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评价人数不足
读书笔记 Pre-reading Note
Eavan.

Psychoanalytic Feminism 精神分析女权主义

一. 引入

精神分析将主体性(subjectivity)和人类性征(sexuality)紧密联系起来,从这种视角看,我们的自我感、政治隶属和情感都被无意识驱力(unconscious drive)和象征结构(symbolic structures)左右,个体的能动性(individual agency)是有限的。

女性主义视角下精神分析是怎样的呢?两者有没有结合的可能?乍看之下,似乎两者并不兼容。譬如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女性性(Femininity)讲座中所称,“女人是一个问题”,“更男性化”是希望所在,对此中所含的偏见,女权主义者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抨击。

精神分析视角下,什么是“女人”呢?在女性性(Femininity)讲座中,弗洛伊德称,精神分析不旨在描述女人是什么,而在于探索女人从一个双性(bisexual)儿童变成为女人的过程,所谓儿童的双性(bisexual),指的是精神上(psychically)尚未成为男人或女人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直觉(instinctual life)先于性征(sexual difference)。成为女性,是俄狄浦斯情结(Oedipal Complex)的一条分支。女性不是生而为女性,而是经过了一个复杂的、难解之谜(unresolvable riddles)才成为女性的。

精神分析对女性身份的理解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对女权主义理论又有什么启示呢?传统的女权主义理论往往强调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的界分,但精神分析打破了这种二分法,尝试将一种新的、融合两者的女性身份概念化,这为女性主义理论注入了新血液。另外,虽然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含有厌女倾向(misogyny),但是他对女性歇斯底里的研究、俄狄浦斯情结理论、女性性与性征研究和女性在文明中的角色研究都为女权主义理论提供了丰富的议题。

二. 弗洛伊德的女性性之谜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建基于他的临床经验上,他的理论着重于个体经验,有别于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强调的理性人主体,也不同于笛卡尔认识论中的“我思故我在”(cogito)的主体意识观。精神分析强调的是一个被分离的主体(a divided subject),一个被多重能动性(multiple agencies)挟持的“我”,在其中,“性”(sexuality,sexual bonds)被抽离出来,作为引领我们进入主体性和文明的纽带。

什么是“性”呢?这里要厘清两个概念,一个是驱力(drive),一个是本能(instinct),前者有别于后者,不是人类天生的生理性路径(吃喝拉撒),而必须通过思想、语言或其他方式表达,由于生理性本能(instinct)不足以表达人类的驱力(drive),欲望(desire)便成为一个问题、一种困难,性(sexuality)就出现了。

弗洛伊德关于性(sexuality)对精神过程(psychic processes)影响的论述最早可见于他早期关于歇斯底里症(hysteria)的研究,在《歇斯底里症研究》(Studies in Hysteria, 1895)中,他和约瑟夫·布罗伊尔(Josef Breuer)研究了不带器质性损伤的病症,他们认为,歇斯底里症是由被压抑的想法或记忆引致的身体疾病。最初弗洛伊德的假设是,歇斯底里症患者都有童年遭受性骚扰甚至侵犯的经历,可以通过运用谈话疗法(the talking cure),将被压抑的记忆引出并解除压抑,从而解决身体上的病症。

但在之后的《性理论三篇论文》(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1905)中,弗洛伊德作了更大胆的一般化假设,认为性(sexuality)是婴儿状态的重要部分,这些歇斯底里病症是无意识幻想(unconscious fantasy)冲突与压抑的后果,而不必出于现实发生的性侵。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无意识幻想(unconscious fantasy)不是谎言,而是真实存在于主体内部的,这些幻想揭示了主体的本质和欲望,更准确地说,这些幻想掩盖和扭曲了关于主体的真相。

婴儿性征(infantile sexuality)的假设为何重要呢?在《记忆、重复和工作》(Remembering, Repeating, and Working-Through, 1914)中,弗洛伊德将研究目光从外部事件、过往和记忆对精神的影响,转向内部精神活动本身,由此开创了精神分析学派。婴儿性征(infantile sexuality)这个概念假设了两个前提,一是出现于童年早期的驱力(drive)的存在,二是精神内部的分裂,抑或主体与自身欲望的冲突。由此,创伤(trauma)不只发生于幼年性侵受害者,而普遍存在于人类幼年精神受控于本能的成长经历中,由此,弗洛伊德打开了分析力比多能量(the energetics of the libido),人类固有的精神内部冲突(intrapsychic conflict)和欲望的不调和之大门,神经质(neuroses)被弗洛伊德看作是性发展过程的重要产物。

俄狄浦斯情结是无意识幻想的典型,而性在其中是如何分化的呢?在《女性性》(Femininity, 1933),《女性的性征》(Female Sexuality, 1931)。《两性解剖学分化的心理影响》(On the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Anatom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exes, 1925)中,弗洛伊德提出,俄狄浦斯的故事揭示了人如何成为主体,并如何在成为主体的过程中分化出性别的。性别分化主要是精神性的、而不是生理性的,小女孩的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情结和小男孩有着不同的路径。在前俄狄浦斯阶段,女孩和男孩与母亲的情感联结无差异,弗洛伊德认为这一阶段的力比多只有一种,且是男性的,“小女孩就是小男孩”,婴儿期的阴蒂快感就是阴茎快感,此阶段没有两性分化。只有经历了口欲期(oral stage),肛欲期(anal stage)、性器期(phallic stage)和俄狄浦斯情结(Oedipal Complex)后,婴儿才完成性分化。其中,女性性的发展有两个疑难点,第一,女孩对母亲的感情如何转移到父亲身上?第二,为什么先前的阴蒂快感会被阴道快感所取代?弗洛伊德认为,要解开这两个谜题,必须探索身体驱力(bodily drives)和家庭中他者(familial others)的关系。

男孩的阴茎快感虽然被来自父亲的阉割威胁中断,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认同父亲来建立超我(super-ego),他们对母亲的欲望可以转移到其他女性身上,因而他们保持了俄狄浦斯阶段前后的一致性。但对于女孩而言,俄狄浦斯情结更为复杂,她们与母亲的关系被迫中断而无从替代,变为次要的存在,自从她们意识到(自己和)母亲已经被阉割,她们就生发出对阴茎的妒忌和对母亲的鄙弃,将对母亲的爱转移到父亲身上,父亲既不是威胁(她们本身已经被阉割)也不是获得满足的对象(可以替代丧失的阴茎的只有拥有她们自己的孩子),父亲代表的即是欲望本身。换言之,阉割并未解决女孩的俄狄浦斯情结,而是使她们更深入其中,她们因而无法欲望,这解释了女孩相对较弱的超我(super-ego)和难以在心理上升华(sublimation)的现象。由此,女性性只有通过欲望被男性欲望而得以实现。

弗洛伊德对性的分析不只应用于个人,还阐释了社会生活的组成,解释了政治结构的构成。在他的《群体心理和自我分析》(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1921)中,他提出群体和个体心理并没有明确的界分,人类婴儿自始便浸没在他者的世界中,他者(Other)要么被作为模范所认同,要么作为被爱的客体,作为社会现象的认同与爱是个体身份的根基。

在精神分析视角中,政治是如何构成的呢?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 1913)中试图解释精神现象是如何联结社会纽带的,在前政治社会,原始人被父权统治,掌握权力的父亲拥有部落中的女人和所有享乐,居于下位的兄弟奋起反抗,杀父夺母,并建立起一套图腾和禁忌,原始的父亲(祖先)变成图腾,杀父娶母被设为禁忌,人类社会进入了异族结婚和图腾主义(以共同祖先为纽带组成社群)的政治时代,稳定的政治秩序由兄弟平等(fraternal equality)所维系,由此,政治关系起源于无意识驱力(unconscious drive),并受超我对这种驱力的稳定平衡所导向。

政治秩序的不稳定性如何解释呢?如何理解女人在政治中的地位?弗洛伊德认为,法律是与超我紧密连接的,超我通过自我攻击(self-assault)将愉悦(pleasure)和不恭(aggression)联系起来,法律是超我对驱力(drive)的控制,因而不可避免地引致自责和不满。在法律中,女人不位于主体地位,而是作为物体被交换的,相对而言,由于女人的欲望在俄狄浦斯情结中得不到解决,她们更有可能对文明和法律产生憎恨。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如何理解女性所缺失的自我和主体呢?从父子关系中可以管窥一二。在《自我和本能冲动》(The Ego and the Id, 1923)中,弗洛伊德指出自我来源于最原初与他人的情感纽带,在对象投注(object-cathexes)前与父亲的关系决定了自我的形成,自我本身是对对象(object)缺失的补充,在这种补充中,父亲的角色是主导性的。弗洛伊德对父子和兄弟关系的强调引发了大量的女权主义讨论。

3. 女权主义对精神分析的批评

即便在弗洛伊德圈内,也出现许多关于女性性征、阉割和阴茎嫉妒的不同声音,最著名的当属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海伦·多伊奇(Helene Deutsch)和凯伦·霍尼(Karen Horney),其中,霍尼强调女性性并不是一种基于阉割的次生性构成,并质疑阴茎嫉妒与女性自卑的关系。她试图重构女性性的独立性,并指出文化是导致女性居于从属地位的原因,但是由此,她将生理性和社会因素摆在无意识精神活动之前,从而否定了弗洛伊德的基本假设,脱离了精神分析的讨论框架。

在霍尼之后,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The Second Sex, 1989)中探讨了她对精神分析的不信任,她认为:

首先,并非只有一种男性的力比多,女性力比多并不是基于男性力比多之上的,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一种生理决定论和性别单一论,忽视了男性权力和父权的社会来源,而只探讨其生理与精神联系,因而不足以解释女性的他者化(otherness),女性之所以嫉妒男性,并不是由于阴茎崇拜,而是由于男性拥有社会特权;

其次,精神分析不仅误读了女性,还加剧了主体性和女性性之间的分裂与不可调和性,使得女人必须在成为一个完全的人(full person)和一个女性之间二选一,直接排除了女人作为女性成为主体的可能,而只能成为主体的他者;

第三,精神分析把人的主体性和童年联结,实际上是一种决定论,否定了女性的存在自由(existential freedom),在波伏娃看来,女性处境是社会权力关系和她们自身选择的结果,即便女性是男性主体的反面,即便女性本身不具备主体性,只要她们自己仍然透过男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只要她们仍然通过恋情来定义自己的存在,只要她们仍然意图模仿男性的存在,她们就依旧是自由的,依旧必须为自己的处境自由负责(freely responsible)、解放自己。

由此,波伏娃对弗洛伊德的批判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是女性主义视角,批判精神分析透过男性模型来理解女性,第二是存在主义视角,批判精神分析的决定论色彩将女性视作没有能动性的受害者。她与弗洛伊德最大的分歧并不是潜意识的重要性,而是潜意识的结构,波伏娃认为潜意识不是镶嵌成的,而是一个需要被尊重的完整整体;也不是生于世上人是否面对着束缚,而是这些束缚的场所,弗洛伊德认为束缚就在精神内部,而波伏娃认为束缚是外部的(如文化对人能动性的侵蚀)。

但波伏娃的思想也有精神分析的影响,二者都认为女性性并非天生的,在《第二性》(The Second Sex)中她认为女性承接了性差异(sexual difference)的无意识,最终才成为女性的,他们的兴趣点都在于这个“成为”的过程,她借用了许多精神分析的视角,如女性叙述、重要事件中女性的情感反映、人作为性的具象化、身体与他者的相遇(encounter),性在人类自我感中的重要性,家庭状况对儿童成长的影响(她甚至通过发展一种女性现象学,质疑女性性是历史阶段的特殊产物的说法,被同样批判为决定论)等等。《第二性》全书主要就是描述不平等的社会安排对女性性格的影响,并不指明一种规范(normalized destiny)或假定一种女性共同身份。

不过即便如此,比起路思·伊瑞葛来(Luce Irigaray)和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波伏娃的思想还是更接近英美社会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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