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8.4分
读书笔记 译者序
马达加斯鹅

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前400/396年),出身于雅典富有的显贵之家,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而立之年已具有深厚的学术素养和卓越的史才。公元前424年当选为雅典将军,同年冬天,有人(据说是克里昂[Cleon])诬陷修昔底德,说他有通敌之嫌,雅典民众因此而表决将他放逐。在此后蒙冤受辱的20年里,他充分利用闲暇时间,在希腊世界,特别是在那些敌对国家广泛游历,收集了多方面的史料。

第一卷开头有一篇序言,阐明作者的写作动机、方法,接着勾勒了战前希腊历史的轮廓,追溯雅典人与拉栖代梦人矛盾的发展过程;第二卷至第五卷第24章,记载战争的前10年(公元前431—前421年,“十年战争”,又称“阿奇达姆斯战争”),即自战争爆发至“尼基阿斯和约”的签订;第五卷第25—116章叙述“尼基阿斯和约”的签订至西西里远征,即所谓“和平”时期的史事;第六、七两卷叙述西西里远征始末;第八卷叙述战争最后阶段,即狄凯里亚战争和伊奥尼亚战争。按修昔底德自己的计划,他的历史著作将一直写到公元前404年雅典长城被拆毁和比雷埃夫斯港被占领为止。但是他只写到公元前411年秋冬之交,就突然中断了,最后一句话也是不完整的。

修昔底德生活的时代,是他的祖国雅典盛极而衰的时代。波斯战争以后,尤其是公元前5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雅典利用其强大的海上势力,控制了东地中海地区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把原提洛同盟诸邦逐步降至附属国的地位,雅典与原同盟者的关系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形成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海上霸国——雅典帝国。从此,雅典国家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已由阿提卡半岛的蕞尔小邦一跃成为地跨欧亚、囊括爱琴海的泱泱大国,焕然一新的雅典城成了东地中海地区政治、经济、海陆交通和文化中心,成了“希腊的学校”。雅典人对包括众多奴隶在内的原提洛同盟诸邦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是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兵源充足的根本原因。在今人看来标志着雅典文化成就的宏伟建筑的浩大开支,几乎全都来自他们所侵占的原同盟者诸邦的公共基金。

公元前5世纪雅典文化繁荣的社会物质基础是其奴隶制的大发展。也许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恩格斯所说的:“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

苏格拉底 (Socrates,公元前469年—前399年),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年—前347年)。

修昔底德的史学发展了人本主义历史观。在古代希腊,即使像希罗多德这样的史学家,虽已初步能够以人本史观考察历史,却也难免受到“神命史观”的影响,常常有意无意地以天命、神意来解释历史。而修昔底德彻底摈弃以征兆、占卜、神意来解释历史的做法,试图完全从人本身来解释历史,认定历史上的成败兴衰是由人事决定的。

修昔底德从人的本性出发来探讨战争爆发的原因。他认为战争的起因是人的贪婪,是狂热地追求权力和占有欲,这是一种任何权力和财富都无法满足的狂热。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之间爆发战争,并不是因为二者之间的不同,如民主制和寡头制的对立,而是因为二者的共性,即无休止地追求权力。这是相当深刻的见解。修昔底德认为,既然人的本性始终如此,历史也同样会不断重演,因而其著作是永远不会失去其价值的。

修昔底德还特别关注人(包括个人和集体)的心理心态,指出人们在和平时期和战争状态下的差异,平时与发生重大变故如瘟疫、内讧、地震等情况下的不同,以及强邦与弱国、胜利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心理心态的变化。这在关于科基拉革命、雅典人与米洛斯人的对话以及西西里远征等事件的记载中皆有深刻的描述。

修氏提出人性不变论,用不变的“人性”解释千变万化的社会现象,阐明战争的起因。在他看来,人性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包括占有欲、权力欲、虚荣心、贪婪以及人的生理特征等具体内容的。修昔底德在述及科基拉革命时对此做过比较集中的阐释。他指出,在和平与繁荣的社会条件下,城邦和个人尚能遵守比较高尚的准则。但是,当战争和内乱导致人们生活困苦,心志降低时,人性的恶的一面就会急剧膨胀,并且一发不可收拾,从而出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暴行。具体表现在:“夺取政权时更加阴险狡诈,报复政敌时更加残忍无忌”;社会良知尽失,道德沦丧;鲁莽即勇敢,谨慎即懦弱,耍阴谋搞诡计成功是头脑精明的表现;“夸夸其谈的人总是被信任,而反对他们的人总是受到猜疑”;“复仇比自卫更重要”;一切规则和法律都可以违反,所有条约和诺言都可以背弃;混乱中那些最粗俗的人最有生存能力,因为他们不瞻前顾后,敢于鲁莽行事。当然,修昔底德认为并不是所有介入政治斗争的人皆出于个人目的,有时一些人疯狂地投入动乱不是为了图利,而是因为不可遏制的一种激情。这样,修昔底德实际上是力图从人性和人性之外的社会存在,来寻求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答案。

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他多次强调维持长期的战争须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因而对雅典的存款数额、岁入和贡赋的情况始终予以高度重视。他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所面临的形势时写道,属邦“所缴纳的金钱是雅典势力的源泉,战争的胜利主要是依靠明智的决断和手中的金钱”

修昔底德提出了严格的史料批判原则,长期以来曾被无数学者援引。他说:“在叙事方面,我决不是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下来,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我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过的。然而,即使费尽了心力,真实情况也还是不容易获得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而记忆也未必完美无缺。我这部没有奇闻轶事的著作,读起来恐怕难以引人入胜。但是如果学者们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见未来(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很相似的),从而认为我的著作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

修昔底德所记载的不同场合、不同人物的演说风格明显雷同。科林武德认为,这些演说“是修昔底德对演说人行动的评论,是修昔底德对演说人的动机和意图的重建”。

“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的说法以古喻今,借用修氏在讨论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时的说法,大意说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一个新兴的强国在挑战旧霸主的固有秩序时,双方不可避免会发生战争。

修氏还多次提及“命运”。他承认“命运”对人事的影响,但更强调人的智慧、远见和理性的判断在人事成败中的作用。在修氏看来,“命运”尽管对历史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它并不是历史本身所具有的规律,和各种事件的发生也没有必然的联系。

关于修昔底德的政治立场,有的学者认为他“站在奴隶主民主派的立场上,赞成民主政治,反对贵族政治”,“同情伯里克利派的温和民主党,反对激进民主党”。要正确把握修氏的政治立场,必须弄清雅典国家的发展脉络和主要矛盾的变化。公元前6世纪以后,雅典城邦(公民集体)内部诸集团、诸阶层之间经过长期的错综复杂的磨合和斗争,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断得到调整,他们的共同利益逐步大于他们的矛盾和分歧,而这也正是雅典不断向外扩张的内在原因。波斯战争以后,雅典人利用他们在雅典同盟中的有利地位,逐步剥夺原提洛同盟诸邦的主权,侵占其领土,使雅典国家的版图不断扩大,人口激增。亚里士多德指出,“由于国家日益壮大,而钱财也敛聚了很多”,雅典当政者“就劝告人民,放弃农事,入居城市,务以取得领导权为目的……人民采纳了这种劝告,并获得了霸权,于是对待盟邦,更加专横”,“他们又按照阿里斯提德斯的建议,为大众准备充足的粮食供应;因为贡金、征税和盟邦捐款的综合所得,足以维持2万多人的生活”。公元前5世纪70至60年代雅典民主制的发展,是雅典国家机构强化的突出表现,也是雅典奴隶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雅典人对异邦人(非雅典人)的压迫和剥削逐步得以巩固和加强。到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国家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雅典人内部诸集团之间的矛盾,而是雅典人同众多异邦人之间的矛盾;对于雅典帝国境内众多的臣民和奴隶来说,“雅典人”不仅仅是指雅典公民集体,还意味着他们是统治者的集体,奴役者、剥削者的集体。修昔底德在他的著作中说到雅典人,有时使用“统治着帝国的城邦”,有时把城邦(公民集体)与君主相提并论;在论及波斯战争的后果时,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雅典人力图取代波斯国王来奴役这些希腊人,战争的结果对希腊人而言只不过是换了个主人而已,新主人确实比旧主人更聪明,但新主人却是更聪明地作恶”。在总结近百年雅典历史时,他写道:“在废黜僭主统治以后的大约100年,雅典人民在这个时期不仅没有屈从于任何人的统治,而且在这期间的一半以上的时间里是习惯于统治其臣民的。”这些论述都显示出,修氏对当时希腊的国际关系和政治现实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

毫无疑问,修昔底德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他热爱的是雅典城邦,是雅典的公民集体。因此,凡是对雅典人有利的他都衷心拥护,凡是不利于雅典人的他都极力反对,修昔底德就是站在这样的阶级立场上。他在评述公元前411年“四百人”政府被政变者取代这一历史事件时,写道“在这种新宪法实施的初期,雅典人似乎有了一个未曾有过的最好的政府,至少在我的时代是这样的。因为它使得少数的上层阶级和多数的下层阶级之间的斗争得到适当的和解,这种和解首先使国家在历经劫难之后,能够重新振作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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