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零度 8.6分
读书笔记 什么是写作
yueuriecid
在整个19世纪,这种戏剧性的聚结现象取得了进展。对夏多布里昂而言,它还只是一种微弱的沉积,一种轻微的语言欣快感,一种自恋现象,在其中写作几乎与其工具性功能分离,写作仅被看成是其本身。福楼拜(在这里只指出这一过程的一些典型因素)根据一种劳动价值观的出现,明确地使文学成为对象,使形式成为一种“制作”的项目,犹如一件陶器或一件珠宝一样(应当说,制作即“所指”,它首先被表现为景象,被强加于读者)。最后,马拉美通过一切客观化的最终行为,谋杀,完成了对“文学对象”的构造:我们知道,马拉美的全部努力都针对着语言的破坏,因此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僵尸。
思想似乎在一片虚空中愉快地升起于装饰性字词之上,于是写作从这片虚空出发,越过了整个逐渐凝固的状态:首先是一种目光的对象,然后是一种劳作的对象,最终是一种谋杀的对象。今日它达到了其最后的变体,“不在”。......似乎文学在一个世纪以后越来越在一种无传统的形式中改变其外表,除了在一切记号之不在中,再也看不到纯粹性了,于是文学最终完成了俄耳菲式的如下梦想:一位无需文学的作家。

以上为导言节选。

文学由文学记号所指的界域而构成。文学记号的历史,作为一种表层历史,从古典艺术起,活跃于言语的绵延运动中,彼时写作还未被人们发现其本身的“重量”。而文学记号的历史逐渐清晰地与某种深层历史联系起来时,即从福楼拜到当代写作这一时段里,文学被视作消费社会型场景之外的言语的产物,它更加隐秘,更加私有,更加稠密与深厚。

文学经由“目光”的对象(古典艺术时期,文学的稚气,纯粹和幼弱刚刚萌发,形式与写作的广度还未经勘测,此时字词的能指与所指高度一致),到福楼拜时期的“劳作”的对象(古典时代的写作破裂,写作在编织中掷地有声),最后到“谋杀”的对象(将文学这株苗完全地收回,不发任何有所指的颤动的一词,写作就是存在于这一罅隙之间),纯粹性在不断减弱,或者也可以说,是风格与言语结构的交织的产物让人无法琢磨透文学的实质。

语言结构仅是人类的一条地平线,它从远处形成了某种熟悉性,而且性质则是否定性的。
风格的所指物存在于一种生物学的或一种个人经历的水平上,而不是存在于历史的水平上......它是一种个人的,封闭的过程......是一种发生学的现象,是一种性情的蜕变。
言语所隐藏的东西为言语流的绵延本身所揭示。在言语中一切都被呈现,都注定要立即加以耗用。
风格永远是一种秘密,它的所指物的沉默部分不具有语言的运动和不断迁延的性质。风格的暗示性功效却是一种密度现象,因为在风格之下牢固存在的,在其修辞法内直接和间接聚集着的东西,是绝对属于语言之外的现实之片段的。
于是我们可以想象那样一些作者,他们喜爱艺术的安全性甚于风格的孤独性。纪德就属于那种无风格的作家之列,他以自己的技巧方式探讨了从某种古典精神气质中引发的现代愉悦。与此相反,现代诗歌是饱含着风格的,它只是由于一种诗歌创作的意图才成为艺术的。
语言结构与风格之间存在着表示另一种形式性现实的空间:这就是写作。语言结构与风格都是盲目的力量,写作则是一种历史性的协同行为。
......克洛岱尔和加缪这些一对一对几乎同时代的人之间,尽管他们运用着相同历史阶段的语言,彼此却有着根本不同的写作方式。这些写作虽然彼此不同,但却可以比较,因为它们都是一种相同运动的产物,这个运动就是作家对其形式的社会性惯用法和对他所承担的选择的思考。问题并不在于由作家去选择他维奇尔写作的社会集团:他很清楚,除了发生革命以外,写作永远只可能是针对同一个社会的。他的选择是一种意识的选择,而不是功效的选择。......因此,一种写作的选择及其责任表示着一种“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并不具有相同的限制。写作正是一种自由和一种记忆之间的妥协物。它就是这种有记忆的自由,即只是在选择的姿态中才是自由的,而在其延续过程中已经不再是自由的了。
于是写作像“自由”一样仅只是一种契机。但此契机是“历史”的比较明显的契机之一。因为历史,永远是并首先是,一种选择以及对该选择的限制。古典写作的统一性几个世纪以来未曾改变;而现代写作的多样性百年以来已达到文学活动本身的限度。法文写作的这种分裂现象,明显地与全部历史的一种重大危机相伴而生。

以上为第一章第一节 “什么是写作”。

语言结构是具有否定性的,同时它又是大同历史的产物,熟悉而天然。无论作家如何冲撞,写作都不可逾越这道地平线,说到底,写作并不能是超自然的表现。言语绵延的运动中,字词被加以耗尽。这其中的历史,即文学记号的历史,是可选择的。

风格的必然性与生物性,意味着它是个人封闭的产物,是非透明的,是超文学的现实领域,不是产自大众历史的,只能受影响于个人与大众历史的相涉。风格的选择并不是反思文学产物而得的,即使它是可选择的,也不是多选的。

协调这两者的便是写作。而写作方式的不同往往不是由于时代的,或是功效意图的差别,而是来自同一类思考,即对作家本身所选择和承担的自由的思考。社会历史并不能提供这种自由的语言供文学消费,因此文学语言与其他语言相迥异之处就在此,文学语言是这种自由的产物。除此之外,造成写作方式的不同的另一个因素则是自由与记忆相搏的产物。作家姿态中确立了一种新颖,即意味着其当下的写作方式开始不受记忆的控制,这里的记忆既能够是对整个社会的记忆,也可以是作家本人文字的记忆。而这种自由继续延续,新的记忆就产生了。

写作同样是一种契机,是由历史的频繁割裂决定的。因此我们不能将流派作为写作的最根本分类准则,使写作方式产生最根本的差异的是不同社会层面对作家意识的影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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