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富强 8.4分
读书笔记 第八章 《社会通诠》
沉沼

  严复在1904年翻译的爱德华·甄克思的《政治史》,即《社会通诠》。甄克思似乎起到了纠正孟德斯鸠分析中静止的、“不前进”的本质这一错误的作用。这本小册子根据社会发展是普遍的、由低向高演进的观点简明地叙述人类历史。

  严复通过甄克思的著作可以强调他对一种有机的社会进化论的深深信仰。在译者序中,他反复强调人类的演化与生物体的成长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人类的演化经历了一定的明确的阶段,正像人的成长经历了“童、少、壮、老”各阶段一样。严复认为首要的是这一由低向高发展的模式适用于一切人类。他说:“夷考进化之阶级,莫不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严复像后一时期的共产党史学家一样,深信人类进化是普遍的、由低向高发展的。像他们一样,他热诚地接受了西方历史的进化代表了人类进化的常规道路这一观点,因为他热诚地信奉这条道路可能通向的目标。也像他们一样,他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中国无可争辩的失败的窘境,即中国没有能够通过设想中的普遍性发展模式的所有阶段。按照被严复和正统的共产主义教义所接受的进步标准来衡量,中国衰落了。

  共产党人以帝国主义的出现为理由解释了这个问题。他们说,要不是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禁锢了中国的进化力,中国早就通过历史进化的正常阶段了。严复不是这样来解释的,他经常哀叹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但是他认为西方帝国主义是生存竞争导致的正常结果,中国无能力参与这一竞争,必须根据中国自己作为一个有机体是衰败和虚弱的来解释。他不参与对西方的浮士德式的劲头做道德评判。他认为真正的问题是中国为何迄今不适应生存竞争。

文化阻滞了中国的进化成长

  随着以秦始皇开创的统一的秦帝国兴起,中国便开始了非常类似于从宗法社会向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的“军事国家”的过渡。但是在走完了向军事国家过渡的路程后,中国民众的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依然停留在宗法社会阶段。因此说“在彼则始迟而终骤,在此则始骤而终迟”。严复意识到上述说法只是一种描述,并不能解释问题。中国为什么停止前进了?这里必然有原因。为什么“宗法制”死死勒住了中国社会?

  中国曾迅速获得统一,并且长期未受到外界强国的挑战,正是这样的实际情况使中国的竞争能力衰退了。然而,他主要还是从文化精神方面来解释的。他认为,中国圣人的教义曾使宗法社会的思想冻结和绝对化。圣人极其成功地把这些思想强加给了子孙后代,因此阻碍了进化发展。圣人的思想有社会历史的根,这个根深扎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而且这种思想已成为一种自主的力量。中国统治阶级曾选择了由宗法制作为保证的太平、和谐和静止的平衡。圣人的观点经过几个世纪,凝结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犹如起抑制作用的酶,阻碍了社会进化之树的生长发育;而同时演进着的西方思想却犹如促进生长的荷尔蒙,使自然进化的力量得以自由发挥出来。然而,文化道路的重大分歧究竟始于何时呢?在严复早期的论文中,他倾向于把达尔文、斯密、瓦特和斯宾塞看成是伟大的文化英雄。也就是说,他只是在后启蒙时期里寻找西方进步的思想渊源。但是在《法意》和《社会通诠》的按语中,我们觉察出了他的新倾向,即在更早的时期里寻找重大文化分歧的源头。

  严复曾关注过,类似自由、平等和民主的东西是否在古希腊罗马的城邦业已出现。通过甄克思的理论,严复相信古希腊罗马的世界仍然处在人类发展的宗法阶段。因此,当孟德斯鸠赞美古希腊、古罗马的父权制权力,认为这种父权制权力是民主政治的支柱时,严复驳斥他,指出:古希腊、古罗马实际是宗法社会,这种父权制权力因素“与民主治制实为无涉者也”。不过严复认为,即使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邦处在宗法阶段,它们也是与众不同的宗法社会,至少雅典和罗马这两个城邦把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思想注入了西方文明的血液中。但这些古代思想本身不足以成为近代民主政体国家兴起的原因,因为如孟德斯鸠明确指出的,这种类型的直接自治在城邦里可行,而不适宜于近代按疆域划分的国家。总之,需要研究的是,代表制政府机构是如何产生的。

  严复在1906年的《政治讲义》中说,欧洲人懂得了“古人市府之良法美意,有可以施诸邦域大国之中者,要其关键,则在行用代表而已”。代表制制度在亚里士多德的教义和在古代希腊、罗马的显而易见的历史遗训的双重钳制下,经历了几个世纪才艰难地成长起来,因为亚里士多德的教义和古希腊、古罗马的教训都认为自治只能在城邦里实施。然而,仅仅经过了1000年的艰苦努力之后,欧洲就发展起了这种民主的自治的制度。

  严复说,“欧洲阿利安种人,民权根本之盛大,而断非吾种之所几及者也。盖彼虽当中叶黑暗时代,其拓土开国之人,暴戾横恣,著自古昔,然莫不知赋税财物者,本民之所有。至吾欲取而用之,虽有设官所以治民,养兵所以卫民,可以借口,然而皆不足,必待民之既诺,而后乃可取也。故虽召集通国之民,其事颇为烦费,且有时或动民喦,顾其劳不可以已。不如此者,赋不可加,财不可得也。乃令试执此义,而求之于神州震旦间,而为考之于古以来圣经贤传之繁富,其有曰君欲赋民,必待民诺者乎?至于韩愈之《原道》篇,则曰民不出租赋则诛而已。”最初的中世纪议会所代表的利益无论怎样有限,它们的目的无论怎样受约束,它们代表的却是古希腊、古罗马的民主政治与近代世界的民主政治之间活生生的联系。它们反映了对被征税者权利的保护,因此已显示出欧洲民族积极的、维护自我权利的抗争心理的迹象。欧洲民族的这种心理与中华民族消极忍耐的惰性心理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正是中华民族的这种心理使中国人从进入宗法阶段之始就处于受奴役的状态。

  因此,尽管严复强烈地信奉人类历史由低向高发展的观点,但他还是倾向于从古代文化发展的不同方向来寻找东西方差异的根源。人们从这一切中,不可能找出严复对中国文化有较和善的评价的迹象。相反,他显然认为是中国的文化阻滞了中国的进化成长。

严复反对激进革命

  严复当时把希望牢牢系在清王朝的近代化努力上,因此,他深深地敌视任何妨碍这种努力的事情,并从甄克思的著作中又一次发现某些人强烈坚持的见解是站不住脚的。在严复眼里,由孙中山、汪精卫、章炳麟和其他革命者培育起来的反满情绪,代表着他们为了革命的利益任意毁灭改革的希望,而这种革命在当时的中国进化阶段里只能导致毫无希望的混乱。更重要的是,这种反满情绪代表了中国社会最具宗法性的反动特征,即集团的或宗法的排外主义的复活。

  严复认为中国当时首先需要的是建成强大的“军事”国家,所有的公民在“军事”国家里将只是为国尽忠。但满族本身的某些蒙昧主义因素,加上某些革命者的煽动,却为复活一种分裂倒退的部族思想积俗铺平了道路。

  严复是断然反对革命的,他认为发展人民的德、智、体的能力是一个艰难困苦的任务。如已指出的,严复从斯宾塞、赫胥黎、穆勒和孟德斯鸠那里没有学到一点点杰斐逊曾从中学到的东西,杰斐逊认为未受过教育和启发的民众在革命之后很快就会具有必备的智慧或常识。严复则认为,革命不会起推动进步的作用,反而有可能为一个愚昧民族的倒退的宗法积俗解脱缰绳。所以,需要的应是“科学地”指导改革,这个改革要由士大夫来发起,而且,这样的改革只有通过现有政府的权力才能实行。虽然清政府绝不是理想的改革工具,但它是唯一可用的工具。

  严复本人无疑想在中国民众中培育一种爱国的民族主义,这种爱国的民族主义也是“民德”一词的基本内容。然而,要培育这种爱国感情,必须同时进行许多其他的改革,包括提倡健康意义上的经济利己,对民众进行科学技术教育,而首要的是创建一个理性化的民族国家机构。所有这些考虑,加上气质上的保守主义,也许足以解释严复为什么对利用普遍的激情和愤恨作为政治工具表示冷谈,或更确切地说,表示敌意。必须重申,严复的这种保守主义显然不意味着他对西方思想有丝毫的偏离。相反,《社会通诠》的按语最集中地体现了严复对逐渐进化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也就是说,他坚定不移地在近代西方寻找人类未来的形象。儒教的价值观念不仅仅本身是错误的,还是一个时代的错误的反映,是一个早该退出而还未退出历史舞台的社会发展阶段与时代不合而引起的错误的反映。

0
《寻求富强》的全部笔记 18篇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