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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 第九章 《穆勒名学》
沉意

为什么翻译《逻辑学》

  严复对“名学”这种“学之学”早有关注,义和团起义那一年,他已在上海组织“名学研究会”。他的译著《穆勒名学》,前半部是1900到1902年间译成的,出版于1905年。1909年,严复为其译著《名学浅说》(The Primer of Logic)写的译者自序中,对没有完成《穆勒名学》后半部的翻译工作,以及自己因脑力不济,无力续完这部博大精深的著作深表遗憾。

  严复认为,中国的问题首先是科学的问题。当然,他曾激烈强调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近代西方繁荣富强所起的作用。牛顿、达尔文、斯密、穆勒和斯宾塞都曾为19世纪欧洲富有生机的物力论奠定了科学的基础。然而,西方在科学革命之前,首先有某些观念的革命,某些精神的出现预示了科学革命的到来。维护自我权利的风气、竞争的风气,以及支持法律和政治发展的力量,在科学革命之前已经出现。可是在中国,西方经验只能通过科学的媒介,即只作为知识被吸收。

  1906年,严复在上海青年会发表的政治演讲中,坚持他所信奉的政治原则具有严格的科学性。当然,中国的传统经典也十分关注政治领域,但“政治一宗,在西国已成科学。”这种科学是建立在对历史规律所进行的研究之上的,这些规律的知识是通过归纳得到的。

  只有当中国的政治家彻底地以西方政治科学的方法和由这些方法得出的规律和知识武装起来时,他们才能知道去做什么。没有正确的政治科学,就不可能有“术”。“不知术之不良,皆由学之不明之故。”在此,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严复的拯救中国有赖于知识这一燃烧着的信念,还有他关于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知识的明确观点。西方科学成就的背后蕴藏着逻辑科学,“如贝根言,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

  严复对逻辑学的关注,也许始于他早年在福州船政学堂初次接触西方科学之时。早在1881年,他就对斯宾塞《社会学研究》中论述“原则”的章节印象颇深。斯宾塞在对科学做专横的等级分类时曾说:“应坚信只有通过研究抽象科学,即逻辑学和数学,才能了解事物间的必然联系。”假如社会学是一门“包括所有其他学科的现象”的科学,那么,逻辑学和数学不仅是自然科学不可或缺的基础,而且也是社会科学不可或缺的基础。虽然斯宾塞对于逻辑学的论述绝对没有穆勒的论述明确,但斯宾塞揭示了最抽象的学科同与富强直接相关的学科之间的联系。逻辑学与严复的中心关注有双重关系,它不仅是最高最具体的科学——社会学的基础,而且是物质和力量即“质力”科学的基础。

  严复信奉的不是一般的逻辑,他信奉的是穆勒的逻辑学,一种最特殊的逻辑分支。穆勒企图建立一种完全以理想主义–经验主义的传统为基础的逻辑学,即把所有的经验知识严格地建立在归纳的基础之上。他说:“一切科学的基础,甚至演绎和论证的基础,都是归纳。”逻辑学必须处理的唯一材料是分散的感觉印象和“意识状态”,因此,所有的学科都完全是靠归纳所得到的材料建立起来的。这种逻辑背离了逻辑学的重要传统,因此后来受到逻辑学家们的严厉批判。

  他信奉它,首先是因为他看到这种逻辑对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某些逻辑错误倾向有独特的纠正和解毒的功用。这些逻辑错误在严复心目中是与中国文化的重要弊病——消极、惰性、拒绝付出最大的努力——紧密相连的。穆勒的归纳主义代表了对知识是先验的或天生的各种观念的强烈抨击。在严复看来,相信先验的知识,相信直觉,是与他认为的中国思想中最令人悲叹的倾向之一紧紧相连的。在论文《救亡决论》中,他曾公开抨击中国思想中强调直觉知识的各种学派。他认为全部的错误倾向集中体现在孟子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之中。宋代的主观唯心主义者陆象山和明代的王阳明强化了先天知识的错觉,他们否认《大学》中“格物”一词讲的是推究自然界的“外物”,鼓吹“不出户可以知天下”的观念。不幸的是“后世学者,乐其径易,便于惰窳敖慢之情,遂群然趋之”。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不愿到世界中去探索世界的难以把握的真实,与中国衰败的根源即消极、惰性、自满之间的关系。

中国传统思想的致命缺点:认识世界方法错误

  中国思想无疑是了解归纳法原则的。《大学》《易经》,尤其是朱熹理学,都是懂得归纳法原则的。严复说:“朱子以即物穷理释格物致知,是也;至以读书穷理言之,风斯在下矣……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由此看来,归纳法虽已被发现,但却被作为一种基本的论证手段而误用于古典文献中。坐在自己的书屋里,诵读和注疏那些基本内容本身就大成问题的经书,并不比坐着冥思苦想自己的直觉好多少。归纳是行动主义的一种形式,包含斗争的意思。人们为了探索自然界不可改变的原则,必须认真研究孤零零的无条理的事实。

  科学的职责是有意识地、有系统地扩展人类对整个自然界事实领域的揭示,以便人类在与自然界做斗争时获得更大的效益。严复的早期论文,已清楚地暗示他信奉整个归纳法的科学解释。他译著中的按语,常常抨击天生的知识、直觉知识、先验知识,以及不是得自观察的那种虚假事实。“旧学之所以多无补者,其外籀非不为也,为之又未尝不如法也,第其所本者大抵心成之说……初何尝取其公例而一考其所推概者之诚妄乎?”经过几个世纪,“外籀公例”在包含五行说和九星占卜术的前提下形成,这种五行说和九星占卜术,“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也”。

  严复赞同穆勒努力降低数学作为一门先验的、纯演绎的、其真理是必不可少的和不依赖于经验的科学的特殊地位。这种赞同的另一个理由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数学家的主张在他心目中总是以某种方式与中国关于《易经》的那些说法联系在一起。用李约瑟的贴切的话来说,即《易经》被看成是“一个概念的仓库,几乎任何自然现象都可以归于这里”。当然,严复知道《易经》中有数灵学成分,并且知道数灵学在中国人通常的推测中所起的作用。因此,他认为,任何关于数学的术语及相互关系超越了经验(如穆勒所认为的)的暗示,与中国人几世纪以来从数字和其他符号的推测中得出关于现实的结论的做法是直接抵触的。“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在谈论西方科学时往往赞美数学是西方科学的基础,这种说法其实是只见其表,不见其里。人们只可以说,数学是伟大的工具。”然后,严复继续讨论中国人努力利用“数字”作为科学(实指六十四卦、五行和其他用于无效的推测的凭据)的基础。

  把中国的数灵学测算法与西方的数学相比较,这也许是可笑的。但在严复看来,中国的数灵学与西方的强调数学纯演绎性的数学学派至少有一个隐含的共同特征,它们都倾向于从一个纯概念的领域推断出万物的真理。人们也许会说,严复完全忽略了中国数灵学测算中任意的或纯粹的猜测性,与西方数学内含的逻辑的作用之间有巨大的区别。然而,穆勒使他确信,西方数学的合理性基础是,数学与其他所有的学科一样,即本身得自对经验的观察,而不是建立在与其他学科不一样的基础之上。数学来自经验,而且,它是那些同样来自经验但更为实用的科学的婢女。穆勒没有使中国那些人得到一丁点安慰,那些人正在西方科学中寻找允许他们继续正襟危坐、不去同严酷的现实世界搏击,而光凭头脑想象就可以获得真理的东西。

  严复与穆勒共同的基本态度,是反对一切先天观念、先验的主观思想范畴和直觉知识的概念。然而,严复不完全反对在现象的不断变化背后有一个客观的合理秩序的观念,而且他没有能觉察出哲学的困境就在于力图完全通过归纳法得到这样一个秩序。

  总之,严复从穆勒的《逻辑学》中获得的是一个行动纲领,即一个通过归纳法征服自然(包括体现在他的社会史中的人的本性)的计划。培根作为归纳主义之父,曾公开赞扬:知识就是力量。只有通过顽强探索客观世界的“无理性、无条理的千变万化”,才能从宇宙的取之不尽的仓库中获得财富。归纳法本身是为富强而斗争的根本武器。但是,严复继续深深地感到需要宗教和形而上学,而对构成穆勒《逻辑学》基础的合理的、有限度的实证主义,他则完全没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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