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洞 8.5分
读书笔记 降附·名节
一锅脑浆粥
于是,只有宋了。不错,我们如今以为“自古便有”的忠、孝、节、义一字排开的美德次序,是晚至宋代才演述和开发出来的价值观,距今也就一千年历史。此前中国不特别地讲究这一套;或虽然有之,却非人人为之匍匐的天条,比如贞节这东西,宋以前妇人改嫁另适者从不稀奇。
关于“忠”字如何经宋儒阐释,脱离古意、被匡定为礼法那种特定伦理关系,笔者从《朱子语类》中恰好见到一条相当直接的凭据。讲学中,朱熹教导说“事君须是忠,不然,则非事君之道”,这引来学生赵用之的提问:
用之问:“忠,只是实心,人伦日用皆当用之,何独只于事君上说‘忠’字?”
结合我们先前对“忠”字的考察,显然,赵用之的疑惑正原自先秦时孔孟的本义。其次由这一问,我们也确切知道,直到那时“独只于事君上说‘忠’字”,还是一种新有的界说。对此,朱熹答道:
曰:“父子兄弟夫妇,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爱敬。君臣虽亦是天理,然是义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须于此说‘忠’,却是就不足处说。”
他说,父子兄弟夫妇之情,发自内心,源于天性,君臣却不是这样,虽然合于天理,却更多靠义务维持。既然主要是义务,人便易生“苟且”之心,这是人性的一个弱点,为弥补这弱点,就需要在君臣之间特别地强调“忠”。
这真是一个应该瞩目的重要时刻。由这番问答,我们亲眼目睹“忠”字怎样从“人伦日用皆当用之”的一般道德,变成“独只于事君上”的特殊道德。从此,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就再也不能从这种语义逃脱,明末那些愤怒的焚掠者如此,“文革”中高呼“三忠于四无限”的我们也不例外。《朱子语类》还有一句问答,也叫我惊奇不已:一位曾姓弟子谈自己的理解:“如在君旁,则为君死;在父旁,则为父死。”朱熹基本肯定,却又细致地做出纠正:“也是如此。如在君,虽父有罪,不能为父死。”里面的意思让人眼熟,搜索记忆,然后想起“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不过,宋人虽对中国伦理有如此重要的贡献,自己其实却没来得及很好享用。一则理学真正成大气候要等到南宋,有些晚;而我们知道,从北宋初期直到中期,柳永、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知识分子,都还没有多少方巾气。二来理学从知识分子意识形态演为一般社会道德范式,需要一个传播过程,尽管二程、周敦颐,朱熹、陆九渊等的讲学已不遗余力,但尚局限在知识阶层,对普众的影响,还不能立竿见影。
这果实被谁收获了呢?那就是经过元代间隔一百年后而“恢复中华”的明人。我不知道若非之前的百年异族统治,明代是否有那么强烈的复兴儒学的使命感。总之,从一开始明代意识形态就抱着重振汉官威仪的志向,对此,既近且好、甚至唯一的选择,自然是以宋为师。明代士子接过宋儒的衣钵,将它好好地发扬光大了,而明代的统治者也从国家层面大力褒奖和推动。所以,道学风气兴于宋而弘于明,终于在社会全面铺开。这就是为什么宋、明两代,晚景相像,而两者的社会心理与反应却并不相同——明末的悲情气质,比宋末强烈许多。虽然南宋末年也出现了古来少有的悲情形象文天祥,但到了明末,文天样式人物就绝非一个二个,而是难以计数、俯拾即是。明代士子常把“国家三百年养士”一语挂在嘴边,在他们,这话可不空空洞洞,而是沉郁顿挫、掷地有声的。因为.里然每个王朝都“养士”,但只有明朝以“名节”养士,士子们的道德归厲感、使命感特别沉重。所以,历来于改朝换代之际都不免发生的降附现象,偏偏在明末才形成那么大刺激,恰似洁癖者一脚踩在狗屎之上。我们若不能想象明人这种洁癖倾向有多严重,可以打量一番至今林立各地的贞洁牌坊。不知大家可曾留意,这些贞节牌坊绝少
有建于明代之前。它们是男人给女人立的,或丈夫给妻子立的,而依礼教的观念,臣子之于君主就好比女人之于男人,妻子之于丈夫,道理完全相同;因此,和“好女不事二夫”一样,好的臣子也不该侍奉二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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