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压迫的美学 8.3分
读书笔记 第二辑 先锋实验室
咩咩

我是舞台上的海燕:亮相、戏剧化与《我是海燕》 1977年,人民美术出版社重新刊印了《门采尔素描》,这位在“文革”后首次出现在美术青年眼中的德国人让大家领教了什么叫现实主义绘画。不提那幅黑白印刷的《轧铁工厂》,仅仅那些为这幅画准备的遠写素材,其果断、精准的观察与描绘都使人惊叹不已。不过,这个突然打开的19世纪西方艺术宝库虽然震惊了刚刚解禁的国人,却并没有为中国美术带来持久的兴奋,年轻一代很快就转向了现代主义,占据主流的官方现实主义好像也不肯在这面古典艺术的镜子面前照照自己。20世纪80年代那几个轰动一时的写实油画路标,如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罗中立的《父亲》等,多少都是官方美术套路上的“修正主义”,所以最后都被官方艺术罗致为新的经典。 自门采尔开始,中国年轻一代终于领教了什么是西方的现实主义绘画。西方现实主义与陈丹青和罗中立的创新型“修正主义”合在一起也让我们领悟了什么是中国革命现实主义的原生风格一这种自成一体的革命现实主义绘画:其视觉来源是戏刚,其构图原型是無台,其形象模特是表演。所有对八大革命样板戏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难明白个 中的原委。当从戏刚中总结出来的“三突出”原则像圣旨一样传向所有艺术领城时、其他的艺术形式,如果它是旧的形式,就必须革命化;如果它是洋化的形式,就必须民族化;如果它已经既是革命化的又是民族化的形式了,那它就必须“戏刚化”(严格说来,应该是样板戏化)。而这个“戏化”正好是一个引发问题的焦点。 中国古典戏剧的基本语言本来就不是模仿现实的,当它被改造成表达现实生活的工具时,有时就会让人觉得怪怪的。比如英雄人物要表达他们的豪迈情绪,就会来一个亮相,这与定格的姿态差不多,是以最佳表情、最佳肢体动作、最佳光线共同组成的“瞬间雕塑”。在配备了从西洋歌剧中学来的大型布景的舞台上,古典写实剧的亮相把“真实”与虚假”高度糅合到一起,会让今天的你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是该激动还是傻呆了。《红灯记》的李玉和高举红灯亮个相也就算格五秒钟的“亮相”,英雄气概也显得格外雄壮。你如果知道让芭蕾舞 了,就连跳着西洋芭蕾舞的洪常青指导员,也常常停下足尖舞,来个定主角来一个京剧式的“瞬间雕塑”就是为了把西洋艺术中国化时,疑惑可能会小点,我们毕竟不能离开特定时代的语境来讨论形式的高下 特定的语境应该成为我们讨论新中国现实主义绘画的必要前提。当这套源自戏曲改革的法式影响到油画创作时,其效果当然也不止“红光 亮”的归纳这么简单。如何红一点、光一点、亮一点,油画家得在戏曲导演的舞台美术路线上走出一条油画戏剧之路来。广东军旅画家潘嘉俊创作于1971年的油画《我是海燕》就算是油画戏剧化的一个路标。该画以驻防在南海边的女话务兵为对象,描绘了一个强台风袭来的夜晚重要的国防电话线路中断,一个脸庞红润的女话务兵冒着倾盆大雨爬上了湿滑的电线杆,接好线路之后,正兴奋地向总部呼叫:海鹰海鹰,我是海燕,我是海燕……看惯了革命电影的人可能会顺理去猜,一般总部都叫海鹰,女话务兵嘛,当然应该叫自己海燕了。这算对了一层意思,另一层是借用了高尔基的《海燕》里的叙述…… 图像的叙事并不复杂,可能正因为故事过于简单了,创作者就不得不精心组织这单一场景、单一对象的叙事逻辑:将最佳表情定为一张四分之三侧面的脸,并让红的元素集中在脸部;将最佳肢体动作定为一个从侧面向正面扭转的瞬间;将最佳光线定为刹那间的闪电。此三项因素的综合最佳,恰恰符合舞台戏剧中英雄人物“亮相”的场景要求。这样,我们也很容易在两种幻觉中游移不定:一方面,把视线投向画面,这确实是一幅有功力的写实油画;另一方面,退身于画外,难道你不觉得这像是坐在剧场前排观看舞台剧?在聚光灯模拟的闪电中,你看它是不是更像在舞台上的拍摄的“剧照”? 在样板戏一统天下的语境下,这种写实油画的戏剧化之路必然会受到青睐。对于普通美术青年来说,他们可能更崇拜作者画出湿透后粘在身上的绿军装的油画技巧,因为这是该画中唯一区别于戏剧、趋近于现实的因素。在那个翻来覆去地在电影院里看“亮相”的日子里,人们可能反而对这幅画中的“亮相”意味视而不见了。只要被历史选中了,就是经典的一分子。《我是海燕》当然也是经典之一。只是许多的过来人固执得很,总认为自己那个时代的东西才经典,别的就不行。这类人以那些至今还迷恋样板戏的中年人居多一些。我把这幅本与板不大搭边的油画创作拿出来指指点点,其实是想说,千万不要太迷信自己的审美。无论什么风格,只要习惯了,就会认为是好的,哪怕是被迫习惯的,只因为习惯了,你就把“被迫喜欢”的语境忘得一干二净,还爱它爱得要死。实际上,这不过说明了我们通常习惯于自己欣赏自己的习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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