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耕集 8.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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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磨坊

1. 以赛亚·伯林那句大名鼎鼎的比较狐狸和刺猬本领的话,也是本自此书第5组第68条:狐狸多谋,而刺猬仅一招就可奏效(不过芝诺比乌斯坦诚地告诉我们这句话原出自荷马,据考证,当是那部亡佚了的作品《玛耳基忒斯》[Margites])。

2. 钱锺书对于《堂吉诃德》前后两部的风格进行评述,引出一宗争议已久的大公案来,即第二部是否为失败之作。

3. 至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才出版了傅译本的第二部。这说明接受一方的普遍态度,即认为第一部噱头多、特点足,人物性格鲜明。由此亦反衬出钱锺书阅读这部小说时不仅体察入微,亦能洞察出塞万提斯在变换笔墨时的感忧寄怀

4. 页边补第二部第五十一章,堂吉诃德给出任海岛总督的桑丘写信,引述了一句拉丁文,Amicus Plato,sed magisamicaveritas.(杨绛译:吾爱吾师,而吾尤爱真理。直译则作:柏拉图是朋友,但真理更友好)。杨绛注:“相传是亚理斯多德的话,‘吾师’即柏拉图;亚理斯多德实无此语”。札记录Putnam的注,引Schevill之说,以为此言出自《斐多篇》xl(即91c),“少想想苏格拉底,多想想真理”……并说这是先由Ammonius(5—6世纪人)以希腊文写的《亚里士多德传》Aristotelivita将《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原话扩充为这个面貌的。如今借助网络之便,从Wikipedia关于那句拉丁文的介绍就能了解到这其中牵涉的主要文献(可进一步参看该词条下提供的两篇论文),但基本不出钱锺书为Putnam注文订补的内容之框架。

5. 引Salvador de Madariaga妙语,谓之曰“The Quixotification of Sancho and the Sanchitification of Don Quixote(桑丘的堂吉诃德化和堂吉诃德的桑丘化)”(quoted in W. J.Entwistle, Cervantes,p.133)。

6. 邹振环则另辟道路,注意到“1902年梁启超‘新史学’的问世不是突然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这种突变来源于长时期的量变过程,而量变过程中,晚清西方历史译著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第14页)。

7. 笔者在阅读《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时,曾发现道光年间西方传教士眼中的世界史,殆有大半是与南亚、东南亚史地知识有关的,其中提到的南洋地理,大多地名同于中国古籍所载,如丁机宜、芒佳虱、吕宋岛、波罗洲、文莱、苏门答剌、美洛居、息力、占城、六坤等。《苏禄屿总论》、《吕宋岛等总论》、《苏门答剌大洲屿等总论》、《暹罗国志略》各篇,似多节略自明代人张燮《东西洋考》中的相关段落。《苏禄屿总论》一篇还被魏源抄录在他的《海国图志》中。

8. 须知爱德华·吉本涉及的参考文献、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在学术界已不是新鲜、前沿的东西。像Bury、Jones的晚期罗马史、Vasiliev的拜占庭史、Runciman的十字军史,都比此书更精细严谨,此外有关东西交通史、古典学术史、科技史等内容,更有大量的新资料、新成果。

9. 耶稣会士说有天堂和地狱的世界,中国读书人立刻想到的是《酉阳杂俎》里记载有人掘井深于常井数倍后听到地下传来车马声(见张萱《疑耀》卷四“地下有世界”)。李世熊便认为:“西学之粹者,与吾儒何殊”(《寒支二集》卷四“与雷扶九”),邹元标也说,利玛窦所传播的“天主学”,“与吾国圣人语不异”,“中微有不同者,则习尚之不同耳”(《愿学集》卷三“答西国利玛窦”),这可代表晚明读书人的普遍观念。

10. 李奭学从语言问题入手,注意到罗明坚、利玛窦等人自南北上后的一个尴尬处境:原本学的口语方言,并不适用于整个中国,口头传教必须改成书面的语言,原本修道会教育中所学过的亚里士多德“例证修辞学”得以派上用场。在西方的古典世界,修辞术是用在口头文学上面的技艺,利玛窦起初常常表演的“西国记法”,便与此有关。而面对中华文明深厚强大的书面文化,这些耶稣会士也得借“书写”来“讲道”,其对象也就只能是中国的士大夫阶层。

11. 19世纪末,Edward Moore的《但丁之研究》(StudiesinDante),第一编就系统地清算《圣经》以及古典作家与但丁之间的关系了。我们从此书的清单里面可以统计出但丁所有著作里面(不单是《神曲》)征引古典文献的情况。亚里士多德(300+次,主要是《尼各马可伦理学》、《物理学》、《形而上学》和《论灵魂》)、维吉尔(约200次)、奥维德(约100次)、西塞罗(约50次,《论义务》、《论老年》、《论友谊》,以及《论至善与至恶》或译作《目的论》)、斯塔提乌斯和波爱修斯(30—40次)、卢坎(20次以上)、李维和俄若修斯(10—20次),贺拉斯(7次,6次引《诗艺》,1次引《书简集》)、还有卡尔齐丢斯所译柏拉图《蒂迈欧篇》,以及荷马、玉万纳尔、塞涅卡、托勒密、伊索、瓦勒留·马克西姆斯和圣奥古斯丁(均少于10次)。由此联系到中古末期意大利的古典学术情况,大体就能判断出但丁的古典学识水平了。比如哪些书他肯定读过甚至是非常熟稔,哪些书他只能从中古学者的转述和翻译中了解,还有哪些书他肯定没有听说过,这些认识对于我们去具体考查《神曲》这部书所受古典传统的影响,是有指导意义的。

12. 维吉尔在中古时期的民间巫术信仰中地位很高,他原本的拉丁文名字Vergilius被拼写成Virgilius,学者一般认为是联想到virga(魔术棍),他的《埃涅阿斯纪》早在罗马帝国白银时代就被当成占卜工具(略举一例,《皇史六家》中说哈德良帝未发迹前,曾占卜得《埃涅阿斯纪》卷六中的两句,谓远处有位手持橄榄枝的人,被认出来是从前的罗马国君,不久图拉真将之指定为王位继承人),一直贯穿于整个中世纪。

13. 但丁的地狱结构分布的设计并不是基督教正统的观念,而是采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对于罪恶的划分方法。

14. 但丁在另外一部学术性更强的著作《筵席》(Convivio)中有一个提纲性的论述,《神曲》里天堂的结构与托勒密所演述的行星结构是一致的。

15. 《晋书》记载此事,其中有一句说“海中有思慕之物”,“若汉使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惭愧的是作为中国人的唯一代表,甘英转头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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