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隐喻 8.4分
读书笔记 艾滋病及其隐喻
山鬼
该隐喻还提供了一种看待疾病的方式,即把那些特别可怕的疾病看作是外来的“他者”,像现代战争中的敌人一样;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转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认为是疾病的牺牲品。牺牲品意味着无知。而无知,以支配一切人际关系词汇的那种无情逻辑来看,意味着犯罪。
我写作那本书的目的,是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不是去演绎意义(此乃文学活动之传统宗旨),而是从意义中剥离出一些东西:这一次,我把那种具有堂吉诃德色彩和高度论辩性的“反对释义”策略运用到了真实世界,运用到了身体上。
艾滋病病毒的攻击显得如此令人毛骨悚然的原因,是其污染被看作是一劳永逸的,因而被感染者不得不永远处在脆弱中。即使某位被感染者并没有显示出任何症状——这就是说,感染依然处在非活跃状态,或通过医疗干预而处于非活跃状态——病毒敌人也将永远驻扎在体内。实际上,人们相信,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一旦某物唤醒(或“激发”)了它,一旦出现“告警病症”,那它就发作了。
最令人恐惧的疾病是那些被认为不仅有性命之虞、而且有失人格的疾病,这甚至就“有失人格”的字面意义来说也是如此。在十九世纪法国的狂犬病恐慌中,曾出现数不胜数的有关为新近“发狂”的动物所感染的伪病例,甚至还有“自发性”狂犬病的伪病例(真实的狂犬病病例其实很少),这显示出这么一种幻想,即人一旦感染狂犬病,就变成了发疯的动物——放纵不受约束的性冲动和亵渎神灵的冲动。但到一八八五年巴斯德发明狂犬病治疗方法后,狂犬病一律置人于死地,就不是事实了。在十九世纪的西欧,尽管因霍乱而死的人要少于因天花而死的人,但人们更恐惧霍乱,这是因为霍乱的袭击突如其来,而其症状也不体面:急性痢疾和呕吐,其结果预示着死后身体分解腐烂的恐怖景象。
当梅毒在十五世纪最后十年以流行病的形式开始肆虐整个欧洲时,人们给梅毒起的那些名字成了一些例证,说明人们需要把那些令人恐惧的疾病当作外来的疾病。梅毒,对英国人来说,是“法国花柳病”,对巴黎人来说,是“日耳曼病”,对佛罗伦萨人来说,是“那不勒斯病”,对日本人来说,是“支那病”。不过,这类貌似对沙文主义的不可避免性所开的玩笑却抖露出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在对疾病的想象与对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艾滋病不仅带来了这种令人不快的后果,即强化了美国在性方面的那种道德主义,而且还进一步巩固了那种常常被推崇为“个人主义”的自利文化。自利如今被当作不言而喻的医学上的谨慎,获得了额外的抬举。
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的一套话语是:消费,增长,做你想做的,享受你自己。这个经济体系提供了这些前所未有的以身体流动性和物质繁荣而最为人称道的自由,它的正常运转依靠鼓励人们不断突破界限。欲望想必是无所节制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使我们全都成了自由——无限扩大的可能性——的鉴赏家。几乎每一项主张都声称要为人们增加某种自由。当然,不是每一种自由。在富裕国家,自由越来越被等同于“个人实现”——独自(或作为个体)享有实践的自由。因而近来出现了大量有关身体的话语,身体被再度想象成一个工具,越来越被用于执行各种各样自我改善和力量提升的计划。既然人们有消费欲望,既然自我表达也被赋予无可置疑的价值,那么对某些人来说,性怎么会不成为消费者的选择呢——即自由的实践,更大流动性的实践,以及使界限步步后退的实践。男性同性恋亚文化以及毫无危险的性游戏的任何一种发明,都几乎不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必然的再发明,此前也不受医学的保障。艾滋病的来临似乎已无可挽回地改变了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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