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1949-中国命运的决战-中国近代通史-第十卷 8.4分
读书笔记 第3章 战后社会的动荡与纷扰
Mr-鱼鹰

sec1 怨声四起之接收与复员 国民党由于并无充分准备,结果导致战后在复员与接收问题上弊端百出,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使国民党因抗战胜利而得之不易的威望和信誉迅速由高峰降至低谷,并直接影响到其执政的稳定性; 一、战后接收中的混乱、贪腐 1.日伪产业的接收 (1)多头接收的混乱 1945年9月5日,陆军总部成立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但该机构只是“幕僚性质之机构”,各战区的接收基本上是各自负责,各行其是; 各级接收官员因为缺乏强有力的约束,难免贪赃枉法,接收中普遍存在的混乱与贪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不满与批评,也不能不引起最高当局的关注,从而将统一接收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2)行政院统一接收 9月下旬,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开始部署由行政院统一主管全国的接收工作; 10月下旬,正式成立了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11月23日,行政院公布《收复区敌伪产业处理办法》,明文规定以接收委员会为中心,在重要区域设立敌伪产业处理局,办理相关事宜,此后多头接收的混乱状况有所改变; 因各地的敌伪产业先前已被层层接收,各个有实权的军政机关以种种借口,对其接收的产业拒不交还,处理局亦无可奈何; 接收告一段落后,1946年7月撤销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其后由中央信托局负责敌伪产业处理未尽事宜; (3)接收日伪产业的巨额价值 因接收时期的混乱,兼以内战影响,接受产业数量、价值很难确切统计,但总的来说高达数亿美元; 几亿美元的接收数额实为国民党当政以来一次性获取的最大一笔财富,为国民党扩大由其掌控的国营工矿企业奠定了基础; 2.接收过程中的贪腐 (1)接收官员个人贪腐 收复区城市,尤其是沪、平、宁、津、穗(广州)、汉这样的大城市,经济和生活水平仍较西南后方为高; 战后接收的官员,在经历了后方八年的艰苦生活后,一到收复区,便为各色世界所迷,滥用权力,牟取私利; (2)政府标卖接收产业 政府对接收产业的标卖,售出时多低于市价,并由指定商家竞标,给了官员上下其手、收受贿赂的机会,实际上也是变相将日伪产业化公为私的一种方式; (3)合法所有者归还产业要求被拒 不少日伪产业是强占中国人民的私人财产而形成的,胜利后本应归还其合法所有者,接收官员却以“敌产”、“逆产”为名查封,据为己有,无视其合法所有者归还产业的要求; (4)法币与伪币兑换的不合理 战后接收中最为恶劣、最为收复区民众反感的政策,是有关法币与伪币兑换率的规定; 起初政府只规定一律使用法币,而未规定法币与伪币兑换比例,接收官员趁机压低伪币价值,大发其财; 后政府统一规定了法币与伪币兑换率,远远高于法币的实际购买力,法币在后方本已不值钱,政府几乎是公开地以合法手段掠夺收复区的财富,接收官员也趁机大发横财; 3.国民党当局政治贪腐及其失败 接受中的大量贪污腐败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批评,不能不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 (1)蒋严令禁止收效甚微 蒋介石致电各地军政长官,要求严厉取缔接收中的贪腐行为; 因接收中的贪腐行为波及面甚广,在官官相护之下,并未得到有效的遏止; (2)清查团工作效果有限 1946年6月,由国民政府出面,联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国民参政会,共同组织接收清查团,分赴各地清茶接收工作; 各地方官员以种种借口设置障碍,使清查工作很难深入; 4.国民党的腐败与声望一落千丈 (1)国民党各级官员腐败 自1927年以后,国民党长期实行一党训政,在缺乏外界有力监督的情况下,各级官员的奋斗之心日薄,贪腐之风日长; (2)国民党声望由高峰跌至低谷 国民党不为军事失利所馁,不为日伪诱惑所动,坚持抗战并终至胜利,使其在民众中的声望一度达到了执政以来的最高峰; 由于接收期间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实际,加上舆论报道的渲染,国民党在民众中的声望很快由高峰而至低谷;“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二、战后复员工作及对日伪的处理 1.战后复员工作 (1)复员工作的混乱 战时迁往后方的国民党各机关、各事业单位、教育文化机构、工矿企业等,在战后也准备复员,回到迁出地; 由于复员准备工作不够充分,实际复员工作是在没有详细计划的状况下进行的,因交通工具的制约和指挥管理的混乱,复员工作的进行并不顺利; (2)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1946年2月21日,行政院发出《中央党政机关还都办法》,4月底国民政府各院、部的还都工作基本完成,开始在南京恢复办公; 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大典在南京隆重举行,蒋介石在大会演说中重提礼义廉耻之口号; 2.对日本的处理工作 (1)遣返日俘、日侨 由于蒋介石提出的“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国民政府对于在华日俘和日侨都采取了较为宽大的政策,由中方负责将其集中后,美方安排船只运送回国; 自1945年11月至1946年底,共遣返日本军人123万人、日侨175万人; (2)审判日本战犯 1945年11月6日,国民政府组织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负责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处理工作; 国民政府同样对日本战犯的处理较为宽大,以“对日应高瞻远瞩,处理战犯宜从大处着眼,不必计较小节”为原则; 3.对汉奸、伪军的处理 (1)对汉奸的处理 因为国民党需要利用汉奸稳定收复区局势,配合接收,因此最初并未有所动作; 直到在南京受降后,国民党迫于舆论的强烈反应,才开始逮捕及审判汉奸的法律程序,11月23日国民政府公布《处理汉奸案件条例》; 12月6日,国民政府重行公布《惩治汉奸条例》,至1947年10月,共判处汉奸死刑369人,无期徒刑979人,有期徒刑13570人; 对周佛海、丁默顿的处理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因其为国民党顺利接收南京、上海有功,有各方为其说项,最终周佛海免于死刑,丁默顿仍被执死刑; (2)对伪军的处理 国民党为应对反共内战的需要,对伪军自始之处理方针即为“视其对国军协助与贡献之成绩,本宽大之旨分别处理之”; 在华北,国民党因面临中共直接威胁,且自身兵力不足,运兵受阻,伪军因而较多地以原编制保留运用; 南方的伪军,因为国民党尚无须急切利用,因此多被解散,以其士兵拨补国民党军各部队; sec2 此起彼伏的学潮 抗战后期起,由于国民政府在政治、军事方面的种种失误,社会各界对其已有所批评,胜利后国民党一度迫于舆论压力放松了言论管制,使批评的广度和深度均在扩大,社会矛盾有所激化,突出表现就是战后遍及各大城市的学潮; 一、收复区学生“反甄审”运动与国共双方争夺学生 1.收复区学生“反甄审”运动 (1)国民党的“甄审”政策 1945年9月,教育部公布《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学生甄审办法》,规定凡敌伪所办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一律需经过甄审合格后,才能承认其学历,敌伪政治性学校及赴敌国留学者不予登记; (2)“反甄审”运动 国民党的“甄审”政策一出,立即引来收复区各学校学生的强烈不难,以北平的原北京大学和南京的原中央大学学生为中心,发起了“反甄审”运动,他们向社会呼吁,将“汉奸”概念扩大化,比附为不能不求学谋生的学生,是不妥当的; 收复区学生“反甄审”运动遍及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武汉、广州、青岛等原沦陷区各大城市,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 (3)各方的强烈反对 抗战胜利后,后方学生运动暂时沉寂,国民党的“甄审”为中共地下党发动学生运动提供了突破口,他们以“解放区学校联合会”的名义发布传单,呼吁反对不合理的措置; 国民党的情报系统也对“甄审”合理性表示怀疑,认为此举只会使对手在学生中更好地争取领导地位; (4)国民政府取消“甄审” 鉴于各方的强烈反对,1946年1月,教育部先后公布了修订后的《收复区专科以上毕业生甄审办法》和《收复区中等学校员生甄审办法》,取消了甄审集中考试; 2.国共两党对学生的争夺 各级学校,尤其是各大学,其学生一向是国共两党争夺的重点对象; (1)抗战期间双方的手段 国民党,在后方各大学校逐渐强化“党化”教育,并以训导处和三青团为主干力量,和中共争夺学生; 中共则以严密的地下组织为主干,加强学生工作,提出一整套切中学生思想脉络的政策方针,尤其注重以国民党的贪污腐败、专制独裁为事例,开展对学生的宣传,颇具成效; (2)战后学运双方的较量 在战后学运进程中,国民党除了以苏联在东北延不撤军为借口,以“爱国”为口号,在1946年2月下旬操纵重庆和全国各校学生举行的反苏反共游行方面占了上风外; 其余大部分时间里的学生运动,都是在中共领导下,以国民党为反动对象,而且学运规模越来越大,波及面越来越广,对国民党统治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严重; (3)国共战后宣传战 谁是内战的责任者,成为国共双方宣传战的重点之一,而中共因其组织和宣传的有效配合,在这方面占据着明显的优势; 3.昆明“一二.一”惨案学潮 (1)发生 1945年11月底,在中共云南地下党策动下,昆明各大学学生自治会组织多次时事演讲会,反对内战,对国民党有所批评,招致云南军政当局派出军警干扰; 各校相继罢课,云南军政当局态度强硬,于12月1日闯入学校对学生大打出手,甚或投掷手榴弹,致使西南联大学生4人身亡,数十人受伤,引起举国震动,招致社会各界舆论的强烈抗议; (2)意义 昆明“一二.一”惨案引发的学潮,是战后首次政治性学潮,给了中共在学运相对沉寂情况下发动学生之机会; 中共以收复区学生“反甄审”运动和后方学生反内战运动相配合,基本恢复了其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势头,国民党则以内战责任者的负面形象广受批评; 4.反苏学潮 (1)背景 中国民众和舆论对苏联利用东北之机拆毁机器设备、拖延撤军、要求经济合作、军纪废弛等种种行为颇为不满; 1946年2月,《雅尔塔协定》正式公布,引起中国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强烈批评,国民党反共强硬派决定利用此情绪,挑起反苏运动,并企图将运动引向反共方面; (2)重庆大中学校反苏游行 2月22日,重庆各大中学校学生及教职员工两万多人举行“重庆市各校学生爱国运动游行大会”,要求苏军立即撤出东北,苏联应切实履行中苏条约,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反对“割据东北”,质问中共对东北的政策,并将矛头也指向中共; (3)评价 一方面表现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之心态与情绪,应予肯定; 另一方面,国民党对此次学生游行之利用亦为事实,这也是国民党少有的对学生运动较为成功的运用; 5.中共学生运动的胜利 (1)原因 一方面,苏军撤出东北后,国人的注意力集中到更为紧迫的如何解决内战问题上来; 另一方面,中共在各大中学校有相当完整的地下组织; (2)中共主导学生运动 1946年2月受国民党利用的学生运动成为昙花一现; 此后的学生运动,基本上是由中共主导的反对国民党的政治运动,并成为中共在与国民党武装斗争之外开辟的城市斗争的第二条战线; 二、反美学潮与反饥饿反内战学潮 1.反美学潮 (1)“沈崇案” 美军在战后大规模登陆中国沿海地区,不少美军士兵以胜利者的姿态自居,离开军营后缺乏自律,经常惹是生非,社会舆论要求美军尽早撤出中国的呼声时有出现; 1946年12月,北平“沈崇案”发生,使民众和舆论对美军士兵的不满情绪爆发出来; 由于此事发生在文化古都的北京,女学生又出身于北京大学,事件具有了非常的象征意义,成为美国强权凌辱弱势中国的表征; (2)反美学潮爆发 “沈崇案”后,北京大学学生立即发动全校规模的抗议行动,并在抗议美军暴行大会上发表《告全国同胞书》; 北平“沈崇案”和北大学生的抗议行动,很快即通过传媒报道而为全国所知,由此引发了全国规模的抗议美军暴行的学潮,学生运动迅速由北平而蔓延到全国各地; 学生们的抗议行动得到了各校教授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要求美军撤出中国成为社会各界的一致呼声; (3)国民党的控制 国民党的对策是,尽量控制反美学潮的规模,将其约束在就美兵个人行为而抗议的层面,防止提出其他反美的政治诉求,企图约束学潮的政治方向,极力避免其扩大化和政治化; 虽然反美学潮随着学生放寒假和美军士兵被处理而渐趋沉寂,但学生中涌动的反美反政府情绪不容忽视; (4)中共的全面支持 中共对反美学潮是全面支持,并在相当程度上通过其地下组织发起和领导学潮; 此后,中共加强了在各大中城市尤其是大中学校的地下组织和宣传工作,以推动学运的继续高涨; 2.1947年5月反饥饿反内战学潮 (1)经济危机的爆发 1947年5月学潮动因源于经济危机; 1947年2月,上海爆发黄金风潮,导致物价急剧上涨,4月下旬开始物价再度急剧上涨,大米的价格上涨更为惊人,引发抢米风潮; 物价高涨使得公费制下的大学生们也受到了饥饿的威胁,对生活水平下降的感受使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有了共同点; (2)学潮的爆发 进入1947年5月,各大校园便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学生们酝酿以请愿方式向政府提出改善生活的请求,5月13日,南京中央大学学生派代表集体向政府请愿,要求增加副食费; 对于捉襟见肘的政府财政来说,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加之出面接待的国民党官员态度生硬,敷衍了事,学生的情绪从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引向反内战的政治化、激进化方向; 中央大学的学生决定无限期罢课,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各地学生的支持,学潮日渐扩大化; (3)国民党的处理 此次学潮发展之快、涉及之广、势头之猛,出乎国民党的意料; 他们一方面极力企图控制学潮的发生和扩大,另一方面又无法满足学生的要求,只能沿用一贯的高压政策,反而激化了矛盾,使学潮越发扩大和激烈; (4)示威游行与“五二零”惨案 5月20日,南京各大高校学生在南京举行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示威游行,并提出“反对内战”、“遵循政协路线”等政治性口号; 是日,国民党派出大批军警宪特上街,与学生发生冲突,致数十名学生受伤,酿成“五二零”流血惨案; 同一天,全国一些大城市均发生了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示威游行; 此次学潮越出了当初为解决生活困难问题而引起的经济层面,而定位于反内战求和平的政治层面,发展成为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政治性运动; (5)中共的组织、发动、领导 1947年5月学潮的发生与扩大,与中共有计划、强有力的组织、发动和领导工作是分不开的; 中共以经济斗争发动学生,以大多数民众都可以接受的“反饥饿、求生存”口号为诉求,进而将学潮推向社会,提出“反内战”的政治性口号; 5月30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亲笔撰写的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提出“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 (6)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学潮首先得到了各大学教职员工的支持; 社会各界广泛支持和同情,学生们的要求实际代表并传达了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呼声; 学潮发生后,各传媒均予以大幅报道,其中不少传媒的立场站在同情学生的方面; (7)国民党政策的转变 学潮使国民党统治的稳定性受到很大影响,为了维持其统治,蒋介石对学潮态度强硬,高压政策的结果却使学潮更为激烈; 国民党内部也出现了对学潮处理方式的不同意见,尤其是处于应对学潮第一线的国民党官员,感同身受,对于形势的认识和国民党中央有一定差别; 李宗仁等地方大员的建议,促使国民党从一味高压转为软硬兼施、分化瓦解; (8)学潮渐趋低落 5月23日,国民政府通过《追加公费学生膳费》和《调整文武职人员待遇》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学生和公教人员提高生活待遇的要求; 在国民党政府软硬兼施下,进入6月后学潮渐趋低落; (9)学潮的意义 此次学潮之兴起及其得到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广泛支持,表明国民党在城市的统治基础已大为动摇;

sec3 中间势力的活跃与分化 一、战后中间势力的活跃 1.中间党派活动空前活跃 (1)原因 政协召开前,国民党为了改善自己在国内外的形象,争取社会各界和美国的支持,一度放松了政治管制,言论较为自由,组党在相当程度上也不再违法; (2)表现 出现了一百余个大大小小的党派,使战后的中国成为继民国初年之后出现的第二个党派活动的活跃时期; (3)中间党派 这些党派政治地位大体处于国共两党之间,因此当时被称为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面,也即习惯所称的中间势力或中间党派; 2.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同盟是中间势力在政治上最重要的代表性力量; (1)主张 着重在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训政,开放政权,实行民主政治; (2)定位 民盟自称是“一个具有独立性与中立性的民主大集团”; (3)内部关系演变 民盟最初是由所谓三党三派组成的,三党指青年党、国社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三派为救国会、职教派、乡建派; 抗战胜利后,青年党倾向于和国民党合作,民盟不少领导人倾向于和中共合作,内部政治立场出现分歧,1945年底青年党退出民盟独立活动,直到民社党因参加制宪国大而退盟,导致民盟又一次分裂后,民盟的内部关系才得以比较为稳定; 3.战后出现的中间党派 与民盟政治主张相似的中间党派主要有 (1)中国民主建国会 以迁川工厂联合会为中心的部分工商界人士和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中心的部分文教界人士组成,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成立; (2)中国民主促进会 以上海文教界人士和部分工商界人士组成,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 (3)九三学社 由部分文教科学界人士发起组成,1946年5月4日在重庆成立,主张发扬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的精神; (4)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由国民党内民主派组成,1948年1月合并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张改造国民党,恢复其革命精神; 4.青年党与民社党 一些战前旧有的政党,主要是青年党和民社党,战后的活动一度亦较为活跃; (1)青年党 成立于1923年,是除了国共两党之外,历史最长、组织较为健全、党员人数也较多的一个政党,自称是国共之外中国第三大党; 青年党中央领导层长期奉曾琦、李璜、左舜生为三巨头,1945年底退出民盟并极力与民盟争夺中间势力代言人的角色,其后逐渐向国民党倾斜; (2)民社党 1946年8月,国社党和民宪党合并,成立民主社会党; 民社党主张实行民主社会主义,也就是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相结合,实行英美式的政治民主和苏俄式的经济平等; 民社党的领导核心实为张君劢,在蒋介石内外交加的极力拉拢下,民社党最终选择支持国民党; 5.中间势力的发展及局限 (1)社会基础——中间阶层 国共两党代表着不同的阶级、阶层,在它们之间,客观上存在着第三方面,即中间阶层或中间势力,他们是中间党派的社会基础; 中间派理论家施复亮认为,中间阶层占着全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是中国的中间阶层; (2)主张 要求在政治上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在思想上采取自由主义,在行动上追求和平改良,同时用民主的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 (3)认识的局限 他们对西式制度,尤其是苏式制度的本质及其优劣的理解实在非常肤浅,以为实行了西式民主加苏式计划经济,就可以实现政治民主和经济平等; 这种在中间势力及其党派中颇为流行的空想,注定了他们对世界大势尤其是中国国情认识之隔膜,也就不可能有自己独立发展的空间; (4)实践的局限 中间势力的政治结合在实际上受到强大的阻碍,无法得到自由发展的空间; 因为他们的在野党特性而未能进入实践过程,也无法获得下层民众的认可,由于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是缺乏基层组织,很难影响政局的发展; 中间党派多为匆匆成立,缺乏政治斗争的训练,格于实际环境,只能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并受制于国共两党的斗争; 二、中间势力的分化 随着大规模内战的爆发,在国共两党截然对立之下,中间势力也无法再保持中立,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也在不断分化和变化; 1.青年党与民盟的偏向 (1)青年党偏向国民党 政协之后,青年党即与中共拉开距离,其后参加制宪国大和政府,成为国民党的政治盟友; 民社党后也成为国民党的政治盟友; (2)民盟偏向中共 作为一个整体,民盟与中共日渐接近,并在诸多问题上与中共保持一致立场,反对国民党,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拒绝参加制宪国大; 民盟偏向中共,既有民盟自身青年党和民社党退出后构成发生变化的因素,也有中共对民盟做了大量争取工作的因素,也有国民党对民盟打击迫害的因素; 2.“李闻案” (1)李、闻被刺身亡 1946年7月11日晚,战前即以“七君子”而闻名的民主人士李公朴,在看完夜场电影的回家途中遇刺身亡; 7月15日,李公朴追悼会结束后,闻一多在回家路上以身殉言,倒在了暗杀者的枪口之下; 随后,民盟负责人潘光旦、费孝通、张奚若、楚图南等不得不避走美国领事馆,民盟刊物《民主周刊》等亦被查禁; (2)“李闻案”的影响 “李闻案”案发当时,正值国共和谈停顿,国共全面内战爆发,而李、闻一直大声疾呼反对内战,因而李、闻的遇刺引来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强烈反应; 国民党并无实际政治利益之可得,相反却导致其公众形象的进一步下降,并失去城市中产阶层、中间势力的支持; 在社会各界及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应下,蒋介石不能不表示对此案必切实查究,并重申负责保护人民之生命与自由; 3.民盟的左转 (1)原因 国民党不断打击民盟而中共努力争取民盟的客观现实,迫使民盟只能向左转; (2)民盟左转 民盟拒绝参加制宪大会,1947年1月,民盟主席张澜在民盟一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对国民党有直率的批评,全会通过了民盟反对国民党的“政治主张”; sec4 国民党一党制宪之纷争 一、国共国大之争与第三方面的分裂 1.国民党召开国大的背景 (1)国民党“训政”统治的危机 自1927年国民党建立其统治后,在“训政”理论架构下制定的“约法”始终是国民党赖以维持其一党统治的法理基础; 国民党的“训政”自抗战中后期起已广受社会各界和舆论的批评,越来越难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要求民主宪政的呼声日益高涨; 国民党在战后继续维持其一党“训政”统治已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 (2)以“宪政”树立法理根基 国民党战后重新筹备召开搁置已久的制宪国民大会,企图在其主导下制定宪法,实行由“训政”向“宪政”的过渡,树立可以继续其统治,并能为社会各界所认可和接受的法理依据,完成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整合工作; (3)中共、民盟认可的重要 任何一部宪法,如果得不到中共和民盟的认可,不仅没有国民党期待的社会整合效应,反将引来“正伪”之纠纷,造成社会的分裂; 2.国共的国大之争 (1)背景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后,制宪国大又成悬案,国大召开再度延期,国内政治形势不断恶化,政协后一度出现的和平氛围消失于无形; 国共内战由东北而至关内,规模越来越大,国共分裂已无可避免; (2)中心问题 何时召开国大,如何召开国大,成为国共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 国民党希望早日召开国大,并拉拢中间势力,在政治上孤立中共; 中共则坚持在实行政协决议的基础上,解决了制宪原则、改组政府等问题后再召开国大,并促成民盟与中共共同抵制,使国大成为没有各党派一直参与的残缺不全的国大; 3.第三方面的调停及其失败 (1)中间党派的努力 中间党派处于国共两党之间左右为难,尽可能努力,希望进则实现制宪与民主,退则调和与维持国共关系不至立即破裂,以创造自身政治参与的机会; 以民盟为中心,包括青年党、民社党和无党派的第三方面知名人士,几乎全体出动,在国共两党之间穿梭调停; (2)调停失败 10月21日,周恩来和第三方面代表同行到达南京,但国共两党的立场毫无松动和接近的迹象; 10月28日,第三方面代表提出其拟订的方案,希望国共双方“衡情酌理,互相让步”,但因该方案在现地停战和东北中共军队驻军等方面明显有利于国民党,且第三方面自作主张提出该案,事先并未征求各方意见,国共双方都予以了否定; 第三方面遂退出调停; 4.第三方面是否参加国大之争 (1)国民党决定国大如期开幕 国共谈判陷入僵局,蒋介石决定国大如期开幕,11月8日,蒋介石下令自11日停战,同时声明国大如期开幕; 国民党如期召开国大决心已定,中共拒绝参加国大的态度也已明朗,各方的关注焦点转至第三方面是否参加国大; (2)第三方面的分裂 青年党、民社党和多数无党派代表最终决定参加国大;(民社党内部因是否参加国大出现分歧意见,因张君劢的默认,最终参加) 国民党对民盟的拉拢以失败告终,民盟决定与中共保持一致,第三方面终因参加国大问题而分裂; 二、制宪国大的召开与闭幕 1.召开 (1)召开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大会在南京开幕,国民党宣传多年的制定宪法、实行宪政、“还政于民”等总算进入了既定程序; 但没有中间势力的全面支持,至少国民党在城市的统治基础就是不稳固; (2)任务 按照《国民大会组织法》的规定,此次国民大会的任务只是制定宪法并决定宪法施行的日期; 2.《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1)内容 提交国大的宪法草案已经对政协宪草原则作了若干重要修改,如将无形国大改为有形国大,取消立法院对行政院的不信任权; 但这一草案仍不能不保留政协宪草原则的较多痕迹,如立法院权力较大,行政院的权力受到立法院的诸多限制和牵制; (2)争议 因宪法草案与国民党原先设想的以总统行政权为主导的国家体制相距较大,故引起了部分国民党代表的不满; 国民党领导人经过多次长时间讨论,认可了蒋介石的决策,决定对提交国大的宪法草案的基本内容维持不变; (3)通过 提交制宪国大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经一读、二读,最后在12月25日三读通过,成为《中华民国宪法》,并决定于一年后的1947年12月25日正式实施; 3.制宪国大闭幕 (1)闭幕 12月25日,制宪国大在完成其使命、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后闭幕,国民党也可借此宣传其“还政于民”的“功绩”; (2)宪法的进步 就条文的字面意义而言,制宪国大通过的这部《中华民国宪法》,在民主性、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方面,确实较五五宪草有较大的进步; 在争议最大的行政与立法关系方面,这部宪法采行的国家行政体制,折中平衡了立法与行政的权限,但立法权享有控制地位,总统的行政权力被限制; 国内舆论肯定这部宪法“较五五宪草为进步”; (3)宪法的局限 制宪国大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在立意上不够完善,在技术上和具体条文规定方面有若干缺陷,如立法权与行政院易产生摩擦; 更重要的是如何将这部宪法的精神和规定由理论而落实到实际;在内战的形势下,宪法赋予人民的自由权利被不断缩减; 这次的制宪国大缺少了一个和平团结的规模,因此大大减损了这部宪法的尊严性; 4.“训政”到“宪政”的过渡 (1)含义 “在政治形态上,就要由一党负责的时期过渡到各党派和全民共同负责的时期”,所谓“共同负责”,就是改组政府,容纳其他党派入阁,共同处理政务; (2)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 1947年3月15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讨论有关结束训政事宜; 3月23日,全会通过《宪政实施准备案》,31日国民政府公布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组织法,为改组政府确定了法律依据; 5.国民政府改组 (1)改组政府的争执 围绕改组政府问题,国民党和青年党、民社党又有一番争执; 1947年4月16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与青年党主席曾琦、民社党主席张君劢、无党派社会贤达人士代表莫德惠、王云五等签署《共同施政纲领》,这个纲领在文字上满足了青年党和民社党的要求; 民社党、青年党关注在改组政府中占得更多、更重要的席位,青年党更是将政府改组视为政治分肥、获取实惠的好时机,几近赤裸裸地伸手要官,不仅要求参加中央政府,还要求参加地方政府和参议会; 民社党内部对参加国大、参加政府本就有不同意见,张君劢宣布自己不参加政府后更加剧了意见分歧,民社党最终分裂; (2)《国民政府组织法》 4月18日,《国民政府组织法》正式公布,国民政府委员会成为法定的国家最高国务机关; 其后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国民政府委员会实际上受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指导; 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以蒋介石为主席,国民党控制了政府所有重要的关键性职位,地方政权、军事机关更加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 (3)评价 即使在政府改组后,国民党中常会和中政会仍是实际的最高决策机构,不过是“表面上不露痕迹”而已,因而国内外舆论对此次政府改组评价不高; 国民党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形式上都没能通过此次政府改组,确定自己民主、开放的形象; sec5 地方与边疆问题 一、国民党的地方问题 1.中共根据地的挑战 中共治下的根据地,实行着与国民党统治体制相异的政治、经济体制; 中共根据地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也在逐渐由边缘而中央,成为对国民党既成统治体制的最大挑战; 2.国民党地方问题概况 由于抗战时期中央集权的强化及战后中央统一接收的作用,中央政府的支配力得以基本伸展到各省,地方与中央分裂的状况有所改观; 国民党面对的地方问题主要来自于边疆省份; 二、国民党的边疆问题 1.云南的半独立 (1)背景 还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西南边陲省份云南便因其偏远和闭塞而形成了对中央政府的半独立局面; 南京政府成立后,云南名义上属于南京政府,实际上有自己的军队和一套政治、经济体制,中央政府鞭长莫及,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自1927年上任,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仍在省主席位置上; (2)央地矛盾 龙云为了长期保持自己和云南独立于中央的地位并抗衡国民党的压力,对于抗战时期以昆明为中心的西南联大和民盟发起的民主运动采取默认与放纵态度,更引起蒋介石忌恨; 抗战中后期,由于滇缅战场对日反攻需要,国民党中央军源源不断地开入云南,人数和装备实力远远超过了云南地方军队; (3)逼走龙云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命令龙云手下头号大将卢汉率第一方面军入越接收,带走了龙云的基本部队,使龙云在云南失去了武力依靠; 10月2日,国民政府下令免去龙云的云南省政府主席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同时任命卢汉担任云南省政府主席; 蒋介石命令杜聿明武力执行,经数日僵持,龙云被迫同意交卸职务; (4)云南问题仍存 龙云虽走,但蒋介石企图由中央派人控制云南的图谋并未实现,为了后方的稳定,他不得不任命卢汉担任云南省政府主席,以卢汉为代表的云南地方势力仍然控制着云南省政并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 2.新疆的民族矛盾 (1)盛世才治疆的民族矛盾 盛世才统治新疆多年,实行高压政策,埋下了民族矛盾种因,1944年盛世才向国民党输诚后调集新疆; (2)三区起事 1944年,11月7日,新疆发生伊宁事变,其西北部的伊宁、塔城、阿山三区相继起事,围攻政府机关和国民党军队,并一度兵临省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城下,全疆震动; (3)处理新疆问题 新疆问题一向与苏联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蒋介石权衡利弊后,9月11日决定对疆的方针为“只可暂时忍受,不能立即作积极之抵抗”,“对新疆政治与宗族之改革,则作积极之准备”; 1945年10月,张治中以中央政府代表的身份前往迪化,在苏联额调停下与三区方面代表谈判,1946年1月2日,《中央政府代表与新疆暴动区域人民代表之间以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之条款》在迪化签字,基本满足了双方的利益; (4)成立联合省政府 1946年3月29日,国民政府任命张治中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主持西北并兼新疆政务; 7月1日,新疆省政府成立,成为当时全国独一无二的联合省政府; 政府成立初,尚能保持大体合作局面,但不久之后国民党就与三区方面在三区地位、地方选举等一系列问题上产生矛盾; (5)联合政府破裂与新疆局面僵持 8月12日,新疆省联合政府宣告破裂; 此后,三区方面无力出击新疆内地,国民党亦不愿在新疆大动干戈,新疆局面处于不战不和的僵持状态中; 3.台湾治理不当 (1)陈仪治台 1945年8月29日,国民政府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长官,后又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 陈仪主政台湾,但其治台政策在实践中并不如预期; (2)官员任免问题 在台湾全省行政机关担任荐任以上官职者,台湾本省人不到1/5,这就使台湾本地人士的参政机会,尤其是向上升迁的机会较少,从而压抑了他们在摆脱了日本殖民统治后要求自己当家做主的强烈参政热情; (3)经济政策问题 更使台湾同胞反感的是陈仪的经济政策,陈仪在台湾实行以公营事业为主的经济体制,将台湾绝大部分产业以公营的名义控制在长官公署手中,并延续了日据时期的专卖贸易制度; 公营事业和专卖制度成为台湾财政预算收入的支柱,此项制度影响到台湾的经济发展,甚至影院到一般人民的生活; 光复后的台湾,物价较战前有较大幅度的上涨,尤其是米价的暴涨,大大影响了普通百姓的基本生活; (4)“二二八”事件 因政策不当、人谋不臧、上下疏离、内外隔阂,社会矛盾不断积累,陈仪上任不过一年多,即发生了席卷台湾全岛、造成惨重损失的“二二八”事件; 2月28日,因官方处理2月27日的孤立事件不当,台北全市罢工罢市,市民至长官公署请愿,并在公署外与守卫士兵发生冲突,死伤多人,冲突因此而不断扩大与激化; 各地群起响应台北的行动,不少地方民众起事的激烈程度更超过台北,台北、嘉义、高雄等地出现了民众与国军的武装对抗,造成较大伤亡; 各地先后成立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处于运动领导核心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在3月6日发表的《告全省同胞书》明确声明,此次运动的目标是“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政治的改革”; (5)国民党的镇压 国民党不能容忍因台湾事件的扩大而致其后方更为不稳的情况出现,并在省方报告的影响下,将此次事件定性为“暴民暴动”; 在国民党的镇压下,台湾岛内局势得到控制,形势渐趋平静,但台湾社会因此而致之深重创伤却久久不能平复; (6)事件后续处理 4月22日,行政院决定撤销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成立台湾省政府,任命魏道明为台湾省政府主席,陈仪黯然下台; 5月16日,台湾宣布解除戒严,结束了因“二二八”事件造成的非常时期; sec6 经济恢复重建之困难 一、经济恢复重建之困难 1.战后经济状况 (1)有利因素 一是,接收日资产业和物资价值颇巨,加以美援和进口物资,有利于政府对经济之调节; 二是,多年战争之后的旺盛市场需求,有利于刺激经济之恢复; 三是,外资对华资的压迫有所减轻,有利于华资的发展; (2)不利因素 一是,政局不稳,社会不安,内战重起交通受阻,不利于经济恢复; 二是,东北和华北工矿业集中地区本已因战争影响而损失严重,复又为内战战地而不利于基础工矿业之恢复; 三是,通货恶性膨胀,币值变动剧烈,不利于投资意愿之培养; (3)总体状况 经济恢复与重建的不利因素胜过有利因素,经济恢复与重建面临诸多困难,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内战重起后,大量资材被耗于战争,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以至于基本上依靠发行钞票维持开支,通货膨胀恶性发展,维持正常的生产活动非常困难; 2.国民政府战后经济举措 (1)宋子文与最高经济委员会 国民政府主管经济的部门为经济部,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11月设立最高经济委员会,统管全国经济工作,并由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兼任该委员会委员长; 宋子文与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有长期的渊源,他在行政院长任内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经济恢复与重建; (2)战后经济政策纲领 在宋子文的主导下,国民政府的战后经济政策纲领为: 一是,扶助民间事业,协调国营民营关系,使他们的配置轻重合理; 二是,平衡政府收支,协调各部门利益; 三是,与友邦进行经济合作,坦白互惠; (3)政策实施效果 民营事业未得扶助,国营事业独大;财政赤字愈增,几至无法维持;友邦经济偏于美国,互惠其名,美单惠其实; 宋子文的经济政策在现实面前不断碰壁,不过一 年多的时间,就在黄金风潮引发的危机中下台; 3.战后经济恢复与重建状况 (1)轻重发展不均 轻工业恢复较快,并有一定发展,棉纺织业成为华资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产业,面粉业与棉纺织业同为中国经济支柱产业,但面粉业因战乱及美国大量进口,产量反而逐年下降; 重工业恢复情况则远不如轻工业,惟有以供应城市为主的电力工业,因轻工业之恢复及人口快速流入城市而恢复较快;华资重工业则有一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没收日资产业和外资退出; 总体而言,战后轻工业尚未完全恢复到战前水平,而重工业距战前水平的距离更大; (2)地域不平衡加剧 由于复员对消费的刺激和资金的流入,加上原有的经济基础较好,沿海大城市的经济恢复较快; 经济活动进一步集中至大城市,地域发展之不平衡较战前尤为明显; (3)金融畸形发展 全国商业银行数量从1936年的132家增加到1947年的1210家,猛增8倍以上,金融交易在不事生产的投机刺激下异常活跃; (4)中外经济关系 美国取代英国和日本,成为对中国经济影响最大的国家,价廉物美的美货倾销导致中国外贸严重入超; (5)农业经济的迟滞、倒退 农业经济的恢复与重建受到内战的强烈影响,大规模战争对生产环境的破坏、征兵拉伕对劳力的占用、田赋征实对农民生产物的低价以至无偿占有等等,轮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非常不利,农业生产力和生产量均徘徊不前; 农业生产的低水平,使战后的粮食问题愈加严重,加以交通受阻,调配困难,各地粮价不断上涨; 国民党在战后农村仍然采用征实、征借、征购政策,但在法币崩溃后,实物征收制度也难以为继; (5)华资发展困难 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战前的21.81%下降至战后的19.7%,说明了现代化进程的后退; 战后在华外资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有较为明显的下降,对华资发展的挤压已不明显,华资发展之主要困难在于国内经济政治环境之恶化; (6)投资不足,经济活力殆尽 由于内战重起,军费指出剧增,用于经济的经费少得可怜,还不到军费支出的1%,根本无法支持经济的恢复与重建; 通货膨胀恶性发展,投资停滞,投机盛行,尚存的经济活力被销蚀净尽; (7)美国贷款落空 美国曾对美国寄予很大的期望,战后希望在经济方面得到美国的援助,然而美国的贷款并非国民党预期之易得,战后美国多以物质支持的形式支持国民党,且多被国民党用于内战,可以自由支配的金融贷款数额不多; 4.国家资本急速膨胀 战后国民党经济政策最受诟病的方面是国家资本的急速膨胀; (1)表现 战后国家资本数量已超过中国资本总数量的一半,其中产业资本占64%的优势,金融资本占89%的压倒性优势; 战后国家资本的势力还伸入一向以民营资本为主的轻工业企业;资源委员会则基本上垄断了中国的重工业; 国民党已经建立起由其掌控并集中在党政官僚经营下的遍及各个行业的经济体系; (2)国家资本发展的原因 客观上,接收的日伪产业转由国家控制,增强了国家资本的实力; 主观上,国民党以“节制”私人资本作为发展国家资本之口实,并受到国际上西计划经济追求现代化之理念的影响; 现实中,国营企业可以为政府提供税收与实物支持; (3)国家资本的弊端 从经济角度而言,国家资本企业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管理混乱,生产效率远不如民营企业; 国家资本企业名为国家所有,因国民党一党专政而缺乏有效监督,国家所有的企业便因此而成为官僚豪门可以任意处置的产业,名为国有,实为私营,以国家的资源谋个人之私利,成为遭致当时舆论广泛批评的官僚资本; (4)对官僚资本的批评 自抗战中后期起,社会舆论对官僚资本的批评声浪日渐升高,战后官僚资本更成为众矢之的; 由于利益分配不均,引起了国民党内其他派系尤其是CC系的不满,国民党党内发起了对官僚资本和宋子文及其经济政策的批评,控制了国民党文宣系统的CC系还将对官僚资本的批评公之于传媒; 官僚资本引发了社会矛盾,但各级大小官僚的既得利益很难从根本上予以触动,因为他们毕竟是国民党统治的重要基础; 二、通货膨胀恶性发展与金融开放政策的失败 1.国民党战后金融状况 (1)通货膨胀恶性发展 因政府收入来源匮乏,不得不靠发行货币填补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物价飞涨; (2)巨大的外汇储备 战后国民政府拥有熟亿美元黄金外汇储备和价值巨大的接收及援助物资,为稳定物价、解决通货膨胀提供了有利条件; 2. 通货膨胀的恶性化发展 (1)表现 1946年,法币发行的增加和物价的上涨交相刺激,螺旋上升,通货膨胀进入恶性化阶段; (2)国民党的举措 为了缓解法币币值的急剧下降对工薪阶层的影响,国民党政府实行了按生活费指数发放薪金的办法,后从 1947年3月开始对部分城市的公教人员实行以低价配售实物的供应方法,但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3)宋子文金融开放政策的加剧 宋子文的金融市场开放政策,在耗费了巨额黄金外汇储备后,非但没有解决通胀问题,反而使其进一步发展,最后引发了震动全国的黄金风潮,造成经济更大的危机; 3.宋子文的经济自由化政策 (1)内容 宋子文以实行金融开放为中心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作为解决通胀问题最重要之举措,具体内容为: 通过开放金融市场,钉住法币与美元比价,稳定法币币值; 通过开放黄金市场,出售黄金,回收泛滥于市的法币,减少市场通货之流通; 通过大量进口和出售接收物资,缓解市场物资供应的不足,压抑物价; (2)效果 在宋子文多管齐下的措施作用下,1946年上半年的物价上涨势头趋缓; (3)宋子文财政改革的失败 宋子文深知上述种种不过是治表之策,解决通胀的关键是解决政府收支不平衡的问题; 他将“安定物价,平衡国家预算”作为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通过大幅增加货物税税率和提高进口税税率,以增加政府财政预算收入; 但因军费开支的庞大,财政不堪其负,政府财政成为完全依靠发行钞票应付开支的赤字财政,所谓管制物价、平衡预算,结果都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物价的病根在于通货,通货的病根在于内战) 4.金融开放政策的失败 (1)开放黄金外汇市场 1946年2月2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开放外汇市场案》; 黄金外汇市场开放初,黄金外汇即为卖出多于买进,其后买卖完全失去平衡,大量资金涌入黄金外汇市场,使市场面临巨大压力; (2)金融开放政策失败的原因 实行金融开放政策,需要市场心理的稳定,才不至于引发过多的投机行为;市场心理的稳定,又需要政治经济大环境的稳定作为保证; 战后内战重起,市场对未来预期颇为悲观,黄金外汇买卖不再为正常的支付需要,成为保值或投机的手段; (3)外汇买卖受限 在市场投机抢购之下,黄金外汇储备的消耗速度十分惊人,外汇市场首先因为进口大增、出口不畅、入超严重、购汇压力过大而动摇; 央行调控失败后,政府不得不动用行政手段解决外汇供应问题,1946年11月27日,政府修改进出口贸易办法,严格限制进口,大幅度放宽出口,外汇买卖受到严格限制; (4)黄金买卖受限 外汇买卖受限后,巨量资金糜集于黄金市场,金价日增,央行黄金储量大减,1947年2月8日央行决定停止黄金暗售,10日停止黄金明配; (5)金融开放政策失败 宋子文的金融开放政策,反致市场一片混乱,所有物价均大幅度上涨,并因此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空前的经济危机和对国民党政权的信任危机; 1947年2月16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决定自即日起禁止黄金买卖及国外币券在境内流通; 5.倒宋风潮 (1)开端 宋子文的金融开放政策惨败,引发黄金风潮、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早就对其政策不满的国民党CC系和其他派系借此发起倒宋潮; (2)蒋介石逼迫宋子文辞职 在经济政策方面,宋较具西方理念,主张政策的规范化,不能如蒋所愿任意动支; 在蒋的逼迫下,宋子文被迫辞职,1947年3月1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辞职照准,由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 (3)倒宋潮演化 宋子文辞职后,舆论和国民党内其他派系对其在黄金风潮中应负之责任仍不依不饶,3月间,监察院4位调查黄金风潮的立委对宋子文提出弹劾案; 为了化解党内矛盾,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面,查办宋子文的声浪才就此停息; 6.国民党对经济危机束手无策 宋子文的金融开放政策,实际上是国民党企图以经济手段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的最后一次尝试,黄金风潮的爆发标志着这一政策的彻底失败; 国民党无意结束对中共的战争,因此继宋子文之后的历任阁揆,经济更无确切政策可循,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拆东墙补西墙,以维持经济的基本运行; 从1947年4月中旬开始,各地物价再度急剧上涨,新一轮经济危机又在酝酿中,而国民党对解决经济危机已经束手无策,只能听任其发展; sec7 胜利后的弱势外交 一、战后的外交状况 1.外交成就 (1)背景 二战期间,中国加入了同盟国阵营,废除了近代以来不平等条约体系,并在外交诸多方面颇有积极主动的作为,如参与发起联合国,成为若干国际组织的发起国和重要成员,与周边国家关系有所发展等; 战后中国外交延续了战时的努力,继续在许多方面有所进展; (2)不平等条约体系完全被废除 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对于外交报告之决议案》; 循此方针,在抗战结束后的不长时间里,中国先后与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签订平等新约,西班牙、澳大利亚等也放弃在华特权; 至此,列强强加于中国百年之久的不平等条约体系被完全废除,诚为中国外交额一大成就; (3)积极加入国际组织 中国积极参加了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活动,并有所作为; 2.弱势外交 (1)原因 中国毕竟是一个弱国,国际地位不高,外交缺乏强有力的实力支持; (2)新的不平等条约 战争结束之际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一些字面平等的条约,仍对中国有不利的不平等结果,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也称《中美商约》); 二、中美关系的发展 战后中国的国与国外交方面,大国外交仍是重点,其中主要是对美的对苏; 1.中美商约谈判的背景 (1)地位 中美商约谈判是中国与外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后进行的第一次新商约谈判,其结果不仅将界定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而且将成为中国今后与其他国家签订类似条约的范本与参照; (2)中国的弱势地位 国民党经济形势日益恶化,不得不依赖于美国政治、经济全方位的支持,使其在中美商约谈判中自始至终均处于弱势与不利地位,中方最终也只能被迫作出重大让步; 2.《中美友好通商航海》 (1)谈判及签订 1946年2月5日,中美双方在重庆开始了商约谈判,谈判以美方提案为基础; 11月4日,《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在南京签字; (2)主要内容 一是双方国民在彼方领土彼此享有国民待遇; 二是双方彼此享有最惠国待遇; (3)评价 从条文本身的规定看,该条约基本上是一个平等的条约,但互惠平等对于中美两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中美商约只有形式上的平等意义,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恰恰掩盖了实质的不平等; 3.其他条约 中美还在战后签订并交换了一系列条约、协定和换文,由此界定了美国与国民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并保证了美国在中国具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绝对优势的特殊地位; 三、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 1.英国与香港问题 香港问题是中英关系战后最主要的矛盾; 英国不仅根本无意与中国谈九龙问题,更无意谈香港问题,战后英国完全恢复了其对香港地区的统治; 2.法国与越南问题 (1)越南问题 中法关系一度因越南问题而波折重重; 中方最终决定赴越只为受降,对越南的内部纷争和越法关系保持中立,不予介入,由于中方的谨慎态度,中法双方在越南大体上相安无事; 1946年6月上旬,中国入越受降部队全部撤离越南,中法两国回复正常的国家关系; (2)归还广州湾 1945年8月18日,法国与中国签订《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同意将广州湾租借地提前交还中国; 3.承认外蒙独立 根据《雅尔塔协定》,中国在中苏条约的谈判中,承认了外蒙古独立的现实,并规定了外蒙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实现独立的途径; 1945年10月20日,外蒙举行独立公投,结果百分之百同意外蒙独立; 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发表公告,根据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审议结果,决定承认外蒙独立; 4.朝鲜问题失去发言权 抗战期间,中国曾制定《扶助韩国独立方案》,支持朝鲜在战后脱离日本统治实行独立; 二战后,中国对朝鲜问题毫无发言权,国民政府追随美国承认了大韩民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5.要求日本赔偿未达预期 中国在许多方面只能追随美国,实际成为美国对日政策的附庸; 中国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未达预期成果,受日本侵害最大的中国完全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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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1949-中国命运的决战-中国近代通史-第十卷》的全部笔记 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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