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空言说 9.3分
读书笔记 二战以来“交流”的技术性话语和治疗性话语
司空羽
20世纪20年代的传播思想有个主要特征,那就是不区分面对面的交流和大众传播。“大众媒介”(mass media)是一个当时新造的字眼,它构成了一道模糊的地平线。在这条地平线上尽管耸立着各种阴影,有“象征工具”(symbolic apparatus,奥格登和里查兹)、“娱乐/干扰”(distraction,海德格尔)、“交流的工具属性”(instrumentalities of communication,杜威)、“广告媒介”(伯纳斯)、“银锁链”(chains of silver,拉斯韦尔)等等,但是将“大众媒介”作为体制性和讨论性活动的独特领域,这一思想那时尚未问世。……到了30年代,大众传播和人际交流的分野的基础开始奠定,传播(communication)和通信(communications)也开始分道扬镳。P35

——有趣的是,“大众”本身是发明出来的。18世纪在人口统计学和印刷术的双重规范下,“公众”是面目清晰的。麦克卢汉曾宣称:印刷术造就了公众。电子技术造就了大众。电子技术的兴起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吧。也就是彼得斯说的30年代始。

1930年代的整个十年……在这期间,法兰克福学派的许多德国籍犹太人移居美国,他们生产出大量的研究成果……大众媒介具有何种社会意义?对这一问题的典型态度——认为它提供了相对无害的娱乐,或认为它是塑造社会意识的强大产业——都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P35

——法兰克福学派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本亚明、弗洛姆、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都给过我不少启发。尤其是本亚明与弗洛姆。在整个社会批判理论体系中,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传媒的批判尤其引人注目。由于“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压迫性结构的大众传播与媒体产生了极浓的兴趣,”所以,“传播在这一理论运动中占核心地位,而且对大众传播的研究一直是特别重要的部分。”法兰克福学派开创了传媒批判理论的先河,对于传媒研究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深刻地影响了此后各种学派的传媒和文化研究取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方媒介批评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传播批判理论。”而法兰克福学派著名的文化工业理论,则被视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经典和理论基点。不难发现,在当代的文化评论中,批判理论的踪迹随处可见,结构主义、符号学、意识形态理论、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中都可以见到它的影子。它们对大众传媒与国家、个人的关系,消费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问题,从各自的视角出发,作出了新的理解和阐释。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待实证研究的态度也颇值得玩味。

二战后,从生活蓝图到世界政治秩序,交流和信息都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二战后信息的话语向其他领域广泛渗透的另一个例子则是高等教育。有不少大学专业将自己界定为“从事信息的生产、操作和解释工作”……这让人感到,如果没有“信息”这个词作为思想链接,近年来在“认知科学”名目下崛起的跨学科交汇趋势恐怕是不可能的。还有人走的更远,他们说,一切探询人类事务的东西,都必须用新的“三位一体”观念来重新自我描绘一番。这三个观念是:信息(information)、通信/传播(communication)和控制(control)。P37

——彼得斯是想强调信息论对传播学的控制,所以用语夸张了些。不过“信息论”的普及程度是非常惊人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信息”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础,在这个层面成为了一体。不过也反过来映衬出了传播学的尴尬:恐怕除了能形成学科独门研究方法外,很难确定学科地位。而且因为信息论的“历史地位”,研究范围的广泛更让传播学进退维谷。或者完全相反:在新的技术革命下,传播学获得了新的突破良机也未可知。

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种伟大技术——计算机和原子弹不仅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它们还拥有共同的文化空间和象征意义。……如果更加切实些地表达的话,信息传播是一个能将自然科学(DNA为其伟大的密码)、人文学科(“语言即时交流”)和社会科学(传播是基本的社会过程,施拉姆如是说)结为一体的观念。P39

——当信息传播上升到这样的高度后,这个世界上就只剩下一个真正的问题“翻译”。

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在思考媒介化世界里的许多人的状况时,确实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观点:所谓“民主的公众(public)”可能只是“乌合之众”(crowd);消费主义和娱乐至上窒息了公共参与,以及大众社会理论指出的5个“A”现象,即异化(alienation)、失范(anomie)、匿名(annonimity)、冷漠(apathy)和原子化(atomization)P42

——理论确实是认识现实的工具。娱乐窒息公共参与的最佳论述应该是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但是,认识是认识了,如何行动呢?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正如克米尔(Kenneth Cmiel)所言,对民主制度可能遭到背弃的恐惧和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道德谜团,主宰着20世纪40年代人们对传播的思考。社会上的愤世嫉俗情绪和邪恶是当时一些著名社会学家——包括默顿、阿伦特和列维纳斯等——必须首先面对的两个问题。结果,他们各自形成了自己的交流视野,作为他们各自对这两个棘手问题的某种回答。默顿认为,交流是建设国家共同体的工具;阿伦特认为,交流是发现真理的手段,后来又认为它是催生新的政治秩序的手段;列维纳斯则认为,交流是对他者特性的道德义务。由这三位理论家——现代的、反现代的和后现代的——形成的三重交叉,对20世纪后半叶的社会思潮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默顿将交流看成是涂尔干式的社会黏合剂;阿伦特认为,它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相互联合的政治潜力;列维纳斯则认为,它是对他人自主权的尊重,这一尊重使工具意义上的交流几乎不可能。P43

——读到这段时我只能击节赞叹了!总结的太精妙了!整段摘录!

本书的中心思想比较严峻,其中提出的交流问题,就本质而言都是我们难以驾驭的。……我再次重申,我认为,交流失败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渴望搜寻灵魂伴侣的孤魂野鬼,而是意味着我们有新的办法彼此联系,能共同开辟新的天地。我想强调的是,交流的梦想多亏了鬼魂(ghosts)和神奇的爱欲(eros)。我对此这样强调是想要借之矫正一个已经毫无新意但很多人却仍对之津津乐道的观点——认为交流手段的扩展会必然引起人类思想的扩展。P44

——全书中心思想。敲黑板!

一切试图实现交流的努力都蕴含着怪诞。如果我们对这种怪诞抱着乐观情绪,我们的思想和生活就会有一条清醒得多的出路……如果从“找到方法与他人更有意义地共度时光”这一更深的意义上理解交流,那么它更像是一个信仰和风险的问题,而不是技术和方法的问题……总之,无论“交流”是何意义,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政治和伦理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语义问题。……在人际交流中,固执地希望交流双方达到互相模仿的境界,可能会走向霸道。在这一点上,爱默生和詹姆斯说到了点子上。他们认为,我们应该承认,与我们分享这个世界的一切生灵都具有美妙的他者特性,而不必悲叹我们无力去发掘它们的内心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认识这些生灵的他者特性,而不是按照我们的喜好和形象去改造它们。正如阿多诺所说,尽管人们之间存在着让人羞愧的分歧,但唯一能超越这些分歧的就是从这种分歧中获得快乐,这才是交流的理想境界。P45-47

——读到这里,我被彼得斯折服了——并不是全部认可上段的论断。爱默生、詹姆斯说的这点我认可的是他者特性,但是只认识、接纳和欣赏,相当于把人的主动性缩减为“观”,而“行”的部分缺失了,这不是事实更谈不上正确。而阿多诺所说的,“超越分歧获得快乐即是理想”失于浅薄。快乐只是官感,即便是酒神的狂喜也是转瞬即逝的。《中庸》有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所谓并育的原因正是分歧和差异。超越分歧有快乐也会有痛苦,单一的快乐并非“理想境界”,五味杂陈是交流的常态,而“育、并行”才是理想的境界,在这一境界上会有一种伦理上的宁静——彼得斯在写这三页的时候,他是谦卑的、悯恤的、温和的。这些品质和状态能从文章结构和引用选择上读出来。这对学者来说极其珍贵,它们决定了你真正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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