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页 从代尔夫特看世界

17世纪爆发的大迁徙，滥觞自16世纪就已经开始左右欧洲人抉择的中国热。16世纪是个发现与发现之后暴力冲突的世纪，是个发横财与犯错误的世纪，是个穿越边界与封闭边界的世纪，由此16世纪创造出一个往四面八方蔓延的关系网。17世纪则与此不同，初次相遇渐渐变成持续的交往；凭运气的交易变成制度化的定期贸易；比手画脚的交谈，换成混杂不同语言而成的方言和名副其实的沟通。这些改变的背后有一个共同因素所促成，那就是人员流动。在此之前的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从事这么长距离的迁徙，而且离开故乡在异地待这么久的时间。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与操持陌生语言、陌生文化的人交易。在这同时，学新语言、适应陌生风俗的人也多于以往。大体上来讲，初次接触已结束。17世纪是第二次接触的世纪。
第二次接触开始后，促成相遇的力量有了改变。互动时间变长，互动也变得更容易重复发生。但这些改变所带来的效应，也不是简单到能够预知或了解的。有时它们促成日常习惯行为彻底改头换面，也就是古巴社会学家Fernando Ortiz所谓的“文化互化”（transculturation）。有时它们招来反抗、暴力、自我认同消失。在17世纪，大部分第二次接触所产生的效应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也就是通过相互影响的过程促成选择性调适。不是彻底改头换面或殊死冲突，而是协商与袭取；不是胜与败，而是取与予；不是文化的改头换面，而是不同文化间的互动。那是人们需要调整自己行为与观念，以化解他们所碰上的文化差异，以转移未预料到的威胁，以谨慎响应同样未预料到的机会的时代。那不是执行宏大计划的时代，而是随机应变的时代。发现的时代已大体告终，帝国主义的时代尚未到来。17世纪是随机应变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