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 8.8分
读书笔记 十分钟浏览《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上)》
过河石子

1965年8月9日,照顾200万人民生计的重担突然落在李光耀肩上,困难重重,前途茫茫,他怎样为新加坡开辟一条生路呢?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怎样盖房子,怎样修理引擎,都有专著教导。但是,还从来没有一本书是教人如何把一群来自中国、印度和东印度群岛等地的移民组成一个国家的。今天,新加坡已成为经济发达、社会稳定和安全的全球化国家,李光耀忆述往事,把毕生治国、发展经济和建设国防的切身体会,浓缩到几百页的回忆录,读者必能从中得到启发。

1、 走自己的路

我从没想到自己在42岁的时候,得负起管理独立的新加坡的重任,照顾200万新加坡人民的生计。1959年我35岁的时候便成为新加坡自治邦的总理。1963年9月,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但是,新加坡和联邦政府在政策上存在着基本的分歧。

突然间,我们在1965年8月9日迫不得已宣布独立。我们奉命脱离马来西亚,走自己的路,前途茫茫,不知道何去何从。

我们眼前困难重重,生存机会非常渺茫。新加坡不是个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人为的。它原是个贸易站,英国把这个贸易站发展成为它全球性的海上帝国的一个枢纽。我们把它继承过来,却没有腹地,就像心脏少了躯体一样。

跟我们最相似的香港当时仍然受英国统治,而且有中国作为腹地,在经济上它几乎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跟资本主义世界非共产党国家进行贸易的中介。思量了这些问题和眼前的有限选择之后,我得出结论,这个位于东南亚的城市岛国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非比寻常。

我睡不安枕。1965年8月9日,我带着惶惑不安的心情启程,走上一条没有路标和茫无目的的道路。

2、 好男要当兵

应付马来西亚要重新控制新加坡的任何计划,最佳的威慑力量就是让它知道,哪怕它能制服新加坡的武装部队,它也得考虑是否有能力镇压善于使用武器和炸药的全体人民。

英国人没提出要像50年代协助马来亚那样协助我们建立一支军队。他们曾经在幕后努力,在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期间为新加坡争取平等的待遇,却引起马来西亚的不悦。如今他们必须应付的马来西亚,不仅是对他们有点不悦而已。他们也必定猜到,提名新加坡加入联合国和共和联邦的马来西亚已打好算盘,有意成为新加坡的军事教官,以确保我们对防务的认识不会胜过他们。

在70年代建立起可靠的防卫力量之前,新加坡的防务不得不依靠驻扎在这里的英军。我们原本希望他们会继续驻留五到十年,在我们建军期间作为我们的后盾,但是英国人却于1968年1月宣布将会撤出新加坡。这个决定迫使我们必须在1971年他们离开之前,建立一支战斗机中队和一支规模虽小,却足以抵挡渗透者的海岸卫队。

以色列人帮助我们策划建立海军,新西兰人训练我们的水兵操作第一艘高速巡逻艇,两年内我们就建立了两支各有三艘船艇的中队。之后,我们进而购买导弹艇。

新加坡幅员小,大大限制了武装部队的发展。随着我们的阵容越来越大,要部署一个旅以及后来的一个师的兵员,我们就必须有海外的训练场地。1975年,我冲破了障碍,蒋经国允许我们的步兵、装甲人员和炮兵到台湾受训。

空军方面,在70年代末期,马科斯总统和美国国防部允准新加坡空军部队,利用克拉克空军基地的美军训练设施。美军在叨年代离开克拉克基地后,我们就把训练地点改到澳大利亚和美国。我们要解决问题,得别出心裁,不能沿用老方法。

3、 英军撤退

1966年10月,我和吴庆瑞在伦敦要求希利卖给新加坡一中队的霍克猎人型战斗机,他摇着手指问我们到底有什么意图。他说英军会照顾我们。离开伦敦的时候,我们消除了疑虑,皇家空军将会留驻新加坡。

我们很需要英国驻军带来的信心。如果他们在我们还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国土时突然撤离,我们恐怕难以生存。他们的留驻给人们带来安全感。没有这种安全感,我们便无法争取到外国的投资,更谈不上输出我们的货品和服务了。争取外国投资是我们能够制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以吸收我们的离校生和防止大批人失业的惟一方法。

1967年4月22日,希利第二次访问新加坡。他表明到70年代末期英国将撤离亚洲大陆。我促请英国设法让人们对本地区的安全保持信心,不应有突如其来的变化。希利表明,撤军决定是基于经济的考虑,不是基于军事,因怕不大可能改变。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英国的财政问题。人们担心英国会被卷人“越南式”的战争,越南的流血把英国人民吓坏了。

我们深信自己有能力在70年代中期解决新加坡地面对的问题。我还能要求什么呢?

4、 绝处求生

我们的生存原则很简单,只有一个:新加坡必须比本区域其他国家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有效率。新加坡的条件再好。如果没有办法超越邻国,外国商家还是没有理由以这里为基地的。换句话说,尽管我们缺乏国内市场和天然资源,我们一定要提供条件让投资者能在新加坡成功营业,有利可囹。

我们从1959年第一次执政以来,便尽力解决失业问题。经过几年的努力,我的内阁同僚们都知道,要生存的惟一的办法是推行工业化。新加坡的转口贸易已经到达顶限,往后会进一步式微。印尼仍然跟我们对抗,马来西亚决意避开新加坡。我们想方设法,愿意尝试任何切实可行的点子,只要能制造就业机会,我们不必负债过日子就行。一位饮料制造商向我建议推动旅游业。这种行业属于劳工密集型,需要厨师、女佣、侍应生、洗衣工人、干洗工人、导游、司机和制造纪念品的手工艺人,最理想的是发展这个行业所需的资金很少。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个行业倒制造了不少的就业机会,给许多空空如也的口袋带来一些收人。它固然使失业人数减少,却无法彻底解决问题。

我们集中精力,设法招商到这里设立工厂。尽管新加坡只有200万人口,国内市场很小,我们却保护本地装配的汽车、冰箱、冷气机、收音机、电视机和录音机,希望日后这些产品当中有部分会在本地制造。我们鼓励本国商家开设小型工厂,制造植物油、化妆品、蚊香、发膏、金银纸,甚至是樟脑丸!我们也吸引了香港和台湾的投资者,到这里来开设玩具厂、纺织厂和制衣厂。

经过几年令人泄气的反复摸索,我们断定新加坡应该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跨国企业身上。60初年代台湾人和香港人到新加坡设厂,带来了低科技工业,如纺织厂和玩具厂等等,它们属于劳工密集的工厂,但是规模不大。美国跨国公司到这里来设立的是高科技的工厂,规模大,能制造许多就业机会。它们够分量,有信心,相信美国政府会继续留在东南亚,它们的资产有所保障,不怕被人没收或蒙受战争的损失。

我的第二步策略是,在处于第三世界地区的新加坡创造第一世界的绿洲。以色列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它和周边国家处于交战状态。如果能在公共安全、个人安全、保健、教育、电信、交通和服务方面达到第一世界的水准,新加坡就会成为那些在本区域有商业关系的企业家、工程师、经理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士的基地。因此,我们必须培训人民,使他们有能力提供具有第一世界水准的服务。我相信我们办得到。利用学校、工会、民众联络所和社区组织,我们可以重新教育新加坡人民,使他们改变想法和习惯。

我们的生存原则很简单,只有一个:新加坡必须比本区域其他国家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有效率。新加坡的条件再好,如果没有办法超越邻国,外国商家还是没有理由以这里为基地的。换句话说,尽管我们缺乏国内市场和天然资源,我们一定要提供条件让投资者能在新加坡成功营业,有利可图。

1997年,新加坡有将近200家美国制造公司,投资账面价值逾190亿新元,在所有外来投资国当中高居榜首。不但如此,他们还经常提升本身的科技和产品,单位劳工成本因此降低,这使他们有能力支付较高的工资而不至于丧失竞争力。

1985年普拉扎条约推高日元对其他强国货币的汇率,日本于是把中等科技工厂迁移到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把基础科技工厂转移到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当他们发现在这些亚洲国家投资的回报比在欧美来得高时,东亚便成了他们的主要投资地点。进入叨年代中期,他们已经成为东亚制造业的最大投资者。

5、 金融中心的故事

1965年新马刚分家的时候,任何人预测新加坡日后会发展成为一个金融中心,一定被当成疯子。

故事要从1968年说起,那是一个最奇异的开始。温斯敏博士在口述历史档案中忆述同友人的通话内容,对方是美国银行新加坡分行的副总裁,他当时人在伦敦。

温斯敏说:“听我说,范伊厄宁先生,我们(新加坡)要在十年内成为东南亚的金融中心。”范伊厄宁回答:“好,你来伦敦,五年内就能把它发展起来。”温斯敏立刻启程到伦敦。在那里,范伊厄宁把他带到一间会议室,来到一个巨型地球仪的面前对他说:“你看这里,整个金融世界的活动,由苏黎世开始。苏黎世银行上午九点正开市,接着是法兰克福,然后是伦敦。到了下午,苏黎世先闭市,随后是法兰克福和伦敦接着闭市。这个时候轮到纽约开市了,金融交易活动于是由伦敦转到纽约。纽约下午闭市时,金融交易又转到旧金山。直到旧金山下午闭市,整个金融世界就仿佛落了幕,无声无息待第二天瑞士时间九点正瑞士银行开市后,它才又活跃起来。如果把新加坡置于二者之间,新加坡就会在旧金山闭市之前接手到自己闭市时就把金融交易活动转交苏黎世。这将是开天辟地以来,银行和金融活动第一次全天候不间断地在运作。”

范伊厄宁在温斯敏的要求下,针对上述课题做了一份报告,提交给当时的经济发展局主席韩瑞生。韩瑞生也是温斯敏和我之间的特别联络人。韩瑞生来见我,向我建议解除新加坡同非英镑区国家和地区之间所有货币交易的一切外汇限制的措施。

一开始,新加坡小规模地发展岸外亚元市场,相当于欧元市场;我们称之为“亚元市场”。当初它是银行之间在新加坡进行交易的市场,向海外银行筹集外币基金,以供本区域银行借贷,反之亦然。后来进一步进行外汇和外币标价证券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也从事财团贷款、债券发行和基金管理等活动。1997年,亚元市场总额超过5000亿美元,规模几乎等于新加坡国内银行市场的三倍。取得那么惊人的增长,是因为它满足了市场的需求。随着贸易和投资活动推向全球,涵盖亚洲,新加坡作为主要枢纽之一,它在国际间的金融交易量正节节上升。

进入90年代,新加坡已成为全球规模较大的金融中心之一,外汇市场名列世界第四,仅次于伦敦和纽约,稍微落后于东京。新加坡在80年代中期以后取得的成果,促使本区域其他国家,竞相朝向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努力,有些甚至实施比新加坡还优厚的税务奖励措施。新加坡金融中心的根基,建立在法治和司法独立,以及政府稳定、称职而清廉的基础上。我们执行稳妥的宏观经济政策,几乎年年都有预算结余。

6、 工会脱胎换骨

1968年初,我在职总代表大会上说服与会代表们相信,对新加坡的生存来说,劳资关系比加薪更重要。我们必须联手改善劳工运动,废除束缚手脚的惯例,制止滥用附加福利……我追述了英国码头在工潮中陷入瘫痪,平白浪费了几年的时间,并导致1967年英镑贬值的事件,借此发出警告:“要是我们的港口发生这种事情,我会宣布那是犯了最严重的叛国罪……”

7、 我们不搞施舍

反对党和西方媒体总是不断地批评和攻击我……他们抨击政府推行冷酷无倩的政策,不愿意补贴消费。在选举期间,要应付反对党提出的福利诱惑是非常困难的。60年代和70年代,欧洲福利国家的失败还不是不言自明的,它的害处需要两代人的时间才会显现……幸而我在历届选举中顶得住这些批评。直到80年代,西方媒体才承认福利社会的失败。我们信奉社会主义,相信人人平等。后来我们意识到要使一个经济体有效率,个人的积极性和回报不可少。然而人的能力本来就有大小,如果完全让市场来评估一个人的表现并决定报酬,大赢家将会非常少,中等赢家占多数,失败者也会相当多。人们觉得社会不公,局势难免紧张。

在诸如教育、住房和公共卫生等方面提供津贴,从而提高人民谋生能力的政策显然是必要的。可是,要为个人保健护理、养老金或退休优惠寻找正确无误的解决方案谈何容易。决定每一件事情,我们都采取务实的态度,考虑到可能会出现的滥用和浪费。

要是我们通过提高税率,重新分配做过了头,表现卓越者将停止发奋图强。我们的困难在于如何求取准确的平衡。

我早就在想,如何建立每个公民跟国家以及国家前途之间的利害关系。我要建设一个居者有其屋的社会。人们购买住房和租赁组屋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对比。屋主为能购买住房而感到自豪,而政府津贴的廉价租赁组屋则被严重滥用,维修也差。

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医疗保健。当工党政府在1947年推行国民保健服务时,我刚好在英国留学。他们相信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应该享有最好的医疗服务。这样的计划虽然合乎理想却不切实际,而且导致成本直线上升。英国的国民保健服务以失败告终。美国式的保健保险计划保费高,而且很昂贵,因为所有既浪费又奢侈的为诊断而进行的化验的费用,都由保险支付。我们必须找出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的理想和人类的实际行为是互相抵触的,在新加坡肯定如此。

我们还得解决一个普遍性的问题,那就是当一个工人年纪老到不能工作时,可以得到什么样的退休优惠或养老金。欧洲和美国的做法是,由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发养老金。我们则决定每个工人都应通过公积金积累储蓄,应付老年所需。

我们选择通过让资产增值来重新分配财富,而不是津贴消费。那些参加自由市场的马拉松赛跑而并未胜出的人,也会因为已经在人生的长跑中尽了力,参加竞争而获得有价值的奖品。他们要增加消费或花钱的话,可以卖掉一些资产。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很少人把自己的资产消耗掉。他们都保住甚至扩充他们的资产,只花费来自资产的收人。他们未雨绸缪,要保住资产,将来留给子孙。

眼看英国和瑞典的福利制度使成本不断上升,我们下定决心避免推行这种消耗国家元气的制度。我们注意到70年代在很多由政府履行家长基本职责的先进社会里,人民追求成就和成功的干劲都被削弱了。福利制度也破坏了人民的自立本能,人们不需要为了家计而工作。施舍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因此人们的进取心和生产力都在不断下滑。人们缴税缴得太多,因而失去了争取成就的干劲,进而依赖国家照顾他们的基本需要。

10、一种共同语

反对以英语作为全民共同语言的声浪持久不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自己跟他们一样热切渴望保因华文教育的精髓……然而问题的症结是,在这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社会里,英语是推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不过,看来它的确造成我们的学生文化失调,使他们变得冷漠。我和芝都出身英校。在英国深造期间,我们遇上了一些中国留学生,开始意识到自己文化失落的程度,几乎就跟来自加勒比海国家的华族学生一样。以次母语受教育,又没有全盘接受不属于自己文化的价值观,使我们若有所失。我个人感觉到,自己跟讲方言和华语的华族群众有隔阂。课本和教师所讲述的世界,同我生活的现实世界完全扯不上关系。同其他数以百计的莱佛士学院毕业生一样,我们没有学到本身的亚洲文化,又不属于英国文化,结果迷失在两种文化之间。

我们的做法是维持原状,让四种官方语言――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和英语共存。

对我们的子女来说,要兼通英语和母语(马来语、华语或泰米尔语)是吃力的事。这三种母语跟英语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如果只通晓自己的母语,新加坡就无法生存。只懂英语的后果则是倒退,我们会丧失自己的文化认同感,失去那份内心的自信――是这种自信,让我们明确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定位。无论如何,我们也绝对没办法说服国人舍弃母语。

因此,推行双语政策是前进的最佳策略――尽管有人批评这种政策导致新加坡人民两种语言都不到岸。以英语为工作语言使新加坡的不同种族避免了因语言问题引起的冲突。掌握英语也使我们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因为英语已经成为国际商业。

11、铁腕护廉洁

开始的时候秉着高尚的情操,抱着强烈的信念和取缔贪污的决心不难。但是,除非身为领袖者够坚强,能铁面无私,坚决对付一切违法乱纪的人,否则要做到事如所愿,可没那么容易。我们必须全力支持贪污调查局的官员执行任务,无私无畏。

在1959年5月大选之前,我们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突出了我们反对贪污的立场。

我们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要建立廉洁有效的政府。1959年6月,在市政厅大厦会议室宣誓就职的时候,我们一律穿白色的衬衫和白色的长裤,象征个人行为纯洁廉明,担任公职也一样。

从1959年6月执政第一天起,我们就确保税收的每一块钱怎么花都要有适当的交代,到达基层受益人手上的时候,一块钱照旧是一块钱,中途没被抽掉一部分。

诚实政府的先决条件作为一个诚实的民选政府的先决条件之一是,要赢得选举,不需要大笔金钱。如果候选人需要花大笔钱才能当选,贪污的循环必然会开始。亚洲许多国家的祸根是,选举的费用很高。胜利者在花了一大笔钱竞选而当选之后,必须收回本钱,同时积累资金以供来届选举之用。这种恶性循环就这样周而复始。

12、城在花园中

独立后,我千方百计要找出引人注目的办法,以向世人显示新加坡跟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不一样。最后,我选定了一个使新加坡成为清洁又葱翠的城市的计划。我的策略之一是使新加坡成为东南亚的绿洲,达到第一世界的水平,使来自发达国家的商人和旅客,把这里当成是到本地区进行商业和旅游活动的基地。改善有形的基础设施要比改变人民的习性容易。他们原本住棚屋,要方便不是在地上挖个洞,就是到放在屋外厕所的木桶去解决。如今搬进装置了现代卫生设备的高楼,他们的习惯却没有改变。我们设法使人民改变乱丢垃圾、喧哗吵闹、粗野无礼等坏习惯,并使他们懂得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讲究礼貌。

大自然并不钟爱新加坡。在新加坡生长的青草,不能像在新西兰或爱尔兰的那么青翠茂盛。应我的要求,1978年,一位澳大利亚植物专家和一位新西兰土壤专家,前来研究新加坡的土壤后提呈报告。我读后兴致勃勃,决定召见他们。他们告诉我,新加坡是赤道雨林地带的一部分,一年到头阳光强烈,雨水很多。树木被砍伐之后,大雨把土壤表层冲走,也把养分冲掉。草要长得青翠茂盛,非得经常施肥不可,最好是用不容易被冲走的混合肥料,外加石灰,因为新加坡的土壤酸性太强。管理人员根据这个意见在总统府的草地上进行试验,草果然碧绿起来。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处理所有学校的操场和其他体育场,结果是蔫黄的草坪和足球门柱旁一块块寸草不生的泥地都变成翠绿一片。整个城市逐渐绿化。

13、政府和媒体

如果我们不站起来回应外国媒体的抨击,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记者和学者们,便会相信自己的领袖不敢辩驳或辩不过人家而不再尊敬我们……我们必须想办法确保新加坡政府的声音不会在众说纷纭中被淹没。新加坡人一定要知道政府在大事上的正式立场,这是很重要的。

我说,我不接受报刊东主具有可以为所欲为,想登什么就登什么的权利。报刊东主和属下的记者不像新加坡的部长,他们不是人民投选出来的。我在会上总结说:“报刊自由和新闻媒体的自由必须服从新加坡的首要需求,也须服从民选政府的首要职责。”由始至终我都坚定有礼地一一回答那些蓄意挑衅的发问。

后记

过去50年政治动荡剧变,期间我就唱过四首国歌:英国的《天佑吾王》、日本的《君之代》、马来西亚的《我的国家》,最后是《前进吧,新加坡》。外国军队来来去去,包括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印度人,还有带着台湾人和朝鲜族辅助部队的日本人。战后,英国人回到新加坡,同叛乱的共产党人斗争。之后新加坡独立了。

如果我和我的同僚在1954年11月成立人民行动党的时候,早料到将面对许多风险,我们还会不会继续上路?要是我们知道前方的路途是如此崎岖不平,困难重重,我们就不会在50年代怀着满腔热忱和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踏入政坛。

新加坡会有怎样的前途?城市国家的生存记录一向都不怎么好。希腊城邦国家已经不存在,它们大多并未消失,而是被腹地吸纳成为更大的实体。雅典城邦也不见了,但是雅典城市作为希腊的一部分仍然存在,帕台农神庙则是过去雅典人成就的见证。其他大国的好些城市都遭到洗劫和破坏,它们的人民不是被灭绝就是被驱散,不过由于国家继续存在,新的市民把城市重建起来并且在那里生活。新加坡这个独立的城市国家是否会消失?新加坡岛本身不会。可是,作为能走自己的路,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的主权国却可能会消失。

亚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有赖于美国、日本和中国三角关系的稳定。中日两国有地缘政治上的利益冲突,它们之间的关系一直为日本侵占过中国的历史所影响。日本人同美国人之间有较多的共同利益。美国跟日本之间以及它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如果能取得平衡,将为东亚其他国家的关系设定一个整体架构。要是整体能有个平衡,本区域的前景将会很不错,新加坡也能继续对这个世界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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