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压迫的美学 8.3分
读书笔记 第二辑 先锋实验室
咩咩

贫困的姿态 对美术圈来说,20世纪80年代是“前卫派”当红的年代,美术青年虽然穷,却也把艺术运动搞得有声有色,前卫艺术的第一拨好汉就是那时冒头的。到了90年代,折腾艺术的人变少了,一部分折腾分子跑出了国,“前卫派”也就逐渐被“业务派”取而代之。本体论和存在主义的关键词让位给了“工程”和“业务”,社会上杀出的一批广告和装 修资产阶级成了美术学院的偶像。他们的成绩是以汽车和别墅来体现的,于是,不仅美术学院的校园成了最早的停车场,以“业务派”为主体的画家村也不断地涌现出来。 20世纪90年代末是“业务派”全面得势的时期。那时候,混得不咋样的“海归派”回国观察形势,很容易被“业务派”的三大法宝所震慑“业务派”开着豪华车,把“海归派”带到豪华大酒楼,最后再带到自家的别墅转一转。那意思是说:谁怕谁嘛!不太得志的“海归派”就只能暗自埋怨自己出错了国。而留守国内的“前卫派”成了一小撮最不得志的人,在海鲜、桑拿和夜总会的黄金时期,“前卫派”演变成一种地下组织,在地下室和酒吧的空地上灰头土脸地“卖艺”。看上去,美术圈的大局就是这样,由“业务派”主导、“海归派”也乐得加入的富裕竞赛取得了决定性优势。 不过,资产阶级的致命伤就是过于短视,他们不知道富裕竞赛还有个看不见的对手一一贫困竞赛也在顽强地进行着。多亏有了富裕竞赛,它使得贫困成了艺术家的秘方。这种在20世纪初巴黎艺术家手中玩得很圆熟的手段也帮了中国艺术家的忙,只要运用得当,贫困可以使艺术转变成某种冒险的事业。以贫困见长的艺术家不仅能够满足波希米亚式女孩的“受难幻觉”,而且也容易在文化上唤起西方人士的东方想象。当西方的基金会和策展人开始瞄上这群受难的理想主义者时,“前卫派”终于咸鱼翻身,跃升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当代艺术群体。 在许多“海归派”回国寻找业务之时,前卫派由无奈的留守者变成了频频出国的当代艺术家;在广告和装修资产阶级陷在三角债中为收不 回的尾款发愁时,前卫派的作品又变成了画廊和拍卖行青睐的对象。到了最近两年,所有的资产阶级,无论是房地产商还是企业主,都以用资本来换取前卫派的艺术为荣。温州人甚至放弃了炒房,转而炒前卫派的画作。就这样,贫困竞赛居然静悄悄地打败了富裕竞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贫困打败富裕的结果是,富裕方自愿把财富转给贫困方,以让自己的财产“保值”,而贫困方因为坚持和妙用贫困而不得不脱贫变富。新世纪的头十年已经注定属于“当代艺术圈”。如今,圈中的关键词是“阿玛尼”和“威尼斯”。然而,前卫派右手拿着富裕,左手还不愿轻易放弃贫困,因为贫困作为姿态总有用得着的时候。这个道理可能是那些广告和装修资产阶级打死也想不明白的。 四大资本的价值博弈 艺术的国家化体制一直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而这种表面的反资本体制,实质上却是用国家资本取代所有民间资本来供给一个数量惊人的文艺大军。以美术界而言,全国美展、官办画院和美术学院共同承担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订货”。直至20世纪80年代,国家主义的艺术体制虽然受到了新潮美术的挑战,不过,缺乏另一种资本的介人,使得这种挑战总是局限在价值观的冲突上,显得双边实力很不对称。20世纪90年代以后,资本开始悄悄光顾中国的艺术。与ー百五十年前中华帝国所遭遇的资本攻势很相像,资本登陆中国的桥头堡仍然是先南后北从香港开始,瞄准北京。只不过这一次在香港汇集的资本不是英帝国的资本,而是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和东南亚的华人资本。但是,与“八五新潮”造成的价值观冲突正好相反,港台资本的涌人并没有带来任何新的价值观,而只是借用国家主义体制的价值框架,巧妙地把原来的国家艺术“风情化”,在政治与商业之间达成了妥协。为政治服务的画院画家和美术学院教授成为最大的受惠者。他们只需要把题材变一变,把工农兵变成“村里的小芳”,把宣传栏变成怀旧的梳妆台,就摇身变成了港台画廊里的内地画家。从此,他们便获得了国家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双重供养。这种双重利益一度动摇了全国美展的评奖标准,即使在题材政治学不变的前提下,“风情订货”的吸引力也让画家们把风格拉向经济的一边,从而造就出双边讨好的“风情政治画”模式。 曾几何时,港式资本的做法曾经被看成香港人比内地人精明的例子,因为资本在向国家主义宣战之时,很容易遭遇到资本自身的价值观困局。20世纪90年代初的广州双年展为民间资本建立非官方的价值标准开创了一个县花一现的内陆模式,不过展览的利益向着艺术家一边倒,让满脑子为艺术献身的出资人输得精光。几乎同时期,与港台模式和内陆模式不同的西方资本借助着大使馆文化官员、策展人和基金会顾问也开始光顾中国。西方人不仅没有遵从国家资本的价值标准,而且选择在官方体制之外另起炉灶。由于不像港台资本那样和国家资本进行共谋,西方资本的效应要迟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看得出来,并差点被戴上了“阴谋论”的帽子。也由于西方资本并不像中国的民间资本那样脆弱,所以它们重新划定了市场边界,在国家资本和港台资本的外围建立了全球性的流通渠道。“西方订货”捧红了一批体制外生存的艺术家,他们和摇滚乐手在酒吧街和798工厂再次诠释艺术的时尚,这使得老派的体制内画家黯然失色,甚至迫使有关部门也不得不起用体制外画家来顶替原来的“国家订货”,充当面对西方世界的文化形象。 最后,随着在金融风暴中失去活力的港台资本的退潮和西方资本的示范效果,中国的民间资本这头沉睡的恐龙终于在新世纪苏醒过来,在拍卖行和画廊的推波助澜之下,老掮客和各色新炒家的胃口出奇地大,把历史上卖不掉的陈年烂货一股脑全吞进去。这一场惠及整个美术共同体的嘉年华会起码持续了三年。直到现在,犹如怪兽般的中国资本才又掉转头重新冲向了股票和地产。 自1992年以来,三次资本冲击波都在不断再造中国的艺术生态。文艺的国家体制已经像部老式机器一样呈现出疲态,有限的国家资本只有在洪水和“非典”期间才能调动官方艺术家的爱心,也使得美术共同体在其他三种资本的拉拢腐蚀下土崩瓦解。当风格经济学在与题材政治学的竞赛中略占上风时,资本的分野已经从作品的图式中清楚地反映出来。价值观再度成为下一轮博弈的基础,因为艺术博弈的实质还是价值观的博穿,不重视价值观的资本和讨好它们的作品一道,注定只会沦为市场上的殉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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