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压迫的美学 8.3分
读书笔记 第四辑
咩咩

意识形态的玩偶:国家偶像的诞生

一切精神均源自想象,而想象必须占领空间才能凝固它自身。所以说,人类社会的空间生产的焦点是生产精神。如果缺乏固化在空间中的物质形态,精神观念就不足以产生凝聚力。每一种精神的发端,必定要创造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也必定要形塑出空间的焦点。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揭示出现代民族一国家的起源的本质就是如此:“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被想象成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不过,安德森不仅注意到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现代国家的关系,也注意到那些凝固在空间中的前所未有的象征物。他说:“没有什么比无名战士的纪念碑和墓园,更能鲜明地表现现代民族主义文化了。这些纪念物之所以被赋予公开的、仪式性的敬意,恰好是因为它们本来就是 被刻意塑造的,或者说根本没人知道到底是哪些人长眠于其下…尽管这些墓园中没有可以指认的凡人遗骨或者不朽的灵魂,他们却充塞着幽灵般的民族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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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带来了新古典主义的复兴,西方阵营的艺术偏好也分裂为以包豪斯为代表的现代主义一颓废派和法西斯主义推崇的新古典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红色苏俄与纳粹德国尽管在意识形态上针锋相对,但是,在反对现代主义风格上却惊人地一致。最早致力于寻找抽象主义艺术精神的康定斯基等人正是从俄国革命的洪流中逃脱出来的,这些先锋派在纳粹德国也同样遭到驱逐的命运。不仅仅是巧合,对待先锋艺术的态度表达了强势的国家意识形态试图控制空间生产的企图。雕塑的风格不是艺术的较量,而是符号斗争的有力武器。以雕塑来展开国家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高潮出现在1937年的巴黎世博会上。在塞纳河边,穆希娜创作的苏维埃工农高举着镰刀和锤子,与斯佩尔设计的德国馆上面的帝国之鹰遥相呼应。数年之后整个欧洲陷入战争的旋涡之中。在苏联红军击溃了纳粹德国之后,为了纪念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苏维埃还是选择了纪念性雕塑的形式一一在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无比巨大的“祖国母亲”高举着利剑,进发出让全人类都感到震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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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到了到了共和制的阶段,孙中山开创的,民国政府才开始空间西化的历程。国民政府时期对于城市空间的改造最典型地表现在对纪念性建筑的风格偏好上。广州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借用了自由女神的符号,这可能是以西方风格的纪念性雕塑改变中国城市空间的源头。随着孙中山的辞世,他本人的雕像立刻演化成共和一民国的象征。中山纪念堂实质上就是新的民族英雄纪念堂。雕塑成为象征性广场不可或缺的焦点。孙中山穿着燕尾服,头部低垂,向下的手势也显示出某种资产阶级特有的风度和表情。从他的造像上,我们还可以发现与日本近代人物非常相似的特征。找到与旧帝国截然不同的空间形象。一方面,借鉴于西洋和东洋当然是 无论如何,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化已成定局,国民政府必须为新的政体寻顺理成章的事;另一方面,自民国伊始,寻找政体形象的问题就陷入了民族主义和全盘西化的双重困局之中。最后是折中主义的胜出。折中主义建筑的外观具有统一的视觉表征,其代表作首推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在庄严的纪念性建筑的格局之上套上表示民族传统的中国式的琉璃瓦大屋顶,民国时代的民族一国家精神便找到了落脚点。

新中国的诞生拉开了又一轮重塑历史与英雄舞台的宏伟戏剧。新中国成立伊始的头等大事之一就是在天安门前筹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紧眼其后的是以纪念碑为中点开辟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广场。如此,新中国逐步建立出一整套以革命想象为中心的象征符号体系。它包括主要城市里的广场、轴线或焦点上的纪念碑、烈士陵园和革命纪念馆。革命被想象成一个艰苦奋斗的取胜历程,贯穿革命历史的每一个“节点”城市都有特殊的纪念性场所。在这套符号体系中,雕塑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几乎可以这样说,中国革命史上每一个篇章都有对应的纪念性雕塑。因为雕塑是一种国家专控的政治事业,它反过来规定了中国美术学院和官方雕塑院的职能。专业工作者经年累月地设计出几种典型化的形式一受难的烈土、奋起的工农和自豪的战士,每一种形式都与特定的场所相匹配。到了文革时期,革命想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这也是领袖像生产的高峰期。这一次,新中国的雕塑工作者放弃了孙中山开创的塑像传统,他们以苏俄的造型语言为蓝本,新的领袖像昂首挺胸、挥手向前,人民的群像匍匐在领袖的两旁。雕塑的空间关系非常形象地反映出中国政治生活的现实。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東,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的雕塑事业在经济建设和城市化运动的进程之中拉开了最新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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