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 8.0分
读书笔记 中国社会中的痛苦和疾病
山鬼
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首先体验到的是病痛:我们感觉到症状,给症状贴上标签,和别人交流症状,解释症状,并且应对症状,通常我们不是独自进行这些行为的,而是与家人、朋友、同事以及我们的社会网络中的其他成员一起进行的。在这个社会网络中,我们针对症状的标签、就诊的选择、利弊平衡进行沟通,这些行为既是由日常生活世界中的鲜活的病痛体验导致的,也会对后者产生影响。个人的、互动的、文化的规范引导着这种活生生的体验。也就是说,共享的文化信仰(关于身体、自我、特定症状及一般意义上的病痛)、我们所处的具体社会情境,以及个体方面的因素(性格、应对方式、以前的经历等等)与我们针对特定病痛的解释模式一齐指引着我们在生病的时候如何与人交流我们的苦痛、如何诊断治疗、如何考虑和管理病痛造成的生活问题、如何与社会现实交涉、如何向我们自己和他人解释病痛的含义。
正如普莱斯纳精彩指出的那样个,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正是身体体验的可以调节的本质;身体过程是通过我们把它们理解(更多是以一种经验的和非言辞的模式,而不是话语的模式)为我们生活中富有含义的事件和关系而被调节的;那种理解(以一种非二元论的互动注意的方式)变成了病痛本身的身体过程的组成部分。我们有着一个生病的身体(一个真实的我分离的“它”),同时我们也是生病的身体本身(疾病就是我)。这么看来,病痛的含义既是生理的,也是社会的。在由身体调节的社会现实的鲜活体验中,这就是一座象征的桥梁,一个社会-躯体网络,它把头疼与失败、愤怒与头晕、损失和去道德化与疲惫联系在一起。
无独有偶,米坎尼克的研究指出,压力可以对一个容易受影响的个体产生作用,致使完全正常的身体反应被误解为病痛的症状,或者更可能的是,情感唤起和个人苦痛的精神-生理联合体被放大了,并被贴上了病痛的标签。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精神的和躯体的症状可能由于个人或者文化原因没有得到区分,因而也不可能得到分开的表达。
中国文化中的慢性病痛行为从历史上来说就有特别的用途。儒家学者-官僚有着称病隐退的长期传统,以避开危险的政治环境、全身而退。早期中国政府的许多著名的儒家官员采用过这种办法。我访问过的几个病人在文革期间似乎也这样运用过他们的病痛行为。慢性神经衰弱让几个干部在即将被大批判吞噬的时候成功地避免了惹火上身,但是对于多数人来说,这个办法所起的作用似乎很短暂,结果也不是太成功。这是一个政治产生病痛习语的例子,值得进行系统性研究。
人类苦痛的社会根源正是权力的地方场景,它导致了资源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大规模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生态力量的影响的传递也是不公平的,把特定的人群置于最大的社会压力之下。微观背景可能体现为糟糕的婚姻关系,妻子的自尊遭到文化规范维系的夫妇交流系统和关系不睦的系统性破坏,或者体现为一种与上级之间的压迫性的关系,具体表现为权威与服从之间的等级化的结构辩证法和特定个体之间的冲突,或者体现在学校和其它异化社区的冲突场景,个体自我饱受攻击。有时,宏观的社会根源因素对地方场景产生的影响很小;但在其它时候,比如“文化大革命”,这种影响就可能是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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