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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钱穆研究历史首重意义,后乃材料方法,文化是所有历史的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
如何研究通史:
学历史以认识中国人,认识自我
历史具有特殊性(横向对比)、变异性(纵向对比)、传统性
西洋史可分割,中国史不可分割;西洋史以上古、中古、近古分代,中国史以朝代分代,称断代史,虽以朝分代,但实质是以变分代。
(问:中国历史是否比西方早熟,又为何最后落后于西方)
中国史的趋势是团结和融合,西洋史的趋势是分裂与斗争
研究历史贵能从异求变,从变见性,途径有三:
1. 由上而下,自古到今,有一个基本的参照点,再看其他东西才能从异明变
2. 自下溯上,自今到古
3. 纯看兴趣,依随便利。(然而明体可以达用,求用心切却不能明体)
因此最好是先略通通史,再研究断代,再重治通史,再研究断代,如此循环。
史学贵史才(贵能分析,也贵能综合)、史实(须能见其全、其大、其深、其远)、史德(不抱偏见、不作武断、不凭主观、不求速达)
历史需要翻新改写(增添新史、旧史新写(可按对象分类,如(成人、中学生、儿童))
如何研究政治史:
政治重要在制度(中国政治优越性之一在于完成并维持了大一统)。
讲制度的书称为“通”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有其内在的一贯性。
中国历史政治制度大致可划分为秦前的封建政治与秦后的郡县政治。
钱穆观点:
中国之封建统一是自上而下的,而西欧之封建是自下而上且不统一的。
战国时的礼即相当于今日之国际公法
中国古代崇拜周公孔子原因之一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性,而中国有君主而非专制
中国政治制度之传统与沿革,最重要的是秦以下的宰相制度,中国自古王权相权骈立。“西方论政重权,中国论政重职。一官即有一职,职官即是政府组织中之职位分配。中国政府仅有职位之分,无权力之争。中国称权,乃权量、权衡之意,非属外力之争。凡职皆当各有权衡,设官所以分职,职有分,则权自别。非在职位之外别有权。君亦一职,在百官上,不在百官外,非有君权专制。权在职内,非有权始有职。”
其次是考试制度,察举为考试制度之滥觞;再次为户口调查(有关社会问题)制度;再次为“耕者有其田”;再次为军事制度(兵农合一);军人不干政;盐铁官营(因此没有资本主义,也没有大资本家);平准制度(丰年高价收粮、荒年低价抛粮);地方自治与藩属统治;政教分离。
研究中国制度史,应注意一、研究制度。不该专从制度本身看,而该从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制度随史实而变化)。二、研究制度,须明白制度背后有配套理论之存在。
如何研究社会史
古人称社会为乡
钱穆不认同用马克思社会阶段论概括中国,一来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不等于西方大地主,佃农也不等于农奴;二来中国田产并非世袭(虽然兼并日烈);三来西欧封建社会系统不含城市,也没有自由工商业,这些中国都有。另外中国有城市延绵三千年之久,并有巨城若干,互融一体,封建社会并不能有。
钱穆定义古中国为“士农工商”四民社会,其中“士”为变革点,以此观中国社会史沿革,则有:
一、游士时期:即战国时期士大夫阶层的兴起时期,封建贵族逐渐崩溃
二、郎吏时期:两汉时士人经察举仕途通畅,后期士族逐渐兴起,故可称为“察举时期”、又可称为“士族时期”
三、九品中正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全盛,可称为“门第社会”。
四、科举时期:唐代科举制度产生,门第社会逐渐崩溃,又是一社会转型期,此后便可称为近代中国。
五、进士时期:科举进士,唐代已有。但绝大多数由白衣上进,自宋代始。
西汉与宋是儒家摒斥其他宗教,独出得意的两大时代。
若有意研究中国社会史,便不能不注意氏姓之学与谱牒之学。自士族起便用氏姓谱牒分别士庶,因此有意义。以此延伸,唐以前,族之重要性尤过于家,宋以下,则家之重要性转胜于族。而维系两者的共同机要在于“礼”。除此之外方志家谱尤需注意。
历史中所有是既往的社会,社会上所有则是现前的历史。所以研究社会史,应该从当前亲身所处的现实社会着手。社会就是历史进程的当前归宿,社会是一部眼前的新历史。两者互相依存,互相贯通
如何研究经济史
中国传统观点认为,人只需要低水准的必需经济,超出限度则是无价值甚至有害的。在这一观点下,只有农业生产是人生所最必需。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西方学者都过于注重工商业,忽视了农业,而这正是中国早早走上人文主义(即人本位主义),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则以经济为主人生为副的原因。
中国经济传统,四字概括“制节谨度”,平而乐,天下太平
三种代表中国经济意见之言: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二、“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是一切的前提)。三、“圣人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二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欲望与物质限度地互相调和)
汉初封建社会崩溃后则有三种势力,儒士、大贾与游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前两种势力逐渐销声匿迹。
此后董仲舒云:“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视他人为落后民族给予援助的西方国家就是骄的典型)。班固因云“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
中国为此所做的努力:一、平均地权(裁抑兼并以维持低水准),随之而来的有废除奴隶、轻徭薄赋、悯农、恤贫、救荒、赈灾、公积、义仓等。二、盐铁官营、禁止商人入仕、”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禁止商人衣丝乘车(此处发散,论述中国传统通商惠工,关市讥而不征,历来商税皆不高,有时甚至不征。传统实为防止商人牟利妨害社会)(经济达到最低限度后,便转为美化人生的方向,器物乃至大工程等)
中国经济的一些特有情况:河患与漕运;门第社会使经济向上,唐以后“应兴应革之事”停滞
如何研究学术史
钱穆认为,中国历史上之传统理想,乃是由政治来领导社会,由学术来领导政治,学术起于社会下层,不受政府之控制。以学术来创立政教制度者,周公为第一人,孔子继之。不同在于“周公在上,故其事行。孔子在下,故其说长“
同时他认为,秦汉之后,中国学术大致归宗儒家,此非各家尽为排斥之意,实为后期儒家能荟萃先秦各家之重要精义。
中国学术之出发点,乃是一种人本位主义,或说人文主义,因其以社会人群之人事问题的实际措施为主要对象,落实于人生实际事物上。
中国学术所重,在知行合一,在通不在专。
儒家思想内本有宗教精神,要求个人贡献自我,担当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任,只尽义务不问权利。
“因说致知在格物,此物字并非专指的自然界之物,更要乃是指的人群间一切实事,要与人群社会中事事物物相接触“
中国传统学术可分两大纲:心性之学与治平之学。唯儒家两者兼顾,故发扬光大。
因此了解一学必从其人物之人格修养与事功实践两方面出发,所谓知人论世。
中国学术的最高精神是”至善“。
”不识一字,亦可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将学术科研讲到不识一字,此亦中国学术之独著精神处。
中国学术主要均不出史学范围。故在中国学术史上,史学所占地位极为重要,堪与心学分庭抗礼,平分秋色。心学是做人大宗纲,史学则为做事大原则。
西方人把真善美分开说,中国人则专一注重善,把美与真也包进善内。
如何研究历史人物
钱穆持”英雄史观“,推崇司马迁《史记》三十世家以吴太伯为首,七十列传以伯夷为首,其对历史人物分类如下:
1. 治世盛世人物与衰世乱世人物。
衰世乱世人物多于治世盛世人物
2. 得志成功的人物与不得志失败的人物
有时失败不得志人物身后影响反而比得志者大,如周公孔子,周公其心其志即被其成功掩盖,失败让人格更突出。
钱穆认为卫青霍去病等人之成功只表现在事业上,其人与事业价值若相等。而岳飞、文天祥等人因为事业失败了,故其事业不能代表其人,只代表其人之一部分(结果推论)
3. 有表现的人物与无表现的人物(意在论述史心:德行)
钱穆认为太伯无表现(三以天下让),颜渊无表现(有德行)。
管宁(宁终不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其人可以不上历史,历史却在他身上
如何研究历史地理
地理变,历史亦变。西洋史因受地域性之限制,而成其为分裂的,中国历史则总是合二为一。中国地理分别依然存在,但因其上有历史区域共同性,其重要性遂不易见。
读西方史,其各地区之互相斗争与彼此起落,颇易见。读中国史,其各地区之互相融合与彼此配合,其事却不易见。中国地理之复杂性令中国区域历史之单纯性尤为伟大。
不明白各时代的地理情况,便不易明白各世代的历史事实。
西洋历史是转动的,自小地面转向大地面,自低地向高地,温暖地区向寒冷地区。一部欧洲史自希腊开始,转向罗马意大利半岛,又转向西葡、再转向英法诸国,转向德意志,至今又转向苏俄。中国则是展拓的,从高燥到低湿,寒冷到温暖。
西洋诸国,唯美国有些相像,其余如日不落帝国或蒙古,疆土虽扩张,文化殊无补益。
诗经《雅》《颂》部分,代表古中国之西方,十五国风,则代表东方。唐以前中国文化主要代表在北方,唐以后则转移到南方了。长江以南地区崭露头角自唐宋始,珠江则为更后之事。
南方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唐以前只有张九龄和韩愈,唐以后有朱熹和慧能,近代后又有太平天国和孙中山、毛泽东等。
西人哲学有悲观倾向(如黑格尔认为世界命运掌握在日耳曼民族手中,好像上帝特为日耳曼民族造此世界)
“西方观念之悲剧性,正在不脱离此狭隘地域性的束缚”
文化的迁播与融合生发文化新生从而获得文化的不衰不老
中国地理,已能和其历史交融密合紧配在一起了,无一地无历史关系,无文化消息。
(驳斥了一番地理分隔决定统一分裂论)
如何研究文化史
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换言之,文化即人生。
从前人只知治史,而今世界联通,提出了研核文化异同,比较得失,知己知彼,共图改进的命题,此乃有文化学兴起。
研究文化须有哲学智慧,但文化并不等同于哲学。
讨论文化史要注意辨异同
讨论文化须从大处着眼,不可单看其细处(小脚与长辫不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
讨论文化要自其汇通处看,不当专自其分别出寻
讨论文化应懂得从远处看,不可专自近处寻(事物是运动发展的)
讨论文化应自其优点与长处看,不当只从其劣点与短处看
中国文化病出政治,其外在革新反而不急,故文化交流,先须自有主宰,文化革新,也须定有步骤。
文化共通,首先需要文化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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