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的归来 9.1分
读书笔记 乌托邦
一字并肩摄政王

“与此同时,党的宣传海报遍布大街小巷,上面用粗大的红色字体写下党对每一个可以想象得到的问题的纲领,它们总是令人难以抵御——党的生日、耕地问题、国际局势、朝鲜战争、铁托的威胁、警惕性。随时随地都存在背离、开除,重新定位,新指示,cups de théâtre。人民最优秀的儿女转眼间就变成了左倾或右倾分子、叛国者、小资产阶级或美帝国主义的特务。“干部是党的珍贵财富”,红色司令部的题字宣称,并饰以镶在红色画框中的肖像。从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研究机构和各个学校选拔出的仁人志士是“职业革命者”,用一种秘密编码联系在一起。在最上层,政治局统管一切,下面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再下面是青年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商业联盟,妇女联盟。整个体系的分支都向下扩展到地方、区和镇委员会。最下层的是城镇、乡村、工厂、集体农场、民兵与安全部部队以及学校的组织。在此大厦的最底层是公众集会,群众构成了该运转链条中的最后一个环节。 星期四星期四下午四点,中学礼堂。这一年是1952年,秋天。讲坛上的桌子盖着红布,镶在红色画框中的马、恩、列、斯的四位先驱的巨幅画像从舞台上方俯瞰着一切。劳动青年联合会书记——这其实是我提升到的位置——走向讲台,后面跟着一位区委员会代表,跟在他后面的则是中学校长。校长唯唯诺诺地抢先在第一排的长凳上坐下来,旁边是该校其他成员。党的积极分子同志打开自己的公文包,拿出一张当天的报纸,读着政治局公报,此公报涉及的是党员中那些左倾或右倾分子。他庄严地评论着这语气坚定的文章。接下来的日程是一系列精心准备的演讲。积极分子同志干预、打断、提出问题,申斥那些仍然犹豫着不说出敌人姓名的人。 日程安排上的最后一项是开会拟定对犯罪分子、人民公敌和反革命分子的惩罚措施。这些倒霉的家伙包括一个新富农的儿子、一个屠夫的儿子、一个前自由党律师的儿子。“这是国家的危急时刻,它要求紧密团结在党、党中央委员会及其总书记周围,”积极分子同志拖腔拖调地说,“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性,消灭可疑因素。”他的声音提高起来,“我们不能放过下面的三个人!三个人!” 第一位被告始终沉默不语,尽管听众在等。这位农场主的儿子怎么也无法鼓起勇气告诉他们,他的父亲实际上并不是富农,即雇佣劳力的拥有土地的农民,他只是拒绝加入集体农庄罢了。这个刚搬到镇子里来的八年级学生情绪激动得几乎要昏厥过去,可就是愚蠢地牙关紧咬。投票表决。意见一致:开除。 接下来轮到法提·赫泽尔,屠夫和卖牛人的儿子。他是个普普通通的学生,据与会群众所知,他像他父亲一样,唯一擅长的就是打架和卖牛。更糟的是,他的父亲已申请移民到以色列!拥护犹太复国主义分子艾思多尔·赫泽尔的儿子嘟囔着什么,却找不到合适的词汇。裁决再次完全一致:开除。小赫尔曼·赫泽尔,现在不再是赫泽尔同志,向前走近红色委员会的红色桌子,交还了他的红色证书。 接下来是迪努·莫戛,来自上流阶层,律师之子。开除的裁决做得很容易。高个儿、冷漠、英俊的他向红色书记交出红色证书,一脸镇静地向出口走去,那样子像是与富农、屠夫或法官席没有任何关联似的。”

这种情况难道在当年社会主义风靡的时代经常发生?

“这是一个普通程序,就像许多别的时间的别的程序一样,可这一次多少有点儿不同。说实在的,那位劳动青年联合会书记对他的革命行为并非完全感到高兴。窘迫感正噬咬着他。我不再是个12岁、13岁或14岁的男孩子,不再为我的特权作用而感到骄傲。由于迷失在了那出好戏的魔法——那严肃、冰冷的闹剧的魔力之中,我连忙结结巴巴地喊出审判大会的常规口号,借以掩饰我的怀疑与局促不安。作为一个前途光明的演员,我正在模仿那些资格更老的演员,他们正在更大的舞台上表演,说着更冠冕堂皇的台词,在所有那些红色舞台上将巨大的红色旗帜和横幅铺展开来,旗帜上印有金红色的铁锤和镰刀,以及金红色的五角星。革命意识能够自行与道德意识相分离吗?我最初的热忱仍然在那些毫无感情、照猫画虎的姿势下日益高涨吗?这一切加起来会是什么?《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列宁主义问题》,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马克思的语录,丹东的笑声?”

诺曼真是啥话都敢说啊……不过也对,他们国家最后还是没搞社会主义了。

“现在轮到我来品尝背叛者的痛苦了。这发生在1954年秋季,我进大学的第一个年头。我终于到了布加勒斯特,为“大学颂”(Gaudeamus Igitur)的合唱所深深迷醉,它是一首旨在向步入礼堂的教授们致意的学院颂歌。几天后我获悉,鉴于我在高中时的活跃行为和考试成绩,我已被提名为劳动青年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候选人。 这一次,我拒绝了这一荣誉。我为自己找的遁词是:我现在想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学习。军事法庭迅速开庭,这次我发现自己成了被告,很像几年前的迪努·莫戛,我的不堪一击的辩护只不过是种逃避责任的借口。不过,与迪努·莫戛所不同的是,我没有被开除。”

呵,无语了,莫名其妙的罪过。你不接受荣誉,那么就去垃圾堆好了,这种逻辑才是流氓吧……

“工程学真的能够保护我免于政治压迫和“木舌病”的白痴行为吗?那些标语口号,那些陈词滥调,那些威胁恐吓,那些两面派行为,那些约定俗成,那些或大或小、或流利或粗疏、或色彩绚丽或无色、无味、无嗅的谎言无所不在,在街道,在家中,在火车上,在体育馆中,在医院,在裁缝铺,在法官席。在所有的地方,低能都居于至高无上的主宰地位,很难保持免疫。”

不多说,自个体会。

“命运对我们扮着鬼脸,以便使事物保持活力。在我读大学的最后一年,我偶然遇见了斯特凡·安德烈,现在他已提升为地质系的助教。这是个微不足道的过渡性工作,他在重新进入政治领域之前,假装是一个“科学”研究者。社会主义的居住规定只给那些在布加勒斯特有长期居住权的人发放布加勒斯特的工作执照,谁都不得搬到首都去住。我没有像我一样来自外省的安德烈同志的政治关系,所以,与他不同,我无法让人们忽视这种障碍。“你似乎有望进入一项伟大事业的行列中,可是你却选择回归平庸。”在我上高中时退出政治活动之后,有人就曾这样告诉我。1959年,当我回到我的家乡布克维纳时,也许有人会对我说出同样的话。”

我们社会也同样如此,一个人如果没有专注于大众关注的焦点行业,而是投身于自己的爱好,那么就会被认为是平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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