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0页 1976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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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你们看到一个规范化社会,这里你们看到一个权力,它至少在整个表面上,在最初的要求中,再最初的路线上是生命权力,而种族主义对于可以处死某人,处死他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在国家按照生命权力的模式运转之后,国家杀人的职能就只能由种族主义来保证。(p240-1)
现代种族主义的特殊性以及成为它的特殊性的东西,与思想、意识形态、权力的谎言没有联系,而是与权力的技术,与权力的工艺有联系。它使我们与种族战争和这种历史的可理解性处于最远的位置,处于可以使生命权力运转的机制中。因此,种族主义与国家的职能相联系,后者被迫利用种族、种族的清洗和种族的纯洁来行使它的统治权。通过生命权力,使人死的权利的古老统治权的职能导致了种族主义的职能、建立和复活。我认为,这里就是它实际上的根源......没有比纳粹更有纪律的国家;也没有哪个国家进行的生物学调节更紧密更坚决。p243
纳粹政体的目标不仅仅是毁灭其他种族。毁灭其他种族只是其目标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把自己这个种族置于绝对的和普遍的死亡危险之中。死亡的危险,承受整体的毁灭,这是纳粹服从的根本义务中的原则之一,也是政治根本目标的原则之一。必须走向这一点:整个人口暴露在死亡的面前。只有将全部人口置于死亡面前才能实际上使它成为高级的种族并使它在其他种族面前决定性地新生,而其他种族则将被彻底消灭或被决定性地奴役。p244
对其他种族的最后解决,是(德意志)种族的纯粹自杀。现代国家职能中的这种机制导致了这一步。当然,仅仅是纳粹把杀人的统治权权利和生命权力机制之间的游戏推向了顶峰。但是这个游戏实际上进入了所有国家的职能。所有的现代国家?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那也许不一定。面对在我给你们讲过的条件中形成的国家种族主义,形成了社会种族主义(social-racisme)。应当是傅里叶,在世纪初或世纪末的无政府主义者,通过了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你们总是可以从中看出种族主义的构成部分。
......无论如何,这是肯定的:从18世纪末和19世纪发展起来的生命权力的主题,没有得到社会主义的批判,而实际上被它重新获取,在某些点上发展、移植和修改,但完全没有在根基上和功能的模式上重新审查。社会或国家,或应当代替国家的东西,其主要职能是承担生命的责任,安排它,繁衍它,补偿它的偶然事件,全面限制生物学的偶发事件及其可能性,这个观点我觉得被社会主义原封不动地重新采取了。p2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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