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 9.0分
读书笔记 第1页
奇迹的杨

从后到前记录的原文片段。

但在某些极不寻常的情况下,处于最高层的官员们显然仍可能运用某些为任何政府都必须遵守的最高准则来限制君主的专制权力。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不能把自己仅仅看作是为某一特殊政权服务的臣仆。这样的自信,只会存在于那些相信自己是文化传统当仁不让的继承者的人们身上。在中国帝制后期的政治生活中,即使在最高的行政层次,具有这种胆识的人士已属凤毛麟角。一个半世纪后,当帝制垮台而滋养这种精英自信的社会和文化制度也随之崩溃以后,这样的胆识也就变得更为稀缺了。
如果说,弘历的清剿撞上了官僚们设置的路障,那么构成这些路障的恰恰是最令他痛恨的“官场恶习”:谨慎地隐匿情报,小心地自我保护,隐瞒真相以掩护人际关系,百促不动以墨守常规程序。一个普通的清代官僚即便并非故意设置障碍,仅以他日常的贪渎和欺饰,就足以让任何一个君主大伤脑筋。
那种由睚眦必报的领导人和狂热激动的民众勾结起来对付共同敌人的狂暴结合(这正是现代政治“运动”的表征),还是一件要到遥远的未来才会发生的事情,十八世纪的官僚们还没有受到这样的致命夹击。虽然他们中的个别人可能会被盛怒的君主挑出来加以惩罚,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地位仍然相当稳固。他们是知道这一点的。

这一段讲的太好了!!!!!

当代中国的历史中充满了这种幻觉权力进入社会的例子。我还记得1987年在北京与一个老红卫兵的谈话。他当时是一个低收入的服务工。他感慨地说,毛泽东的文化革命对于像他这样没有正式资格循常规途径在社会上进身的人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毛号召年轻人起来革命造反,这一来自顶端的突然可得的权利使他的野心得到了满足。他抱怨说,现在的社会样样都要通过考试,他再也没有希望从现在这个最底层的位置爬上去了。
我想说明的是,1768年的妖术危机不仅对政府来说是一种紧急状况,而且对弘历来说为他对官僚制度的极深猜忌提供了一个出气孔。
像官僚君主制下的任何其他关系一样,这一制度的主轴——君主和官僚之间的关系——也从“事件”中汲取养料。君主需要具体的机会来强调他对官僚的支配,来惩罚为他讨厌的人物和褒奖受他宠信的官员。一个行省官员并不仅仅只是这一制度的具体办事员:他的每次公开行动,都受到了他同君主之间个人关系的影响;而这种个人关系则始于他被任命时的朝廷觐见,并在其后的常规觐见中一再被强调。这种个人关系的质量,以及它同正式的、“客观的”官僚政府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官僚们所参与的“事件”得到界定的。只有通过“事件”,这种关系才会成为档案文献的一部分。
从这重叠的图像中,我们可以联想到中国帝制国家的两个侧面:它既是一种工具(其功能是根据满清皇室和满汉精英层的利益需要来管理国家),也是一种制度(其功能是在不同政治角色之间实行权力分配和地位分派)。
叫魂案中的许多例子表明,官僚们尽力将来自君主的紧急、非常规要求导入习惯的、日常的轨道。无论如何,尽管在办案中未能获得具体的结果,但恪尽职守总可以差强人意了。对一个勤勉的官僚来说,他可以用许多日常公务来搞得自己忙碌不堪,却不必承担什么风险。

用日常公务来搞的自己忙碌不堪,却不必承担什么风险!

没有一条规章则例要求在省府的审判必须有总督在场。和弘历一样,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定,该省官员在弘历面前组成了一条统一战线——如果弘历不满意他们的清剿结果,他就必须惩罚一大批官员。像这样由多个官员同时出场审讯的例子存档案中还有很多,官员们显然是在用人数来赌安全。一份由省高级官员共同上奏的联合报告,显然比由一个官员单独奏报更容易躲过君主盛怒的惩罚,并把因同其他人意见不一致而带来的危险降到最低程度。

省级官员用人数来赌安全!!

叫魂危机为对个人的纪律整肃提供了特别合适的机会,因为它是一个建立在如此荒谬的基础之上的案件。君主的愤怒可以发泄在行省官员身上,因为他们未能抓获妖党首犯。然而,这样的失职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样的妖首并不存在。叫魂案件虽如此荒谬,但弘历在当时却对此并无察觉。不过,说弘历“利用”了政治罪并不见得比说政治罪“利用”了他更接近真实。政治罪为君主的某种行为的产生提供了一个大背景,而这种行为的塑造则应归之于官僚君主制的一些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特点。弘历将各省官员们在缉捕妖首问题上的失职归咎于他们的怠惰、迟疑、对无能属下的姑息,也归咎于江南的腐败以及官员个人的忘恩负义。这些问题正是君主常年关注的焦点。我们已经看到,弘历要在常规环境里对付这些问题有多么困难。像叫魂案这样一桩政治罪所造成的最大冲击,就在于它动摇了官僚们用以有效保护自己的常规行为方式,从而为弘历创造一个环境,使他得以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同官僚们直接摊牌。
结果,行省和京城的高级官员是根据两套规则行事;在形式上,他们仍然受到行政处分则例的制约,君主可以据此将他们交吏部议处。然而,除此之外,他们又受到了君主的直接注意——他可以通过用繁琐礼仪包装起来的个人关系来激励他们,责备他们和恐吓他们。
君主要实现对官僚更有效的控制,就必须超越常规程序。觐见制度,机要考评系统,以及把高级官员同常规制度部分地分离开来都是出于这样的目的。
所有的谢恩表都重复着这种只有些微不同的语言,仅仅把它看作一种礼仪是远远不够的。这也是一个基本政治事实的象征形式。它不断地被重复,使之像其他的仪式一样变得更重要而不是相反。正是这种有关赏赐和表达感激的仪式维持着君主与高级官僚之间的关系。
在今人看来,谢恩表似乎是一种极为卑屈的文字,表达了一种极端的个人依附。应该成为士大夫性格表征的“高贵气节”在这里已是荡然无存。如果还看得到个人“才具”的话,也只是蛛丝马迹而已。这是一种体现“东方专制”的文字,是一种文字形式的叩头长跪。
君主对“政治任命官员”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己与他们的个人关系。这是一种双向的交流,它由君主所规定,而为官僚们所认可。

君主政治任命的官员的核心在于自己和他们的个人关系!!!!!

对政治任命的挑选和考评既是一种正式的制度,也是具体的政治实践,其运作要服从一套不同于常规的原则。虽然吏部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其中,但君主的专制权力打断其日常运作的任何环节。官员的职位越高,他的任命和监督就越不受常规程序的制约,直接受到君主个人权力的影响也就越大。虽然这在人们意料之中,我们仍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这种个人专制的权力是如何运作的。
更深入一层来看问题,人治而非法治的重要原则不可能通过只会产生俗套公文的程序来实现。弘历因而否决了任何进一步制度化的解决办法,特别是否决了为使政府仪式化和形式化而制造出更多文牍的方案。然而,一旦君主否定了更为有效的制度常规,答案是什么呢?显然只能是君权对官僚机器的直接介入。
弘历本来指望通过另一条渠道来获得秘密情报,以打破人事考评中的常规,但结果显然叫他失望。同题在于,机要渠道和常规渠道一样,是由同一批官僚具体操作的。显然没有人对官廷奏折的机要性有多大的信心。事实表明,这个制度并不足以打破行省官僚对人事考评的控制。

官僚对机要渠道的机要性没有信心!!!!! “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

现场的勾结共谋也同样败坏了机要报告制度。弘历沮丧地发现,他的行省官僚们在考评属下时会碰头会商以弥合异见,这样就剥夺了他本人获知不同意见的机会。
目睹常规考评制度的失败,弘历自然要抓住一切机会以专制权力直接介入这一制度。要做到到一点,他就必须全面而可靠地掌握信息。
他发现,自己所面对着的是这样一个制度,省级官僚间垂直网络在其中的形成使得他们不可能自我约束。高层官僚和他们的下属“上下通同,逢迎挟制诸弊,皆所不免”。弘历指出:“此等恶风断不可不严加做治。”然而,他也知道,通过常规的官僚控制程序是不大可能扫除这些弊端的。
弘历清楚地知道,官场文化使得他的各省督抚们不愿弹劾属下,他因此对各省奏章阅读得十分仔细,不令自己轻易受骗。
另一个窒息人事考评的制度性问题是所谓的“迎合”,即通过修饰自己的评语来迎合揣摩到的上司意图并讨好上司。
确实,在官僚的实践中这或许可视为一条规律,即每一个官员都试图给自己(或其上司)保留宽厚品格的名声,而要求他的属下严格遵守制度。
各省巡抚既是现任行政首长又是考评官。因此,他们在行动上会因其职务而有身不由己之处。其中之一,便是树立某种个人形象的强烈欲望,用官场的话来说就是“宽大”。这是一个好长官所应有的基本品质,它软化了督抚与属下之间原本是冷冰冰、公事公办的官僚关系。对一个长官来说,宽大意味着对部属个人需要的关切。虽然长官会因此而得到部属效忠的实际回报,但他的象征性收获却是由此而能建立起某种个人形象。每当长官对属下严加斥责、把属下当作官僚机器中一颗错置的齿轮而非血肉之躯时,他的形象就会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上司的尊严和属下的前程都会受到损害。

个人形象——宽大!

弘历知道,官员们与其做出个人判断而招致可能的怨恨,当然不如将这件事踢给他,让他一个人去受过。
伴随规则而来的是可预期性和标准化。同时,规则也限制了运用规则的人们的自由。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规则起到了使人们的身份地位极大地趋于平等的作用:那些运用规则并监督规则执行的人同那些受规则支配的人一样会受到规则的制约。出于同样的道理,清代君主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常规方式和专制方式的统治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当规则失去效用时,补救的方法不仅包括制订更多的规则,也包括诉诸于依赖专制权力的手段。从在位初期起,弘历便对不起作用的规章条例表现得极不耐烦。他的因应之道是,一方面对日常运作的官僚机器上紧螺丝,另一方面则将自己的专制权力注入到这一机器的运作中去。这种努力从他对官员的考评中最清楚地表现出来。
清代君主的大多数日常行政事务,涉及到的是认可军机处为他所草拟的谕旨,或批准吏部所拟定的官员任命。面对他的文件起草人所提供的有限选择,繁忙的君主会发现自己的“作用”只不过是文件处理机中的一个齿轮(尽管是一个镶钻的齿轮)。他怎样才能挣脱这个陷阱,表明自己的身份是主子而非臣仆?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几个不同版本的故事:一个讲的是流传于普通百姓中的妖术恐惧,一个说到了皇帝如何逐渐确信妖术其实是谋反的烟幕,还有一个述及到对妖术不置可否的官僚们所面临的困境——他们力图应付来自上下两方面的压力,却无法使任何一方满意。这些故事相互重叠,几个文本写在历史的同一页上。在这些故事背后,还有着另外一个最难解读的故事,那就是:包括妖术恐慌在内的种种地方性事件是如何变成推动整个政治制度运作的燃料的。

百姓对妖术恐惧,皇帝逐渐确幸妖术是谋反的烟雾,对妖术不知可否的官员的两难。

追查妖术案碰到了一个在清代制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是任何一个以地方官员为地方情况主要信息来源的制度都会遇到的问题。虽然朱批奏折制度具有广泛监督的潜在功能(即一个官员会为了个人利益而举告别人),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皇帝的假设是,地方官出于自身利益总是对手边的问题轻描淡写以减轻他失职的过失。在这种情况下,常规的监察系统(例如对税收报告的监察)变得毫无作用,因为并没有什么常规的制度可以用来审核妖术案犯的人数。对于罪犯的这种紧急而非常规的清剿立刻使皇帝与官僚处于掌控信息的竞争之中,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形尖锐紧张。但是皇帝并非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在江南官僚机器中有自己的眼线。
这种经由机要渠道进行的交流是一种互惠:奏告人通过向主人递进机要情报来表达其忠诚和感恩;而皇帝则应之以父执般的严厉(偶尔也有温暖)。常规奏折体现了官僚制的形式,而朱批奏折则反映了个人间的礼数。常规奏折是官与官之间的对话,而朱批奏折则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取悦皇帝是贯彻司法的中心环节。
虽然我们习惯于把行省官员称之为官僚,在美国的政治格局中这样的人会被称为“政治委任官员”。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循着常规的升迁渠道进入行省官僚圈的(或起于掌管几个州县的道台;或出自六部的低级侍郎),但一旦升为省级官僚便标志着他们同皇帝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以忠诚和依靠为特征的特殊关系。对这一群荣宠的仆人,皇帝期待他们既可信用又怀有热忱:他们不仅应准确地报告地方上发生的事件,而且应该进一步为皇上分忧解难。这种素质比存放在吏部的人事档案记录更为重要,它关系着皇帝对他们的宠信,并因而会决定他们宦海仕途的未来。

省级官员和皇帝之间以忠诚和依靠为特征的特殊关系,期待他们既可信用又怀有热忱。这种素质比吏部的档案更为重要。

频繁调动意味着行省长官几乎不可能对自己辖区内的特殊情况有深入的了解,他们因而将大多数的行政事务诿之于长期留任的胥吏。这个高度流动的精英集团的成员在各省首府之间频繁调动,但他们被两条铁索同帝国的中心绑在一起:同其他官员一样,他们的黜陟考绩保存在吏部的个人档案中;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与皇帝间维系着效忠尽责的个人纽带。
官僚责任制度的运作是围绕着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一项罪行如果未经官方确认已经发生,那么,一个官员就不会因为对此罪行失察而受到惩罚。这一极为简单的事实可以说明弘历与其官僚之间在叫魂案中的紧张关系。

信息控制!!!!

弘历的坚定立场是同十八世纪官方对于削发问题的态度完全一致的:削发是一个早已过去的问题,因而完全没有必要再把它翻出来。恰恰相反,由于担心会造成恐慌,弘历在有关通信中甚至根本没有提及这个问题。此时此刻,削发一事暗中所包含的对于满清统治合法性的威胁是如此敏感,以至于连在秘密的宫廷通信来往中私下提及此事也是不适宜的。
真正作数的应是百姓对于妖术的反应。民间的动乱如同天象,是上天不快的迹象和手段。既然言词可以既是迹象又是手段,那么,我们对于政府为什么连在内部通信中都要小心翼翼地对待恐慌因素便不会感到惊奇了!
普通百姓在上苍与实际政治之间起着一种调停联接的作用。一个没落王朝若是失去了天命,其信号便是民间的动乱。反之,一个王朝若属天命所系,其象征便是百姓的安居乐业。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妖术可被视为帝王上天崇拜的一种“黑色”对立物。合法的祭祀会使百姓产生国家稳固并会给他们带来好处的信念;同样,妖术会给人造成不稳定和大难临头的印象。
掩盖信息,是发生于皇帝与官僚之间的一个严重问题。

掩盖信息!!!!

弘历的身份是双重的:他既以中国的礼仪方式担当着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君主,同时又是一个少数民族征服者集团的首领。这里可以使人联想到,当一个美国总统候选人进入白宫后,他便立即会发现,自己必须越出那个使他竞选成功的派别的利益,而已“全体人民的总统”的面目出现。而他的言辞变得越来越超脱的时候,他的形象也就越来越显得常规化了。
如果说,江南文化对满人来说是一个陷阱,那么,素质本来就差一些的汉族官吏(甚至是最优秀的汉族官吏)就更容易受到感染了。放纵、任人唯亲、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小心翼翼以及优柔寡断,等等,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官员们在与皇帝的通讯中战战兢兢、谎话连篇。
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妒忌,这便是满人对于江南的看法,而叫魂危机正是由江南而起的。
要将排他性与汉化完全孤立区分开来是不可想像的。这就是弘历作为满族首领,同时也作为大一统中华帝国皇帝所面临的两难处境。
对于弘历来说,谋反与汉化是互有关联的危险。然而,汉化的危险更为隐蔽,因而也可能会使他产生更大的焦虑。
既勇敢又富有生气,既诚实又不吝豪华,这就是满族上层人士宣称自己作为征服者而具有的美德,也是经精心加工后征服者在被征服者心目中应有的形象。
在弘历的认识中,谋叛与汉化其实只不过是同一威胁的两个不同侧面而已。
弘历对于剃发一类公然威胁到满人统治的问题固然不愿公开提及,但在对充其量只是对满人名誉造成了微不足道损伤的文字表达问题上,他却是一触即跳。在涉及种族时,甚至某种几乎完全让人觉察不到的文字偏差,也会让一个文人丧命。同那些有可能造成群众性骚乱的大规模谋反案件相比较,弘历在处理文字狱时可以随心所欲地掌握事件的范围与节奏。
归根结蒂,我们最大的激情,就在于将意义赋予生命——尽管这种意义有时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说,我们不能预见未来。然而,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就存在于我们周围。只是它们似乎都被加上了密码,使我们在没有密码本的情况下难以解读(当这本子终于到了我们手中时,却又已经太迟了)可是,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难以为我们解读的种种支离片断,并必须赋予它们某种意义。

上面这段写的太好了,关于预见未来的说法!

孔飞力,是美国及西方中国史研究中人们公认的一位大家,现任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讲座教授。他于196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当费正清教授1977年从哈佛大学荣退后,孔飞力由已任教十多年的芝加哥大学转回母校接替费正清留下的空缺,一直任教至今。
本书所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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