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 8.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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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桃

在战时,进行大规模的谴责是容易的,但是,力图要弄明白你的敌人是如何通过他自己的眼睛看待生活的,就难多了。不过,我必须完成这个任务。问题是:日本人将如何行动,而不是假如我们处于他们的境况将如何行动。我得努力把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当做有助于了解他们的有利条件,而不是不利条件。我得观察他们打仗的方式,暂时不把它看做军事问题,而是文化问题。(4)

在任何一个原始部落或任何个处于文明前沿的国家中,人类行为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学来的。个人的行为或想法无论有多么怪异,他的感受方式和思维方式都跟他的经验有一定的关联。我越是对日本人的某些行为感到困惑,越是设想:在日本人生活中的某个领域,存在着某种使这样的奇怪行为得以发生的平常条件。(9)

人们一旦接受了一套价值观念,并根据这套简直观念生活,就无法根据一套相反的价值观念思考和行动,那是一种被隔离的生活状态,无法长期维持而不招致失效和混乱。他们力图获取更多的和谐一致,给自己转呗某种共同的理论和动机。某种程度的一致性是需要的,否则整个局面就会崩盘。(10)

当人们太注意防护自己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对他们而言那种生活方式似乎就是世上唯一的解决问题的方式,那么比较文化研究也不可能繁荣。这样的人永远不会知道,对其他生活方式越了解,他们就越热爱自己的文化。他们让自己断然放弃那令人愉悦而且丰富的经历。他们如此防备,以至于只有一种选择,即,要求其他国家接纳他们特有的解决方式。(13)

日本的等级制不要求人们只能在同等级内通婚。通过一些被许可的安排,使不同等级间通婚成为可能。富商们渗透到了下层武士阶级,这一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西欧和日本之间的一大对比差异。封建主义之所以在欧洲被打倒,是因为中产阶级的压力,这个阶级那时正蓬勃发展,越来越强大,在现代工业时代处于主导地位。在日本,没有升起一个这样强大的中产阶级。商人和高利贷者主要是通过被各方认可的方式方式“买到”上等阶级的地位的。商人与下层武士结成了联盟。在封建主义到了痛苦的垂死时期时,日本所允许的阶级变动的程度远高于欧洲大陆,这一点很奇怪,让人感到惊讶。不过,此间最令人信服的证据莫过于:日本的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没有阶级斗争的任何痕迹。(58)

国家吧某种信仰用做自己的领地,那种宗教应该特别地支持国家的统一和至高无上;对其他信仰,个人则有信奉的自由。这一国管辖的信仰领域就是国家神道。鉴于他被作为国家象征受到特别的尊重,正如美国人对国旗的敬重,日本人说,国家神道“根本不是宗教”。(69)

在军队和其他领域一样,在有关等级制特权的地方,日本人倾向于接受所有结果,这不是因为他们同意这一政策,而是因为他们不支持逾越特权之间的界限。(73)

日本人不能把强求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的国家,他们错就错在他们以为能那样做。日本的道德体系要求他们“各安其所”,这种体系是适合于他们的他们没有认识到的是,他们并不能想当然地以为它也适合于别的地方的人们。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体系,这是真正的日本的产物。(77)

在日本,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一个人没有得到明确的授权而去帮助另一个人,那么他将被怀疑在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因为结果会形成这样一个事实,即受助者会对他感恩戴德,恰恰是因为这一点,任何人都不会急切地去把这等好处到自己身上,反而在助人时显得非常谨小慎微。尤其是在非正式的情境中,他们极为谨慎,以防自己卷入“恩情”。(83)

不管他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以使孩子们受恩于他,他都不可抬高功劳,然后让自己睡在功劳簿上。想利用这“恩”来“证明你现在的行为是正当的”,这就错了。他的孩子们“自然”会反感因为他们的父亲善始却不能善终,他们觉得这是“背叛”。如果位父亲想当然地以为,只因为在孩子们需要他照料时,他曾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他们,如今他们长大了,就要特别地来照顾他,那他就太愚鑫了。相反,孩子们只会在脑子里想着他们所受的“恩”,但“在内心深处会反对您”。(90)

日本人彻底篡改并且贬低了“仁”这一中国伦理体系中的重要美德,有没有用其他能成为“义务”的条件的概念来代替它。于是在日本,“孝”成了一项不得不履行的义务,哪怕那意味着要赦免父母的罪孽和不公。只有当它与忠于天皇的义务发生冲突时,才会被取消;某人的父母哪怕不足取,哪怕破坏他的幸福,他也不能不尽孝。(96)

正是因为日本人看重家庭,所有他们唯独不看重家庭成员的个性和相互之间的纽带。

家庭成员之间有明显的怨恨情绪,这是日本孝道的典型表现。(101)

“忠”是对主子的“情义”,因受辱而“报复”则是对个人名誉的“情义”。在日本,这是同一盾牌的两面。(113)

日本人很容易因为失败、受辱和被排斥而受伤,这使他们动不动就折磨自己,而不是迁怒他人。在过去几十年里,日本的小说一遍又一遍地描写的是:有教养的日本人一会儿忧郁得要死会儿又愤怒得要命,常常为此而迷失自己。故事的主人公厌烦切—一厌烦生活圈子,厌烦家庭,厌烦城市,厌烦国家。但是,这厌烦蓑不是由于理想可望不可即,假如是那种厌烦,那么他们的心眼里会有一个伟大的目标,与之相比,任何努力都显得太渺小了。这厌烦也不是源于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对立。尚日本人拥有个伟大使命的幻象,他们的厌烦情绪就会消失。不管那目标有多遥远,他们的厌烦情绪都会彻底消失。(134)

艺伎们的舞蹈、应答、唱歌、姿势都在传统意义上暗示着性,都经过精心的算计,她们所表现的一切都不是上流社会的夫人们所具备的。她们使男人进入“人之常情的世界”,从那个“孝的世界”中解脱出来。男人们没有理由不让自己沉迷,但这两个世界是分开的。(151)

与日本人的这一立场相一致的是:在日本的小说和戏剧中,几乎没有“圆满的结局”。美国的普通观众渴望的是问题的解决。……日本的普通观众会坐在剧院里,看着男主人公遭遇到悲惨的结局,可爱的女主人公被杀害,因为他们无法阻挡命运的车轮的旋转。……现代如本电影也遵循这一传统。……不管他们处理的是“日俄战争”还是“中国事件”,他们都一贯坚持走单调的套路,如泥泞中行军、恶劣条件下战斗的艰苦以及结果的难以预料。他们的银幕上没有胜利场面,甚至没有高喊着“万岁”的冲锋场面他们所表现的是:在某个没有特征的中国小镇,士兵们深陷于泥泞,暂时歇一夜;或者,一家三代的代表,作为三场战争的幸存者,变成了残废,腿也瘸了,眼也瞎了;或者,在士兵战死之后,家里人哀悼自己失去了丈夫、父亲和养家糊口者,然后团结起来,坚持活下去。英美电影中表现的“骑兵”场景往往激动人心,但日本电影中是没有的。他们甚至不表现伤兵安置的主题,更别说是提及打仗的目的了。电影里的所有人物倾其所有报了恩,日本观众就会感到足够了,因此,在日本,这些电影是军国主义的宣传片。投资者知道,日本观众是不会因为这些电影而投向和平主义的。(156)

日本人关于自我牺牲的道德立场跟美国迥然不同,他们总是一条条地反对基督教传教士们宣讲的关于牺牲的教义。他们辩解说,好人不应该想到他为别人做事是在折磨自己。“我们之所以做你们称之为自我牺牲’的事情,”一个日本人跟我说,“是因为我们愿意给予,或者说是因为给予是好事。我们不会为自己感到难过。不管我们为了别人要放弃多少利益,我们都不会那样认为。这种给予会在精神上提升我们,或者我们应该为此而得到‘回报’。”(189)

男人得到满足时,她们是淫荡的,同样,当男人得到满足时,她们又是无性的。(231)

在西方人看来,日本男人行为中的矛盾性是极为明显的。造成这种矛盾性的是他们童年教育的不连贯性。童年教育在他们的意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哪怕在经过层层刷漆之后,也依然留在。(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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