饕餮之欲 6.6分
读书笔记 第三章 “实”与“虚”
咩咩

我对于宴会的看法有了转变。我以前始终认为宴会既耽误大量的时间,又浪费政府的钱财。有件事让我突然觉得宴会是真正的享乐。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访问山东期间,在这个地区度过了数个夏季后,我应邀出席一个县卫生部门的两名干部为招待我而举行的小型宴会。我很害怕出席这种场合,因为我知道出席宴会的都是些什么人:主办宴会的两名工作人员,我和他们不熟,他们出于义务才主办这场宴会。其中有一位行将退休的西医,常被派来跟着我采访医生和患者,我从不喜欢他作陪伴。一位是当地中医院的院长,是个很有意思的人,说话干脆利落,他浓重的口音丝毫不影响我和他进行交流。还有一位是县外事办的副主任。这个人是外事办的中层干部,参过军。我很喜欢他,他也常照顾我。这人工作最称职之处就是在宴会上能喝酒。与宴者都是男性,每个人都曾找过不同的借口拒绝陪同我。 宴会设在县城一个大餐馆的包间里。“哦,不,我不该坐在这儿,您请,您请上座。”一番寒暄之后我们在各自的位子上坐定,开始边吃凉菜边聊天。这顿宴会或许不是这个星期他们吃的最有成效的一顿宴会。比如没有地方特色菜一一油炸蝎子,谈话的内容诙诸轻松。而且,看上去中医院的院长似乎与这伙人不太熟,甚至不习惯出席正式宴会(之后他在医院食堂的包间里设宴招待过我)。当然了,他是那天宴会上最不起眼的小角色,他的日常工作就是确保这家非常不景气的医院正常运转。主持那天宴会的正是他们的上级部门,不过医院从他们的上级部门那里没有得到过任何资助。他的窘迫显而易见。从宴会一开始大家都想尽办法让他放松,比如说用些过了时的尊称戏谑他,那些称呼既不常用也不恰当。宴会继续下去,一道接一道色、香味俱佳的热腾腾菜端了上来,人们的关系变得融冾起来。那些对临床医学和研究成兴趣的人(院长、西医和我)开始讨论我们成兴趣的话题:这个县近来的疾病特征,临床上发现的疑难杂症,为农村妇女提供医疗保健政策等。 我们都知道在宴会上讨论这类话题不太适宜,参加宴会的官员们开始取笑我们谈话太严肃了。我们三人联手还击,取笑他们的工作就是翻报纸文件。我们的谈话把外事办的工作人员与医疗部门的工作入员分成了两大阵营。医疗部门的工作人员因时不时地与医学打交道,加入到我们的阵营。随着谈话的进行,酒局上入们祝酒时说着半真半假的话,但也能表明他们到底属于哪一方。这样来,即使我们(或者是我?)喝得醉曛醺也能分清谁站在哪一“边”。 最后干部们开始比较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差异,借以打破我们医学界的小联盟。我那位院长朋友搜肠副肚,搬出他所知道的所有笑话,取笑西医,是他们的话还真起了作用。当人们攻击他的专长时多么笨拙、狭隘、昂贵,赞扬中国传统医学是本土的财富。当然,老资格的西医也不甘示弱。他用些许科学加上骇人听闻的传言半开玩笑地反击中医。连我都试图插一两句陈旧但真诚的话,支持中医是本土的“宝费财富”。我清楚记得我(多少)违反了敬酒的顺序,我向院长致以特别的祝酒词(用手势而不是用语言),表明我和他是同一战壕的战友,表明我了解中国传统医学的价值。他明自了我的善意,引得同桌其他人也善意地大笑起来。那一刻我们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这位严阵以待、经费不足的单位领导得到了来自富庶之邦的外国友人的支持。在卫生部门试图与我保持友好关系的努力中,他的弱势变成了财富。 那天晚上,我喝了有生以来最多的酒。我感觉头脑清醒,但是四肢不太听使唤,我爱上了这些男入,特别是那位院长。但是我也爱其他人,无论他们是我的同盟还是我的对手,感谢他们把我带入到一个男人的圈子里,感谢他们尊重我和院长,不再挑战我们支持的中医,感谢他们陪同我们畅饮嬉戏。此后多年再见到他们时,我们依然能回想起那次宴会。我们未必比从前有更多共同的兴趣、思想和能力,但因我们生命中分享过一段真实、快乐的时平而连结在一起。 这种感情一直延续下来(我们当中有些人一直保持联络),成为我们继续合作的坚实基础。这种基础正好衬托了工作关系中,我们彼此的贡献和索求(过剩和匮乏)。 这种团结、包容和感情应该是在中国宴会上产生的。当代中国的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提到关系问题。关系常表示通过招人讥讽的宴会这一工具结成的“关系网”。这类作品把食客与敬酒者之间形成并加深的关系简化为取得(或多或少自私的)功利的手段。安德鲁·基普尼斯在他对农村关系网的研究中,彻底批判了对于中国社会关系术的功利性解读。他不仅强调人们之间所产生的感情,而且他的研究还向人们展示,宴会不只揭示了现存的等级关系,他们产生的是一种社会主:“在过去感情交换的记忆所拉动的人类特定的感情磁场中,建构了主体。” 当然,我无法肯定我的体验和中国参与宴会的人们一样。或许我因喝酒或交谈引发的感情并不像“真正的”、纯粹“中国的”宴会上所产生的感情。但自那晚之后,我对宴会产生了不同的认识。我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不同的人们都喜欢这种社会活动。为什么有人不图回报为人(比如说)保媒,因为他们喜爱婚宴,婚宴上弥漫的是浓浓的亲情。我也理解了为什么有些退休干部常说,与退休前的其他上班活动相比,他们最怀念的是宴会。从这种场合得到的快乐部分取决于有酒佐食的宴会食品,还取决于欣赏宴会的能力,取决于你是否有能力愿意欣赏并融入到共餐人中间去。 正如吉普尼斯所指出的,人们以宴会风俗为核心探讨它的基本双重性时会发现,“敬酒把尊敬物质化了,喝酒解构了主人和客人之间的界限,允许感情流淌于其间”。一个人必须举起杯才能表示对他同伴的尊敬,也只有喝了酒才能找到与同伴在肉体上、感情上和精神上的共同点。这种技巧是一种生活姿态,它混合了身体上的消费体验,但收获的是政治利益。它既化解又修订了权势等级。既不需要理论也不需要任何规定,推杯换盏间就完成了双重或多重的任务。即便描述我所参加过的宴会,也难以表述那种身临其境感,那种诱惑力和那种急切的心情。若非莫言极力提醒人们,在吃喝之间人们很难做出必要的道德判断,也许我描述的宴会将以正面的形象留存在我的记忆里。或许我们那晚一切的所作所为再造了一种精英特权。也许和我一起共餐的人把我引诱到不平等、分配不公的腐败体系中。再或者我在用同样的方式腐蚀着他们,至少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对此我难以做出判断,因为我深陷其中,无法和宴会保持一定距离。宴会超越了把人们区分开来的兴趣和判断。杯光酒影中,我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 在此描述的宴会构成了改革开放时代的饮食与社会关系。在小小的空调房间里,那些圆形餐桌就是一种新的混合空间,既非公共空间也非私人空间,既非集体空间也非个大空间。房间内通常杂非凡,烟雾缭绕,人们通宵狂欢。酒宴上觥筹交错但又弥漫着强烈的等级意识,处处体现出人们政治操控的潜力。宴会上的一切都离不开食物的物质特性,尤其是酒:促进工作,达成交易(尽管宴会之后才决定交易的细节),欢迎新人,慰问老同志,交换内部信息,酝酿新计划等。人们不会忽略任何令人难以察觉的藐视和疏忽,若一切运转顺利,等宴会结束时,大家都有些许变化。这种活动与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提倡的、给普通中国人灌输的政治活动大不相同,也有別于新生商人阶层所需建立操纵网的政治活动。相反,宴会是一种仪式活动。人们在仪式上得以重新定位(因此得以重塑),甚至他们对宴会这一娱乐场共有的或个人的看法也会改变。餐桌上,随着原有不平等关系的消失,新的不平等关系又产生了,人们能否谈论美味一政治层面的快乐,还是世俗一等级层面上的罗曼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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