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是“江南”? 7.8分
读书笔记 本书各章主旨
彡Sun灬逸楓

我们发现在明末清初的鼎革之际, “残山剩水”这个似乎颇显诗意却又令人陡增伤感的词语曾经频率很高地反复出现在易代士人的诗文记叙中。本书的第一章经过对诸多遗民文辞的梳理,我们会发现,它至少透露出了以下蕴义: 晚明繁华商业发展的鼎盛局面虽未必在清初即失去踪迹, 却在复杂时变下被重新予以评判和解读, 有些现象的喧哗外壳被承袭下来, 却有可能是徒具形式。 一些表面上和晚明相似的文化行为,却蕴涵着非常不同的内容, 如诗文唱酬、 林苑修葺、社团雅集、书画品题等举动,往往染有特殊历史境遇下的痕迹。 不但不是明末内容的延续,反而应视为连续性的中断。“残山剩水”曾经反复出现在宋末元初汉族遗民的诗文中, 而在明末清初的遗民论著中“残山剩水”同样反复出现, 则带有强烈的隐喻色彩,表达的是对南宋这段特殊历史的怀思与追慕, 更可以看作是遗民士人不适新朝的心绪宣泄,当然也蕴积着对明朝毁灭与清初鼎革之关系的峻烈思考, 暗喻着两个历史时段相似而又异趣的命运。“南宋—晚明”历史呼应叙事的构建,通过弥散在诗文、 书画、 园林、 碑刻中“残山剩水”的意象, 得以在不同时空中建立起了两个异质历史场景之间的联系。 清初书画大量出现一种对荒寥、枯寂图景的偏好与沉溺, 与易代之际遗民的痛悔残障的自虐心境颇为吻合, 这种意象的类比会反复强化遗民士人对“山水异色”与“蛮人南侵”这样两个不同意象之间的类同关系, 也使得“江南”士人对文野之别的思考有了一个历史记忆的依托架构。 随即亦成为他们以怪异行为持守“节义”的动力。 遗民大量不可思议的非常举动, 其心理远源似乎都可追溯到对岁月山河沦为蛮夷之手的历史想象之中, 并予以恰当的解释和安置。“残山剩水”不仅是一种遗民思绪的表达,其“南宋一晚明”交相渗透的叙述结构更是士人群体在鼎革之际重建对明末历史反思构架的一种尝试。“残山剩水”内部大量存留着对晚明政治秩序和生活形态的严峻检讨。 对明末党争、 讲学、 游历、 出处选择等诸多历史现象的反省几乎无一不是在“残山剩水”的语境支配下得以完成的, 清初士人面临“出处”境遇时也大多以明末比拟南宋,往往会参照宋末元初士人的生存态势做出选择,甚至对基层社会礼仪的重建思路也是基于“残山剩水”的形势对自身作用所做出的历史定位。

本书的第二章延续了第一章的叙述思路, 着重分析了江南士人如何从修补“残山剩水”的角度重建基层社会组织的意图和尝试。 鼎革之际,由于满人对汉族的屠杀,城市的繁华化为灰烬,往日的喧嚣热闹归于沉寂, 江南士人通过对鼎革岁月的反思逐渐形成了“城市—乡村”对峙的意象。大量士人通过逃隐乡间作为表达气节的一种姿态, 但被迫选择乡间以为谋生之所却改变了士人的治学路径和人生境遇。 恢复乡间古礼与重建宗族借此延续文化血脉成为这一时期士人的共通志向。 与此同时, 清初帝王也在上层倡导“孝道”,通过“家”的形式凝聚民气, 在基层使“乡约”“宗族”等组织重新趋于制度化, 故与汉族士人在乡间修复“残山剩水”的行为不谋而合,有渐趋同流之势。本章还以清初的“经筵会讲”为例, 分析了“士”“君”教化角色是如何被逆转的。 江南士人经过鼎革之痛反思明亡的教训, 而清统治者也要寻究取代明朝的正当理由。 因此双方都对明末士风痛加针砭, 比如均议论朋党倾轧之害, 论学空疏之病。 可意图取向却有所不同, 江南士人是想重建风厉尚节的传统, 清帝则欲把“道统”收归入“治统”的麾下, 以便实现思想一统之局。 经过反复博弈, 士人的变革意向最终还是被君王的上层意识形态构想悄然涵摄了。

鼎革之际, 江南士人的谋生问题日形突出,如何安置基本的生计以维持肉体生存, 同时又不失却精神方面的持续反省与思考能力, 是摆在清初士人面前的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第三章即聚焦于清初的敏感人物吕留良,试图检析其复杂而窘迫的人生遭际和精神持守力度之间的关系。 吕留良家族一直是朝廷追捕的要犯, 可异常反讽的是, 留良又是清初理学复兴的舆论先驱, 吕留良的崇朱似乎与康熙帝的崇朱路径不谋而合。 但作为科举时文批选的大家, 南宋传承下来的“夷夏之辨”的情结却残留萦绕在吕留良的心中, 并通过其自身建立起来的“天盖楼”时文买卖网络四处播散, 却又严重妨碍清初“大一统”思想的建构规划。 吕留良在“涉世利生”与崇道守节之间的复杂际遇约略可以看作是清初遗民生活与士风转型的缩影。

在中国古代的思想论述中, 曾经留存下大量历史观的表述, 这些历史观不只是针对个人有效, 而且是人际关系、 政治利益与礼仪观念的综合表达。 “文质”这个词语就富有如此复杂的涵义。本书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就是想通过展示清初江南士人和帝王对“文—质”关系的理解上由分歧走向趋同的过程, 重新探讨知识阶层与帝王在明清鼎革之际如何重构他们之间的关系。“文质之辨”在中国文化史的脉络里有很长的诠释历史, 在明末清初的鼎革时期又被赋予了新的涵义。 这些涵义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清初满人作为异族入主中原承继大统, 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 进而在思想与社会层面引发了一系列的变化, 这些变化也改变了清初士人对“文质”关系的传统理解。 其次, 汉人以南北区域和族群来界分文明与野蛮的传统认知受到了满人“大一统”理念的挑战与修正。 第三, 清初帝王和士林对奢靡还是质朴生活的选择也是在“文质”关系的理解上加以展开的, 对明季生活方式持有共同的批评态度导致士人与帝王均对质朴生活加以推重, 但在运作方向上有所区别。 士人企图在基层社会恢复礼治的秩序, 帝王则把抑制奢靡、 崇尚质朴看作是统治权谋的一种表达。

历代君王在登位初期都要论证其承继大统的合理性,满洲皇帝以异族的身份夺取了汉人君主的天下, 必然要通过更加复杂的程序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 本书的第六章首先对历代“正统观”的形成谱系做了一个概要的勾勒, 说明“正统观”的建立和演变与宋代士人“道统观”之形成有密切的纠葛关系。 然后论述清朝帝王如何通过对“道统”涵义的甄别、 改动与攫取, 使“正统观”的诠释获得了有利于己的历史转变, 使之服从于“君师”与“道治”合一的政治目标。 “正统观”的确立同时也与历史叙事的风格有关, 明代流行私家撰史, 虽因野史泛滥导致史实难辨真伪, 却也建立起了多元历史叙事的架构和私人对历史的褒贬规则。 清朝帝王严格区分“私意”与“公论”之别, 逐步逼使私人撰史沾染上了异端与悖逆的色彩, 构成了与代表正统的“公论”叙述相对峙的另一极,士林群体则在“公论”规则的潜在制约下, 逐步放弃了对史实进行褒贬判断的权利, 而最终转向对历史进行考据式的技术阅读风格。

近些年学术界对“经世”观念或持有“经世”思想的人物颇多研究, 甚至把“经世”解读为某种变革和启蒙运动的催化思潮。 因此,“经世”一词往往与清朝建立之初和灭亡之际这两个特殊的历史时段相关联。 其实, 所谓“经世”思想不仅仅彰显为易代之际的激进变革目标和行动逻辑, 也常常会表现为一种日常政治运作中的治理思维。 第七章以章学诚的思想为例, 重新解读其与乾隆“大一统”意识形态建立之间的复杂关系。 特别指出其地方志编纂的意图与清廷整体上所构想的地方治理方案之间有一种微妙的配合关系。

以往对清朝“文字狱”的研究, 多把它简单视为对某类士人的迫害行动。 本书的最后一章则发现, 实际上“文字狱”的定罪往往与清廷建立其“大一统”王朝的整体规划密不可分, 是全盘性皇家治理技术的一个组成部分。 比如雍正朝文字狱的出现多与清除“夷夏之辨”的争议有关, 而乾隆朝“文字狱”的频繁发动贯穿着整个《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 也贯穿于整个征书与清缴违碍书籍行动的始终, 其时间段长达二十多年, 显然是长期精心设计规划的结果。 “文字狱”发生过程中另一个不为人注意的面相是乾隆对地方官员侦办日常事务嗅觉的培训, “文字狱”的追踪不仅是对士林阶层思想的伐剿, 也是对地方官如何自觉地实施清朝的日常治理程序的训练, 最终可达到使官员在几无王权严令督查的状态下, 也能自我规训以贯彻王权意图之目的。 其对官员与士林同时进行双重有效钳制的影响力可谓异常深远。

以上的章节安排都全部指向了从明末到乾隆年间以“江南”士林为主体的人群, 以及清朝正逢“盛世”期的几个皇帝。 我们会发现, 士林思想与行为虽有其自我运转的逻辑, 但其思想在清朝严酷控制的氛围下越来越难以自足的状态存活下去, 在与清朝君王的博弈中, 士林阶层越来越成为其整体政治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才是中国文化与思想的终极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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