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教育病理 8.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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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河石子

第一章 空洞素质论

盘点时下围绕中国教育的话语,我以为,概括其病症的最流行词汇莫过于“应试教育”,指示其出路的最高频次的词汇当推“素质教育”。如同朝野对官场的议论:腐败已成极大问题,归宿在于走向廉洁。谁说不对呢?但只消重复数遍,便显空洞乏味。与“应试教育”构成二重奏的是“素质教育”。如果说“应试教育”没有找到病灶,则“素质教育”不是一个好的药方。

素质教育提倡者以为,抓了德育、体育、美育,有助于克服应试的倾向。但是究竟是应试倾向导致了对德育、体育、美育的忽视,还是对后者的忽视导致了应试倾向?毫无疑问,不是对德育、体育、美育的忽视导致了应试倾向,因此也不是补足后者就能克服应试倾向。在一个严酷竞争、激烈博弈的态势下,不是提倡就可以改变人们的态度的。如果副科不列入高考,就必然遭到轻视。而一旦列入,将立刻沦为“应试”的项目之一,顿失立项时的初衷。你告诉他们你要考什么:考撑单杠,同学们就不会去练拉单杠;考田径,就不会去练游泳;考短跑,就不会去练中长跑。更严重的是,练习其实只是为了敲门。那个科目,那项游戏的内涵,是不入心的,不会成为兴趣的。考完即终结,过后便放弃。

当下教育生态的本质是什么?军备竞赛。换言之,应试只是今天中国教育的病象与症状,军备竞赛才是病灶和病原。教育承担的不是单一功能,而是两种功能:提高能力和改变社会地位。在激烈竞争的情况下,渐生抵牾,后者最终压倒前者。那么,解决这一难题的出路是什么?首要的是缓解竞争,其次是选拔手段避免单一。逻辑上缓解竞争不外乎两条思路:其一,扩大招生;其二,减少高考中的考生数量,进一步说,较早分流,将一部分潜在的考生疏导出去。二者似乎都可以缓解竞争,其实大不相同。

第二章 教育与发展

北京大学的博士生英语考试题目极难,很多托福考试获高分者都要如履薄冰,认真备考。这里的应试能力和真实的英语能力相关吗?当然是存疑的。问题在于它是必要的。我的一位农村出身的高材生说:外语考试必须难些,它的判卷排斥了主观性,不然我们这样出身的人,就没有出头之日了。就是说,天才少年希望考试中设置没有实际用途的智力高门槛,不然恰恰是他们有落选之虞。可见这种两难。

教育与个人发展的关系,有清晰处,是收入;有模糊处,是能力。

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要远比教育与个人发展的关系更模糊。教育对社会文化、道德、政治层面要比其对社会经济层面的影响更难评估。且其中不乏不乐观的因素。因为严酷的科举竞争恶化了学习过程,也便恶化了学生们的心态。此一过程封闭了少年们感知科学与社会的触角,几乎吞噬了他们的全部精力,故难以哺育他们认知的好奇心,铸造他们宏大的理想和对社会正义的关怀。教育的扩张是否促进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答案依旧是不乐观的。七八十年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较好地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以后这一作用何以削弱了呢?因为生物世界的特征就是博弈。一个制度建立初始与其延续过程是大不相同的。初始时大家都天真无知地面对,其后则是精心谋划各自的策略,以求成为现存制度中的适者。大家都要策划,当然是权势阶层更有办法。这是人类社会的通则。

第三章 德国教育的分流制

“军备竞赛”愈演愈烈,是当下中国教育问题的梗结。是它导致了素质的目标让位给应试。要改善这一生态就要缓解竞争,为竞争降温的根本手段是釜底抽薪,减少竞争的参与者。具体讲,就是较早分流,将一部分学生疏导到职业教育上去,降低高考的竞争强度。在当今世界,不分流的典型是中国和美国;分流的典型是德国和英国,特别是德国。思考德国的分轨制教育,可以给一个万人拥挤独木桥的国家特殊的启示。

德国小学四年。四年后学生们分流到三种不同类型的中学:主体中学,实科中学,文科中学。

主体中学。其前身为国民学校,是19 世纪初叶为对社会中下层子弟实施普及教育而设立的。其大部分学生毕业后接受职业培训,没拿到主体中学的毕业证书是很难找到职业培训岗位的,而在德国没有经过职业培训是不能上岗的。换言之,“全部学徒工中的大部分人来自主体中学”。

实科中学。在《汉堡协议》统一名称前,常被称为“中间学校”,即处于主体中学和文科中学中间的学校。一方面毕业后可以接受职业教育,进入比主体中学毕业生归宿更好的专业学校和专业学院,另一方面成绩很好可以转入文科中学,谋求上大学。

文科中学,培养通往大学的学生。

早期分流的根据是,多数人在10 岁时已经表现出日后的潜力。早期分流的收获是,可以缓解竞争,让潜力弱的人退出竞争,给潜力强的人宽松的学习环境。其代价是,晚熟的人可能遭到淘汰。要完善这一制度,就要避免10 岁定终身,就要造就虽然10 岁分流,但有制度保证一个非文科中学的优秀学生日后还有读大学的可能。德国的学校一再强调,三个类型的学校之间有转轨的通道。“非在校生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可以直接参加各类学校的中等教育结业考试及高校入学资格考试。成人业余教育大学举办的各种成人补习班有力地支持了非在校学生的考试。”

职业教育必须有自己的优势和吸引力,否则必然被大家蔑视。德国职业教育有自己源远流长的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晚期。在德国学徒被接纳从来都有严格的限制。1908 年的工商业管理条例要求“企业主必须具备通过了师传考试的证明”工业制度继承并完善了这一制度。“工会与雇主约定,不得雇用未经职业训练且未获得职业资格的人承担技术性工作。因此,凡未获得职业资格证书者,在就业市场均处于明显劣势,其失业率较高。而且即使被雇佣,也仅从事极简单的工作。”

双元制是德国职业教育的特征和精髓。单纯由学校提供的职业教育与社会的实际需求严重脱节。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在最大程度上克服了这种脱节。他们是由职业学校、企业、企业协会“共同制定并实施培训计划,它们还共同决定就业市场上某种职业的具体技能要求”。

第四章 中国职业教育的困境

我们目前的职业学校对学生们没有吸引力。由此可以做出两个推论。其一,在这里念书他们并不愉快。一个让众多学生不愉快、有受挫感的教育制度不是好制度。其二,不得已而混迹于此,便很难期待他们会学得好,会成为中国的企业所急需的优秀技工。

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大多对目前的学习不感兴趣,所以对继续学习和深造不会有真正的兴趣。他们是中考落榜的学生,他们为什么如此热衷读普通高中呢?显然不是为了高中毕业后就业,而是为了读大学。就是说,大学成了很多并不热爱学习的少年们的目标。与兴趣无缘,却目标明确、认识坚定,那就一定是强烈的功利动机。为什么不计自己的兴趣,盯住大学的目标,是因为大学文凭捆绑了太多的好处。不将这些“好处”从大学文凭上分解开来,我们便不可能让那些其实不想读书的少年高高兴兴地去学习实惠的技能。

另一部分原因是,上职校学不到真本领。很多职校的实习完全与所学专业不对口,就是说校方以为职校的实习和普教中的实习相似,随便找个单位锻炼一下就行了更多的职校是将实习安排在三学年的最后一年。这些都不可能收获良好的教学效果。德国职业教育的成功经验是双轨制,即每周三天在车间,两天在学校;专业的对口更不容置疑,不然还要实习做甚。学生愿否进入职业教育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它能否帮助就业。校企的深度合作,企业权力的增长,学徒制的引入,都会增加对就业的帮助。唯有能学到真本领,加上能顺利就业,职业培训才能焕发出吸引力。

第五章 中国传统分流的终结

自秦王政结束封建制,特别是自隋唐开创科举以后,中国社会拥有西方无法比拟的垂直流动的阶梯。我们至今没有德国那样的教育分流制度。但是在中国人漫长的科场博弈中,“分流”早就成为了家族的策略选择,且这一选择有极大的广泛性。因为考中举人和进士的超小概率,即令殷实之家也不会让其全部子弟扑向科举。又因秀才可以带给全家较好的尊严和地位,贫寒之家也会节衣缩食选出一个子弟敲科举之门。于是在中国的历史中形成了与德国近现代的“制度分流”相对应的“家庭分流”。二者异曲同工的是降低竞争的成本。

不靠社会制度约束、凭借家庭选择完成的“自然分流”是个绝妙的机制。其一,它降低了家庭投入科举的成本。一方面使一部分成员不再陪绑,家庭不再为他们烧钱。另一方面因压缩了应试群体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竞争的力度,而使在校者的学习不致过分异化。其二,它是良好的筛选机制。根据长时间的观察与全面综合的评估,而不依赖一次考试。孩子的兴趣常常是筛选的第一凭借。

“自然分流”完成于每个家庭。而社会是由家庭组成的,故微观上的效率最终构成宏观上的收益。中国人迄今未能建立德国的制度分流,我们的家庭分流也已不复存在,这是中国“当代科举”竞争惨烈、学校高度异化的深层原因。

70 年代后,就改变中国社会而言,能超过或等量于独生子女政策的恐怕只有伟大的“改革开放”了。不幸的是,后者是福,前者是祸。独生子女政策彻底改变了人口生态,从而改变了几乎每个父母的心态,每个子女的性格。无奈这种改变遗恨深长。

他们将不敢承受孩子身上的任何风险,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孩子。如果有一堆鸡蛋,最愚笨的老太婆也会将之放入两个、三个篮子中,没有哪个篮子堪称最好,只有多个篮子才是最好。但如果只给老太婆一个篮子,她一定会挑选出那个更好一点的篮子。而如果将教育比作篮子,大学就是独生子女的父母们认定的最好的篮子。他们只有一个鸡蛋,焉能不放入最好的篮子中。于是孩子的兴趣、能力、众多考生拥挤在独木桥上的后果,都不做考虑了。是人类,乃至动物的历史中不曾有过的超高的风险感,统摄着中国的父母。逼迫子女加入高考大军,是他们规避风险的策略之一。这是生态使然的一种心态。人强不过形势,心态孕育于生态。

第六章 官员的学历

科举是帝制的基石。这样,在漫长的帝制历史中,并存着两种合法性:其一是皇权的合法性,来自血统;其二是官员的合法性,来自科举功名。

当今官僚群体学历的暴涨,折射出当事者们深切地意识到自身合法性的问题。且环顾四周,还是效仿古代科举功名最易行。

今日博士不及旧日进士稀少,故其含金量不及后者,但获取博士仍需天资加勤奋。全天候3 年以上的学习能完成博士论文尚且艰难,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几乎不可思议,成色绝对令人生疑。挑剔一位官员无博士学位,只能显出挑剔者自身弱智,但谴责一位官员的虚假学历,却理所当然。清代入仕路径不一,而科举入仕被称为“正途”是因为军功、捐纳、任子等路径不过硬。不过硬也罢,愚不可及的是在企图证明自身的过程中完成了证伪。此风泛滥,将严重打击整个官僚系统的合法性。

第七章 复习与复读

美国棋手乔希·维茨金(1976~ ),少年时曾8 次在全国象棋冠军赛中夺魁,13 岁即获得象棋大师头衔。他回忆自己的学弈之道时说,他幸运地碰到了一个特别的教练。这位教练与其他多数教练不同,让他从残局而不是开局开始学习。这种学习方法让我认识到每枚棋子的精微与美妙之处,因为在相对比较明了的棋局中,我必须要把重点放在关键环节上。逐渐地我糅合、吸收了一种很棒的学习方法:介于知识、直觉与创造力三者之间。无论是从教育还是技术的角度说,我都是从底层开始学起来的。……我的大部分对手都是从学习开局棋路开始的。……而真相很简单:一旦从开局学起,你就没了退路,这一生都会用来牢记、更新《象棋开局百科全书》。这就像是会上瘾一样,具有极其危险的心理影响。……你其实什么也没学到,最重要的是,你没有领会到学习本身的价值和美妙之处。对于早早学习开局的孩子来说,象棋成了“结果”的代名词。你的棋下得好不好,你是不是很专心,你是不是很勇敢,这些都不重要。

这个段子给我很深的震动。受其启发,我甚至以为中局是最好的智力锻炼,但是对初学者太难了,于是好的学习过程的三段式可以是由残局进入中局,再后才是开局。布局的最大特征是定式多。如果对手不谙熟这些定式,就必然落入陷阱而猝败。如此获胜靠的不是智力劳动,是对定式的记忆和复制。轻易地胜利又会刺激学习者熟记更多的定式。残局与开局相比,棋子的分布有了太多的变异。即便有模式可循,运用起来也要灵活得多,故需要更多的智力发挥。相比之下,中盘几乎是混沌的局面,无定式可循。在无定式下博弈,所依赖的不是记忆,而是思维,这才是锻炼一己才智的最好局面。长此锻炼,开发出的是主体的思维能力。我以为这番道理可以移植到多个学习时空中。

复读是强力复习的逻辑归宿。严酷的高考竞争导致了高强度的复习,弥补众多竞争失败者的手段是进一步的复习和再次参加高考。复习照旧,但当事人的身份已经改变,不再是在校生,人们称继续复习谋求来年高考为复读,称这些学生为复读生。我们的高考是一年一度,它决定了复读的周期。

第八章 学校教育模式批判

一切学习说到根本都是自学。他人能做的是教,且只能是教。学是自己的事情,也只能是自己的事情。“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中国人很少有没听过这句话的,如果听和说的频次过高消弱了其说服力,只能说是人类心理的缺陷。

知识可以在短时间灌输进去,但是记住哪些取决于主观,没有了起码的爱好,听过的东西多半要忘记的。并且能教的只是知识,要将知识转化为技能和智慧,全靠自己的操练、思索、融会。教育的宗旨就必须是:不在于教你们学会什么,而在于教你们“学会学习”;不能逼迫你平行地跟着众多科目走,而要让你在广泛的接触和自由的选择中形成自己智力上的爱好。所谓自学,就是自己决定方向,选择题目,寻找信息,阅读后经过消化思考产生自己的想法、见解、方案。主观能动性是贯穿其中的,至关重要的。在学校教育的过程中,往往是外力过强,导致内力丧失。而内力的丧失,以笔者的教学宗旨来看,就是满盘皆输。

第九章 知情志

中国教育对孩子兴趣的破坏是釜底抽薪。体现之一是时间。自然的法则决定了孩子有最多的闲暇,因为他还没有劳动的能力,还因为人类是成长期最长的物种。因此在自然的,或人为强制的因素未达极致的环境中,孩子有很多闲暇。有了大量自主支配的时间,产生兴趣不是难题,是自然而然、不期而至的事情。固然,生命的差异法则从天赋上就决定了不是每个人都会产生强烈的兴趣,但就概率而言,相当多数的孩子,只要有大量自主支配的时间,就会形成自己的兴趣。可是我们的教育竟然和自然法则唱对台戏,要让孩子成为全家、全社会中最忙碌的人。不管学校和家长安排他忙碌什么,我们都可以定论:他们必毁于忙碌。因为他们在幼年期遭遇“强干扰”,打乱了他们正常的生命轨迹。外敌都不会造成如此深彻的干扰,能成就如此破坏的只能是自己的父母和上代人打造出的庞大的社会教育系统。

好友薛涌以另一个时空中的经验强调人文教育,其人文很有通识的味道:上大学的最基本目标,是发现自己,认识世界,反省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大学主要是一种精神经历。度过了这样四年的人生,再想实际问题也不迟。……埃利斯(一位耶鲁毕业的成功的公司领袖)说:“如果你想当企业领袖或经理,本科学商学是不折不扣的重大失误。你所能学到的只不过是一些高级的账面管理技术。”他认为人文学科给你奠定了管理人才的战略性的基础训练。生意场上,归根结底是跟人打交道。你想成功就得跟成功的人接触。你赢得人家尊重的最好办法,就是和人家有共同的社会理想和人文关怀。

不同时空下的两个声音竟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也赞同通识教育,但我在为之辩护上与二位有所不同。我认为,潘、薛说的有道理,但通识教育的最大优势在于,唯有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才能让更多的学生找到自己的兴趣。较早地确定专业,或者面对的信息太过狭窄,都不利于兴趣的发育。我以为,对一个人的开发而言,兴趣是最要紧的。与兴趣的开发相比,通与专要次要一些。如果一个人从很早起,就喜欢某个专业,并从此向着专才发展,没有什么不好。多个学科的信息就在他周围,我们大可不必格外地劝告他学习得广博一些。一切任凭学生们选择。是专是博,喜欢这几个学科还是那几个学科,杂到何等程度,抑或是地道的“单打一”,都任凭当事者选择。如此才有兴趣发育的真正保证,如此才有人格与人才的最大的多样性。

第十一章 创造力

创新潜力难以识别。它与智商、知识都仅有一种门槛的关系,与学校成绩单更不相干。创新潜力难以激励。他常常依赖一种适度的动力,太强了太弱了似乎都不合适。过分的奖励会削弱对创新最宝贵的兴趣和内在动力。创新者身上的另一特征,他们是离轨的人,不正常的人。

我们知道怎样摧毁创造力,特别是根据中国的经验;我们不知道怎样判断和促进创新潜力,即使囊括全世界的经验。创造潜力是脆弱的东西;而积极的努力不是有益无害、大不了白干,而是为害的可能性颇大。提供一个宽松、宽容、自主、自在的学习环境,不做其他干预,不期然地,创新性人才就产生了。

第十二章 科目

语文在重要性上应该排在诸科目之首。首先,因为语文的能力与绝大多数公民的工作、生活关系最密切。其次,从筛选人才的维度看,如果考试设计合理,语文考核的是能力,而非死记硬背。历史、地理,在考出能力上难度要比语文大得多。不幸这一最重要的科目也是问题最多的科目。

语文教育的问题之一是政治。政治渗透到古今中外的一切教育中。就社会形态而言,中国没有独立于政治力量的宗教、法律和民间社团;就教育机构而言,当代中国民办教育严重缺乏,故今日中国教育尤其无力抵御政治力量的进入。

语文教育的问题之二是科学。将科学引入语文教育,是希望靠着将语文教材改革成科学一样清晰、规律、有序、系统化、线性化,来提升语文教学的效率。今天看来,这一尝试收益小,损失大。深层的原因在于,科学和语文是截然不同的智力系统。企图以前者统摄后者,是对二者不同属性的无知,是对后者的扭曲。科学和文学几乎处在人类智慧之轴的两极。文学是什么?“戏词”可以突出地反映其特征。你要在社会的舞台上演戏,就要学“戏词”。戏词是微妙的,是博弈的过程和产物,是特定时空与人格的函数。比之物理的世界,社会生活是混沌和多样的,人际关系是微妙和变化的,虽偶有清晰、准确之需,更多的时候是含蓄、暧昧的。科学追求必然性。历史学与文学则是展示和想象人的可能性。只靠科学知识,是不能胜任社会舞台上的角色扮演的。

笔者所能想象到的数学教育的功能不外三项:应用所学的数学知识,开发思维能力,选拔人才的重要工具。如果面对考试,中国学生是不会吃亏的。但是我们很难认为,他们的思考能力更强。一方面他们是照搬一个思路,不必思考也便无从锻炼思维的灵活性。另一方面作为群体,他们的思路是单一的。在面对复杂问题时,单一思路的群体是较难走出困境的。走进数学的每一步都有过自己的摸索,这样在更大程度上增长的是能力,而不是知识。侍奉考试的数学教学中的一个利器是见识尽可能多的“题型”。题型毕竟是有限的,当学生殚精竭虑掌握了大量的题型,在考试面前他们的胜券是极大的。但是,日后工作中的问题,很难靠移植中学数学题型去解决,考的是独立思考能力。

原著:吾国教育病理. 郑也夫. 中信出版社.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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