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 9.4分
读书笔记 第409页
若存
窃以为,鉴于宋人文化使命感的强烈与文化承传意识的浓厚,其各种文化活动的历史大致都呈现“作者作之,述者述之”的面貌,即都可分成“作”与“述”两个阶段,就文学领域而言,欧苏文、苏黄诗范式的形成,是“作”的阶段,其后便是“述”的阶段。就此而言,欧阳修古文乃是“作”的大端,而徽宗朝“元祐党人”后学的文学创作,已在“述”的阶段,吕本中政和三年帖就提出了“述”的宗旨,是宋代诗文创作从“作”的阶段转向“述”的阶段的历史现实在理论上的明确揭示。此帖只讲到诗文,若论及词史,则苏轼和秦观的词也分别为宋词的豪放、婉约二体奠定了基调,也当视为宋词的范式。一代文学范式的形成,也就是这一代文学总体特征的成熟,若以此为界,将宋代文学史科判为前、后两段,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如果一定要分作初、盛、中、晚四期,则欧公断无外于“盛”期之理,而被苏辙指责为“斯文久衰弊”的徽宗朝,至少不能全部纳入“盛”期。“盛”期的基本内容应是:欧苏文、苏黄诗、苏秦词,时间上约为仁、英、神、哲四朝,与徽宗朝的前半期,前后不到一百年。在此期间,宋人在政治上经历了“庆历新政”、“熙丰新法”与“元祐更化”,最后又出现了“国是”专断的局面,但军事上基本能保护边界的稳定,社会经济持续着繁荣局面,哲学上创建了“道学”,科学上留下了《梦溪笔谈》这样的巨著,史学上则完成了《新五代史》、《新唐书》、《资治通鉴》的编撰,文学上形成了欧苏文、苏黄诗、苏秦词范式,尽管有“新旧党争”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各种对立元素间的冲突,但总体上仍构成一个士大夫文化的盛世,这也正是中唐以来的科举士大夫文化运动全面地收获其硕果的时期。
文化“盛世”的一个突出的表现是,集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学者于一身的文化巨匠型的士大夫相继崛起于朝,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等,都曾身居高位而领袖时流,发挥其倡导之功,他们使北宋的庙堂几乎成为一个文坛和学界。自徽宗朝以后,宋朝的庙堂上就失去了这样的文化巨匠。不过,从哲宗朝的后期起,宋代文化史也展开了另一页十分动人的画卷:苏轼、程颐晚年长期的流放生活,使真正热爱文学和哲学的青年不再心恋巍阙,而以东坡、伊川所在为斯文不坠之地,他们以绝海往见东坡为荣幸,以立雪程门、不图富贵为高节,以得其一言传授为立身治学作文之本,稍后,又有追随黄庭坚于蛮荒僻地直至终其葬事者,而士人一皆仰其高风。名公巨卿从此黯然失色,“师友渊源”成为文化的命脉所在,文化事业也就通过“师友渊源”而延续,与当局可以分庭抗礼。嗣后,文学上的江西派、晚唐派、江湖派乃至遗民派,哲学上的理学派、心学派、事功派等,都托根于民间意义上的文坛和学界,与庙堂可以无干。从这个角度,我们也能看到宋代文学史的前后两期明显不同的风貌:前期是韩文、杜诗的继承者相继崛起于庙堂的历史,后期是欧苏文、苏黄诗、苏秦词的范式延续于民间的历史。在后一段历史的末尾,我们在文天祥的身上似乎又看到一点前期的风貌,这也许是有宋一代文化精神的回光返照。

原题《吕本中政和三年帖与宋代文学整体观》,收在《首届宋代文学论集》中。

发现最近才意识到的一些东西原来这里早就说过了!

感觉从这个角度说,黄宝华把《江西诗社宗派图》定在绍兴,可能太晚了,谢思炜定在政和元年大概比较可信,伍晓蔓之说同谢氏,以为在大观末、政和初,但不知何故不提谢文。

吕本中(1084-1145),政和三年(1113),吕氏也不过才三十岁而已,已经对当时文化趋势有一个至今仍然可以基本接受的总体把握了。那么《江西诗社宗派图》作为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对一个诗派即江西派的认识,应该是在此之前,而不太可能在此之后。崇宁元年十九岁作,可能还是早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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