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通识读本 8.2分
读书笔记 2
尘尘三昧

牛津通识读本:美国最高法院通识读本

琳达·格林豪斯

◆ 第一章 建院之初

>> 宪法第三条的核心条款不到500个字,完全是妥协的产物,这个条款留下许多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例如,代表们没有确定下级法院的职能,只笼统授权国会设立下级法院。就连大法官的具体数量也没有明确。宪法第三条压根儿没有提到首席大法官这一职位,宪法仅(在第一条内)授予首席大法官一项特定职责:主持参议院对总统的弹劾审判程序

>> 针对最高法院,宪法第三条专门区分了“初审”管辖权和“上诉”管辖权。

>> 首届最高法院由一位首席大法官和五位联席大法官组成。

>> 根据宪法授权,联邦法院只处理因对立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引发的问题

>> 联邦法院的管辖权问题本来深植于我国的宪政源头,最高法院却自己给出了答案。

>> 最终还是得靠最高法院赋予自己对宪法的主导权,才争得地位上的对等。

>> 马伯里应当得到自己的委任状,但最高法院不能勒令行政分支发出。因为宪法第三条赋予最高法院的“初审”管辖权,并不包括发布执行职务令

◆ 第二章 最高法院如何运转(1)

>> 最高法院不可能审查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2003年根据州法作出的,承认同性恋者结婚权的判决,因为州法院在判决中解释的是马萨诸塞州宪法(此案即“古德里奇诉公共卫生厅案”)

>> 被选中的案件可以大致均匀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宪法解释类案件,当事人通常会主张某项联邦法、州法或政策违反了宪法相关条款。第二类案件则是申请大法官们判定某项联邦法律的具体含义或适用范围。这类案件的一个子类涉及联邦各机构的工作。[其实,还有第三类主要是各州之间的诉讼—每年大概有一到两起,属于最高法院应行使“初审管辖权”的讼争。这些讼争大都是旷日持久的州界争端、州际水权之争中出现的新情况。最高法院往往会指派一名律师或退休法官作为“特别主事官”(special master)听取证词,并给出裁判建议。这一过程有可能持续好几年时间

>> 最高法院在2005年的“冈萨雷斯诉雷奇案”中给出了肯定性答案,这是对国会规制州际商事权力的一种解释。

>> 总统是否可以单方决定设立由军事委员会构成的审判系统,审理被作为“敌方战斗人员”扣押的非美国公民?(最高法院在2006年的“哈姆丹诉拉姆斯菲尔德案”中给出的答案是:不行。这起案件的判决虽然在形式上依据的是立法和国际公约条文,却富含尊重权力分立的意味。

>> 2008年的哥伦比亚特区禁枪案是个例外。令人啧啧称奇的是,最高法院过去从未就宪法第二修正案发布过权威解释,所以,关于特区禁止个人持有手枪的法律是否违宪的问题,之前并无成法。当然,关于这一点,仅由一句话组成的宪法第二修正案也语焉不详:“保障一个州的自由,必须有一支管理良好的民兵,不得侵犯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

>> 斯卡利亚大法官在1997年出版的《事关解释:联邦法院与法律》一书中,将自己描述为“文本主义者”和“原旨主义者”,坚信解释宪法条款的唯一正当基础在于制宪先贤的原始意图。

>> 与宪法判决不同,如果国会认为最高法院判决有误,可以发布新的法律,推翻后者确定某项法律含义的判决

>> 符合“案件和讼争”要求的关键,在于原告方必须具备起诉权,这包括三个要素。首先,提起诉讼一方必须已受到实质损害,或即将遭到损害—并非假设的损害,而且必须有具体的损害内容—必须是个体的,而不是与作为整体的人群共同遭受的。(这个要求取消了多数形式的“纳税人起诉权”;当人们对某项政策不满,或相信这个政策违宪时,无权单纯凭借“纳税人身份”提起诉讼。)第二,原告必须证明被告导致损害是由于违法行为或不作为。第三,损害必须是法院切实能够提供救济的。这三个要求常被提炼浓缩为:“实际损害、因果关系和可救济性。

◆ 第三章 大法官

>> 宪法要求担任参议员者年满30岁,出任总统者至少年满35岁并且是“出生于本土的公民”,但对大法官的任职资格却没有设定类似规则。理论上讲,任何人只要被总统提名,并得到参议院多数票确认,就可以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

>> 国会在1866年减少了两个席位,成功阻止了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任命任何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

>> 1981年上任的桑德拉·戴·奥康纳则是第一位女性大法官。

>> 。2006年,桑德拉·戴·奥康纳退休,阿利托补缺后,最高法院全体成员在被任命为大法官前,都是上诉法院法官,这种情况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 尽管金斯伯格1993年在司法委员会接受听证时,政治上占据优势,她还是开创了一项先例,并改变了之后的确认听证会模式:她只在最低限度内与参议员们谈及自己的司法立场。

>> 之后的被提名人,大都采取这一策略回避问题,导致如今的确认听证会成为没什么看头的例行公事

>> 博克的听证会之后,人们希望被提名人至少能对最高法院历史上的重要先例保持尊重。

>> 近几十年来最典型的例子是哈里·布莱克门,他1970年被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任命为大法官时,被视为一个可靠的保守派人士;各方面迹象显示,他在意识形态上也与童年好友,刚刚被任命为首席大法官的沃伦·伯格高度一致。但是,光阴似箭,等到布莱克门24年后退休时,他已是最高法院最具自由倾向的大法官—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最高法院已比他刚加入时保守多了,但是,他在几乎所有重大议题上都“向左转”的变化,还是很让人震惊。

>> 罗伯特·杰克逊担任富兰克林·罗斯福麾下的司法部长时,曾认真观察过最高法院的人事变化。1941年,他在自己被任命为大法官前出版的《为司法至上而斗争》一书中,就此问题发表了看法。在书中,他问道:“为什么最高法院对被任命者的影响,要远大于被任命者对最高法院的影响?”

>> 国会还从来没有解除过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职务。

◆ 第七章 最高法院与民意

>> 本杰明·卡多佐说过,法官“并非淡然地伫立在偏远苦寒的山巅;那些席卷其他人的伟大浪潮,不会刻意改道,从法官身旁绕行

>> 她在判决中援引了支持法学院一方的教育界领袖、大企业家和军方领导人提交的“法庭之友”意见书

>> 大法官是否应该教化民众,这一点并无疑问,也不可能有疑问,因为在民主政体下,教化与裁判本身就是密不可分的。

>> 为什么“机构完整性原则”要求重申“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三位大法官写道,“如果推翻(‘罗伊案’)判决,将会付出巨大代价”,这么做“将严重削弱最高法院施展司法权力的能力和作为致力于法治事业的一国最高审级法院的功能”。

>> amicus curiae”,也即“法庭之友”意见书发挥作用了

>> 利益集团一般会在涉及自身利益领域的案件上,用“法庭之友”意见书表明公共立场。意见书随后可能会被分发给利益集团成员或潜在的捐助者,表明集团也成为最高法院诉讼活动的参与者。

>> 这套机制最近的一次运作失灵显示,如果大法官无意间依靠了片面信息,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 最高法院十分注重民意,但它无法解读公众的内心。与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大法官们只知道他们了解的事物或者别人告诉他们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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