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传 8.8分
读书笔记 第二部分第三章 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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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格里菲斯只是位谦虚谨慎且天生腼腆的科学家,“他是个身材矮小的男人……平时几乎听不清他讲话时的声音”,因此他的发现很难得到广泛认可或者吸引更多关注。乔治·萧伯纳曾说过,“英国人做每件事都很讲原则”,而格里菲斯的处世哲学就是谨言慎行。他在伦敦期间独自一人住在实验室附近的普通公寓里,但是有时也会回到布莱顿(Brighton)那栋白色现代风格的自建乡间别墅。虽然基因可能会在生物体之间移动,但是永远不要想去强迫格里菲斯离开实验室去做讲座。为了骗他去做学术报告,他的朋友曾经把他强行塞进出租车,然后支付了到达目的地的单程车费。   1928年1月,格里菲斯在迟疑了几个月后(“上帝都不着急,为什么我要着急?”),终于在《卫生学杂志》(Journal of Hygiene)上发表了自己的实验数据,而这本名不见经传的学术期刊简直让孟德尔都汗颜。论文以一种深感内疚的语气写成,格里菲斯似乎为撼动遗传学基础表现出了诚挚的歉意。他在文中提到,研究转化现象纯粹是出于对微生物领域的好奇,但是却未明确提及发现了潜在的遗传学化学物质基础这件事。在20世纪30年代,这篇意义非凡的生物化学论文中最重要的结论就此埋没下去,即便是后人也只能对格里菲斯成果的境遇发出一声叹息。   ※※※   尽管弗雷德里克·格里菲斯的实验充分证实了“基因就是一种化学物质”,但是其他科学家对于这种理念依然抱有疑虑。1920年,托马斯·摩尔根曾经的学生赫尔曼·穆勒从纽约搬到得克萨斯,他在这里继续从事果蝇遗传学的研究。穆勒的实验设计与摩尔根一样,他也希望通过突变体来解释遗传现象。虽然果蝇是遗传学家们的基础研究对象,但是在自然界中产生的突变体实在是凤毛麟角。摩尔根与他的学生们在纽约奋斗了30多年,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大量的果蝇种群里发现了白眼与黑体突变。穆勒已经对寻找突变体感到厌烦,他很想知道如果将果蝇暴露在高温、强光或者高能的条件下,那么是否能够加速突变体的产生。   穆勒的想法从理论上看似简单,但是从实操上来说却非常棘手。穆勒起初尝试将果蝇暴露于X射线下,没想到它们全部在研究过程中死亡。他在失望之余降低了射线剂量并且再次进行尝试,结果发现这样可以导致果蝇绝育。穆勒并没有得到什么突变体,他用于实验的大批果蝇不是死亡就是不育。1926年冬季,他突发奇想将某批果蝇用更低剂量的射线照射。穆勒让这些经X射线照射过的雌雄果蝇进行交配,随后他开始观察奶瓶中果蝇幼虫的变化。   然而即便是外行也会被穆勒的实验结果震撼:在这些新生果蝇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突变体,其数量从几十只到上百只不等。当时已经是夜深人静,唯一见证这条爆炸性新闻的人就是独自在楼下工作的一位植物学家。每当穆勒发现一种新型突变体时,他都会向窗外大喊:“我又发现了一种。”摩尔根和他的学生们在纽约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才收集到大约50种果蝇突变体,那位植物学家悻悻地写道,穆勒只用了一个晚上就完成了前人半数的工作。   穆勒因其在上述领域中的发现而享誉世界。辐射效果对果蝇突变率的影响表现为以下两点。首先,基因由物质组成。毕竟辐射也只是能量而已。弗雷德里克·格里菲斯已经证实基因可以在生物体之间移动,穆勒则在实验中用能量改变了基因。无论基因到底是什么,它应该具有可以移动与传递的特点,并且将在能量诱导下发生改变,当然这些特性通常都与化学物质有关。   相对于基因的化学组成来说,我们更容易了解整个基因组的延展性变化,同时科学家们对于X射线易如反掌改变基因的能力感到十分惊诧。即便是坚持自然突变理论的达尔文也会认为如此之高的突变率不可思议。在达尔文的理论中,某个生物体发生改变的速率相对固定,当自然选择的速率被放大时能够加速进化,而抑制自然选择的速率可以减缓进化。穆勒的实验证实了遗传可以被轻而易举地操纵:突变速率本身就瞬息万变。“自然界中没有永恒的现状。”穆勒不久后写道,“一切都处于调整或再调整的过程中,否则生物界最终将会走向灭亡。”如果将改变突变速率与筛选变异体相结合,穆勒认为他或许能够推动进化周期进入飞速发展的轨道,甚至在实验室里创造出全新的物种和亚种,而自己就是这些果蝇的上帝。   与此同时穆勒也意识到,他的实验对于人类优生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假如使用这种微小剂量的辐射就可以改变果蝇基因,那么距离改变人类基因的时代还会远吗?他写道,假如我们能够“人工诱导”遗传变异,那么遗传学将不再是“命运之神摆布人类”的特权。   与许多同时代的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一样,穆勒自20世纪20年代起就被优生学深深吸引。当穆勒还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本科学位时,就曾创建生物学学会来探索和支持“积极优生学”。但到了20年代末期,穆勒见证了优生学在美国走向危险的边缘,因此也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热情所在。当时美国优生学档案办公室主要致力于种族净化,并把清除移民、“异端”与“缺陷”作为工作重点,而这种露骨的邪恶行径也令他备受打击。那些所谓的优生运动倡导者达文波特、普里迪和贝尔不过是披着伪科学外衣的卑鄙小人。   就在穆勒憧憬着优生学的未来与改变人类基因组可能性的同时,他也在思索高尔顿及其合作者是否在基本概念上犯了错误。与高尔顿和皮尔森相同,穆勒也想要通过遗传学来减轻人类的痛苦。但是与高尔顿的不同之处在于,穆勒开始意识到,只有当社会处于完全平等的状态下时,积极优生学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优生学不可能超越社会平等而实现。社会平等才是开展优生学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社会平等作为保障,那么优生学将不可避免地误入歧途,尽管流浪、贫困、异端、酗酒以及智障等问题只是社会不公的体现,但是它们还是会被当成遗传病来看待。类似卡丽·巴克这样的女性并不是遗传性智障,她们出身贫寒、目不识丁、身患疾病且无力抗争,可还是被扣上遗传缺陷的帽子沦为社会的牺牲品。高尔顿学说认为优生学最终将产生彻底的平等(将弱者转化为强者),然而穆勒却完全否认了这种臆测。他认为,如果不把平等作为前提条件,那么优生学就会沦为强者控制弱者的一种工具。   ※※※   当赫尔曼·穆勒在得克萨斯开展的科研工作如日中天之时,他的个人生活却一落千丈。穆勒的婚姻出现了危机并以离婚告终。作为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蝇室共事的合作伙伴,他与斯特提万特和布里奇斯的竞争令彼此势同水火,而他和摩尔根的泛泛之交也演变成冰冷的敌意。   此外穆勒也因为政治倾向而不胜其扰。他在纽约加入了几个社会主义团体,负责报纸编辑和学生招募,同时还跟小说家与社会活动家西奥多·德莱赛(Theodore Dreiser)过从甚密。在得克萨斯期间,这位遗传领域的学术之星开始秘密编辑一份名为《火花》(The Spark)[模仿列宁创建的《火星报》(Iskra)]的社会主义报纸,对非洲裔美国人公民权、女性投票权、移民受教育权以及工人集体保险等进行了呼吁,虽然按照当时的标准并不算激进,但是这却足以令他的同事与行政当局恼羞成怒。美国联邦调查局针对他的活动展开了调查,报纸则把他称作危险分子、“共产党员”“赤色狂人”“苏维埃支持者”以及怪胎。   穆勒被孤立后十分苦恼,精神状态逐渐变得更加偏执与抑郁,他在某个清晨悄然离开实验室,就连教室里也找不到他的影子。几个小时之后,由研究生组成的搜索队终于在奥斯汀郊外的树林里找到了穆勒。他茫然地在雨中摸索前行,被淋湿的衣服满是皱褶,脸上溅上了污泥,而且小腿还被意外划伤。穆勒之前服下了大量巴比妥类药物想要自杀,没想到只是在树下睡了一觉就没事了。第二天早上,他又惴惴不安地返回了课堂。   尽管穆勒企图自杀的举动没有成功,但这却是他身体每况愈下的先兆。无论是肮脏的科学与丑陋的政治,还是整个自私的社会,穆勒对于美国已经感到厌倦。他想要逃到某个能让科学与社会主义融合发展的地方去,只有完全平等的社会才能够从根本上对基因进行干预。他知道在德国首都柏林,以自由民主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正雄心勃勃地卸下历史的包袱,在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创建崭新的共和国。马克·吐温曾写道,这里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城市”,来自四面八方的科学家、作家、哲学家与知识分子齐聚一堂,他们在努力缔造自由的未来社会。穆勒认为,如果想要发挥遗传学这门现代科学的全部潜能,那么最合适的地方恐怕非柏林莫属。   1932年冬季,穆勒整理好自己的行李,同时还带上了几百只果蝇、上万个玻璃试管、上千个玻璃瓶、一台显微镜与两辆自行车,此外还有一辆1932年产的福特汽车,而他此行的目的地就是位于柏林的凯泽·威廉研究所(Kaiser Wilhelm Institute)。穆勒做梦都没有想到,尽管这座城市见证了遗传学的蓬勃发展,但是也亲历了人类历史上血雨腥风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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