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巨债 8.3分
读书笔记 第二章:中国奇迹
Moneychan1984

1、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

历史学教授格里高利·克拉克认为:“人类历史中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1800年前后开始的工业革命。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人类其他的历史细节有意思,但不关键。”
简单来说,中国奇迹之母是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伟大转型,而奇迹之父是全球先进体系的先发发展为中国创造的巨大后发优势。

充分说明了市场经济才是为人民群众创造财富的体制。

一个社会能否取得持续的发展,取决于这个社会是否有能力创造出足够多的发展机会,并使其得到实现。经济发展来自于对经济流程的不断改进,以及对生产技术的不断提升。对于这类改进尝试的最大阻碍来自人的天性,即暴力。换言之,经济增长必须基于一定的制度基础,其中的核心是社会如何控制暴力、建立稳定的社会经济治理机制以保证和平环境中人类合作关系的扩展。
增长依赖制度基础。如果没有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没有微观经济的自由,就难以建设经济繁荣,后发国家也不可能利用充沛的后发优势实现超越式发展。

2、经济增长的机制

技术角度方面,人们可能尝试改进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使用不同的生产设备或者工艺对现有生产技术进行改造。
经济流程方面,人们可能革新不同个人与组织在经济生活中的分工与协作方式,从而创造出不同的经济运行方式。经济流程的革新往往涉及对经济组织内与组织间关系的改变,通过改进经济组织内的部分分工与协调方式,或者改进组织之间的合作方式,经济流程的改进可以在极大程度上改进每个相关个体的激励与约束方式,改进组织内与组织间的信息沟通效率,降低各类交易成本。

经济要增长一方面要靠技术的创新,提升生产力;另一方面就是改革,降低各类壁垒,降低交易成本,激发各类主体的活力。

3、经济增长的发展机会

对于尚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内部的后进经济体而言,发展机会有两个来源:创新与学习。学习并引进一个现存的技术工艺与经济流程,其实施难度与耗费时间,与创新不可同日而语。同时,从一个全球化经济网络的角度来看,后进国家与先发国家更多的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合作关系。如此,后进经济体通过与先发经济体的交流,可以在极大程度上丰富自己可供选择的发展机会,并实现赶超式发展。简言之,学习是后进经济体实现发展的主要方式。
出口部门直接接入全球生产链条,对于学习与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经济流程具有最小半径,后发优势能够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中国的对外开放以及加入WTO就是最好的证明。

实现发展机会的多寡决定投资规模:即只有当经济体识别并尝试足够多的发展机会,才会产生对投资的充分需求;如果这些尝试是成功的,投资就是有效的,整个经济体就能够积累更大的专业化优势并扩张生产可能性边界。如果尝试是失败的,则投资是无效的,将会降低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而无助于扩张生产可能性边界。

国家放开民企行业的管制,就可以实现发展机会的供给增加,实现投资的增长

以银行为核心的现代金融体系建立之后,经济发展速度大为提高。这是因为银行,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金融业起到一个十分关键的作用:让社会资源从缺乏机会的组织与个人手中流向发现了发展机会的组织与个人手中。资金意味着社会资源的动员能力;信贷帮助拥有投资机会的行为人有更大的能力来实现这类机会。
而强势美元,从静态角度分析,意味着贸易顺差国对美国的净利益输送。

因为你用你的资源和产品换来的只是一堆纸币而已,最好的是用美元继续买美国的产品。

每个落后经济体陷于贫困陷阱的原因是不同的。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在《贫穷的终结》(2007)一书中大力倡导“临床经济学”。他给出“差异诊断的评估表”,要求具体地评估落后经济体在经济政策、财政框架、地理环境、政府模式、文化障碍、地缘政治等各方面的具体情况,用以诊断阻碍落后经济取得发展的原因。
来自非洲与拉丁美洲的失败案例告诉我们,阻碍发展中经济体取得快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在于:(一)没有实施外向型经济政策,以至于没有将自身嵌入全球经济分工链条,从而从国外引进发展机会的速率不够。(二)由于产权保护、法制、信息等方面的问题,实现发展机会的私人收益远低于社会收益,以至于私人没有充分的激励去实现发展机会。(三)由于规模不经济、金融抑制、储蓄不足等问题,实现发展机会所必需进行的社会资源动员被阻止,以至于许多发展机会无法被实现。(四)没有建立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现代金融体系以及以非人格化征税能力为核心的现代财政制度,以至于无法提供宏观稳定环境。在币值不稳、恶性通胀、巨额赤字的环境中,正常的经济活动时常中断,经济增长无以为继。

说明只有融入全球经济化的产业链中,发展充分的市场经济,稳定的宏观环境才能实现持续发展。

4、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干预

比较优势自身不过是自由竞争的市场在无数微观试错过程中,对资源进行动态调整、组合的结果。换言之,比较优势是被创造出来的、动态的、事后的,是依靠市场过程对成功与失败尝试的挑选,它与“创造性毁灭”结伴而行;比较优势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前判断,不是一个单一的加总值可以送到政府面前据以决定哪些行业应该鼓励,哪些不应该鼓励。没有自由竞争过程中具体而微的试错,没有人知道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是什么、这些比较优势如何演变。

比较优势是试错出来的,而不是看出来的。所以,应该交由市场来决定,而不是由政府来决定。比如现在的扶贫产业的确定,而不是政府去指导,应该引进企业,有企业来发展来拓展来决定。

相比较于政府而言,企业才是探索自身最佳比较优势组合、推动最佳产业升级路线的合适主体。
当政府主动进行行业选择的时候,为其错误埋单的是普罗大众,它不会对失败有那样的戒惧忐忑,往往还会在自己权力范围之内试图通过投入更多资源、更改游戏规则等手段来挽救自己的判断。相关的利益团体也会鼓励政府机关在错误的方向上继续投放资源,以维护自己的团体利益。游戏规则可能被建立起来并出现寻租路径锁定、错误经年难改,僵尸企业横行的局面。

产业政策的过分重视,最后是一地鸡毛,光伏、新能源比比皆是。

重要的不是政府或者个体对行业发展前景的一次性判断是否正确,而在于谁有信息优势以及判断错误的代价由谁来负(决定成功概率),在于判断出错之后的损失大小(企业的个体判断错误的代价更小),在于判断出错之后的纠错速度与机制。
而只有当经济主体具有硬的财务预算(即硬的生存约束),失败的尝试才能被自动淘汰,成功的尝试才能得到充分的资源支持。反之,软预算约束的经济组织得到源源不断的资源支持,难以迅速退出失败尝试。

国企和地方政府的负债率为什么越来越高,因为有国家兜底啊,所以好大喜功,不管经济效益。

解决了政治稳定性与经济自由问题的经济体,市场经济活动开始运行,民间社会自由试错所创造的发展机会需要被识别,并激励相关机构(尤其是金融体系)调配社会经济资源予以实现,这种实现往往离不开对经济资源的重组、生产技术的汰旧换新、经济组织的重构等过程。如果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介入过深,将会妨碍民间的这种自由试错,降低资源配置错误被纠正的速率,从而不利于经济的长程表现。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归根到底,增长来自于将资源配置在对发展机会的实现上,如果因各种制度与政策的原因导致资源被错误配置,或者无法从错误配置的地方被重新释放,则必然出现一系列症状,如产能利用率的下滑、债务杠杆率的升高、投资回报率的降低等,并最终体现为经济增速的停滞与下滑。

5、经济增长中的跨国比较

从理论上讲,过剩产能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存量资本中对应过剩产能的资本存量挤出的速度与新增投资中有效投资(发展型投资)的比例。就第一个方面而言,过剩产能挤出速度主要取决于制度性因素,包括僵尸企业是否得到当地金融体系的融资支持、产权保护是否明晰、企业是否具有软预算约束特征、企业破产困难度等。这可以视为慢变量。如果一个国家出现了积极的制度性与政策性变革(例如中国的改革开放、韩国朴正熙政府的执政),将会有利于过剩产能的降低。就第二个方面而言,有效投资比例除了受到制度性变量(如创投体系、科研开发投资占比、产权保护程度、兴办企业难易程度等)的影响外,更加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出口。高出口贡献占比的国家(出口贡献占GDP之比位于前1/4)的平均闲置产能率只有15.4%,低出口贡献占比的国家(出口贡献占GDP之比为上一组国家的1/2)的平均闲置产能率为42.0%。
过剩产能高的国家一定存在大量的僵尸企业,拒绝退出;而它们生存的前提是消耗大量宝贵的信贷资源为其输血。如此,高过剩产能国家的信贷比例一定会以更高的速度攀升。
一个国家能否取得经济增长,取决于能否引进、创造与利用足够充分的发展机会,这首先取决于这个国家能否将过剩产能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一个国家的投资需要获得广义融资(由利润与储蓄两个部分组成)的支持,如果过剩产能过高,则宝贵的融资资源将会用于维持大量的僵尸企业,用以支持有效投资机会之实现的资源比例降低;同时,大量无效资产的存在压低了投资回报率,阻碍该国创造储蓄与利润的能力,令广义融资量降低。双重影响之下,高过剩产能的国家无法创造出足够大的投资贡献,而后者直接决定经济增速。

6、经济增长中的中国经济

1978年以前,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来自固定资产和人力资本的增长,而不是生产效率的提高。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在巨额投资成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的同时,过剩产能从20%左右跌落至个位数水平。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积极融入全球经济链条,构成中国经济奇迹的逻辑起点。首先,通过采取外向型经济政策、设立经济特区、人民币大幅贬值、加入世贸等一系列日益深化的改革措施,中国得以建立起与国际经济的紧密联系,并充分享受到全球化红利。其次,出口的高速增长其意义绝非赢得宝贵的外汇资金,而是将整个经济体系嵌入到全球分工链条,在单向的技术输入的帮助之下,中国可以发挥劳动成本低等综合比较优势,以最快的速度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并改进经济流程,催生了庞大的工业化浪潮。

正如许小年说的,中国模式其实就只有两个模式,一个是改革开放到1994、1995年,大概是分税制开始,这是亚当斯密模式,也就是大市场、小政府模式,放开市场让企业去发展,政府搞好服务。第二个是1994年以后的车东亚模式,既凯恩斯模式、大政府模式,强调了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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