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压迫的美学 8.3分
读书笔记 第四辑 大都市照耀中国
咩咩

地租竞争:贝尔化景观与城中村

当代中国城市的高速扩张已是个不争的事实。这种史无前例的速度至少造成了两个方面的结果:一个是中国城市景观的趋同化;另一个是城市面貌的现代化衍生出更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制造出众多的得益者和被牺牲者。空间的利益分配已成为政体与民众产生矛盾的热点。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正反两面。第一个问题是看得见的表象,第二个问题才是实质要害 首先,让我们来观察一下中国城市的地表景象。要理解当代中国城市主要的空间特征,以及要思索隐藏在城市形态背后的原因,我们就应该把城市纳入由来已久的总体行政权力框架中来考察。由于有个统一的行政权交接规则(官员的任期为四年),城市決策者采取了几乎相同的策略,“有利”于某个城市的公共建设一旦被证明是成绩就会迅速地被其他城市所仿效。以四年制和过期作废为准则,追求公建的高速和高产就不是个非理性选择。在蓬勃的地产市场,地皮款和销售广告才是真正的“看不见的手”,共同的利益追求最终选择了香港贝尔高林公司的热销货。一这就是“贝尔化”的华丽布景:安徒生童话般的住区,钟塔大门里面是无数的喷泉和棕榈树。被谢绝在孤岛式的豪华大盘之外的“边缘人群”照样为城市添加上无数的边缘景观一一高楼大厦旁密如蜂巢般的城中村。这些大同小异的城市景观集合使得中国城市的外貌具备了统计学上的意义。我们在一个城市中所观察到的地表面貌,很多都是“先进经验”的复制品和基于同样理 由需要掩饰的城市疮疤。我相信摩根・斯坦利公司分析中国银行效益的笨办法是对的,他们让金融专家到每一个城市开着车满大街转,清点烂尾楼的数量,然后就大致推算出过去几年银行的呆账数额。如果愿意的话(今天已经有城市学者这么做了),统计100个城市的政府大楼和公共广场,我们也不难推测出隐藏在这种空间的宏大叙事之后的利益分配真相。 其次,城市建设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地租级差”的现实状况,这种级差在城市之间被适时地表达为“城市竞争力”。如此,中国已跃升为一个巨大的城市赛车场。竞赛从领先的东南沿海一直蔓延到中西部内陆,从标榜国际化大都市到争夺区域性中心城市,总之,星罗棋布的城市就如同一辆辆开足马力的F1方程式赛车。“我们正冲在最前面”绝不是在电脑赛车游戏机前发出的虚假的欢呼。在媒体所制造的传播浪潮中,城市天际线的变化与竞争的心态拼合出一幅真实的多棱镜式的图景:高层建筑、公共广场乃至每一个住区的落成都在修改空间景观与GDP增长的数据。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人能站在看台上静观这场“城际F1大赛”。城市建设造就出中央CBD区、攀升的地产价格、新的时尚生活方式,同时也改变了社会分层的格局。在这场城市变迁的连续剧中,豪华大盘的背后是旧城区以及城市文脉的消失,城市小资蜂拥进简约主义的单身公寓的自命不凡与拆迁户等待回迁的苦恼同时存在。所有这些一一一个城中村小餐馆的营业额与跳楼自杀的烂尾楼开发商,都和城市的发展态势联系到一起。我们都在分自己那份成本。享现代城市地租的増值,又不得不为“管不了”的公共资源配置支付自己那份成本。 地租并不仅与市政府、银行信贷处或房地产商有关,每个阶层的社行动者其实都不缺乏理解地租的直觉。从私人的角度,地租表现为我们生活在某个城市所拥有的权益,这些权益是与空间有关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城中村的农民也知道盖楼房而不是去种田更有甜头,他们是为了争取地租增值。地产商愿意出高价争夺一块靠近市政公园或滨水区的好地皮,其实是在争夺景观的地租差价,这种差价同时也在左右购房者的偏好,最后左右了政府主持的土地拍卖会以至整个地租的不平衡分配。城市之间的竞争仍然反映了地租的等级,比如成都永远都不会和上海竞争,却会与重庆较劲。上海为什么就能吸纳最多的国际资本?可能是地租级差约等于城市“发达级差”的缘故。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应该不难理解大卫・哈维提出的“集体象征资本”的概念一一城市的名声不仅使城市的地租总量增值,还构建出大众的城市无意识。城市的竞争当然也是一场创建名声和虚构时空的较量。很显然,摩天大楼和世纪广场之类的公共建设确实会给城市和市民带来集体荣誉感,同时又把每一个人拉进地租一空间分配的变局之中。这就带来了前述的马克思主义式的问题:地租竞争为什么总是倾向于垄断?从社会分析的角度来看,城市的外貌景观折射出一幅地租垄断的镜像,从公建项目的立项审批到广告人为地产楼盘策划的梦境,空间配置的现实都是垄断一再分配,并双向地制造出欢乐与忧愁。事实就是这样,假如真的存在着城市共同体,那也是炫耀性公建、异国情调的住区和城中村的三位一体,是由欢喜的得益者和无助的牺牲者共同组成的。 与其像愤青般的景观设计师那样去指责大而无当的公共广场、铺草皮等炫耀性公建项目,还不如去思考一下地租被垄断和再分配的运作过程。按照大卫・哈维的解释,垄断地租乃源于社会行动者专断地控制了某些直接或间接可交易项目,历经一段时间后,得以实现利益,增加所得。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垄断地租的势力相抗衡的是寻求新的都市管理模式一把国家权力、市民组织和私人利益混合起来。而在当下的大多数中国城市,地租垄断却为资源配置上的“民主集中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只能指望领导者的好眼光和最好四年之内就能完成的好项目。有些城市,比如广东的中山和浙江的宁波,好眼光选择了岐江公园和老外滩计划。这些例子告诉我们:宣称某种景观的独特性能为城市增加地租总量,也强化了这些中等城市的集体象征资本。然而更多的例子却显示了城市独特性的消亡,典型的如同北京正在发生的事:在敏感区域内拆除宝贵的四合院以换取批量生产的新式豪宅。表面上看,这是小部分人的经济纠纷,实际上却是以损失整个北京城的独特性为代价的,从而也就以极少数人的利益抵消了城市的地租增值。地租交易的不透明程序不断改变着人群中的强弱对比。当自家的四合院既是老北京城的文脉又被地产商纳入开发范围时,不出所料的是后者总会战胜前者,我们只有感叹垄断地租的强势与城市文化和私有房主的共同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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