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 8.0分
读书笔记 案例
山鬼
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严密的社会控制是通过弥散在工作单位中来达成的,而工作单位是一种总体性的机构(个体在单位中吃、睡、交朋友、获得批准才能结婚、平且日常生活的绝大多数活动都是在单位中进行的),疾病让病人能够对一些容易变成压迫性的情境进行一些额外的、有限的个人控制。病人可以使用疾病症状为理由来获得休息而远离工作,也可以借此改换分配给自己但自己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
从历史传统上来说,同样的现象可能早就出现了,这是一种在家庭、宗族、村庄和帝国场景下能够抹平威权主义控制对个体的冲击的方式。因而,传统意义上的夫妻、婆媳、地主农民、君臣之间的压迫性关系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可以根据个人处境来讨价还价的,其中疾病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目前的中国与西方一样,妇女担负着职业和家庭责任双重负担,这种负担超过她们丈夫的负担和她们的母亲以前承受的负担;中国与美国的情形一样,这种双重负担是一种重要的导致精神问题的因素。
肖已经失去了家庭、工作和医疗关系的支持,所有人都把她看作一个旷工者。被贴上了这样的标签,她的疾病行为(她对此并不负有主要责任)就不再合法了,因而也不能再发挥合法的社会功能(改变工作、请假、引起家庭和朋友的同情)精神疾病首先产生了躯体性不适,接着破坏了病人使那些不适具有社会合法性的努力。全世界的精神科医生都非常了解这种情况。这说明躯体化的用途是有社会局限性的,精神性问题在日常生活中也限制了躯体化的作用。与肖一样的病人既不是社会的囚犯,也不是医学障碍症的生物性意义上的囚犯。事实上,他们被囚禁在个人内在病理的牢笼里;他们也是被一种个性所囚禁,这种个性不仅产生疾病和自我欺骗,并且导致社会异化甚至污名化。
这种沮丧的状态显然并不是所有甚至大多数“文革”幸存者的经历。正如之前提到过的,抑郁患者的那些特别的容易受影响的因素使他或者她更容易受到重大生活事件的影响而导致负面的健康后果。但是“文化大革命”不能被简单地看作另一个生活事件——比如结婚、离婚、失业——尽管“文革”的确是一个更为严重的 生活事件。“文革”从开始到结束至少延续了十年,包括了一系列生活事件(背井离乡、分离、损伤、威胁)。而且,“文革”让许多家庭和社会网络分崩离析,摧毁了社会支持系统。个体遭遇的各种威胁甚至耗尽了个人的应对资源,这些威胁包括对身体、自我、家庭、工作、朋友关系和政治信仰的威胁。而且,对于大多数个体来说,应对技术在社区冲突的熔炉中也都系统性地崩溃了。退缩、拒绝、消极的 辞职、请假、病休——和许多其他的应对过程一样都没有改变。因此,易受影响的个体被长期的严重张力之下,外在的帮助很少,而对内部资源的束缚又很多。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个体没有崩溃简直令人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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