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底层笔记 7.8分
读书笔记 第1页
哦这样吗

“碰着强盗抢掉侬100元,突然他还侬30元!还要侬对他千恩万谢——世界上有这种道理伐?”

像罗书记这样的大官,出门便是轿车,自然不知道乘公交车要买票;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人送来,当然不会上商店。“文革”让他们下来了,又换了一批人上去,但可以不花钱的特权依旧存在。

当一头羊被牵来挨刀时,其他几头羊仍然安详地嚼草,哪怕被宰的羊发出悲鸣、空气里散发出血腥味,它们仍无动于衷、依旧慢条斯理地嚼草,更不会逃。直到一头一头地牵过来,全部宰完。

“五七干校”一定办在农村和农场,毛泽东认定干农活是“改造”的最佳途径。

观众掏钱买票来看谁?看的是周信芳童芷苓李玉茹、看的是小毛剑秋,旧戏班是靠观众养活的,他们(指斗小毛剑秋的那帮人)来演,有谁肯掏钱买票?

农村破“四旧”不光是毁寺庙砸神像,他们掘墓挖坟抢棺材板了。几乎一夜之间上海近郊各公墓都被毁,先父所在的宝山杨行宝安公墓也遭此噩运。

“封”是封建:凡是古代中国(从商周至明清)一切历史文化; “资”是西方:凡是外国的一切历史文化包括生活用品(奇怪的是抽水马桶不算); “修”是苏联东欧:包括其音乐文学戏剧电影报纸杂志,等等,所以邻居烧掉的邮票中也有他1950年代收集的苏联邮票和东德邮票。

实际上是上门打劫的抄家运动当时完全是作为“文革”胜利成果大加赞扬的。

大字报批判对象几乎都是有“历史问题”的教师或职员:或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或是“摘帽右派”,或在过去运动中受过处分。同是物理教师的老袁不以为然地对我说:一看就晓得这是“上头在抛档案,存心整这些人”。

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现在是被颠倒了,现在是过分强调了精神的反作用。

在当时,凡提到1949年之前必定用“在万恶的旧社会”开头。

对于上海市委而言,是扔掉了“社会青年”的包袱、大大减轻了就业、升学的压力;对于新疆农垦战线而言,则得到了劳动力。此乃一举两得的“好事”,只是苦了这10万上海青年。

“文革”前这两年,有10万左右的上海青年去了新疆。大多数是失学、失业的“社会青年”,也有在校生。

我的感觉是:中国革命成功、新中国成立全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功劳,没其他人什么事。因为影片自始至终只歌颂了毛泽东一个人。比如提八一南昌起义只是一句画外音——打响了第一枪,马上就是歌颂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的歌舞画面了。

新闻或者文艺应该报道或者反映真实——错!这是反动的“写真实论”。作品应该表现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大错特错!这是反动的“中间人物论”。

雷锋绝非凡人,估计早已预料自己要牺牲,所以留下了日记和照片,好让精神发扬光大。

没有刻骨铭心,也就不能说是“恋”。

历史系代表庄严宣告:历史对共产主义的建成作用不大,所以历史系改名为政治系!

干部都恨属下越级告状或上访!到今天仍然如此!

在工地上干活的大都是妇女,问她们男的呢?她们直言:饿死了!

这台加速器从诞生到消失,一天也没有运转过,更不用说打出什么粒子了。它纯粹是一件摆设。反正来参观的领导没有一个是懂核物理的,很容易糊弄。

文凭被“文革”取消啦。

那个年代的点心都是民国时代传下来的,都具有民国的范儿。把传统丢弃后,现今粗制滥造的东西倒是破旧立新的产物。

1966年席卷全国的大抄家运动让国家收进无数黄金珠宝,其数字至今未见公布。

后来父亲讲并非自己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上过当的人不大会再上当。

不管生活如何困难,我们喝的粥有多薄,在方书记眼里永远形势大好。当然报纸、广播这些媒体报道也永远是形势大好。

有位英语老师上专业英语,英语中的“惯性”和“惰性”大概是同一个词(inertia),老师发挥了一通:物体有惯性,人和物体一样有惰性,自己一旦坐好了,就不想动,这是惰性的表现。结果同学给他贴大字报说他宣扬剥削阶级好逸恶劳思想——认为懒惰是人的天性。

“小姐”认为肯定是某人觉得光让农村死人太便宜城里人了,为了公平起见也在城市搞公社,“让城里人也饿死一些”。

到卫生科去看病的人越来越多。除了得肝炎、肺结核之外,几乎人人都得了浮肿病——一种当时特有的营养缺乏引起的病:脸肿、脚肿、全身肿。

最艰难的日子是在1960年下半年到1961年上半年。

据说收麦时,有社员一边割麦一边把麦粒往嘴里送,被队干部训斥为偷集体的粮食。农民偷自己种的粮食!

事实就是事实!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好比乒乓球是圆的,你站在不同立场上就能说它是方的、三角形的?

总之,他们如果受到公正的对待,是应该进清华、北大这类名牌高校的。后来“文革”开始时,学校领导因为收了那么多出身黑五类子女而受到批判,这也成了一条罪状,这是后话了。

一直到1962年,粥渐渐地又稠了起来。尽管报纸上永远形势大好,而我等喝粥的学生却是从粥桶里的厚薄来认识形势的。

从1960年到1961年,红薯(上海人叫山芋)渐渐成为饭桌上的主角,玉米粉加山芋粉做成的糕是上品;山芋粉馒头如同煤球,还算可以;最糟的是山芋干蒸得半生不熟,还带着霉味当主食。

我们当时吃饭是二干一稀,只有中午、晚上才有可能见到馒头。

有人告诉我:这就是“阶级路线”。班上考不上大学的同学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家庭出身”有问题:有的父亲被杀、有的长辈被关、有的家长是右派、有的家长是历史反革命。虽然有的同学本人“政治表现”不错,给班主任印象也好——因此毕业鉴定上品德评语不坏,但没有用。因为录取人的权力在上头在高招办(即高等院校招生办公室)。

7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初期有红卫兵小将提出砸烂高考废除升大学的革命倡议,而且得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批准,六六届高中生失去了升大学的机会,六七届、六八届也一样,连同六六、六七、六八届的初中生亦无缘高中。

1950—1960年代流行一句口号“又红又专”。“红”就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听话要听到迷信的程度、跟着走要跟到盲从的地步;“专”就是业务好。“只红不专”固然不好,“只专不红”更危险。因为“只专不红”是大方向错了,是“白专”,最后会堕落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泥坑里去。

真话是不能随便讲的,听真话的人是有义务“保密”的。既然真话不能“瞎讲”,假话必定大行其道。

明明是件小事,一个17岁的中学生经不住连日的疲劳在深夜打瞌睡,却被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明明知道情有可原,但大家一个接一个地“帮助”他,无人替他声辩;明明我也可以不开口,但我还是怕殃及自己发了言——这一切都表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一教育方针已经获得巨大成功,我们的人性正在扭曲,我们的人性正在异化。

正如陈丹青所言:民国过来的人自有民国的“范儿”。尽管经过思想改造、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斗争、教育革命等一次又一次的冲击,老师们变得小心谨慎,噤若寒蝉,但在课堂内外,不经意间他们仍会显出民国的风范。

炼钢炉怎么造?随便造!这叫做土法上马。反正上海老百姓会烧煤球风炉,钢铁厂是“洋”,老百姓的炉子是“土”,“土洋结合威力大”。

这叫做游泳中学会游泳、炼钢中学会炼钢。

当时农活的主要工具是锄头、铁搭和镰刀,没有什么先进设备;也没有化肥,全靠人畜粪便、河底淤泥和草木灰当肥料。总之,离农业机械化还十分遥远,竟然宣称快进入共产主义了。而之前的政治课一直讲共产主义的前提是生产无比先进,苏维埃加电气化(列宁语)。

那时报上也好、学校大会也好,都有这样的说法:共产主义并不遥远。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消灭三大差别的最好办法——人民公社。农村大办食堂,解放妇女劳动力,上海的各个街道、里弄也办起了居民食堂,报上还有文章说城市里要取消工资制,实行各取所需的供给制,这样做就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事实是总路线提出之后,各行各业似乎都打了鸡血,一道跳了起来,来了个全国大跃进:互相比谁更多谁更快,绝对不会比谁更好谁更省的。

个人主义个人奋斗毫无积极意义,青年人必须安心做一颗社会主义大厦的螺丝钉。

在1950年代,报刊上总是说中苏友谊万古长青、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前不久毛泽东在莫斯科世界共产党会议上还指出我们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当苏联造的世界第一个人造卫星上天时,我们这里是一片欢呼(报上登了无数诗和画)。

1958年的事真多!庆祝总路线、消灭麻雀、教育大跃进、去工厂劳动、下乡支援刚成立的人民公社、政治大辩论、大炼钢铁……改用一句老话:学校之大,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以往的政治运动有点不同,它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鸣放”,就是号召大家向党组织提意见、提建议,“帮助党整风”,称之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的人本不想讲什么的被横动员竖鼓励讲了一些,当然不乏年轻胆大如吴达老师主动“交心”的人;第二个阶段就是“反右”了,当初号召大家提意见的领导变脸了,什么“言者无罪”的话似乎从未讲过(仿佛患上了集体健忘症),于是一个一个的“右派分子”被揪了出来,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

柳永的词须十七八女孩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而苏东坡的词则须关西大汉执铁板铜琶唱大江东去!

1956年至1959年我在上海虹口中学读高中,这3年对于中国而言是云诡波谲的3年:文化人受难,文化进一步成为宣传,经济也成了宣传——大跃进。

重要的原因是政治尚未进入我们的学校生活,至少未进入班级。标志之一是凡学生干部如班长、少先队大中小队长都是大家选举产生;标志之二是直到初三之前没有政治课;标志之三是不问学生的家庭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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