,通过分析它所使用的拉丁文风格和所提供的细节,他以雄辩的华丽辞藻断言,这是一份中世纪的赝品。

将文献学运用于历史文献提供了两种探究过去的新想法。首先,人们可以根据其内部特征来鉴定一份文献,从而形成某种标准来判断历史记录中的什么是“真相”。其次,语言(因而还有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是变化的;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动的不仅是统治精英的命运,还有人们谈话和生活的方式。

这超出了对罗马教会的抨击,它涉及我们的第三个主题,即过去如何不同于现在。瓦拉认为语言对于塑造社会是至为重要的。他所理解的罗马“帝国”就是任何讲拉丁语的地方,因为彰显罗马独特性的基本要素,是与他们所说的语言和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缠绕在一起的。这样,瓦拉不仅为严肃的文献分析之路树立了一块里程碑,而且把语言和文化研究再次引入了历史。历史包含比政治“事件”更多的内容,这一观念第一次逃离了修昔底德的政治史之塔。

 3、历史研究与法学结合

弗朗索瓦·博杜安(1520-1573)是一位想要弄清罗马法律从过去到当代如何演变的学者。他看到了将历史研究与法学相结合的可能性,试图“清除历史中的神话”。博杜安提出,一个历史学家应该像一名律师那样:在相互冲突的记述之间进行取舍,力图建立事件发生的准确顺序,以冷静、客观的怀疑态度对待“证物”(文献)。这听起来也许非常熟悉;我在学校里就被教导,历史学家就像是一位调查犯罪行为的侦探。律师就是博杜安时代的“侦探”。

第二章里提到的历史学家是在创造“真实的故事”,而本章的历史学家则以“真实的故事”为目标。

 4、历史研究与哲学大问题结合,历史编纂的多样化

当我们进入 18世纪,一个总是与通常所称的“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世纪,历史的“真实故事”与哲学问题发生了关联。我们在 18 世纪拥有的是一种非常不同的驱动力,一种让历史与启蒙思想家所关心的主题(理性、自然和人类)产生关联的愿望。诸如伏尔泰、休谟、维柯、孔多塞等作者,是在利用对过去的研究来探讨“大”问题——有关人类存在的性质和周围世界的运行。对于通晓哲学的历史学家来说,仅仅涉及事实积累和政治事件是不够的。世界——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首先是复杂多样的。启蒙运动中的历史学家不仅对统治精英的决定感兴趣,而且对地理、气候、经济、社会结构和不同人们的性格感兴趣。

启蒙运动1:历史的原因,开始抛弃上帝、天意论

启蒙运动期间,植物学和地质学的发展使各种各样的思想家得出结论:世界要比《旧约》所承认的古老得多。如果《圣经》对六天造物的记述是“真实的”,那也不可能是在实际意义上,而是在象征意义上。上帝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不得不重新确定。对某些作者来说,完全可以将上帝忽略不计。另一些人则把上帝的旨意想象为“神圣的天意”:巧妙地指引着人类的历史进程并充当其终极的原因。

可是,如果 “天意”被抛弃的话,历史学家仍然需要一种因果关系理论。两种相互竞争的模式出现在他们面前:偶然性和伟人。前一理论用这种观念玩哲学游戏:任何伟大的事件都不是计划好的或有意图的。而对那些坚持“伟人 ”理论的人来说,事件发生是因为非凡的个人促使它们发生。

启蒙运动2:人性永恒论

启蒙运动还提出了另一个信念:人性具有永恒的普遍性。大卫 ·休谟写道:“所有时代和所有地方的人是完全一样的,历史在这一点上没有说出任何新鲜的或奇特的事情。它的主要用途不过是发现永恒而普遍的人性准则。”中世纪历史学家倾向于假设过去和现在一样,但是休谟所表达的却略有不同:不是对超越历史的相似性的 “假设”,而是(如他所见)对它们的发现。

在这里历史受到了自然科学逻辑的影响,后者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静态的,受到规则的支配,而这些规则能通过仔细探究来加以理解。休谟相信历史研究与之相似,能够揭示构成“人性”的那些基本要素。

18世纪也结合了古文物学、哲学式历史这两种要素,将它们融入了某种更类似于我们今天所知的历史。如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将西塞罗式的叙述风格、启蒙哲学的探究方法,和古文物学的资料分析熔为一炉,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他从未去过档案馆,而是依赖已经出版的文献汇集;他的写作风格很优雅,但间或有些傲慢。《衰亡史》最大的问题在于,吉本从未准确地告诉我们罗马为什么衰落,或者一种文明的“衰落”究竟是指什么,他的解释不是基于抽象的分析,而是基于累积的叙述。与其赞同某种因果关系模式,比如说偶然性,吉本更打算说明历史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和异质元素之间无穷的互动关系。在《衰亡史》中,这种对于复杂性的信念并非明言的理论,而是潜在的逻辑。尽管如此,吉本仍是专职历史学家最典型的范例。他不是哲学家、编年史作者,也不是地志学家或古文物学家,而是一位历史学家。

修昔底德之塔瓦解,历史学转向多样化

特别是从德国启蒙运动后期阶段开始,历史学家越来越相信,恰当地理解历史要做两件相互联系的事情:首先,非常详细地研究档案资料;其次,形成因果关系理论,来将地理位置、社会体系、经济力量、文化观念、技术进步的影响与个人意志之间的复杂关系融合起来。历史正在从政治学和法学转向经济学和我们今天所称的社会学。在这种冲击中,人们会认为修昔底德之塔的确已经变成了废墟。

启蒙运动中的历史学家不注重事实,而注重哲学问题

18世纪许多最著名的作家创作出“哲学式的”历史,它们与事实本身无涉,而与他们要阐明的关于人类和生存的某些重大问题有关。另一些历史学家也从残存的西塞罗式的历史中汲取灵感,为读者大众创作出用文字写就的美丽故事。所有这些都是由启蒙运动的统一特征促成的: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理性达到顶点的时代,在知识、理解力和判断力方面都胜过和超越了以前的任何时代。启蒙运动中的历史学家在骨子里是知识上的势利眼。他们以更多或更少的谨慎调查过去,但首先对过去做出判断。对大多数人来说,过去没有达到他们的高度期望。如一位作家所说:“为了哀悼‘美好的旧时光’,人们不能知道它们是什么模样。”

5、兰克的贡献

兰克他要对文献进行详细的分析,不让富于幻想的灵感“歪曲”结果,服从审查和验证的“科学”观念,从而能够“仅仅说出事实是怎样的”。历史学家是枯燥记录的详细调查者,是准确问题的冷静而冷酷的分析家,是客观真相的公正而严厉的仲裁者。

 A、职业历史学家。如果吉本标志着历史作为一种使命(人们因为历史本身而选择去研究历史)的开端,那么兰克则确立了一种作为职业的历史。兰克留下的一大遗产是历史学家的工作研讨班,在那里,年轻学生聚集在一位功成名就的学者周围,通过直接研读原始资料来学习技艺。在教育经费许可的情况下,这种模式仍在指引大多数年轻的历史学家熟悉这个行当。

 B、事实。兰克的格言“仅仅说出事实是怎样的”,这个短小而平淡的句子激发了关于历史实践和历史哲学的许多论著。它是历史学家逃离“真实故事”的范式,砍掉第二个带有虚构意味的术语,让历史仅与“真实 ”相关的一种尝试。

6、小结,历史学科的建立、职业化

一个悖论,追求事实的历史学家,在职业化之后却被强化了偏见。

上世纪末历史之所以能职业化,部分原因在于,现代国家维持一个知识分子阶层的经济能力增强了。随之而来的结果之一是出现了历史应该服务于民族国家需要、创作“民族”历史的期望。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定了不同国家的早期职业历史学家所提历史问题的类型:英国自视为议会民主的顶峰,并为自己的帝国而骄傲;法国人将1789年革命视为现代国家创建的开端;德国人颂扬其文化和种族的“优越性”;美国假定与欧洲模式间存在“不同”,并为此自豪。历史学的职业化并未将历史学家从其独特文化的需要和偏见中解救出来;如果要说真的有影响的话,那就是这种需要和偏见得到了强化。“专业的”并不意味着“公正的”,它主要表示“有报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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