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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
第一种定义，意识形态可以指“为某一特定人群所接合（articulate）的观念系统”；
第二种定义将意识形态视为某种掩饰、扭曲或欺瞒，用来描述某些文本和实践如何呈现对现实加以歪曲的图景。…………此定义暗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用意识形态来掩饰权力所有者对他人践行统治的现实。正因为意识形态具有欺骗性，所以统治阶级从表面上看既非剥削者亦非压迫者。但是，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掩盖了无权者处于被奴役地位的真相。
因此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关系框架内，文化被视为意识形态的产物；文化作为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或隐或显地维护着统治集团的利益。
第三种定义（在某种程度上依托于第二种定义并与之关系密切）用“意识形态”这一表述来指代“意识形态构成”。这一定义关注文本如何持续不断地呈现关于外部世界的图景。其理论前提是：“社会”的概念建立于互相冲突而非彼此赞成的基础之上，而是围绕着不平等、剥削与压迫被结构出来的。在这场冲突中，文本有意无意地偏袒着某一方。……所有的文本都是政治的，这意味着所有的文本都带有意识形态的意味，描述着外部世界；它们在互相冲突种界定着“实然”与“应然”。
第四个定义由罗兰·巴特指出，意识形态主要在内涵（connotation）层面上发挥作用，是文本或实践所承载的、间接的、常常是无意识的含义。
第五个定义来自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并不是简单的观念的集合，而是一种物质实践，这意味着意识形态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实践之中，而不仅仅存在于关于日常生活的观念之中。一些仪式和风俗会通过某种方式起作用，将我们捆绑于社会秩序之上；而这些所谓的社会秩序的标志，是财富、地位与权力的显著不平衡。 （p3—5）
无论采用何种方式来为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下定义，有一个前提都是毋庸置疑的，即大众文化只有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才能出现。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一书的前言中称：“统摄本书的基本观点是：无论文化的观念还是现代用法中的‘文化’这个词，都是在那个被我们称为工业革命的时期进入英国人的头脑的。”（p16）
霍加特、威廉斯与ep汤普森都认为，可以通过对社会文化——意指文化的文本形式和有迹可循的实践——的分析，来重建全人类共享的行为规范和观念格局。人既是文化文本与实践的生产者，又是它的消费者。（p46）
在霍加特的笔下，工人阶级的美学就是：对日常生活之“精确细节的兴趣高于一切”；他们只对现存的东西感兴趣，认为文化应当是“观赏的”而不是“钻研的”。故而霍加特指出，工人阶级消费者追求的不是“对日常生活的逃避”，而是“对日常生活的强化”；他们笃信“日常生活本来就很有趣”。（p47）
正因文化作为某种特定生活方式具有“复杂的机制”，所以文化分析的目的始终在于对文化所表达的内容加以解读，即需理解“人们生活在某种文化中的实际经验”、“重要的一般性因素”以及“具有共同经验的特定社区”。简而言之，文化分析就是要重建威廉斯所言之“感知结构/感觉结构”（the struture of feeling）所谓“感知结构”，指的是为某一特定群体、阶级或社会所共享的价值观，是某种不确定的结构，是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和意识形态的混合物。（p55）
所谓活文化，指的是人们在特定时空内的日复一日的生活之中经历和体验到的文化，只有那些切实生活在这种感知结构中的人才能挖去理解。随着历史的推移，这种感知结构渐渐支离破碎，文化分析只能通过记录性的档案来了解已不复存在的活文化。……在威廉斯看来，对文化传统的选择性特征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正是这种“选择性”在源源不断地生产着文化记录与文化传统，其标志就是“决定了往昔活文化中哪些内容可以被记录下来，哪些则不可以。”……既然文化选择始终建立在“当代利益”的基础之上，既然有那么多“逆反与重现”，我们便很容易得出结论：“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昔日的文化作品与当下的相关性都是不可预见的”；也就是说，不存在衡量当代文化是好是坏、是高是低的绝对标准，对文化的判断不可过于武断，而是要持开放的态度，结合历史的语境，明白我们对昔日文化的理解只不过是一种极具偶然性的“选择”。威廉斯认为，文化研究者必须要保持清醒，明白“所谓文化传统不但是现在的人对昔日文化的一种选择，更是现在的人对昔日文化的一种解读”。尽管这一现状无法改变，但文化分析仍可通过还原文本或实践的历史语境的方式，提供一种对文化的替代性解读，竭力避免被“特定的当代价值观”束缚了思维。之一这样，才能在“文化得以被表达的总体性历史极值”与“文化被利用的现行机制”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才能让“真正的文化过程浮出水面”。（p57）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从三个彼此相关又颇具差异的角度细致探讨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形式与文化形式。首先，汤普森对18世纪晚期英国的激进主义政治文化传统进行了梳理，全面考察了宗教异端和民众反抗的历史，以及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影响力。其次，汤普森将焦点聚集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经验与文化经验，指出这些经验是被包括在纺织工、建筑工和手工艺者在内的不同工人群体所共享的。最后，汤普森分析了工人阶级意识的滋长过程，其体现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个方面，是一种“基础雄厚、自发自觉的工人阶级传统的觉醒”。
汤普森笔下的的历史既不是对社会政治经济过程的概述，也不是对伟人和名人活动的记录。他关注的是普通人——普通人的生活经验、普通人的价值观、普通人的行为，当然还有普通人的欲望。这些人的利益是在工业革命中形成的，而大众文化则是他们进行反抗的场所。（p60——61）
从积极的意义上看，文化主义是一种方法论，它将文化（人的作用、人的价值观以及人的经验）视为在社会学和历史学意义上对既定社会形态加以充分理解的核心要素；从消极的意义来看，文化主义代表着一种立场，它认为文化不是自足的，而是由社会结构导致的，并指出社会结构是文化的终极决定因素，约束着文化，最终也生产着文化（人的作用、人的价值观以及人的经验）。（p62）
马克思认为，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都是围绕着特定的“生产方式”被建构出来的。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的社会类型对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概而言之，由“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东西包括：（1）获取生活必需品的特定方式；（2）生产方式的操纵者与工人之间的特定的社会关系；（3）特定的社会制度（包括文化制度）。因此，该论点的核心观点是：某一社会生产其生存工具的方式在根本上决定了该社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形态，并左右着社会可能的发展方向。（p73）
马尔库塞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并不关心文化的“民主化”，他们宁愿相信文化工业的“同化作用是一种极不成熟的历史现象；它所建立的文化平等实际上维护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简而言之，文化的民主化进程反而扼杀了充分的民主，成为现行社会秩序的卫道士。（p81）
（事实上，当下文化的民主化更多的是消费的民主，资本依靠便在的消费者在消费的层面让人们不分地域、阶级、种族，但真正关乎切实利益的问题却被遮蔽、忽视了，这正是文化工业去政治的一面。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如漫威电影在全世界大行其道并赚得盆满钵满，一些粉丝似乎也在人物小传、恩爱情仇故事之间生产着新的知识，却依旧无法跳出资本给定的区域，反而在这种过程中消耗了进行深刻思考、反思现实的能力，也就消弥了革命的力量，资本社会依旧稳固，那么文化工业当然是作为现有体制的帮凶角色。）
阿尔都塞指出，社会结构包括三种实践，分别是经济实践、政治实践和意识形态实践。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不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意即，上层建筑并不是对经济基础的被动反应，而是经济基础得以存在的必要前提。这就赋予了上层建筑相对的自主权。经济基础仍然决定着上层建筑，但这种决定是“直到最后一刻”才发挥作用的；也就是说，尽管经济力量是“终极”的决定性因素，却并不意味着它所有特定的历史时期都占据着决定性的地位。…………不过，无论哪种力量在特定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它都不可避免地依托于经济生产的特定形式。（p87）。                           
阿尔都塞认为，问题域（problematic）中包含了假设、动机、潜在的观念，等等；而文本就是通过这些要素被制造出来的。这就是说，文本是由被呈现出来的（表达出来的）东西和缺席的（未表达出来的）东西共同结构的。因此，若想对某个文本的意义进行充分的解读，不但要发现文本中有什么，还需弄清楚文本背后潜藏的种种假设。……这种方法即“症候式解读”。……对文本进行症候式解读意味着某种双重解读，既要解读文本所呈现出来的东西，还要努力去发掘为文本所讳莫如深、隐而未提的意味，通过这种方式生产出一个潜文本（latent text），并对潜文本进行解读。（p89、90）
朱迪斯·威廉森在《解码广告》中指出，所有广告都带有意识形态的意味，因为它们都展现了我们与真实生存环境之间的想象性关系。广告强调的并不是基于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扮演不同角色而产生的阶级差异，而是人们在对待特定产品进行消费的过程中产生的差异。于是，社会身份就成了我们消费什么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生产什么的问题。如其他意识形态一样，广告也具有质询的功能：消费者受到了质询之后，不但要生产意义，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购买和消费。……齐泽克这样描述质询的运行机制——“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它的一部分，因为我只不过是它提及的对象而已；当我认为自己已经是它的一部分时，我就变成了它的对象。”于是，在这种视角下，广告想方设法地让我们认为自己就是其话语中那个特别的“你”，并通过此种方式将我们变成对象，置于意识形态物质实践——消费行为——的控制之下。因此，无论从所具有之功能还是产生的效果看，广告都是意识形态的。（p97）
在葛兰西看来，所谓“霸权”指的是某种进行中的状况，它描述了统治阶级通过操作“精神及道德领导权”的方式对社会加以引导而非统治的过程。在霸权之中包含了一种特殊的共识，即某个社会群体想方设法将自己的特定利益战示威整个社会的整体利益。于是，尽管社会之中依然存在着剥削和压迫，但各个阶级之间却达成了高度的共识，彼此和谐相处；被统治阶级似乎服膺于“共同的”价值、观念、目标，以及文化和政治内涵，并以此种方式被既有的权力结构“收编”。（p98）
“话语”这个概念在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中心角色。诚如拉克劳所言：“这一论断的基本假设是，很有可能人们的一切感知、思维和行动都依赖于某一特定的意义领域的结构化形成，而这一领域先于一切即刻事实（factual immediacy 事实即刻性）存在。……
“接合”（articulation）是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关键词。拉克劳与慕孚指出：“接合的实践存在于……对意义的局部固定（partial fixing）之中。”……霍尔也认为文本和实践并非先天就具有意义，意义的产生始终是接合活动的结果：“意义是一种社会产物，是一种实践；世界之所以有意义，完全是人为的结果。”（p102、103）
在威廉斯、拉克劳的话语理论引导下，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将文化定义为意义的生产 、流通和消费的过程。文化最关注的乃是意义的生产和交换，也就是意义的赋予和获取过程。
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从上述挂念中阐发出两个结论。
第一，尽管世界在本质上乃是一种文化外的、既有优点又具局限的物质存在，但只有在文化之中，世界才被人类赋予意义。换言之，文化从表面上看只不过是描述了现实，但实际上它建构了现实。
第二，由于同一个“文本”中可能包孕着不同的意义，所以意义的生产过程始终是一个富含冲突与协商的场所。……如“男性气质”的意义，以及人们抢夺意义的解释权的争斗，却永远存在于文化领域中。这并不是语义差异的问题，并不是对关于世界的不同阐释的简单比较，而是关涉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是一场决定究竟谁有权对社会现实加以定义的斗争。文化所关注的，就是如何以特定的方式使世界有意义。
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是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所关注的首要议题。
手握权力的阶级以宰制性的姿态为世界赋予意义，并使这种意义广泛流通，营造出某种“霸权式真理”，进而也就生产出一个意识形态权威，凌驾于我们对世界的观看发过誓、思维方式、交流方式与行为方式之上；该意识形态权威将自己伪装成“常识”，要么对我们现有的活动大加挞伐，要么干脆直接引导我们的活动。（p106、107）
但正如霍尔所强调的：“无论如何，将人民视为某种纯粹被动的力量的观点是与社会主义理念深刻相悖的。”……后马克思主义所拒斥的是这样一种绝对化的观念——大众文化只不过是商业生产与意识形态的产物，是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强加于被统治阶级的，其存在的一切目的就是产生利润、维系社会控制。……仅仅关注生产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些只不过是“为我所用的产品”所处之情境；而最终，只有在“为我所用的产品”内，意义的问题、快感的问题、意识形态效果的问题，当然还有收编与反抗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p108）
在《文化民粹主义》一书中，吉姆·麦克盖根认为，所谓文化民粹主义是“某些大众文化研究者提出的理论假设，认定普通人的符号经验与实践无论在分析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远较大写的‘文化’重要。”…………
鉴于文化研究依然脱离政治经济学视角，转换为某种纯粹的阐释模式，因此民粹主义转向的发生便不可避免了。更糟糕的是，文化研究的视野正在变得越来越窄，仅仅纠缠于诠释问题，而疏于在权力的物质关系情境下对文化作出具体考察。为逆转上述思潮，他主张在文化研究与文化的政治经济学之间建立对话机制。假若文化研究脱离了政治经济学，则必然变成一套毫无政治效应的阐释法，进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堕落为既存权力的剥削与压迫结构的同盟。
尼古拉斯·加汉姆发表过相似的观点：“文化研究若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必须重建通往政治经济学的桥梁。”当下的文化研究普遍高估消费者的力量，反而忽视了生产在约束消费可能性方面扮演的“决定性”角色。（p265）
为了与文化“内在的超级制度化”策略相对抗，威利斯提出了所谓“扎根美学”（grounded aesthetic）理念，亦即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对世界的文化意义进行创造的方式。
扎根美学的价值始终观存在于消费（一件商品如何被理解、“利用”并转变成文化）的“美感/情感/认知”行为中。
很多人坚持认为创造性仅仅存在于生产行为中，而消费行为只不过是对审美目标的认同或误认。对此，威利斯提出反对，坚称消费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象征行为。
扎根美学的核心理念在于坚信商品是在使用价值基础上被消费，进而被转化为文化的；商品自身并不蕴含着什么与生俱来的、非历史的品质。在扎根美学中，必须首先“对产品进行使用”，然后才能奢谈意义与快感。一种被文本分析或生产方式分析定性为“陈腐”或“乏味”的商品或商品化实践，在某种鲜活的消费情境下被“使用”了之后，或许会变得兴味盎然。再次意义上，威利斯的观点既是对强调“品质”的文本主义的批判，又是对聚焦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拒斥。他始终认为，消费的“象征机制”绝非对生产关系的简单附和，更不是对学院式符号学的直接确证。（p273）
政治经济学的失败之处在于其并未认清下述事实：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给予商品的交换价值，而受众对商品的消费则基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于是，就有两种经济——使用的经济和交换的经济——并行不悖地运转着，只顾一端则必然的误认全局。我们既不能将消费视为生产的附庸，亦不可单纯从消费行为中揣测生产的秉性；难点并不在于如何将两者分开，而在于如何从整体上把握两者的关系，从而作出又意义的分析。（p285）
后马克思主义霸权理论坚持认为在生产过程与消费行为之间始终存在密切的对话。消费者所面临的文本或实践是由生产条件决定的物质存在，而文本与实践所面临的消费者同时也是将一系列潜在意义为我所用的生产者。（p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