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想II 8.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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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derer

陌生之地总会带给我精神的穿越:回到过去,去到未来。沉入地心,或者飞向太空。短暂的出走会让我和自己固有的生活告别。离开熟悉的朋友,离开说来说去好多年的话题,离开自己的专业,离开自己深信不疑的精神系统……出走是自我叛逆的契机,让自己流动起来,悬浮起来,倒置起来,让自己颠覆自己。

只有在广阔中行走过,才能知道人的渺小。只有在历史中神游过,才能知道人生的短暂。行走和遐想,会帮我们清空身外之物,发现自我之小。持续的学习和思考,一直在帮助我压抑自我的膨胀。知道真理不容易在手,也就不再强词夺理。知道万物有灵,也就不再唯我独尊。一点一点,是持续的行走、读书、思考,让我变小。是的,只有谦虚才能帮我保留体面。

现在的上海,随处可见其他菜系的餐馆:粤、湘、鲁、川,还有新晋的兰州拉面……不同菜系的餐馆林立,说明有不同的人涌入到了这座城市,而这些餐馆也变成了他们的“故乡”。这座城市如今性格里多了些包容,这种变化并不需要去看档案做调查,只要看看满街的各色菜馆,就会明白。

“文革”前后有一个政治运动,叫做“破四旧”。在当时的狂热观念里,封建文化都是糟粕。孔庙会被砸破,古籍会被焚烧。这些运动切断了我们这些孩子与中国古代的联系,以及我们对古代的想象。

论及艺术,创作究竟是以个人为基座的建筑,还是回应公共领域的生产,是常被争议的话题。当然,群体记忆、国家叙事、时代传奇与小民悲欢交织,贯穿公共和私人的生存领域,成为“可经验的”;亦不可避免地遭遇反问:游离散漫的个人经验具体说来究竟如何构成历史,或反过来,抽象平白的历史何以成为个人经验?如罗兰 ·巴特所言,公共历史是一种不可经验的虚构,真实存在的只是无数(由个人存在测度的)小历史的鸣响和嘈杂的和声

年少时总以为未来都会是闪亮的日子,虚荣过后才发现所有的记忆都会褪色。这时,又偷偷想了想自己的未来,未来于我却好像已经见底,一切一目了然。我为这一眼见底的未来伤感,心纠结成一片。原来,人到中年竟然还会忧愁上身。

树木动物这些与我们共存于这个世界的生命,我们从未这样专注地细心地凝视过它们。当锡兰带着摄影机去凝视被我们忽略的大自然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被我们忽略的自己,我们内心的感受变得如此粗糙。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耐心地聆听、凝视过这个世界。

我像局外人一样,站在一边看着这位女生。她将个人、政府、国家概念模糊在了一起,为了虚无的面子,可以无视一切,这就是她的“爱国主义”吗?她的低龄也让我吃惊,是什么造就了一个生活在北美的中国女孩如此激烈的国家主义信仰,和如此脆弱的国家信心?

我突然发现了这些“爱国主义者”的逻辑。他们所谓的“爱国主义”就是基于那些虚幻的国家意识,而忽略活生生的人的命运,这其实是畸形的爱国主义。脱离人本主义的“爱国主义”是可怕的。如果集体回避我们的社会问题,如果我们的文化没有能力反映我们生存中的真实困境,未来会怎么样呢?

经过80年代的人,都经历了制度的变革给中国带来的转变,因此我们迷信制度,以为由体制变革带来的生活的可能性是无穷的。我们总是把改变生活的愿景被动地寄托在体制自身的改变上,事实上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或许我们应该首先改变我们的文化,进而带来生活的改变。

我一直觉得,过分地强调自己是第几代,或者过分地排斥自己是第几代,本质上是一样的。不想把自己归为一个群体,某种程度上是想强调个人的独特性,或者想回避“某代”所具有的负面影响。

从90年代开始,是谁用自己独立的精神,用怎样的努力在官方话语空间之外,开始有了个人的诉说。今天,整个社会可以讨论普通人的尊严。这些是不是得益于一大批“第六代”导演持之以恒地关注中国底层社会,呈现边缘人群,而呼唤给这样的人群以基本的权利?对,电影当然不是社会进步力量的全部,但回望90年代,电影是文化领域中和旧体制旧思维战斗最短兵相接的部分。很多人被禁止拍片,很多人依旧在拍片,很多观望的人对此冷嘲热讽。 我们看今天的年轻人,染着头发,在城市里穿梭,可以自由选择并公开自己的性取向的时候,是不是得益于张元导演的触禁之作《东宫西宫》? 变革的时代,还有更多的人被权力和经济利益抛向边缘,是哪些电影一直注视着这样的人群,最终在全社会形成共识——去关注弱势群体?这种力量部分来自“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在我看来,“第六代”电影是中国文化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最光彩的部分。 这样的电影现在看起来无法产生利润,但是为什么不能够去帮助这些电影更好地被公众接受?我们的电影本来会有同步十几年成长起来的观众,我们背后本来有一个巨大的群体。而不是当我们拿着自己的电影,终于可以出现在市场的时候,迎接我们的是那些已经被好莱坞电影完美征服的青年。很多导演都会有无力感,但是延续中国电影文脉的,是那些真正坚持下来、不合时宜的人。

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一批忠实于电影的人,我们无论与什么对抗,譬如商业经济,都呈现出超凡的毅力。如果我们愿意承认一个国家的电影应该有文化的成分,我会告诉大家,在这十几年里,最具文化努力的电影大都来自“第六代”导演,而且很难想象如果失去这些导演的作品,我们气若游丝的电影文化,还有怎样的传接,我们还能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来告诉世界:中国电影文化还活着。

学会将滚烫的生命和真实的自我投放在自己的作品中,是我们的电影走向未来的理由。

在尊严随时可能被剥夺的境遇里,个人的暴力开始抬头。很显然,暴力对于弱者来说,是最快、最直接挽回自己尊严的方法。我们必须去理解瞬间之“恶”,并努力避免此类事件发生。

总是社会的一个触发点会让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时代,当代人应该拍当代事件,这个时代的银幕应该有这个时代人的生活,当代人讲当代人的事,我不想到我老了再回顾我四十几岁的时代。我现在有能力来拍这个时代,心潮难静,我就迅速地把它拍出来,银幕上应该马上呈现出我们现在怎么活着,八十岁拍是八十岁的感受,那可能是咀嚼完之后,一切淡了之后,所谓想随风而去以后再拍,我不想随风而去,可以说我并没有好好咀嚼这些事件,但是当代人有讲述当代事的权利,我拍的是现场电影,我只是凭着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的一种直感和情绪在拍,这是一种美学,不是所有美学都是一种老年人智慧,不是所有电影都要靠时间久远之后、洞悉一切的智慧来拍。有一种电影需要的是我们生活在其中、在煎熬的时候发出来的声音,因为我觉得所有的新闻和所有关于新闻的读解都代替不了电影那种情感上的理解,电影在还原事件的感性层面上的能力是无法被取代的,当然也因为电影可以有很多侠的想象。

我觉得面对中国现实,你必须对现实有种敬畏,个人对现实的理解和接触是非常有限的。从事艺术你有表达欲望,一定是因为触发了你的情感,比如面对不公的时候,你想强化,你想骂人,那个时候就想创作。面对那些不公的受害者,你很自觉就会站在他们的一边,有你先天的善意,也有你后天习得的你理解这个社会的方法。

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长江周边,四川、重庆、三峡附近,因为它的水路仍然是繁忙的,不像黄河。黄河是寂寞的,有的季节会干枯,有的季节流的是冰,我们只能站在岸边、站在某一点来看黄河,想象它的来和去,它属于我但我觉得比较远。但长江不一样,我们可以沿着水路漫长地行走,我真的可以在水面飘摇,你很容易会有江湖感,这是一种最传统的行走。

在微博密集呈现出的社会信息中,那些本来应该避免的暴力事件让我感到不安。中国快速的变革,带来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以及越来越大的贫富差异。整个社会缺少多样的沟通渠道,人与人之间缺少沟通的习惯,于是暴力成为弱者挽回自己尊严最快最直接的方式。这些悲剧,让我觉得有必要用电影去面对暴力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减少生活中的暴力。

从90年代末开始,中国经济开始加速度发展。伴随着这场超现实的经济运动,人们的情感方法无法阻止地被改变了。触发我拍这部影片的动机在于,我们放大了人类活动中经济生活的比重,却缩小了情感生活的尺寸和分量。因而我会幻想,再过十年,在我们的未来,我们会怎样理解今天发生的事情,我们会如何理解自由的问题? 佛教把人的生命过程归为“生、老、病、死”,我想用电影去面对:无论哪一个时代,所有人都要经历的那些不可回避的艰难时刻。 山河可变,情义永在。

中国电影呈现中国社会的现实和历史的时候,最缺的不是隐晦,而是坦率。如果隐晦长了,打哑谜惯了,文化会有问题。

我最初感受到的就是年轻一代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这里面最主要的一个问题还是灵魂独立,大部分这样的孩子,它们的思维模式还是国家的思维模式,忽略了人本的东西。当经济总量让他们激动、沸腾的时候,它们完全无视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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