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海豚之尾到政治之塔

第二章主要讲，在过去，历史是什么？小标题是自己整理的。
我们可以将历史本身“历史化”；去探寻它的根源何在、从何而来、如何演变，以及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被用于何种目的。
　1、巴比伦国王的考古与其历史书写
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国王那波尼德斯发动了一次搜索行动来寻找一座太阳神庙，他找到了，并把自己的发现记载了下来。他热衷于寻找太阳神庙，是因为这使他有机会与自己的高贵传统之间建立联系，而这种联系隐含着权力和权威。
　2、希罗多德较客观理性的历史编纂
公元前5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写下了希腊与波斯之间发生战争的历史原因。希罗多德拒绝了波斯人的传说，选择依靠 “事实”而不是虚构的看法。他利用一段口述历史表明，海伦和帕里斯实际上从未到达特洛伊，而是滞留在埃及。他分析了荷马史诗中的一些段落，认为这位伟大的诗人实际上知道这一点，却选择接受一个与之不同的虚构故事。他利用证据将虚构的故事与真实的历史叙述区别开来的努力，使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位人20世纪的历史学家。
他的《历史》没有被简单地与他的个人境遇联系起来（像那波尼德斯与太阳神庙那样），而是拥有更多的读者和更广泛的目的（记录和解释过去），这个事实也暗示了希罗多德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历史的奠基人。实际上，他有时被称为“历史之父 ”。
演变为“历史”的希腊词语最初意味着“询问”，更明确地说，是指一个人能够在相互冲突的描述之间做出明智的选择。将其用于撰写过去，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既不同于诗人也不同于哲学家的工作，因而对希腊人来说，也就没有那么重要。它是否成为一种叫作“历史”的独特类型，我们还不清楚，它更可能被视为“非哲学”写作这个更大范围内的一部分。
希罗多德利用过去来提供关于环境和性格的说明，以备当时之用。他这样做是因为在他看来时间是循环的：历史一圈圈地旋转，同样的主题和问题一次次地出现。在他的《历史》中发生的事件常常是由性格缺陷引起的，但在这些缺陷背后隐藏着循环的命运之轮，它（如他前面所说）按照平等的比例，使城市和人民兴起又衰落。
当基督教产生了第一批历史学家之后，这种时间观念发生了颇有争议的变化。基督教的信仰并不依靠命运之轮，而是认为世界在两个固定的点——造物和天启[5]——之间无情地移动。早期基督教历史学家还借助《旧约》假定了人类历史的七个世代。在他们写作之时，前面五个世代已经过去，人类已进入了第六世代，它始于基督诞生，终于基督复临。后面是第七世代，这就是天启的阶段和历史的终结。
这个框架就历史意味着什么和人们如何着手探讨历史，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念。不过，七个世代的观念并未支配基督教历史中的一切书写。真正对历史编纂的演变发生影响的，是一种新颖而紧迫的历史目的。
　3、基督教立场的历史编纂
优西比乌斯的《教会史》（约写于 325 年）旨在说服基督徒和异教徒，让他们相信基督教比异教信仰更古老、更理性、更道德也更有效。早期基督徒把历史当作对过去的辩驳式描述来写。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他们是遭受围攻者，必须保卫受到罗马当局迫害的信仰。提供一部支持其信仰（而反对其他信仰）的历史，是一种获得权威的尝试。
通过抄写对自己有利的原始文献，通过坚持《圣经》的历史准确性，通过将自己教派的历史与宏大的线性时间叙事相结合，优西比乌斯和奥罗修斯开始创作权威性的历史。他们的工作还得到了此前历史编纂中另一要素的支持：修辞的观念。
　4、罗马的历史修辞的观念
历史的“演说者”（或叙述者）应该不偏不倚地说出真相，即使这会冒犯他人；应该按照年代和地理顺序安排内容；应该指出人们有哪些“丰功伟绩”，关注它们的原因，包括其特征和偶然性；应该“用从容流畅的风格沉着地写作”。这些规则的要点在于，照此写出来的历史应该具有说服力、易于被接受。这种修辞要素——由罗马人创造出来并由基督徒加以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编纂传统。
　5、罗马式古典文本风格
有些历史学家不仅受到了修辞观念的影响，而且受到了古典文本之细节模式的影响。
里歇尔（卒于998年）用更为“古典的”风格重写弗洛多德的著作，力求达到西塞罗和萨卢斯特所推荐的从容、华丽和流畅。弗洛多德所提供的事实则被抛到一边，任其自生自灭。可是里歇尔不会认为让风格压倒内容有什么不妥。他（和其他许多历史学家一样）是在讲故事以供消遣。
在中世纪，历史学家这个行当所能接受的手段是古典的写作和修辞模式，以及由口述、年鉴和其他编年史提供的关于过去事件的资料。撰写历史常常只是一种针线活，为了某个目的而将那些关于过去的已被接受的要素缝合起来。
　6、现代特征出现
马尔梅斯伯里的威廉（ 1095——1143 ）——马尔梅斯伯里修道院的图书管理员——写了大量的历史著作。我们能看到他的写作方法中显著的现代特征。他搜寻资料和文献（像一个历史学家应该做的那样谨慎地引用它们），并和人们交谈以调查最近发生的事件。他苛刻而多疑——这是历史学家的两种现代“美德”。“我不想让徒劳无益的想象妨碍读者们的期待，”威廉写道，“抛开一切可疑的材料，我将陈述可靠的真相。”
威廉的目标是客观性和没有偏见的记述。威廉想做的要比叙述实际发生之事更多，他还想要解释它。威廉相信人类总是基于自己的利益行事。他没有为此而谴责人类，但他常常借助这一点来解释事件的原因。尽管他对人性的判断很苛刻，他却时常描述命运无视人们的谋划而使人们过着消沉的生活，又让他们在临终之际得到救赎，就像好的基督徒们那样。他的历史部分表达了——他认为它们意味着——上帝是人类事件的终极影响和终极原因。
　7、历史主题、风格、方法多样化
随后，12世纪和13世纪不再对古典历史编纂的模式进行责难。一群崭露头角的受过教育的人——既有世俗人士也有宗教人士——开始创作历史。历史编纂的主题逐渐拓展，包括了“国家”史、“世界”史。撰写历史仍然是为了特殊的目的（奉承一位赞助人、褒奖一座城市、颂扬一位君主），但这些目的正变得更加宽泛和多样。风格和方法也多样化了。
　8、文艺复兴
古典传统从未真正消失，但从14世纪晚期开始，意大利相信自己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重新发现和恢复了古典智慧的荣耀。这在许多方面影响了历史编纂。首先，如维拉尼在其佛罗伦萨编年史的导言中所说，从过去吸取哲学教训的观念再次受到青睐。阅读后来的意大利编年史，我们还会发现其他古典思想要素的回归：命运决定事件，并且存在一种让富人和名人衰落的趋势；历史是为政治家和统治者提供借鉴的储藏库；西塞罗式的修辞术是历史学家最基本的风格。历史著作的数量迅速增长，每座城市都想有它自己的记述，将它与古老的过去相连。
他们确信自己的“现代时期”在本质上不同于已经过去的年代，因为它是与古代连接在一起的。历史学家开始证明佛罗伦萨是古罗马的直接传承者，意大利公民是古典思想的真正继承者。这种撰写历史的新动机——几乎是在无意之间——使关于过去的观念发生了地震般的转变。历史学家不再把当前所处的时代看作是人类七个世代中的倒数第二个。现在他们（还有我们）谈论的是三个时期：古代、中世纪和现代。
　9、再次失落真相
经过16世纪，修辞又成了有支配性的灵感之神。风格再一次征服了内容。历史不仅应该写得漂亮，而且应该仅限于那些与它的“尊严 ”相称的事件和人物。历史学家对“日常生活”的兴趣，不会比伟大艺术家们为农妇作画的愿望更强烈。
修辞还导致了特定的写作风格（颇似巴洛克音乐中半定型的复调）。历史学家坚定地遵循古典模式，去描述伟人的 “性格”、虚构而夸张的战斗场景，以及最重要的——那些伟大的讲演。特别是在进入战斗的前夕，文艺复兴时期描绘的历史人物会发表气势恢宏的长篇大论，好似莎士比亚的英雄们一样。
16世纪宗教改革导致基督教内部分裂之后，修辞开始再次与宗教辩论结盟。新教历史学家们借助历史宣称：首先，他们的宗教具有比路德久远得多的先例（包括中世纪产生的异端）；其次，罗马天主教会腐败已久。天主教历史学家则从另一个方向进行反击。在某些地区，这种历史编纂之争从未真正停止过。但“历史”显然是服务于它的从业者的。
　10、重回真相
到16世纪末，历史又再次着眼于过去的“真实故事”。让·博丹的《理解历史的简易方法》（1566），有一章阐明了历史读者应该如何怀疑过去的历史学家，怀疑他们的目的、方法和偏见。
　11、小结
每一个时代人们都用不同的方式去着手探究过去：绘画、音乐、实体、诗歌、文学。本章所讲的故事，部分是为了表明历史记述的某些组成部分是从何而来的。但部分也是为了指出“历史”对于不同的人总是意味着不同的事情。
所有这些历史学家都尽力去理解被他们视为可能的过去。我们会——从我们当前的立场——看到某些尝试比另一些更加准确。但这是根据我们对何为“真实”的看法得出的。过去的人们对于真相、对于撰写先前时代的真实故事的意义，有着不同的看法。
有人提出撰写历史是一种自然的和必要的活动：历史之于社会，正如记忆之于个人。人们撰写过去是由于他们自己时代的特定环境和需要。理查德·萨瑟恩指出，11世纪和17世纪的交替时期之所以出现了历史编纂的热潮，是因为这些时期正在经历特殊的骚乱和动荡。在这里，历史服务于一个目的：给人们以认同感。在这个意义上，它就像记忆一样。但它是谁的记忆？有哪些事情要记忆？
本章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倾向于选择记忆某类领域的事情：伟人、教会、政府、政治。这种模式部分是由希腊人提出的，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修昔底德。他直言不讳地说，历史与政治和国家有关，而与其他任何事情无涉。修昔底德把自己关在政治史之塔中，还想把我们所有人都束缚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