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火者 8.9分
读书笔记 依旧拿几百年前社会遗留下来的“古董”教材直接袭用,害人非浅
邓若虚

关于教育的内容

也有些教国学的私立机构,直接拿《弟子规》、《论语》等作教材,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得体的偷懒行为。不要以为“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之类的蒙学教材用了近千年,就成了一种可以袭用至今的“经典”。其实,中国近代化之前的农业社会才是这些蒙学教材久用不衰的生存土壤。如今极速变化的社会,在交通、经济、信息乃至教育、政治等方面都处于全球化浪潮的裹挟之下,知识折旧率非常高,若不与现代社会和普世价值衔接,依旧拿几百年前社会遗留下来的“古董”教材直接袭用,在我看来,害人非浅。即使编纂得还算靠谱的纸质新教材,面对如今悍的在线教育如Mc(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Khan Academy(可汗学院)等,都有不敷应用的可能。

法国人上语文课,注重经典文学的教育。从巴尔扎克到雨果、从拉封丹到拉伯雷,16至20世纪的经典纯文学作品,都是法国中学教师热衷选择的教材。有个流行的说法,“每个法国人一生中都要过哲学这一关”。因此,法国中学生还须阅读萨特和加缪的哲学作品。有一年,法国中学会考作文,就要求考生解释霍布斯《利维坦》和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节录。

关于价值观

2008年,为了给一份教育杂志撰写专栏,郭初阳偶然拿起小学语文课本,一篇课文引起了他的注意,标题是《我选我》。郭初阳说:“这篇课文我小的时候也学过,这么多年过去了,赫然发现它还在那里。”

李小青是我们班的劳动委员,前几天,他转到别的学校上学了,今天开班会,林老师让大家补选一名劳动委员。突然,王宁站起来说“我选我。”大家都愣住了,王宁说:“我和李小青是好朋友,他爱劳动,爱集体,我要像他一样热爱劳动,关心集体。”王宁的话刚说完,教室里响起一片掌声。(摘自人教版语文教科书第三册课文《我选我》)

“我和前任的劳动委员是好朋友,所以我’就可以做一个劳动委员吗?原来那个劳动委员爱劳动、爱集体,所以‘我’要像他一样爱劳动关心集体一王宁只是表了一个姿态,并没有证明他是否真的有这个能力爱劳动关心集体,然而仅仅通过这样两句话,他就秒杀了全体同学,选举真这么简单吗?·郭初阳认为,这样的课文有头无尾,很可能会误导孩子们的价值观。“我觉得这是一个权力的隐形结构,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就有权力的人,搞了一个形式,好吧,我们来选举,结果怎么选呢?我选我,大家掌声通过。

有一篇课文《三个孩子》,一位老人坐在路边体息,一个母亲手里拿着沉重的东西,跟他的孩子走过去,这个孩子没有帮他母亲拿东西,而是愉快地唱着歌;又有一个母亲经过了,她的孩子跳着舞,也没帮母亲拿沉重的东西;第三个母亲跟孩子一起抬着这个东西经过了这个老人。经过以后,三位母亲对老人说,你看,我的孩子,多么可爱多么聪明。然而老人却说,我只看到一个孩子。“这是什么意思呢?前面两个唱歌跳舞过去的,就不是孩子,只有能帮妈妈做事情的才是孩子,这是什么逻辑!我们一般看到孩子撒撒娇就已经很开心了,不一定非让孩子帮我们洗脚干家务吧?”蔡朝阳认为,许多课文采用了大量捏造的故事,审美恶俗,价值观混乱,罔顾事实,甚至道德绑架。

我们的教材经常灌输一些‘隐蔽课程。表面上跟你讲一个故事,其实试图传递一些观点。比如,你间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受了人教版十二册熏陶的小学生,你最佩服的人是谁。他的答案多半是毛主席。然后问他,你最讨厌的人是谁?他的回答经常是日本人。”郭初阳担心,语文课本隐藏的政治倾向、刻板思维和僵化的道德说教,会对学生的成长造成恶劣影响。

关于对教材的安排

巴金的名篇《鸟的天堂》入选人教版四年级上册,然而,文学大师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我问过巴金的女儿李晓林老师,她根本不知道入选了,也没给她稿费,关键是不知道被删改了。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安徒生身上,著名童话故事《丑小鸭》被删得一塌糯涂,原文有几千字,删了以后仅剩几百个字。甚至一些经典名著如《西游记》,也被任意删改。“教材要传递的是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是最优秀的东西。但它却没有把这个意识贯彻好。”郭初阳说。

透过老课本,人们感受到的是开放而质朴的时代气息。它们的编纂者大多是一时精英,蔡元培、叶圣陶、丰子恺等大家不惜放下身段,为小学生斟酌字句。民国时代,教材的出版呈现开放的格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北新书局、大东书局都有自己的教材,学校可根据需要自行选择。1949年以后,中小学教材的出版权被教育部收回,仅授予人民教育出版社独家经营。

关于课堂

魏勇认为,高效的课堂模式,能让学生注意力集中,且愿意表达此起彼伏的课堂讨论是魏勇历史课最常见的场景。魏勇反对传统字正腔圆的授课方式:“老师在讲台上讲,学生在下面记笔记听,然后下课就背笔记,这种方式我觉得不是真正的教育。

即便是课下,有些学生依然兴致不减,拉着魏勇讨论问题。“45分钟没法完全展开,如果能引起一部分学生对某个问题的好奇和兴趣,他课后便会去主动完成。”讨论不会漫无止境,老师要学会在恰当的时候停顿、提醒,或引导学生的思维。“这跟做菜一样,你放多少盐,这是需要感觉的,扔进去不咸不淡。”魏勇说。

这些讨论在传统的课堂中非常少见。魏勇提倡不精确的课堂:“不要预设得那么详细和精准,因为课堂上学生的思维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你事先是无法判断的。当学生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后,老师会顺着那个方向、那个气场来走,从而把这个气场调到一个比较兴奋的高度,如果你没跟上学生的节奏,刚刚兴奋起来的那个气场马上就冷下去了。我们上课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让学生的思维活跃起来,你所做的一切都要服务于这个目的。

关于刘道玉和当时的武汉大学

20世纪80年代初的大学,全国高校被浓重的计划体制氛围所笼罩,招什么人,多少人,学什么课程都有标准动作。学生有如一个模子压出来的产品,没有个性。刘道玉首先要改变这个现象。他倡导自由开放新风摒弃刻板严苛的学规,刘道玉回忆:“80年代是一个解放思想的年代人心思改。中央主要负责人大力号召和支持改革,最明显地体现在胡耀邦同志的两句话:“允许改革犯错误,不允许不改革。’我在80年代所做的改革,支撑我的力量就是这两句话。

刘道玉首创导师制,把经验丰富、学术水平高的教师作为课余导师,每位导师指导若干名学生,改变了当时大学只有政治辅导员的角色,促进了学生的成长。

一位才华横溢的研究生被导师培养成国学继承人,却因“带薪、已婚来自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的四条政策所限,毕业后只能回原籍。刘道玉三次上书教育部,以五个本科生换下了他。此人名叫易中天。

易中天曾谈到他在武大上学时的感受:师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教员上课。学生开会,讲什么。怎么讲,没有人横加干涉。

路珈山下、东湖水畔,刘道玉送走了近两万名天之骄子。有人说,那一时期的武大,可以和北大、清华叫板。众所周知,这位敢跟教育部长拍桌子的大学校长,这位超前的教育改革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89年3月6日,53岁的刘道玉被国家教委宣布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被迫提前退休。

关于在家上学

我们发现,孩子的社会化是大部分反对在家上学的家长和学者特别担心的问题,脱离学校等于脱离社会的想法是普遍存在的。离开学校以后,没有固定的班级校舍、老师同学,孩子会不会成了从社会中孤立出去的个体?实际上,我们在走访中发现,凡是能一路坚持下来在家接受教育的家庭,完全没有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大理的互助社区并非首创,更不是仅此一家。杨东平教授在采访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人们对在家上学最大的担忧是社会化不足。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决,因为在中国,孩子毕竟生活在一个人口众多的社区环境中。

关于自主招生

然而,和刘道玉的时代相比,南方科技大学的创校校长朱请时无疑是孤独的。他力主大学办学自主权:“学校一定要有个机制,不是谁的宫大谁说了算,是谁有道理谁说了算。大学一定要独立办学,才可能有自己的精神跟自己的内涵……”

2010年12月,在没有拿到教育部“许可”、尚处于“筹建”的状态下,南科大高调宜布开始自主招生。和当年的刘道玉、罗征启一样,朱清时觉得,“改革不能光等批复”。

朱清时认为,一个学校能够自主招生、自授文凭,这个学校才有真正的自主权。他说:“自授文凭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它让这样的学校背水一战。你只有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你的学生才能得到社会认可,才能受到社会欢迎。一旦这样,你的文凭有没有盖教育部大章,其实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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