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雨 8.1分
读书笔记 第二章 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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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的领导者中没有一个是农民或任何类型的农业劳动者,而是游方的僧侣和占ト师、货郎、小五金商、渔民、船家、捕快和衙门里的书吏——一群杂七杂八的人,他们在《元史》中被令人信服地统称为“无赖”。事实上,我们把天完政权看做是一群没有产业、无家可归的社会边缘男性针对有产(或至少是定居)地主的一次叛乱,或许也没有什么不妥。正如我们看到的,徐寿辉起初不过是一股流动势力,流窜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河流和湖泊,对两岸百姓以恐怖治之。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们很难将红巾军运动描述成一次农民革命,至少在麻城及其周围地区是如此。因此,我们将看到,它和明末以降席卷该地的民众暴力浪潮有着显著的差别。 除了饥饿和王朝前景不明外,能够将这群无赖聚集起来的就是显然令人着迷的宗教信仰。自1950年代吴晗的著作以后,即便最具唯物主义倾向的元末起义研究者也承认这些运动中的虔诚信仰,并认为在起义的复杂动因中(至少天完政权是这样),千禧盛世理想比经济因素和阶级因素更重要、更持久。天完政权存在期间,领袖们总是在烧香、诵经、喊宗教口号。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哀叹道,14世纪的农民没能成为一个自觉的阶级,这使他们从阶级经济利益转向了宗教迷信一一“人民的鸦片”。相比之下,我更赞同这样的看法,即天完政权的千禧理想与大众的想象和信念产生了共鸣。在回应对西方类似的千禧年运动的唯物主义描述时E.P.汤普森(E.P.Thompson)这样说道:我们低估了这些运动,将其斥为迷狂或虚妄的想象,“…少数群体用这样的想象来表达自己千百年来的渴望…当我们说到“想象”时,指的不仅是将更深层动机隐藏起来的言说中的想象。这种想象本身就是强大的主观动机的明证…在其历史代理人那里,它们完全和客观一样‘真实',一样有效”"。在14世纪的中国,确实有理由相信宗教相对于阶级认同具有优先性。就像早先新儒学信徒们通过毁掉他们在麻城见到的淫柯向大众信仰宣战一样,元末的红巾军夷平了县城中作为精英宗教霸权象征的儒学宫来应战。 天完宗教的真正本质是什么?让我们从可以确定的少量事实开始。据记载,彭莹玉在黄州和蕲州的信徒们各自提出的宗教口号是:一个叫做弥陀、弥勒、弥勒佛或是明王的神将会出世、下世或显圣;该预言的一些变体,进一步宣称这个神“当为世主”。《明史》中记载了14世纪末该地区围绕弥勒降世而组织起来的许多小规模起义,另一些起义则被视为白莲教。当时的观察者叶子奇列举了一连串民间教派,它们为天完及其竞争者和后继者提供了混杂的来源,其中不仅有白莲教和头陀教(可能是弥陀或弥勒崇拜),还包括肯定和摩尼教有关的满摩教。 红巾军起义分明是一场千禧年运动,致力于迎接一个救世主来统治尘世,他将涤荡这世界上累积的一切邪恶和污秽,并在这一过程中推翻了元朝。这就是田海所说的中国大众宗教“鬼神救世主传统”的一个典型例子,在这里表面上是佛教,实质上更可能是摩尼教。起义的领导者宣称是救世主降临的预言家,有时甚至声称自己就是救世主。在其他情境中弥陀总是被解释为汉语译名“阿弥陀佛”,虔诚的信徒会在他的指引下轮回重生到极乐净土,而弥勒这个名字被理解为未来之佛一一弥勒佛。然而在彭莹玉那里,这两个神显然被合而为一,弥勒的使命就是作为世界的复仇者和拯救者,这是起义动员的核心特征。至于运动中的白莲教因素,显然不同于后来与信奉无生老母有关的白莲教,而是一种更古老的信奉阿弥陀佛或弥勒佛的宗教变体。杨讷认为,如下事实可以证明红巾军与白莲教有关,即麻城的邹普胜及其不同追随者名字中的“普”字,正是宋代白莲教鼻祖茅子元指定为“定名之宗”的四个汉子之一。 天完与摩尼教可能有关,激起了学者们更大的兴趣。“明王出世”的口号,红巾军领袖明玉珍以“明”为姓氏,朱元璋将“明”作为王朝的名称,韩山童和韩林儿自封为大明王、小明王,明玉珍父子自封为大明主和小明主,似乎都表明了明教或摩尼教对红巾军意识形态的关键影响。叶子奇也证明,当时该地的文化场景中显然具有摩尼教(满摩教)因素。最坚决支持元末起义有摩尼教根源的,是朱元璋的传记作者吴晗。吴认为,激发红巾军信仰的主要经文是宋代的《大小明王出世经》,而它毫无疑问是一个摩尼教的文本。 根据吴晗的研究,这个由波斯先知摩尼(216-277)创立的宗教关注黑暗与光明、善与恶的原始对立,崇拜他们的主神救世明王,并在唐朝女皇武则天时代,于694年传入中国。摩尼教成了回鹘的国教,而回鹘在9世纪初隶属于唐朝。840年代,作为武宗皇帝大规模捣毁佛教寺庙运动的一部分,摩尼教被禁止,寺院被没收。此后,没有寺院、没有外国传教者帮助的明教变成了一个更加汉化和多样化的秘密教派,其教义中光明战胜黑暗的末世论,吸引了五代与宋朝各种各样的平民反叛运动。它在东南沿海地区影响很大,但到南宋和元代其范围也扩展到了江西、安和华北平原的南部地区。明教信徒都是严格的素食者并在菜堂聚会,宣扬适度节俭和相互帮助,有强烈的集体意识和团结精神,经常与本地居民发生冲突。主要基于对现世之腐败和需要用暴力去净化它的共同看法,明教教徒与摩尼教和白莲教教徒逐渐开始融合。正是这一传统,嵌入了彭莹玉及其各种武装支持者的教义中。 吴晗的看法得到了后来学者不同程度的接受。大部分研究红中军起义的西方史学家,包括爱德华・德雷尔、单复礼和明玉珍的传记作者约・达迪斯( John Dardess),沿着吴的指引去探寻摩尼教的影响,只是他们在这一问题上更为谨慎和踌躇。但西方研究摩尼教的知名学者刘南强(恰巧也是华裔)反对上述观点,认为“明”字出现在两个传统中不过是种偶然。刘承认《大小明王出世经》对反元叛乱的重要性,但他认为这文本完全是标准的弥勒佛经,并没有明显的摩尼教色彩。与刘没有联系的中国学者杨讷,发现弥勒本身在佛经中被称为“主佛光明之王”,基于此他认为“明王”的称谓未必来自摩尼教的影响。不过,最近石汉椿再度重申了摩尼教教义在红巾军运动中的核心作用。 在我本人看来,现存的有限证据更能支持吴晗而不是刘的观点,但是我也感到,一度引人注目的异国信仰对元末麻城起义的影响是怎样被削弱的这一问题,也许很有趣,但并不是真正最吸引人的问题。定期爆发的大屠系打断了从14世纪到20世纪中叶麻城的历史进程,而千禧宗教仅仅在元末起义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但是其间也有逗留不去、令人极度不安的连续性。美国记者斯诺曾于1930年代访问大别山地区,他立刻对革命产生了同情,把当地人的态度描述为一种独特的“摩尼教”。他这么说并不是指该地元末起义中的千禧信仰(无疑他没有意识到这点),而是指对敌人那种完全的、毫不妥协的仇恨,将会纵容(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起义者以令人毛骨悚然的野蛮行为去消灭他们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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