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8.0分
读书笔记 全书
林迟

1 在自己的随笔集《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里,怀特哀叹说:“我想对写作者而言,从来没有哪个时代比当今的更为残酷——他们所写的几乎还没离开打字机,时代就让其变得过时。”

2 布罗茨基则是在著名的《小于一》中写道:“我对我的生活的记忆,少之又少,能记得的,又都微不足道。那些我现在回忆起来使我感兴趣的思想,其重要性大多数应归功于产生它们的时刻。如果不是这样,则它们无疑都已被别人更好地表达过了。”

3 本书中的若干篇章,最旧的创作于15年前,那时的我,在文字江湖里籍籍无名,因而可以信口雌黄,横行霸道。渐至今日,我的某些文字已如躯干上的肌肉,服帖、松软而暗生褶皱。

4 “我们都是精神上的移民。”这是我的职业偶像沃尔特·李普曼讲过的一句话。也许这是每一个国家的观察者所难以逃避的宿命。他一生为美国人瞭望世事,铁口判断,但在内心,却始终难以挥散自少年求学时就已生出的疏隔感。

5 恒产则不自由,不自由则无道德”。在一个一切均可以用财富量化评估的商业社会里,思想自由不再是一个哲学名词,而是一种昂贵的生存姿态,它应基于财富的自由。

6 在我们这个国家,最昂贵的物品是自由与理想。它们都是具体的,都是不可以被出卖的,而自由与理想,也不可以被互相出卖。 自由是世俗的,它不在空中,不在别处,它就在地上。作为一个读书人,你能否自由地支配时间,你能否自由地选择和放弃职业,你能否自由地在四月去京都看樱花,你能否自由地与富可敌国的人平等对视,你能否自由地抵制任何利益集团的诱惑,这一切并不仅仅是心态或勇敢的问题,而是一种现实能力。

7 喜欢,是一切付出的前提。只有真心地喜欢了,你才会去投入,才不会抱怨这些投入,无论是时间、精力还是感情。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国家、每个时代、每个家庭的年轻人都有权利去追求自己所喜欢的未来。所以,如果你侥幸可以,请千万不要错过。

8 原来生命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浪费,你需要判断的仅仅在于,这次浪费是否是“美好”的。后来,我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都会问自己,你认为它是美好的吗?如果是,那就去做吧。从这里出发,我们去抵抗命运,享受生活。 现在,我把这句话送给18岁的女儿。

9 立冬既过,窗外绿深红浅。顺手抓着一本陈从周的《说园》,录下一段文字: “万顷之园难以紧凑,数亩之园难以宽绰。紧凑不觉其大,游无倦意,宽绰不觉局促,览之有物,故以静动观园,有缩地扩基之妙。而大胆落墨,小心收拾,更为要谛,使宽处可容走马,密处难以藏针。”

10 大抵造园、作画、裁衣、行文、做企业、为人,天下一理,若胸中格局足够,无论大小都不足惧,关键是大处能容天地,小处能觅细针,须控制事物发展的节奏。所谓经验两字,经是经过的事,验是得到印证的事,都与实际有关。 这些道理,都是在中年以后才慢慢体悟出来的。

11 梁实秋说,“我们在现实的泥溷中打转,寂寞是供人喘息几口的新空气,喘几口之后,还得耐心地低头钻进泥溷里去。最高境界的寂寞,是随缘偶得,无须强求。只要有一刻的寂寞,我便要好好享受。”

12 所有的青春都是在为中年作准备,我今天讲这样的话,年轻的你未必会同意,但我经历过的事实正是,在这个中年的午后,你能够安心坐在有春光的草坪上喝一杯上好的龙井茶,你有足够的心境和学识读一本稍稍枯燥的书,有朋友愿意花他的生命陪你聊天唠嗑,你可以把时间浪费在看戏登山旅游等诸多无聊的美好事物上,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有“成本”的,而它们的投资期无一不是在你的青春阶段。

——喝下午茶,对自己的长相负责,西装革履,卑微而平静地活着。

13 任何一个行业中,必定会有这么一到两个让你想想就很兴奋的大师级人物,他们远远地走在前面,背影缥缈而伟岸,让懵懵懂懂的后来者不乏追随的勇气和梦想。

14 在此后的很多年里,我一直沉浸在李普曼式的幻觉中:我幻想能够像李普曼那样知识渊博,所以我在大学图书馆里“住”了4年,我的读书方法是最傻的那种,就是按书柜排列一排一排地把书读下去;我幻想成为一名李普曼式的记者,在一个动荡转型的大时代,用自己的思考传递出最理性的声音,我进入了中国最大的通讯社,在6年时间里我几乎跑遍中国的所有省份;我幻想自己能像李普曼那样勤奋,他写了36年的专栏,一生写下4000篇文章,单是这两个数字就让人肃然起敬,我也在报纸上开出了自己的专栏,并逼着自己每年写作一本书;我还幻想能像李普曼那样名满天下,他读大学的时候就被同学戏称是“未来的美国总统”,26岁那年,正在创办《新共和》杂志的他碰到罗斯福总统,总统笑着说:“我早就知道你了,你是全美30岁以下最著名的男士。”

你很难拒绝李普曼式的人生。任何一个行业中,必定会有这么一到两个让你想想就很兴奋的大师级人物,他们远远地走在前面,背影缥缈而伟岸,让懵懵懂懂的后来者不乏追随的勇气和梦想。

15 我们对思想的鄙视、对文化的漠然、对反省精神的抗拒,将在什么时候受到惩罚和报应?对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个人来讲,这都是一些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

16 1959年9月22日,李普曼在他的70岁生日宴会上说——“我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我们去推敲、去归纳、去想象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我们所做的只是每个主权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只不过是其他人没有时间和兴趣来做罢了。这就是我们的职业,一个不简单的职业。我们有权为之感到自豪,我们有权为之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17 新闻是很容易做得平庸的一种职业,特别是做得时间越长,抱怨和不平衡就会越大,老是写字会感觉得不偿失,但一旦停止写字也就失去了你的价值。做媒体的很容易陷入这样的情绪里。但是我当了十多年记者,一直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因为在大学里我读过这样的作品,我知道一个好记者应该怎样让自己留下来。当年的许多政治人物都烟消云散了,但我们依然能记住这些记者的名字与作品。这些作品帮助我们建立一种职业和人生的价值观。

18 后来我写《激荡三十年》,便恳请张五常为我题写书名,他在西湖边的一个茶楼里,铺纸研墨,一口气连写了十多遍,那股认真劲令人难以忘怀。我向他请教做学问的办法,他说:“问题有重要与不重要之分,做学问要找重要的入手,选上不重要的问题下功夫,很容易转眼间断送学术生涯。”这段话,值得抄在这里送给所有的年轻朋友们。

19 中国的成长高度,并不以所谓的“全球第一高楼”为标志,而是以我们的思想为标准。我们的书单决定了我们的过去,同时也指向一个辽阔的未来。

20 阿兰·德波顿在《旅行的艺术》中说:“我们从旅行中获得的乐趣,或许更多地取决于我们旅行时的心境,而不是旅行目的地本身。”

21 每次到大学做活动,几乎都会被问及一个问题:“您能否为我们推荐一些书?” 到这个时候,从来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不了解你的知识背景、深度和兴趣,即便是财经类图书,也无从推荐起。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先一头撞进当当或亚马逊,通过口碑评论的路径找出几本读起来,读着读着就知道该如何选择了。 对于入了门的读书人来说,选书是一个经验活,如服装设计师看模特,瞥一眼便知三围、气质,一本书是否适合自己、是否有料有趣,速翻几页便一目了然。而书与人也有投缘之说,有些人的文字你死活读不进去,有些人的书你一读到就好像至尊宝遇见紫霞仙子那样:“咦,千里万里,你真的在这里。”

22 海涅在评价康德的一生时说:“此人是没有生平可说的。他每日的生活,就是喝咖啡、写作、讲学、散步,一生雷打不动。”

23 “那么,下一次旅行,你会在旅行箱里压进哪些人的书?”最后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加缪、桑塔格、约翰·伯格、三岛由纪夫、北岛或董桥…… 他们的书有几个共同特点:文字美到极致,知识密度极大,都比较薄,适合消乏,利睡眠。

24 因思想的深邃而闻名的R.G.科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这样写道:“时间把世界放置在一头大象的背上,但它希望人们不再追问支撑大象的东西是什么。”他又说:“我们可能走太远了,以至于忘记了当初之所以出发的目的。”

25 我付出所有的青春和热情,都无非是为了博取一份世俗的肯定,而一旦得到了这一切之后,却突然发现,要摆脱它却比攫取它还更难。

26 的确,所有喧嚣的事物,包括喧嚣的人生,都是很孤独的,无非,我们并不感知。

27 “哪怕在这个深夜,只有我一个人还在读书写字,人类就还有救。” ——顾准

28 我知道这是一个“最好也是最坏的年代”。睿智的加尔布雷斯在1997年把这个年代称为“自满的年代”,他认为,绝大多数的人并不会为自身长期的福祉设想,他们通常只会为立即的舒适和满足打算。“这是一种具有主宰性的倾向,不仅在资本主义世界是如此,更可说是人性深层的本质。”而要摆脱这种宿命,加尔布雷斯的答案是“自我救赎”,你必须在自满与自省之间寻找到心态的平衡。于是,对理性的崇尚与对知识的渴求,变成了仅有的拯救路径之一。

29 人生的路,有的时候越走越窄,有的时候越走越多,但是,每一次选择,便注定意味着无数的错过。

30 人生苦短,你会干的事很多,但真正能脚踏实地去完成的事情却很少,就正如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说过的那句话:“所有我们完成的美好事物,没有一件是可以迅速做成的——因为这些事物都太难,太复杂。”

31 能读到好的诗歌,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了。我回到杭州当即去买米沃什的诗集。此人生于乱世,少年时参加华沙起义,目睹20万人在两周内一一死去;青年时叛走他国,被族人视为“无耻的背节者”;壮年时暴得大名又长期被美国人怀疑是“苏联鼹鼠”,到死都没有搞清楚自己是波兰人还是立陶宛人。可是,在晚年他却还能够写出那么干净的诗歌。

32 金钱让人丧失的,无非是他原本就没有真正拥有的;而金钱让人拥有的,却是人并非与生俱有的从容和沉重。金钱会让深刻的人更深刻,让浅薄的人更浅薄。

33 把金钱当对手和敌人的人,将一生为金钱而烦恼;而把金钱当朋友的人,将获得金钱给予的欢乐和平和。成为金钱的奴隶,或将金钱视为奴隶的人,都无法与金钱平视对坐。

34 记者问法国女设计师夏奈尔对金钱的看法,夏奈尔说:“它使我获得的独立性是很有价值的。”

35 金钱的伦理就本质而言,是一个人对自我价值认同的提升过程。现代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与金钱抗衡、妥协乃至平等共处,最终彼此取悦的历程。 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对待金钱的态度,其实也是对待生活和生命态度的某种投影。在所有的人间故事中,把人引向毁灭的不是金钱,而是他本人的作为,金钱在人类悲剧中所起的作用,从来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

36 当许知远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一份《新青年》比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纺织公司,更有影响力。”四周溅起的仍然会是一片嘈杂的不解和不屑声。我想这并没有什么,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梦想是由所有人的肩膀一起来承担的。

37 我喜欢的散文家汪曾祺曾经说过一句很妙的话:“一件器物,什么时候毁坏,在它造出来的那一天,就已经注定了。”一个自媒体也是一样,它有怎样的未来,从它出生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注定了。

38 风流总归会星散,美好却始终难忘。 人生那么短,好玩的事情那么少,偶尔遇到了一两件,就赶紧跟相知的朋友一起去做吧。

39 如果没有用自己的脚去丈量过,用自己的心去接近过,你无法知道这个国家的辽阔、伟大与苦难。 再者,就是我们从这位廖厂长身上感受到了理想主义的余温。他只是万千市井中的一个路人,或许在日常生活中他还斤斤计较,在生意场上还锱铢必究。但就在1989年春天的某一个夜间,他偶尔读到一则新闻,一群大学生因经费的短缺而无法完成一次考察。于是他慷慨解囊,用数得出的金钱成全了几位年轻人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于是,就在这一瞬间,理想主义的光芒使这位平常人通体透明。

40 “一个人用自己的心灵去处理事情,他根据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根据心灵本身。”蒙田说。

41 张謇多有名言留世。他曾说:“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 又言:“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

42 在有些没有任何痛楚的时候,你会丧失一些最重要的东西,而你却连一点心理或生理的反应都没有。那个时候,无疑正是你一生中最凶险的时刻。

43 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曾用一本书的篇幅描写他居住了一生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在题记中,他说,“美景之美,在于忧伤”。 一切伟大的城市,大抵都是如此,它从历史中披星戴月地走出,在破坏中得到新生,每一代人都在它的肌肤上烙下印记,让它变得面目全非,然后在忧伤中退回到历史之中,只有城市永远存在,忍受一切,不动声色。

44 这真是一个矛盾重重的年代,人们常常困顿于眼前,而对未来充满期望。

45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在中产阶级仍很落后的国家,都曾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盛行不择手段地通过赚钱牟取私利,这几乎是一个无法超越的阶段。而成熟商业社会的标志则是,人们从对物质的追逐中脱离出来,开始去发掘生命中另外一些抽象的、形而上的价值。

46 创业是一个幸存者的游戏。所有的创业者都可能面临灭顶之灾。这就如同一幢房子,很可能会突然着火,在熊熊烈焰中,你需要冒着生命危险抢出来的唯一财产,不是椅子、电器或账本,而是你的信用。

47 与产业的游牧化相比,一个更可恶也更可怕的现象是,一场“洗脑运动”正席卷中国商业界。“不问任何理由地执行”、“只关注自己岗位的细节”、“像狼一样地为公司攫取利益”,对这些理念的推崇,正让中国公司陷入空前的功利误区,在很多著名企业的公司文化中,充斥着伪善、轻浮和言不由衷。可以说,自2000年以来,一种奴役式、麻痹式的洗脑文化正笼罩着中国公司,企业家们更希望用这种文化来改造所有的员工。

48 关于这种农产品造假科技,我还收集到很多:给陈大米抛光涂上工业油,能卖个新米的好价钱;荔枝要保持看上去新鲜,可以用硫酸泡一泡;往油条里掺入洗衣粉,可以少用面粉而使油条炸得肥大好看又好卖;猪饲料里掺上瘦肉精,猪可以长得快而且瘦肉多;在质次的沤黄米米粉中掺入有毒的甲醛次硫酸钠,可以做成洁白晶亮的“上等”米粉;用工业酒精兑上水,当白酒卖,简便又赚钱;在面粉里掺上廉价的滑石粉,既增加了分量,又使面粉雪白好看又好卖;给猕猴桃施“膨大剂”使其增大,价格翻番;用硫黄可以把陈年的白木耳熏得更白;用化学添加剂可以把劣质茶叶炒出顶级毛峰的效果来,经济效益陡增十几倍;撒泡尿把桃、杏泡上,个沉又漂亮,价钱自然就上去了……

49 所谓的商业之美,就其本质而言,是人们对自然与物质的一种敬畏,并在这一敬畏之上,以自己的匠心为供奉,投注一生。

50 罗伯特·希勒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这样写道:“金融应该帮助我们减少生活的随机性,而不是添加随机性。为了使金融体系运转得更好,我们需要进一步发展其内在逻辑,以及金融在独立自由的人之间撮合交易的能力——这些交易能使大家生活得更好。”

51 对于一位有可持续收入的人来说,无论他是开出租的还是在摩天大楼里当白领,咬着牙维持一定的家庭负债是必须的。在我看来,50%~70%的负债率是安全的。“既无外债也无内债”,是一种“家庭犯罪”。你看古人造这个“债”字,便是“一个人的责任”,在商业社会中,一个敢于负债的人,其实是一个敢于对未来负责的人。

当货币的杠杆效应被激活之后,一个人的财产性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例就会逐渐提高,而这一比例正是告别屌丝、从工薪阶层向中产阶层递进的台阶。如果一个家庭的财产性收入与职务性收入各占一半之时,财务自由的曙光便可能出现了。而当前者占到绝大比例之后,你就会摆脱对职业的依赖,越来越自信,开始考虑如何过一种自己喜欢的生活。

52 2000年年初,国家体改办曾设计了一个计划,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账户。然而,几经波折,这一计划最终还是流产。反对者的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晚年吴敬琏在评论这一往事时,用了八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53 诗歌从来有记录历史的传统,比讴歌与诅咒更重要的是记录本身。

54 中国的新诗复兴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记得读大学的时候,无论是文科系还是理工系,一间缺少《朦胧诗选》的宿舍都会被严重鄙视。而那些朦胧派诗人,如北岛、舒婷、顾城和欧阳江河,等等,无一不是青年工人出身,他们以充满自由的姿态告别了僵硬的教条文本。“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当过木工和油漆工的顾城曾用这样的诗歌定义了一代人的精神。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诗歌被商业主义驱逐,而所谓的职业作家和诗人被权力和院校圈养,远离活泼和严酷的现实。我们的作家们对清代妇女发髻的样式了如指掌,但对窗外工地上的生活一无所知。

55 此刻是初夏午后,我在上海——这里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诞生地——的一间灯光柔和的咖啡吧里读着他们的诗歌,而那些写诗的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应该都还在阴潮嘈杂的车间里。

56 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健康,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更能寻找人生的信念。——哈维尔

57 海德格尔说:“当你们真的听懂我说了什么的时候,你们就完全地错了。

58 人对天理、命运的敬畏,并不仅仅表现为顺从,而应该是一种清醒的对话,是向上成长的渴望,是与未知对抗的坚决与愉悦。

59 在很多时候,一个公众人物对于大众来说是一个符号,它寄托了人们对某一种信念及生活方式的认同或否定。

60 在我看来,仇富情绪的浓烈,是因为中国有一个特别不健康的营商环境。细数两千年商业史,最会赚钱的人主要是两类:一是贪官,二是向政府寻租的商人。

61 他引用美国思想家富兰克林——他同时是一位企业家和一位政治家——的观点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这从根本上认同了企业家职业的正当性和独立性。

62 美国经济史学家、也是诺贝尔奖得主的道格拉斯·诺斯曾言:西方超过中国、印度等东方文明古国,并非是由于技术进步,真正的动力是产权保护,特别是对企业产权、知识产权以及继承权的保护,由此创造了西方文明。

63 在哲学的意义上,边境人意识与中国道家的“无”,有神近之处。无论是国家竞争还是企业竞争,如果一个族群永远坚定地、“自甘”立足于边境的话,那么,它几乎就是很难被真正征服的——它因为没有被征服的意义,而变得不可征服。

64 物质充足与精神空虚、经济繁华与贫富悬殊、社会重建与利益博弈,这是一个充满了无限希望和矛盾重重的国家,你无法“离开”,你必须直面。

65 我不能保证所有的叙述都是历史“唯一的真相”。所谓的“历史”,其实都是基于事实的“二次建构”,书写者在价值观的支配之下,对事实进行逻辑性的铺陈和编织。我所能保证的是创作的诚意,20世纪60年代的“受难者”顾准在自己的晚年笔记中写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决真善美的全部问题,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不需乞灵于上帝。”他因此进而说:“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必须拒绝任何形式的先验论,必须承认一切社会或经济模式的演进,都是多种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综合作用的产物。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任何一段历史,都是那个时期的国民的共同抉择。很多人似乎不认同这样的史观,他们常常用“被欺骗”、“被利用”、“被蒙蔽”等字眼来轻易地原谅当时的错误。然而,我更愿意相信易卜生说过的一句话:“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66 德鲁克是一个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人,但这还不是他的思想最迷人的地方。德鲁克之所以是一个伟大而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管理思想家,是因为他终生在考问一个看上去不是问题的问题:“企业是什么?”1992年,他在接受《华尔街日报》的一次专访中再次提醒说:“企业界到现在还没有理解它。”

他举到了鞋匠的例子。他说:“他们认为一个企业就应该是一台挣钱的机器。譬如,一家公司造鞋,所有的人都会对鞋子没有兴趣,他们认为金钱是真实的,其实,鞋子才是真实的,利润只是结果。”我不知道别人读到这段文字时是什么感受,至少我是非常的感动。从这句话开始我觉得自己似乎触摸到了管理的核心。也许我们真的太漠视劳动本身了,我们只关心通过劳动可以获得多少金钱,却不太关心劳动本身及其对象的意义。世界上之所以需要鞋匠,是因为有人需要鞋,而不是因为鞋匠需要钱。

67 也不会有德鲁克了。在今后50年内,要取得德鲁克式的成功是困难的。我们且不说当代公司管理的课题已经越来越技巧化,商业思想的制造越来越商品化,单是就一个人的生命而言,那也困难到了极点——

它要求一个人在40岁之前就完成他的成名之作,接着在随后的50年里不断有新的思想诞生(起码每一年半出版一部新著),他要能够每隔5年把《莎士比亚全集》从头至尾重读一遍,另外,最最困难的是,他要活到95岁,目睹自己的所有预言一一正确,而此前的一年,还能够从容应对《华尔街日报》记者的刁钻采访。

68 霍英东一代人的财富敛聚,大多历经艰险,为时代左右,受时间煎熬,如火中取栗。因而,其进退往往慎独有序,眼光毒辣而在于长远,其一生所染指的行业,往往只有一两项而已。及至晚年,桑梓情结日重,便把大量精力和大笔金钱投注于家乡的建设。邵逸夫和包玉刚对家乡宁波从来不忘关爱,李嘉诚对家乡潮汕的投资也算得上不遗余力。在东南沿海的各个侨乡行走,四处可见香港人建的学校、造的医院、开的工厂。霍英东祖籍番禺,在生命的最后18年,他把很大精力放在了番禺最南端一个叫南沙的小岛开发上。

69 2006年10月28日,84岁的霍英东在北京去世,留下289亿港元的资产,他的官方职务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在他之前,去世的香港巨商有东方海外的董浩云(1911-1982)、新鸿基的郭得胜(1891-1990)、环球航运的包玉刚(1918-1991)。在这一年的香港,出生于1907年的邵逸夫已近百岁,恒基的李兆基已78岁,永新的曹光彪已87岁,金利来的曾宪梓72岁,连当年被称为“神奇小李”的李嘉诚都快到80岁的寿龄了。如若把视野再放到东南亚的半径,则可以看到,台湾台塑的“经营之神”王永庆88岁,澳门的赌王何鸿燊85岁,印度尼西亚首富、三林财团的林绍良89岁,马来西亚首富、郭氏财团的郭鹤年83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叱咤风云的一代华裔商人很快都将被雨打风吹去了。 大佬乘鹤去,黄昏与谁看?

70 1978年11月,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第一次见到来访的邓小平,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5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吴晓波《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情上》

0
《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的全部笔记 147篇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