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雨 8.1分
读书笔记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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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4世纪中叶蒙古人被驱逐到20世纪中叶日本人入侵,其间麻城经历了两个明显的繁荣时代。第一个是在明朝中后期,其特征是出口农业的发展,并由此取得了科举入仕的巨大成功和全国性的文化声望;第二个在清朝中叶达到顶峰,这一时期商业移民带来的利润奠定了繁荣的基础,但与此同时,该县在政治上、文化上的地位逐渐边缘化了。这两个时代,麻城有着不同的权力结构特征。前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中部和西南部核心地区那些家境富裕、文化程度高的地主土绅,他们组成了规模庞大、相互通婚的家族;而在后一时期,这些文人显贵虽然仍保有地产,却在一群文化程度较低的强人面前相形见绌了:从1670年代的刘君孚开始,先后有余雅祥、郑渐逵、夏斗寅等,他们跃出东山一隅,在全县范围内行使军事霸权。两个时代都不时被流血事件所打断,也都以真正骇人听闻的大屠杀而告终:一次在1630到1650年代,一次在1920到1930年代。在这七个世纪的每一次全国性暴力动乱场景中,麻城发现自己总是处在中心位置。唯一的例外是1796-1805年间的白莲教起义。在其中几个阶段,麻城实际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绝不是巧合。 在麻城这个极其特殊、似乎难以归类的地方,究竟是什么造就了如此令人困扰的野蛮暴力记录呢?夏斗寅或林仁敷这样的怪兽,是从何而来的呢?如果麻城在这一点上是相对极端的(看起来这是事实,尽管根据单个地方的研究很难说清它如何极端),那又为什么会如此呢? 显而易见,不仅仅在自然生态学方面,麻城与中国其他许多地方都有着共同之处。但有別于广阔的泛长江中游区域的类似山地,大别山并不是通过密集的土地开垦和移民而较晚形成的定居点,例如在它西边的汉江高地。这些进程导致了清代中期独特的剥削性土地占有关系,并在定居后一两代间发生了严重的生态退化和急剧爆发的社会冲突,其结果之一,就是18世纪末期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相比之下,大别山是中华帝国最早的定居区之一。整个晚清和民国时期,它的人口增长平稳而均衡,与全国的步调极为一致。也没有出现引起社会动荡的移民与非汉族“原住民”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整个清代都存在于长江中游的西南部山区。事实上虽然明清两代麻城一直在接受来自中国各地(江西尤为显著)的小股移民潮,但我没有发现证据表明种族仇恨在当地社会冲突中发挥了任何作用。长江中游的其他山区,如湖南的萍浏醴地区,都加入了清代中叶的采矿热潮,因此招揽了大量无家可归、有暴力倾向的男性矿工,而麻城没有这种情形。无可否认,麻城也有过小型矿山,但在其经济中占压倒优势的直是农业。 根据裴宜理的研究,实际上最适合与麻城作比较的地区很可能根本不是山区,而是附近河南东部和安徽、江苏北部的淮北冲积平原。裴宜理笔下的淮北同样是一个高度军事化、遍地堡垒、集体暴力长期存在的地方,和麻城相似。1860年代的捻军、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红枪会都曾在这里横行。整个帝制时期和民国时期,这两个地区都被觊觎国家权力的野心家视为战略要地(兵冲)。但是,两个地方之间的差异性,至少和它们的相似性一样显著。淮北与众不同的特征之一是它的“生态脆弱性”,特别是易遭洪水,裴宜理认为这是导致该地独特的暴力行为(一种“基本”的生存策略)及缺乏严格而持久的社会分层(持续向下流动的压力和相对不发达的市场体系的结果)的主要因素。与之相比,麻城的农业生态算不上特别“脆弱”。自然灾害和农业款收的确时有发生,但看上去并不比中国其他地方更频繁或更严重。麻城肥沃的山区谷地,事实上成就了它在农业商业化、财富积累、土地集中和社会分层等方面的显著成功。这可能也是麻城截然不同于裴宜理笔下的淮北,热情接受革命号召的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麻城也和淮北一样,在其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没有什么全国影响的小地方,麻城人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们的家乡所在地不是南京或北京,不是苏州或上海,甚至也不是武昌或汉口。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这段时间,麻城一反常态地在帝国文化版图上有了一席之地,但很快就又跌回了它习以为常的那种默默无闻和边缘化的境地。我相信,正是这种地理上的自卑情结(也许可以称为小地方意识),支撑着麻城人不断展现出来的那种咄咄逼人的地方自豪感,对地方自治的热切望以及与强行楔人该地历史的中央集权力量间的流血冲突。帝制晚期的评论者们,一再谈到麻城弥漫着不无夸张的地方主义情感(邦风),谈到麻城人的骄做,也谈到了他们在乱世期间被遗弃为一座“孤城”时所感受的苦痛。 在元末天完政权的自治宣言中,在明清更迭之际四十八寨联盟和东山叛乱的抵抗运动中,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冲突以最富戏剧性的方式爆发了。但这种冲突始终存在于历史长河的潜流中。麻城人有自己的立场。 麻城内部的统治模式和反抗模式,有着显著的地域差别。农业上的人身奴役,以及精英对农村劳动力成家生子的控制,在明末的顶峰时代遍布整个麻城,在该县存在的时间也比在中国大多数地方长得多(其弱化的形式甚至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国其他一些地方也有山寨,但山寨对于麻城地方社会和地方文化塑造的中心地位罕有其匹一一它们居于麻城地方认同的最核心。麻城户籍整理制度(保甲)的强制程度和地方军事化(团练)的密集程度都异乎寻常地高,二者都长期影响着当地的社会关系。武装地方精英利用这些工具对同乡们施行巨大的强制性权力,在此过程中也会或多或少地僭取中央政权的权力,这种情形在麻城比其他地方更早出现,也更加彻底。正如孔飞力所表明的,对华中的大部分地区来说,地方精英僭取中央权力是19世纪清朝衰落的结果;而在麻城,这种情形至少在1670年代清政权现固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见第七章)。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家权力得到了有力的重塑,它在新生活运动的“社会军事化”中将保甲和团练重新组织成一个整体。在整个过程中,麻城的乡村底层阶级是永远的输家,他们的反应是组织起来进行各种形式的武装抵抗。 当地集体暴力的结构,遵循着历史上产生的复杂模式。阶级矛盾强烈而持久地存在着,但在卷入更大冲突(元末、明末、三藩、太平天国时期的叛乱,以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革命)并受其推动的时候,它表现得最为激烈。但这种阶级矛盾时常会被这个小地方抵制外来集权力量的愿望所打断,无论平民还是精英都受到了这一愿望的感召。精英阶层内部的敌对状态也长期存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西南部经济核心地带与山区边缘地带(东山、乘马岗)之间的冲突,是当地各种沖突中较常见的方面。乡村准军事武装(无论由精英领导还是下层领导)围攻县城,见势不妙则逃往山中,这是麻城司空见惯并得到当地文化认可的做法。 这些做法只是麻城更广泛的暴力文化的一部分。作为一种文化类型的强人堡长,以及水浒式反叛文化中的绿林意识(儒家传统一个极其阳刚的变体),是地方观念的主要特征之一。如我们所见,麻城在《水浒传》(好汉传统的典型文学宝库)本身的文本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并不是偶然的。W.J.F.Jenner指出,这种传统最令人恐怖的地方,或许在于它将最残酷和非理性的暴力描述成“儿戏”。麻城的暴力可以是很多种东西,却唯独不可能是游戏。 武术在麻城异乎寻常地发达,其制度形式是为数众多的拳会,教授形形色色的当地拳术。拳会发展迅速,在受到号召时会变异为更具政治色彩的会,我们已经看到,从17世纪的里仁会,直到20世纪的红枪会、胁富会和农民协会,都是麻城暴力史上的主角。帝制晚期麻城数不清的地方民团领袖和军校毕业生,大多是由这些拳会造就的,在这种传统下成长起来的人可以轻易进入20世纪的军事学校,例如保定军事学校(夏斗寅、郑重及该县许多国民党将领的母校)和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麻城许多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孕育地)。 看起来,这些因素共同作用,造就了一种全面而持久的暴力性地方文化。在前面叙述元末麻城叛乱的章节中,我们提到埃德加・斯诺将这种文化态度概括为“摩尼教式的”。斯诺这么说的意思是,对敌人极端的、毫不妥协的仇恨会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谱系,从而认可对他们采取最恐怖、最野蛮的行为。这种思维方式,在1882年县志中被颇为自豪地称为“杀贼致果之思”。看起来,这是麻城人耐心学习了好几个世纪的一种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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