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 8.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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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lix

《伊利亚特》体现的荷马和托尔斯泰两人之间的相似性还表现在另外一个方面。他们使用的人的形象是被赋予人性的。人是经验的尺度和核心。此外, 《伊利亚特》和托尔斯泰小说表现人物的氛围具有深刻的人性特征,有时候甚至堪称具有世俗化特征。重要的是这个 之上的王国是此时此地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 ,人间事务与神灵事务一直混为一体。但是神灵降临人间以毫不掩饰的方式,带着人世的激情涉足人间的恩怨仇。这赋予作品具有讽刺意味的弦外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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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读亚里士 多德的《诗学》过程中,豪斯曾经认为 “思想元素”表达“个人内在的刻意诡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这种诡辩得以外化。例如在《群魔》中角色对上帝是否存在这一问题进行了痛苦的争执;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开头出现了关于教会与国家的争论。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辩证法从未脱离戏剧情景:在佐西马神父的牢房中,他们以概括方式讨论了种种可能的道德观;卡拉马佐夫一家的成员在事件发展过程中将它们一一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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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司汤达确实扩大了小说艺术的范围,使其包括论据和哲学思考的倾向.....但是世界中形成一面镜子,用它来反映人的整体,反映那个时代的意识形出来 ,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上面 )两种复杂性的基础上增加了大量观念,并且在陈述和强制性冲动的极端条件下,将它们表现父的牢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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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玛尔菲女公爵在万般痛苦中诅咒自然时,波索拉的一番话集中表现了这种整体宇宙观:“你看看吧星星依然闪烁。”寥寥数字,令人不寒而栗,它不乏超脱,不乏对这一严酷现实的承认态度:自然界以冷峻的方式看待人类经受的折磨和苦难....

....和声以巨大的直接性和宽阔性渐渐展开。我们无法以任何程度的准确性将音乐技巧与语言技巧进行比较。但是人们觉得,托尔斯泰的小说是根据某种内在的层次和活力原则发展起来;二三流作家的小说是勉强粘贴在一起的。可是我们如何说明这种感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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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小说是范围宏大,对读者的情感产生直接的控制。所以我们往往没有看到单个细节具有的精妙性和复杂性。在史诗和诗剧中韵律形式将读者的注意力具体化,使其集中在某个段落上,集中在单个诗行或者反复出现的隐喻上。在阅读长篇散文体作品,特别是以译文形式出现的作品时读者注重整体效果。因此我们相信,俄罗斯小说应该从总体上领悟。如果采用阅读康拉德或者普鲁斯特作品的那种细读办法,所收获的东西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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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托尔斯泰留下的草稿和修改稿所示,作者以非常仔细的注意力在某些叙事和陈述问题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这一点:除了考虑精湛技巧之外,除了考虑要干得漂亮之外,重要的事情是完成写作计划。

他谴责为艺术而艺术(l'art pourl'art) 的理念并将它称为无意义的美学....我们难以选出具体的要素、具体的场面或者具体的隐喻,然后宣称“这就代表了技巧大师托尔斯泰的水平”。(关键是)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存在着具有强烈效果的片断。例如,《安娜·卡列尼娜》中著名的割草场景,《战争与和平》中猎狼的场景,《复活》中的教堂弥撒等等。还有使用得体的明喻和隐喻,这与读者在福楼拜作品中看到的不相上下。例如请看一看光线与黑暗之间的对峙,它赋予托尔斯泰灵感写出了两部戏剧的名称。它也渗透到《安娜.卡列尼娜》之中。在第七部的最后一个句子中,安娜的看法通过这样一个隐喻传达出来:一盏灯被点燃,放射出一阵光芒,然后永远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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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 “充盈的生命力量”是陀行为的核心要素,约翰·考珀·波伊斯将这一点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的弹性和动物般的韧性。这些特质帮助他穿过个人生活的炼狱。

波伊斯经过细致考察之后发现甚至在极端痛苦的阶段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能得到欢乐,那样的欢乐并不带有受虐狂特征(尽管他的气质中存在受虐狂倾问)。更确切地说它源于原始的本能的愉悦,心智会以自身的韧性接受这种愉悦。这个人在白热状态下生活。

他曾有过面对行刑队实施的假枪毙那样的极端经历。实际上他将那一段恐惧时间变为一种忍受痛苦的护身符,变为一个用之不绝的灵感来源。他熬过了西伯利亚的劳改营生活,熬过了在惩罚队里做苦工的艰难时光。他在穷困潦倒、心灵煎熬中写下了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故事和论战文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样自我描述的:他有猫一般的不屈韧性。在他的九条命的大多数时光中,他活得非常精彩,无论是深夜赌博,战胜病魔,还是乞求借贷时均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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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中心段落将荷马与莎士比亚进行了对比:

无论荷马在时间上与我们距离多远我们不用费力就能入他所描写的生活。其原因主要在于不管荷马描写的活动显得多么陌生,他相信自己所说的事情,以严肃的态度讨论自己描述的东西。因此他从不夸大其词一直保持分寸感。于是我们看到的是即使不说阿基里斯、赫克托耳、普里阿摩斯、奥德斯这样形象逼真的鲜活人,即使不说赫克托耳的最后道别、普里阿摩斯的官邸、奥德修斯的归来这类场景具有的永恒感染力,《伊利亚特》的整体效果,《奥德赛》的整体效果仍自然而然地贴近我们的生活,仿佛我们活在作品描写的时代,活在神灵和英雄中间。但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却不是如此…....作品让人立刻觉得莎士比亚并不相信自己所说的事情,他没有必要这样说,他只是编造了那些事情…因此我们既不相信那些事情,也不相信那些活动,不相信角色遭受的苦难。如果我们将莎士比亚与荷马比较,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莎士比亚的作品缺乏审美感受。

这一论证充满偏见和显而易见的盲目性。与莎士比亚相比,荷马笔下事件在哪些方面没有那么明显的牵强痕迹?就对莎士比亚的信念之“真诚性”而言,托尔斯泰知道些什么呢?但是根据理性或者历证据来讨论托尔斯泰的这篇文章是徒劳无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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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哈,我倒是理解作者的批评的那一点点意思。很显然,那是戏剧审美有了一些隐性的变化而导致的嘛....莎翁需要强调一些事情,让它们造成张力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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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我们现在可以贴切地参考后一部著作)中视角具有深层次的浅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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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对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评价时情况并非如此。两位大师给思想史家和文学批评家提供了独特的连接。他们就像两颗比邻的行星,大小相当,受到对方轨道的影响。这一特点给任何进行比较的论者提出了挑战。此外两者之间存在着共同之处。尽管两人勾画的上帝形象、提出的行动建议在终极意义上是不可调和的。他们却使用同一种语言写作。生活在同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阶段之中。

在历史上两人之间出现过多次几乎碰面的机会,但是由于某种持续存在的预先告诫,他们都避开了对方。梅列日科夫斯基——他反复无常,说话不可靠,关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却是一位不乏启迪性的证人。他说两位是对立性最强的作家:

“我所说的对立性并不是相距遥远,格格不入,他们就像交汇起来的两个极端,互相接触。”

(所谓)的“巨大性”,即两位天才思考和创作时在维度上表现出来的广阔性。《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白痴》、《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都是小说中的鸿篇巨制。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是篇幅较长的中篇小说,接近于长篇小说这种重要形式。这一事实非常明显,一看就知,人们往往将它视为环境形成的偶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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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在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作出了选择。这就预示出这个人对当代问题的看法——即存在主义所称的积极介入的态度(un engagement)。便像是对人类命运提出截然不的解释。请允许我再次引用别尔嘉耶夫的观点: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夫斯基代表了“一个难以解决的争议-两套假设,两种基本的在观在此相互对抗”。

这一对抗涉及西方思想界中某些流行的二论,它们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对话录》。可悲的是与当时苏联意识形态的论战密切相关:出版机构实际上印刷了数百万本尔斯泰小说,然而直到最近才极不情愿地发行了《群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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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真的具有可比性呢?

如我们想像他们的心智进行了对话,并且意识到对方的情况。这是否超越批评家建构的寓言呢?这类比较研究遇到的两个重要障碍。其一是缺乏材料,其二是差异巨大。例如《安吉亚里战役》的画稿已不复存在。所以我们无法比较米开朗琪罗和莱昂纳多·达芬奇工作的情况,无法了解两人在创作过程中实际的竞争状态。不过关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献非常丰富。我们知道两人是如何看对方的。也知道《安娜·卡列尼娜》对《白痴》的作者意味着什么。

依我所见有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表现了他与托翁之间的精神碰撞--- (这里是翻译不好?是指《白痴》吗。)

两位文学巨擘在地位上并不存在由高低之分形成的冲突。17世期的读者认为,莎士比亚与同时代其他剧作家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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