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最新增订本) 9.1分
读书笔记 第1页
Lullaby

皇帝阅读过的奏章,通常都要送到文渊阁由内阁大学士票拟批答。从道理上来说,皇帝可以把大学士的票拟全部推翻而自拟批答。但这并不是常见的现象,因为这种做法表示了他对大学士的不信任,后者在众目睽睽之下会被迫辞职。按照本朝的传统原则,为了保持政局的稳定,如果没有特殊事故,大学士决不轻易撤调,所以上述情况是必须尽量加以避免的。一个精明的皇帝能够做到让大学士的票拟永远体现自己的意图而不发生争执,这种微妙的关系又少不了秉笔太监的从中协调。

这些文书从文渊阁到宫内来回传递,距离不超过一千米内外,但是有意思的是,不论是奏章或者朱批还都要送到午门的六科廊房发抄,使大小官员得以阅读原文,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

大风起于青蘋之末:风最初知识在青蘋草头上轻轻飞旋,最后呼啸为劲猛彪悍的大风,意即狂风是自微风发展而来。后来喻指大影响/大思潮从细微不易察觉之处源发。

皇帝下了一道诏书,内称,过去丈量全国的土地,出现过许多不法行为,主要是各地强迫田主多报耕地,或者虚增面积,或者竟把房屋/坟地也列入耕地,而地方官以此争功。鉴于弊端如此严重,那一次丈量不能作为实事求是的税收依据。年轻的皇帝认为,由于自己的洞察力而实施了一大仁政,给了天下苍生以苏息的机会。他没有想到,这道诏书,虽然没有提到张居正的名字,但一经颁布天下,过去按照张居正的指示而严格办理丈量的地方官,已一概被指斥为佞臣;没有彻底执行丈量的地方官,却被田主颂扬为真正的民之父母。

各种法定的礼仪在照常举行,但是皇帝已经不再出席。高级的职位出缺,他宁可让它空着而不派人补递,使那些文官们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已不再有升迁到最上层的希望。臣僚们抗议的奏章不断向他提出,他也不加答辩。因为他知道,只要在奏本上一加朱批,不论是激烈的驳斥还是冷静的辩说,这些朱批和原来的奏折都要送到给事中的办公室里传抄公布,这就正好中了那批抗议者的下怀,使他们达到了沽名卖直的目的而暴露了自己缺乏雍容的气度。最合适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可恶的奏本留中,即扣押在宫中不加批示。

这样一来,做皇帝的不得不应付几个个性完全不同的首辅,应付几种不同方式的催促,因而搜索出来的理由就前后不能一致,从而使人更清楚地感觉到他确实缺乏诚意。

在文官体制上,普遍使人感到困难的是各级地方管都没有实际力量足以应付环境的变化。他们没有去完全驾驭夏季的能力,因为个人自抽“常例”,即下级也拥有财政权;人事权则集中于北京,对下级的升降奖罚,上级只能建议而无法直接处理。

体制上有欠周全,文官集团更需要用精神力量来补助组织之上的不足。......这些好处当然不应抹杀,然则它们带有冲动性质,也多个人成分,而且常常和紧急情况一起出现。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篆。说得严重一点,后者已不再是一种好现象,而是组织机构违反时代,不能再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

他在行政上的成就,往往得力于微妙的人事安排。这样的方式本来就带有间接性,而他在执行时既不采取大刀阔斧的方式,也不多加渲染,这样,他的成绩就很少为人所理解,也更少为人所仰慕。聚一事即可为证:假如他真是除了忠厚和平以外就一无可取,那么在他执政时期发生的黄河泛滥问题,一定比实际情形要严重得多。(申时行)

然而对于农民的剥削,绝非限于这种突出的案件。剥削是一种社会现象,绵延数千载,代代相传,在当日则为文官集团家庭经济的基础。官僚家庭用做官的收入放债买田,为构成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家的没落和赤家的兴起,期间的盛衰迭代/消替流转乃是常见的现象。但这种个别成员之间的转变无碍于整个阶级的面貌,社会依然稳定地保持着剥削和被剥削这两个集团。海瑞的干预土地所有权,其伦理上的根据和法律上的非姑且置之不论,只说他以个人的力量,只凭以不怕死的诤谏得来的声名作为资本,而要使整个社会机器停止转动,也就无怪乎不能避免“志大才疏”的评语了。

使这位好心的巡抚所更加无法理解的,则是农村的信用贷款不能合理解决的症结。我们的帝国缺乏有效的货币制度和商业法律。这两个问题不解决,高利贷就无法避免。

很少有涉及商业的条文。合资贸易、违背契约、负债、破产等等,都被堪称私人之间的事情而与公众服务无关。立法精神既然如此,法律中对于这一方面的规定自然会出现很大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使商业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

本朝的官僚政治把这种情形视为当然,因为立国以来的财政制度规定了财政收入由低级单位侧面受手为原则,无须乎商业机构来做技术上的辅助。地方官所关心的是他们的考成,而考成的主要标准乃是田赋之能否按时如额缴解、社会秩序之能否清平安定。扶植私人商业的发展,则照例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之内。何况商业的发展,如照资本主义的产权法,必须承认私人财产的绝对性。这绝对性超过传统的道德观念。就这一点,即与“四书”所倡导的宗旨相背。海瑞在判断疑案时所持的“与其屈兄,宁屈其弟”等等标准,也显示了他轻视私人财产的绝对性,而坚持维系伦理钢厂的前提。

“一条鞭法”是明代嘉靖时期确立的赋税及徭役制度,由桂萼在嘉靖十年(1530)提出,之后张居正于万历九年(1581)推广到全国。新法规定: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这样大大简化了税制,方便征收税款。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进而增加财政收入。这也就是放弃了理想上的公允而迁就事实。

本朝的财政制度虽然技术简陋,牵涉面却十分复杂,如果加以彻底改革,必须厘定会计制度,在中上级机构中,实行银行管制的方式,亦即无异于彻底改组文官集团,这当然是无法办到的。

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我已经批判得很透彻。但是现下仍有很多的西方人士,以为西方的法律,即是道德的根源。

明朝的主要特征是:依赖意识形态来作为统治工具,无论是在强度和规模上,这在许多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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