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荡一百年(上) 8.6分
读书笔记 1919 广场背后的人
獨孤求敗
一部《二十四史》读下来,有一个现象很耐人寻味:当一个中央集权强势出现的时候,往往会带来经济的高度繁荣,而在集权丧失的乱世,却往往是思想和文化的活跃期。中国思想史的三个高峰时间,分别是春秋战国——诞生了老子、孔子等诸子百家,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石;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最绚烂的书法、雕塑和诗歌艺术;我们正在讲述的民国初期——爆发了“五四运动”,出现了灿如星河的思想家、文学家。
民国初年是思想至为活跃和自由的时期,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那是一段很像青春期的日子,明亮、躁动而充满无边的忧伤。各种思潮在中国交错激荡,新刊物、新思想层出不穷。当年跟吴樾抢着要去暗杀“五大臣”的陈独秀此时已是北大教授,他主编的《新青年》(创办于1915年)举起“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两面旗帜,号召打倒“孔家店”,猛烈抨击旧文化,提倡新文化。以胡适为代表的青年留洋学者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在国之青年中,他们很快成为新的思想领袖,当时正在长沙求学的毛泽东日后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在饱受欺辱的黑暗年代里,这个古老东方国家的年轻人最终决心打碎老祖宗的一切坛坛罐罐。美国史学家威尔.杜兰——他与胡适同为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的门下弟子——在《世界文明史》中很精辟地论及:“今天中国人最强烈的感情是痛恨外国人,同样,今天中国最有力的的行动是崇拜外国人,中国知道西方不值得这样崇拜,但是中国人却被逼得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事实摆在眼前,工业化或殖民化二者任由选择。”这种矛盾的国民情绪在“五四运动”中呈现得非常清晰。
“五四运动”的划时代意义,当时便被人敏感地预测到了。就在学生运动爆发的那几天,大哲学家约翰.杜威正好在北京访问。他在写于6月1日的信中说:“我们正目睹一个国家的新生,而出生总是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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