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 8.7分
读书笔记 第1页
青铜病室

母亲虽然有了持家的幸福,却常常一面忙一面轻声地哼唱着,我不知道她唱什么,但是当她抱着我妹妹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她在唱《苏武牧羊》,唱到“兀坐绝寒,时听胡笳,入耳心痛酸”一句不漏,重复地唱着唱着直到小孩睡着了,有时还独坐一阵子。

十多年后,抗战已经胜利了,她曾经回到家乡祭拜了姥爷和姥娘的墓,回到她枯守了十年的齐家小西山故居,接着却又被迫逃离北方,奔往更遥远的台湾。在台中,我儿子的摇篮旁,已经二十年后了,她又轻声地唱起《苏武牧羊》,那苏武仍在北海边牧羊,穷愁十九年……直到她埋葬于台北淡水之前的三十八年间,她未再看到心中的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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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我们在残破的公路上一面追卡车一面笑,沿路流过的嘉陵江在月亮初升之时美如仙境,战火死亡阴影下的青春有了片刻喘息。那短暂的欢乐令人永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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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那青春苦闷心情的最高共鸣是他那首诗《哀歌》首句:“O world!O life!O time!”简直就是我喊不出来的郁闷。我所惦念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生死,而是感觉他的生死与世界、人生、日夜运转的时间都息息相关。我们这么年轻,却深深卷入这么广大且似乎没有止境的战争里!朱老师说这诗不算太好的诗,但有雪莱本色。青年人为情所困,想突破牢笼而如喊叫。纯宣泄性的诗总有点浅,经不起岁月的冲刷。自从一九四五年二月我读了这首诗后,国家和我个人生命都不断地在剧变之中,数十年间,“O world!O life!O time!”,仍不断地在我心中激荡,没有更贴切、更简单的语言能如此直述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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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一种缘分,曾在生命某个漂浮的年月,听到一些声音,看到它的意象,把心栓系其上,自此之后终生不能拔除。……人生现实亦环环相扣,雪莱那不羁的灵魂,一面高飞一面歌唱,似星光银亮与明月的万顷光华,像甘霖、像流萤,像春日急雨洒上大地,而我们在人间,总是瞻前顾后。在真心的笑时也隐含着某种痛苦。诗人说,“我若能得你歌中一半的欢愉。必能使世人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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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的六十年,走过千山万水,“雷马屏峨”这四个字总是带着悲壮的声音在我心中不时响起。代表着一种最后的安全。人生没有绝路,任何情况之下,“弦歌不辍”是我活着的最大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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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惶然不安的日子里,一九四五年四月初,在弦歌不绝的文庙,我第一次读济慈的诗,《初读查普曼译荷马》大约是所有人读他的第一首,用人们称为“带着镣铐跳舞”的十四行诗的格律写他初读史诗新译时,如同探险家发现了新山峰的狂喜。

我读不懂他的狂喜。炸弹正在我的世界四面落下,落弹的呼啸和迸发的火海,由近而远,又由远而近,将我困在川西这座三江汇合的山城里。如今连这里也没有安全了。我不懂他怎么能与朋友“发现”了新的诗体,由天黑读到天亮,黎明时,在星光下步行三英里回到寄居的小楼,一口气写了这十四行不朽的喜悦,托快邮送到朋友眼前……自从这首诗后,他五年间用尽了一生的才花,二十六岁呕血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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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坐在无花果树丛,“在黯黑的浓郁芳香中倾听,在夜莺倾泻心灵欢欣的歌声中,迎向富足的死亡,化为草泥。”

……

我沿着自己那一段河岸前前后后地踱着,背诵了济慈的《夜莺颂》,《希腊古瓮颂》,《秋颂》,背到《无情女》的最后几句:在幽暗里,死亡勇士的祷嘴大张着,预告着灾祸:我一觉醒来,看见自己躺在这冰冷的山坡。

背诵间竟因它的阴森感觉而匆匆跑回宿舍,第二天又去背。既长又难且迷人的《圣亚格尼节的前夕》第一段。诗句的背诵和我青春迸发的诗思,与那样的季节那样的天地融合成一种永远不能淡然处置的人生情怀。在当时曾被同学嘲为“不食人间烟火”的恍惚者。于日后漫长的一生,却转为一种无法解释的不安现状的孤僻。

……

“很羡慕你在天空,觉得离上帝比较近。因为在蓝天白云间,没有‘死亡的幽谷’……你说那天夜里回航,从云堆里出来,蓦地看到月亮又大又亮地就在眼前,飞机似乎要撞上去了。如果你真的撞上了月亮,李白都要嫉妒你了……”

(齐邦媛少女时期写给张大飞的信)

……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四年,一个少女在残酷战争中成长的心路历程,详详细细地记录在那一百多封信中,我留在家中柜里那一包他七年间写的更大数量的信,是一个十九岁的青年由流离的困境投身最强烈的战斗的完整自述。他驾驱逐机击落敌机的时候,有时会想:我这样虔诚的基督徒,却这样长年做着杀戮的工作,上帝会怎么裁判呢?他不是说“生命在我,复仇也在我”吗?耶稣说人若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他打。但是日本人不但打我的脸,他们杀了我的父亲,摧灭了我的家,将我全国的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追杀至今。我每在郊区打下他们一架飞机,即可以减少牺牲于炸弹下的多少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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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月之内,罗斯福逝世,陈纳德解职,张大飞战死。这一场战争带着无数人的憾恨落幕,惠特曼《啊,船长!我的船长!》那强而有力的诗句,隔着太平洋呼应所有人对战争的悲悼:啊,船长!我的船长!可怕的航程已抵达终点;我们的船渡过每一场风暴,追求的胜利已经赢得;港口近了,听啊那钟声,人们欢欣鼓舞,所有的眼睛跟着我们的船平稳前进,它如此庄严和勇敢。可是,啊,痛心!痛心!痛心!啊,鲜红的血滴落,我的船长在甲板上躺下,冰冷并且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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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的宿舍并不大。田师母抱着孩子在邻室声息可闻,而我到底是个女孩子,常去熟了,她会在没有人接手时把小孩放在爸爸怀里。田老师常常涨红了脸一脸尴尬,我便站起来去接过来,帮他抱着那七八个月的小男孩,一面听课。后来田师母到了五点钟就把小孩放到我手里,自己去扇炉子开始煮他们的晚饭。有一次,一位同班同学来催我去开班会,他回去对大家说,看到我坐在那里,手里抱个小孩,师母在扇炉子,老师仍在一个人讲着《地狱篇》十八层地狱不知哪一层的诗文,当时传为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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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追悼钱先生写了一副挽联: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末学斋中香不散。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钱先生自十六岁(一九一零年)读到梁启超《中国前途乏希望与国民责任》,深深为梁氏历史论证所吸引,一生研究历史,希望更深入地找寻中国不会亡的根据。他希望国家社会能在安定中求进步,而不是悍于求变,以戾气损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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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常似西风疾行,攀山渡海,在人生每个几近淹没志气的阶段,靠记忆中的期许,背几行雪莱热情奔放的诗,可以拾回一些自信。每读济慈诗,总先忆起那时在三江汇流的乐山,遥闻炸弹在我四周的世界呼啸落下。前线战争失利,我们必要时要撤往雷马屏峨,他的诗与我似是人间困苦相依,维系了我对美好人生的憧憬。我在经济日渐繁荣的台湾教英国文学的时候,朱光潜老师和吴宓老师正在文化大革命的迫害与煎熬之中。我热切地引领这些在太平岁月中长大的二十岁学生进入诗篇不朽的意境,但有多少人听得出真正的沧桑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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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诺德《大夏图寺诗章》的名句:

“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旧世界已逝,新的无力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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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近六十年后,用忆起的热情一遍又一遍地再唱少女时的歌,这些饱经忧患的心啊……你们怎么还记得呢?我们这一代,在抗战的重庆长大,在荒郊躲警报时为《天长地久》、《葛莱齐拉》里的痴心爱情而神往,但是我们的一生,何曾有过蔚蓝的海湾?何曾有“黑发随风披散,腮际掠过帆影,倾听渔子夜歌”的可能?留在大陆的,历经政治动荡,很多尝过苦难;到台湾或国外的,又总感到在漂流中,如此相见,真如隔世。当一切都是“一言难尽”时,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如今一九四三春风远”时,记忆与以往似双股柔丝,层层绕着这一屋子白发的小友。这些当年菁英中的菁英,因为政治的断裂、婚姻的牵绊,失去了许多正常生活的岁月,成为失落的一代,吞没在“春风远”这么简单直率的叹息声中,无需记忆,也无法遗忘。

那一天中午,我们从邢文卫家走到巷外大街的饭馆吃饭,街名我忘了问,只记得沿街种的是杨柳或马缨花。四月正是柳絮飘飞的季节,扑头盖脸地落下,我和余瑜之在后面牵手而行,我看着前面七八位同学的白发和肩头洒着零零落落的柳絮,不禁忆起当年在孟志荪老师词选课上,背过苏东坡咏杨花的《水龙吟》,她说记得开头是“似花还似非花……”我们接力背诵下去,“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站在这陌生的北京街头,白茫茫的柳絮中,人生飘零聚散之际,这铺天盖地的惆怅,是诗词也无法言说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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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之后渺小的我,站在渤海湾的海边,往北望,应是辽东半岛的大连,若由此坐渡轮去,上岸搭火车,数小时后即可以到我的故乡铁岭。但是,我只能在此痴立片刻,“怅望千秋一洒泪”,明天一早我们要搭飞机,经香港“回”台湾了。结婚、生子、成家立业,五十年在台湾,仍是个“外省”人,像那艘永远回不了家的船,在海浪间望着回不去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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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世纪以来犹太人的悲痛成书近千,而中国人在八年抗战中的悲痛几乎无人详记。一九四九年中共占据大陆后,那八年正面抗日的是国民党,留在大陆侥幸未死的都必得否定过去一切,那时殉国的热血军民,在政权改变之后,都在“第二次死亡”时被湮没遗忘了。而我,在那场战争中长大成人,二十年来在国际文学交流之际热切地宣扬“我们台湾文学”,又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而战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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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大连是要由故乡的海岸,看流往台湾的大海。连续两天,我一个人去海边公园的石阶上坐着,望着渤海流入黄海,再流进东海,融入浩瀚的太平洋,两千多公里航行到台湾。绕过台湾岛到南段的鹅銮鼻,灯塔下面数里即是哑口海,海湾湛蓝、静美,据说风浪到此音灭声消。

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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