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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恰恰是流离失所的人才会获得一种新的意义上的自由，而且只有和一切不再保持任何联系的人才，不必有任何顾忌。

他们早就不是正统的宗教信徒，而是时代的宗教——“进步”的狂热追随者。

我知道，在一个只有通过手腕和逃避才能保持住自己自由的世界里，在一个如歌德老人明智地所说“勋章和头衔能使人在倾轧中免遭挨打”的世界里，这种迂腐拘谨是多么不合时宜。

而所谓文化，不就是用艺术和爱情把赤裸裸的物质生活蒙上最美好、最温情和最微妙的色彩吗？

当时的人并不像今天似的，把宽容视为一种软弱，而是把它尊为一种道德的力量。

那是一种无精打采、百无聊赖的学习，不是为生活而学习，而是为学习而学习。

年轻人总能替自己发现自己想要的诗人，因为他们要从中发现自己。

他用的比喻是那样自然、妥帖，就像用左手比喻右手似的，他的观点是那样突出，就像兀立在远方地平线尽头处的背景。

每一个年轻人在他的青春期总有一种诗兴，或有一种想写诗的冲动，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只不过像心灵中泛起某些微涟漪。

当时人们还选用花卉作为党的徽记，而不选用翻口靴子，短剑和骷髅，这在今天看来，岂不令人感动？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谁想拥有意识的去压抑自然的情欲冲动，情欲并不因此而消失，只不过危险地进入潜意识罢了，所以我们今天很容易对当时那种无师自通的遮遮掩掩的愚蠢伎俩哑然失笑。但是19世纪却完全囿于这样一种妄想：以为人能够用理性主义的理智解决一切冲突，已为人把自然的本能藏得越深，自己那种令人烦躁的冲动也就越能得到缓解，以为只要对年轻人从不提起性欲的存在，他们也就会忘却自己身上存在的性欲。

从这时起，我的外在生活是完全自由了，于是迄至今日的全部岁月都只是为了取得内心的同样自由而斗争，但这种斗争在我们时代却越来越变得艰巨。

巴黎人只知道对立的事物可以并存，不知道什么上等和下等。

由于他规避一切喧哗嘈杂，甚至规避对他的赞许——正如他自己说的好：那种赞扬是围绕着一个人的名字积聚起来的全部误会的总和——因此那种华而不实的好奇的滚滚巨浪只能沾湿他的名字，却从未沾湿过他本人。

某一首我喜爱了10多年的诗，一旦我第1次见到它的手稿，及它的最初问世形式，就会在我心中引起一种虔诚的崇敬情感。

在我今天看来，那些在我青年时代曾把我的目光引向文学的人们，早已没有那些把我的目光从文学引向现实的人们来得重要。

艺术能使我们每一个人得到满足，但它对现实却无济于事。

“对文化的厌恶”：要求冲破这个有法律有条文的正常世界，要求放纵最古老的嗜血本能。

人们服从，但不会欢呼。人们走向前线，但不会梦想当英雄。各国人民和每一个人都已经感觉到，他们只不过是牺牲品，不是为了世界上愚蠢的政治，就是为了那不可捉摸的凶恶的命运威力。

作家的真正使命：作家是人类一切人性的维护者和保护者。

战争和理性与正常的感情是不相通的，它需要感情的冲动，它需要有为自己事业奋斗的热情和对敌人的仇恨。

几个星期以后，为了躲避那种危险的群众变态心理，我坚决地迁居到维也纳的一个郊区，以便在战争期间开始我自己个人的战争：向利用当时群众热情背叛理性的行为作斗争。

我一生中从未有过要求别人皈依我的信念的企图，能够把这种信念表示出来，而且是清楚明白的表示出来，我就满足了。

人们知道政治家们的演说是针对时局的策略，是政治的需要，至多只有一半真话。那一代人相信文豪是代表纯粹思想观点的最优秀公民，因此对于文豪的想法寄于无限的信任。

恰恰是因为我看到过人是一种非常脆弱非常容易被摧毁的生物，一个小小的铅丸在1/1000秒的时间里，就能把人的生命连同他的记忆、认识和狂喜一起击得粉碎，所以我才理解在波光粼粼的河畔，一个如此瑰丽的上午，会驱使成千上万的人去享受阳光的光辉，去感受自己的存在，去感觉自己的血液和说不定已添加了力量的自己的生命。

我知道我要反对的敌人——那种把他人至于痛苦与死亡的错误的英雄主义，那种丧失良知的预言家们的廉价的乐观主义。

从少年时代起，在我心中最强烈的本能愿望是：永远保持自由和独立。而且我觉得任何一个酷爱个人自由的人，一旦到处刊登照片，他身上许多最美好的东西就会遭到破坏和扭曲。除此之外，我出于爱好而开始的事，很可能有变成为一种职业或者甚至一种企业形式的危险。

然而我不得不过了好几年才懂得，一旦折磨，迫害和孤立不能摧毁一个人时，他们就会不断升级，就像生活中一切重大的事情一样。一个人获得这种认识，从来不是通过别人的经验，而是始终只能从自己的命运中得来。

毫无疑问，我从来不认为我是那些物品的占有者，而仅仅是那些物品在那个时期的保管者。吸引我的不是那种占有的欲望、占为己有的欲望，而是要把那些珍品搜集到一起的心情，是把收藏当作一项艺术性的工作。

我放弃了收藏，但我不感到后悔。因为在那些敌视一切艺术、敌视一切收藏品的时代，我们这些被追逐、被驱赶的人还必须学会一样艺术，即舍得放弃的艺术，向我们曾经视为骄傲和热爱过的一切诀别。

是呀，在每一个艺术家的心中都隐藏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矛盾：当生活十分坎坷的时候，他渴望安宁，可是当生活十分安宁的时候，他又渴望紧张。所以，我在50岁生日的那一天，内心深处只有这样一种居心不良的愿望：但愿会发生一些能把我再次从那些充满安全感的舒适环境中拽出来的事，但愿会发生一些迫使我不像以往似的继续生活下去，而必须重新开始的事。

有人总骂弗洛伊德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否认文化能战胜本能。

把他们赶出所有的国家，却又不给他们一块土地。人们说：别和我们住在一起！但又不告诉他们：他们应该住在哪里。人们把罪责加在他们身上，可是又不让他们用任何方法来赎罪。

莎士比亚：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