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 8.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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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定有中二病

我们也常常一同背诗。我们发现,我们如果同把某一字忘了,左凑右凑凑不上,那个字准是全诗最欠妥帖的字;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

他发愿说:“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钟书曾说:“一个人二十不狂没志气,三十犹狂是无识妄人。”他是引用桐城先辈语:“子弟二十不狂没出息,三十犹狂没出息”;也是“夫子自道”。

郑振铎先生、吴晗同志,都曾劝我们安心等待解放,共产党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但我们也明白,对国家有用的是科学家,我们却是没用的知识分子。   

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学,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我们在旧社会的感受是卖掉了生命求生存。因为时间就是生命。

《管锥编》是干校回来后动笔的,在这间办公室内完成初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物。有人责备作者不用白话而用文言,不用浅易的文言,而用艰深的文言。当时,不同年龄的各式红卫兵,正逞威横行。《管锥编》这类著作,他们容许吗?钟书干脆叫他们看不懂。他不过是争取说话的自由而已,他不用炫耀学问。

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做绳子使用。钟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

可是我们和他地位不同,身份不同。他可以不拿架子,我们却知道自己的身份。他可以随便来我们决不能随便去,除非是接我们去。我们只能“来而不往”。我们受到庇护,心上感激。

《管锥编》因有乔木同志的支持,出版社立即用繁体字排印。钟书高兴说:“《管锥编》和《堂·吉诃德》是我们最后的书了。你给我写三个字的题签,我给你写四个字的题签,咱们交换。”   我说:“你太吃亏了,我的字见得人吗?”   他说:“留个纪念,好玩儿。随你怎么写,反正可以不挂上你的名字。”我们就订立了一个不平等条约。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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