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压迫的美学 8.3分
读书笔记 第二辑 先锋实验室
咩咩

永和堂、库克船长和清运公社 20世纪90年代中,张永和从美国回到中国创业之际,正是中国的观念艺术和实验建筑处于低潮的时候。相对而言,过去占主流的社会主义建筑也在商业化的浪潮下失去了方向。市场热潮与话语的缺失相映成趣,务实的国营设计院和房地产商几乎完全倒向了建筑市场的一极。那时中国的建筑市场还是食草类恐龙的天堂,它们像割草机一样,把良莠不齐的项目全都消化成利润。无处容身的张水和只好混到先锋艺术家的群落中,以做一些小型项目来打发时间。不过,历史证明他对“小就是大”的辩证法早就谙熟于心一把在东莞清溪镇完成的一个坡地建筑项目送到美国拿了一个“进步建筑奖”。这个不起眼的、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的举措其实包含了张永和的全部策略:做中国的项目,到西方去生产影响;暂时绕开市场是为了走一条积累象征资本的曲线救国”路线。不过以“成功”等于占据话语优势这个20世纪的艺术定理为由,在那个阶段就谈胜利还为时尚早。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建筑精英虽然已经把他们的经济望远镜对准了中国,但是还没有把脚伸进这个广的大陆。从珠三角的深圳到长三角的上海,真正的肉食类恐龙还在观望和调查。 肉食类恐龙所掌握的利器不是巨大的犬齿和利爪,而是话语与传播的途径和方式。这方面的代表人物非雷姆・库哈斯莫属,这头国际建筑界的朝王龙首次打量中国就瞄上了新兴而混乱的珠江三角洲。库哈斯从食草类恐龙制造的一片乱象中看到的是前所未有的活力。根据 Domus的采访,尚未出道的马清运那时也从美国来到深圳助老库一臂之力,于是就有了后来在卡塞尔展出的“珠江三角洲计划”,这个计刘最后以《大跃进》闻名于世。 在世纪之交,真正的机会只会降临到那些深谙传播学精髓的人身上。继18世纪西方殖民主义的航海先驱率先征服亚洲之后,在两百年以后的今天,亚洲、中国和珠三角再次进入了某种西方视野和语境。库哈斯用《大跃进》把1958年的政治“大跃进”和珠三角的城市化运动同拉上了西方话语的平台,实际上等于引爆了一颗国际性的话语炸弹。反过来,凭借着话语的力量,老库晋身为引领西方建筑师进军中国的库克船长。此后,以库哈斯为先导的西方建筑师启动了在中国的建筑冒险。从21世纪开始,西方的肉食类恐龙逐步占据了建筑食物链的顶端。到了这个时期,尽管那些无视话语力量的国营或民营食草类恐龙仍然在啃食规模越来越大的房地产项目和官方的形象工程,但是,来自西方的食肉类恐龙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既抢走了最重大的项目,又制造出了最大的传播效应和與论影响。当话语的力量开始得以显现之时,卧薪尝胆的张永和终于等到了被大派用场的时候。 有趣的是历史的巧合。一百多年前,来自广东的华工抵达北美,这些信奉洪门的四邑人聚集在不同的堂口名下(有名的如致公堂),堂口成为中国人在异国他乡的精神祠堂。今天,张水和与他的“海归派”在中国走了一条与过去的华人先辈方向完全相反却异曲同工的道路,“海归派”建筑师在中国的实践构成了另一种由西到东的文化现象。2005年的首届深圳建筑城市双年展成为“海归派”第一次盛会,其主题被策展人张水和定为“城市、开门”,这个形象的比喻对于张水和来说再适世界的中国“海归”云集在他的旗下,有如在北美的致公堂,如今 合不过了。当张水和成功地叩开了中国的城市大门之时,全中国乃至全在中国一枝独秀的建筑群体是张永和以及他的门人,深圳双年展标志着 “水和堂”的成立。毫无疑问,虽然张水和已经受邀担任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筑系主任,“水和堂”的总部奇迹般地由西向东、又由东向西移到了北美,但是在未来若干年内,“水和堂”肯定还将是中国先锋建筑的最大堂口。 现代中国的经历始终处在两种互为矛盾的中国形象之间:一种是由狡猾”的皮影戏艺术家张艺谋编织的中国形象,它带着反思的诉求,其实却表达了一种由内向外的东方想象;另一种是国家意志所推崇的中国形象,它由沿海的一系列狂的建设热潮所推动,而这种热潮本身又是对东方想象的一种自卑式的反弹、一种反向的回应。然而,库哈斯的视野却超越了前述两者,他把马克思所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改造成某种应对西方语境的话语策略,对日益贫乏的西方话语来说,这就像一剂强烈的皮质内固醇。就在张永和回到中国的十多年前,中国还只是一个拥有生产价值的大农场,而西方才是一个有话语交换价值的市场。但是今天却完全改变了,由于“库克船长”与“永和堂”的努力,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话语市场的组成部分。一百多年以来的殖民、买办和征服的旧世纪话语,如今已经全面让位给了全球化、国际化和竞争这样的新世纪话语。 不过,发生在中国的话语竞争,必须适应中国的当下现实。当朱涛和朱剑飞还在就西方的批评语境问题争论不休时,我相信,尽管在二朱之间必定能够产生出一个当代中国的“建筑朱熹”,但是,历史还是得由那些善于实干的人来创造。在这方面,能够在务实和务虚之间保持平衡的马清运就有着比张永和更敏锐的经营意识。建造了大半个新宁波的马请运坦言瞧不上建筑的批评实践,认为那是狡猾的大学动物们躲在学院里向建筑师放冷枪的精神病行为。所以,当马清运成为美国南加州大学建筑学院院长之时,这位把库哈斯划分为“说”的库哈斯和“做”的库哈斯的“建筑CEO”已经悄悄走到了中国建筑的前沿位置。正如2005年“永和堂”的成立,2007年的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给了马清运一次清理门户的机会。令人惊奇的是,马清运在本次深港年展上提出了“城市再生”的主题,却同时提出了都市向农村学习的口号。马清运的农村视野差一点关闭了张永和打开的城市大门。与“永和堂”相比,在东方和西方互为渗透的时代里,马清运似乎想重复一次人民公社的革命实践。只有一点几乎没有变,无论是“永和堂”还是“清运公社”,由“海归派”执掌的建筑舞台还是在上演一出西方语境中的中国问题戏剧。在热闹的2007年末尾,倒是偏安于西南重庆的朱晔和冯国安比较有远见,他们为重庆分展场的活动找到了一个描述中国城市化运动的准确内涵城市一新山水。对于当下中国来说,也许没有什么比“新山水”更好的象征了,万里江山已经不再有统一的颜色,重庆令人叹为观止的社会生态展露出盛唐王希孟“青绿山水”中的万千气象。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天时地利,从美国宾州大学归来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可谓得天独厚,国民政府的建设需求和中国民族文化的目标成为双重激励机制,刺激了中国现代建筑的发端。然而到了新中国阶段,革命化的要求选择了以苏维埃风格来清洗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建筑遗产。在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的标准中形成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实践,在走了一段漫长的弯路之后,到了改革开放的时期似乎已成强弩之末。历史终于翻到了今天,让我们得以领略“永和堂”、“库克船长”和“清运公社”的实践历程。显然,中国的现代性经历证明了 这一点——现代性被有唯一性,它是在特定文化制度下的“修正”。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深圳的大芬油画村代表了一个出色的中国式的文化寓言。与20世纪60年代为北美加工塑料花的香港作坊相仿,在20世纪90年代,珠三角的画工们也为欧洲和美国加工油画仿制品。然而,与缺乏包装文化产业的勇气和想象力的资本主义香港相比,深圳特区显示出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在今天,深圳特区的油画村变成了文化基地,由加工型的作坊一举变成纽约苏豪区的镜像,戴上创意产业、文化产业的桂冠的大芬村向全世界展示了我们的中国经验。既然从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让中国去模仿,那么,就让我们看看中国吧,它的可能性难道不就是未来的国际主义经验吗? 最后,我们应该听听秦晖先生的预言,他曾经说:当在我们大谈全球化时,应该注意到另一种现象,那就是“全球中国化”。我们是否正在向西方输出我们独到的经验呢?关于这一点,老库和永和堂主应该是最有体会的,在2007年年末的深港双年展上成立了其公社的马清运更有资格去开展他在美国的冒险。他坦言,对他在南加州大学建筑学院的事业来说,来自中国人的“狡诈”经验也许是重要的。为什么不呢?说到底,建筑实践仍然离不开某种政治的背景。既然大芬油画村就是我们的榜样,那么凭什么不可以就此去教一教那些在民主程序上浪费时间金钱的美国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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